2020-03-22-唐捐:春夜读杨牧,重建多神的星空

2020-03-22-唐捐:春夜读杨牧,重建多神的星空


唐捐:春夜读杨牧,重建多神的星空

楊牧诗作,或猎其鸿裁与艳辞,或衔其山川与香草,不同读者进入诗行总能捕捉到美感与哲思。

特约撰稿人 唐捐 发自台北

2020-03-22

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中的杨牧。

图:目宿媒体提供

【编者按】3月13日,台湾诗人杨牧辞世,享年八十。一时四野声恸,其影响本超越诗歌及文学界。于其生平、创作及影响,杨佳娴日前曾于端传媒撰文分析;今诗人唐捐再为文,自汉语与现代性之脉络,讲解杨诗给我们留下的无法绕开的文学景致。

1.

杨牧十六岁进军台北诗坛,正是“现代派运动”大肆展开之际(1956年)。纪弦提出“横的移植”、“主知”与“纯粹性”等口号,青年诗人闻风而起,竞相猎奇出新,风格警策者固多,但也不乏鲁莽灭裂、纠缠紊乱、惺惺作态者。(依照杨牧看来,是使新诗创作进步了三十年,又退步了十年。)惟在讲求前卫性之余,当时尚有“现代抒情”的路线,郑愁予、林泠、痖弦皆为个中好手。愁予凭其少年天资,把1940年代以前的抒情脉络融入1950年代的现代风潮,堪称前驱。

叶珊时期的前三本诗集,已有自家面貌,但在头角峥嵘的1960年代里,大抵仍属后进。就前卫运动的立场而言,叶珊的诗观略嫌保守,风格婉约柔弱;从本土视野看来,又显得耽美而雕琢,远离现实生活。惟他以青年之姿浸润于潮流,又能适度加以抵抗与反省,仍极可贵。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他发现浪漫主义的现代价值,坚持以“优美的中文”写诗,尽量放大并凿深对中西文学的理解(而不是什么“波特莱尔以降”)。

到柏克莱攻读比较文学博士(1966-1971),杨牧学养大进,诗艺亦有显著的突破。《传说》(1971)的出版,更标志著诗坛新典范的形成;此后十五年,我们将看到他逐渐“超车”,跃为诗界大宗师。此集的〈延陵季子挂剑〉、〈流萤〉、〈武宿夜组曲〉诸作,取材于中国经史,又善用英诗的戏剧独白体,恰好符应乃至引领战后台湾诗史第二期的新动向(回溯传统资源,关注当代现实,救济晦涩闪躲之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杨牧的现代主义技艺也有显著的增长,甚至颇具前卫性格。〈十二星象练习曲〉与〈山洪〉都是重量级的篇章:前者表现越战时代青年的爱欲与虚无,句法横恣,触及非理性美学;后者为具有强烈悼念情怀的叙事诗,蕴含神话与哲思,但对内面世界的经营超过情节。即便是短制,亦展现出滂沛的创造力:

害病的蛇我要对你说秋天可有多寂寞
总是他在假日裹追捕山贼于沼泽
咻咻的拥抱惊走苹果那种好看的垂累
你缱而绻之用那低度的温暖,唉蛇
做他情人的镯子唉唉我求你
他的情人本是常常遗失玉镯的妇女
不善刺绣,不善采撷,却懂得搜集;总之
你悄悄回归,仍然是我最后的
伙伴——你是走向坟地的一条路
清洁,凉爽,深为送葬的行列所赞叹

这是〈蛇的回旋曲〉(1969)三节之三,蛇较常被固定在邪恶阴毒的形象,杨牧则接续了一种民间传统,赋予牠身体的、变化的、魔魅的色彩。意象浓密而富丽,又有诡异破碎了的节情,索解不易;但即使在这样富于现代感的篇章里,由于倾诉语态与顿呼格的适度运用,居然营造出一种可亲可感的抒情氛围。

以中国为终极的文化索引(ultimate cultural reference),多方转化传统文学体式,并著力发挥汉语的特质,可称之为“汉语性”;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构造及其深度脉络,敏于捕捉当代人的经验与感受,热心试验语字的崭新组合,可归属于“现代性”。1970年代初,诗人改笔名为杨牧以后,持续“汉语性”与“现代性”齐头并进的策略,在《瓶中稿》(1974)里有了更为出色的表现。〈十四行诗〉十四首,无论体式与内涵都更倾向于现代,启发了后来的夏宇。〈秋祭杜甫〉、〈林冲夜奔〉一短一长,皆不仅在字句典实上用古,而能开较深入的对话。这时的杨牧在诗艺上的成就,差不多已超越他的前驱愁予了。

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中的杨牧。

图:目宿媒体提供

2.

​纪弦虽有上海现代派的经验,为台湾带来一些新潮,但他对于1930、1940年代汉语诗坛的成就,实无周密的体会。二十世纪前叶,中国颇有才气与学养兼备的诗人(如徐志摩、戴望舒、梁宗岱、冯至、卞之琳、何其芳、辛笛等),对于域外诗学的吸收与转化,以及欧化、文言、白话的调配与锻练,都累积了不少成果。可惜格于年寿,或受到政治变局的干扰,不能长期而充分地驰骋才能。杨牧可以说是完成汉语诗坛的未竟之志,为世界诗坛贡献了一位具有诗学高度的大师(我认为这远比谁是第一位得诺贝尔奖的诗人重要)。

从20岁到70岁,杨牧诗歌创作的鼎盛期则维持了五十年之久,风格繁复多变且各阶段皆有力作,大约只有洛夫(1928-2018)可相比并。文学知识、思想纵深与诗艺虽不必然成正比,但在同样富于诗才的前提下,创作时间一拉长,高下广狭也就逐渐区判了。1970年代以后,杨牧诗艺与学术相互支援的现象愈趋显著:就“知彼”而言,现代诗体式既来自欧洲,上溯其文化渊源乃能与当代西方诗人在等高的书桌上竞写。就“知己”而言,杨牧对诗骚传统、汉赋唐诗以迄中国现代文学都有深度研究,经强力的诗意转化后,遂能彰显“我们的”优胜之处,进而反客为主。

杨牧的诗,极可能是汉语诗界里最难于外译的,其情况近于汉赋唐诗。这是因为他不仅仅以意象、隐喻、情节或想法取胜,而更倾向于把感知过程緜密地织进文字的黼黻里。他执著于调控汉语文白纯杂的多层次肌理,再加上密集的回行,句与句的边际较为开放。《北斗行》、《禁忌的游戏》、《海岸七叠》、《有人》等四集,将汉语之美推向极致,但似乎也有过于沈溺于辞华之弊。惟一旦有适度的小情节做为葡萄架,让语字去漫衍,便常能生出饱满的果实。

例如〈热兰遮城〉(1975)写欧洲来的殖民者迷于福尔摩沙的风情,赋予历史一种强烈的感官性。再如〈禁忌的游戏〉(1976)四连作以西班牙诗人罗尔卡传奇生涯为刍形,寓有深广的同情:

试著来记取
一份伟大的关怀,在格拉拿达
试著记取你们的语言和痛苦
绿色的风和绿色马,你们的
语言和快乐——你们偶然快乐
——在河岸醒转的林外
小毛驴的蹄声,此刻,响过酒和收获

这种语言比较清朗,甚至不避讳简单,同时兼有声响与色泽。名篇〈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1984)面对解严前夕的迷惑青年,不惜放松语言去端详、去试探一颗心如何“早熟脆弱如二十世纪梨”。但此诗在杨牧诗里恐怕不具代表性,他并不习惯如此横恣而说。

叙事性与雄辩之力,乃是杨牧在抒情之外的重要才能,最能反映其学养与气魄。故长诗为他所向擅场,奔腾百行而不馁,散文句法在他笔下伸缩变化,反而成了包纳滂沛感知过程的利器。简净者已如上述,繁密者则有〈妙玉坐禅〉(1985),借由意象的布缀与搬演,展示了宗教、爱欲与命运的课题,那种惊骇舞跃的文字风格恰能精准再现幽黯的内涵。

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中的杨牧。

图:目宿媒体提供

3.

身为陈世骧的嫡传弟子,杨牧其实并不(如一般猜想)那么常去标举“抒情传统”。以“中国:抒情”对比于“西洋:叙事”,在他这里也未必可以无疑。从中国文学传统中寻索史诗与悲剧,正是杨牧初期学术生涯上的重头戏。提出“周文史诗”之说来阐释诗经,从乐府诗中找到具体而微的悲剧精神,便是其成果。再就抒情技术而言,杨牧得之于历代西洋lyric者,并不下于诗骚传统。他关注浪漫主义诗人,但也热爱味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米尔顿的文学。

他曾拈出“叙事以抒情”一语来论诗,这个“以”字(而非“与”字)说明了两端并非对立或孤立的概念,而是彼此渗透,相互为用。他在每个时期都写下带有浓厚抒情性的叙事诗或诗剧,并曾密切参与时报文学奖“叙事诗”项目的创设(1979)与评选,从而鼓动一股风潮。《时光命题》(1997)里留有一组“五妃记”诗剧残稿,似有意延续创作《吴凤》的志意,终于未果。杨牧虽善写戏剧独白,惟主体性太强,善咏叹而非反讽,又常被雅言美辞所限制,反而无法像痖弦那样拿腔作调,放开来表演。

五十岁以后的杨牧续有突破,以动植物为对象,融合神话想像与生态书写尤具开创性。但更惊心动魄的,可能是写世纪之交的几个长篇,包含〈预言九九〉、〈囊蚀〉、〈陨萚〉、〈失落的指环——为车臣为作〉、〈以撒斥堠〉等。前三者以思维辩证取胜,后两首则主于叙事经营,似有以域外情境映射台湾的意思。六十岁以后,他大约“只写出”八十首诗。收关诗集《长短歌行》,有组诗和陶,又有连作变奏韩愈的琴操。同时又在跋尾中再度宣示,一生的文学志业在于希腊精神。在汉语传统中标举典范,在远古异国中寻索归穴,这两件事不容易一下子连系起来,但在杨牧的“跨文化”诗学系统却又那么自然地被贯通。

早在1970年代,杨牧奉叶慈为理想的诗人典型,宣称要航向爱尔兰。其后不断上溯,航向美好的文艺复兴,伟大的罗马与希腊。叶慈除了诗艺周洽之外,建立国家文学的功绩亦为杨牧所心向往之。晚年这首〈岁末观但丁〉(2011)或许能够说明他的追求:

虽然我体会之深远超过常人,屡次
也曾于困厄其中意识到荆棘蒺藜
甚至领悟到猛兽爪牙的遭遇等等恐怕
不仅只是一种试探或考验,当我
自地狱回头看到早先走过──
在笃实事神不曾或忘的
味吉尔指引下
──深渊边缘多少无辜的灵魂不知
所以然地等候著,但我的信心微乎
其微,虽然我稍识你形上的路径和神学
于万一,仍不免抬头呼救:但丁──
但丁.亚历吉耶雷

“岁末”已有身在晚岁的觉知,所“观”者不仅在叙事情节,语句构造,还在其其神学与形上学的思维。“诗人但丁”引领“诗人我”步步探索,正如味吉尔之于但丁。对于里面蕴含的宗教思维,杨牧说“我的信心微乎其微”;惟《神曲》能够“继承传统,给出意义”,为义大利文学拍板定案,这正是杨牧自许可以贡献于现代汉诗者。

多位论者曾指出,杨牧诗作有时比若干故意闪烁其辞的前卫诗人还难于解读。然而或猎其鸿裁与艳辞,或衔其山川与香草,不同读者进入诗行总能捕捉到美感与哲思。杨牧以语句为丝线,织锦绣采,屡屡提及“黼黻文章”一语;他看重诗的精神性,亦极迷恋于其物质性与感官性,有时颇近于罗兰巴特的文本观。因而虽著力重建希腊多神的星空,所造文本却横恣快意,时有后现代的景致。正如他宣说“为人而作”与“为文而作”是不相冲突的,人去境留,黼黻里永有血气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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