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21-中资书店沦为政治稻草人：经济抗争，你要珍惜的是什么？

中资书店沦为政治稻草人：经济抗争，你要珍惜的是什么？

远离对人最基本的关怀，把对极权的不忿发泄在错的对象上，这是在可知的未来里不断操作的精神麻醉。

特约撰稿人 袁兆昌 发自香港

2020-03-21

【编者按】香港频传书业消息，来自新加坡、服务香港逾40年的大型连锁书店大众书局，3月19日宣布旗下16家门店 全部结束营业 ；中资连锁书店商务印书馆亦有两间分店租约 期满结业 。乍听起来，这些消息承因于近日香港所谓“零售寒冬”，其背后则是十个月的抗争外加近三个月疫症。大众书局固然是港人集体回忆，商务印书馆则因是中资企业，近年一直与三联、中华书局一起，为反对中资企业人士“杯葛”，过去数月亦于街头运动中被抗争者“装修”。于此种种，出版人、作家袁兆昌却由自身多年从事出版事业、以及于雨伞运动后开办书店的经验出发，持有不同的看法。

上市外资公司（大众）看中了香港，著名台资（诚品）看中了香港，他们开的不是可谋暴利的商店，而是需要大量劳工的、与文化有关的零售生意：书店。外资和台资的经营手法，深刻地影响有中资标签的连锁书店。近十年来，三者互相竞争、仿傚、转型，不巧遇上香港前所未有的战争和抗疫状态：去年六月抗争，年轻人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至今仍未平息；年初疫情爆发，学生停课，大量市民自行在家隔离，加之庙堂经书染毒的启示，书店生意似无前路。外资㝤夜狠狠收店遗六百员工，中资收两间分店，包括著名的佐敦分店。

中资书店是政治稻草人？

事实上，书店这门行业退潮许多年，岂止当下“抗争”、“疫情”因素。而在年轻人的血泊旁，中资商务印书馆却沦为政治稻草人。尽管书店面前，人人都是消费者：去“商务”买书的人，可能只是因为书入得快、活动办得好、信用卡折扣做得多，可以是没有一个“政治”理由的。而另一边厢，就算被称为“黄店”的小书店，它们的特色肯定不仅是“黄”，更值得讨论的是入书眼光，击中了哪些读者。

黄色经济圈的手足，机会来了么？须知因“黄”买书支持仅是一时的，因“书新价廉”买书才是无法抗拒的消费示范，若以有益文化发展来论，我们要抗衡的是后者。于1997年创办、而于Sars期间自盛而衰的香港“ 二楼书店 ”洪叶书店曾在当年掀起折扣战，弄得其他许多二楼书店经营更刻苦，非关政治，而是行业伦理。与之类似，大众书局引入的书店经营方式，诚品进驻香港的“后诚品”生态，哪管是新加坡还是台湾资本，所谓“中资在港经营”的百年老店，就是活在夹缝中；里面有许多努力著的“食穷礼义廉”巴丝（注：兄弟姊妹，抗争手足）在工作，有志投身书店业的年轻男女，也有在书店工作三四十年的可爱人物。

书店退潮，在我看来，是劳工的事，也关乎香港文化还有没有物理上空间上的传承，我们要讨论的是：1. 有志文化事业的员工去向、如何支援；2. 书店空间以什么方式存在。而不是鼓掌叫好，沉迷在针对中资背景无限loop，这是情绪上的懒惰：没有转型到理性，渐渐盲目。怎样才能在中资书店与黄色经济圈的讨论中，尝试寻找缺口，并提醒参与经济抗争的人，什么才是我们要珍惜的？

独立书店：占中精神延续

也是由此，我想分享自己在西环开过的一间“黄色小书店”的经历。

时间是2014年，占旺时期的马路上，有人架设一座图书馆，书籍多样，也竟有我的小说在。图书馆生命短促，却唤起我对“空间”、“阅读”、“漂书”等概念的关注；占旺清场后，我想到的是：开一间小书店。其时，社会并无太强烈的黄店蓝店之分，倒有不少书店背景fact check新闻，例如“三中商”是中资什么的，那些信息早在我高中时代已经知悉，后来投入出版工作，又有文友通消息，知道实情与细节，可以这么说：新闻报道用的那种角度是必然的，古往今来几无一项文化工作不是没有引人联想，甚或令人恐惧的背景。其后，有纸媒与网媒吹起一股“寻找独立书店”的潮流，为占领者在清场后觅得慰藉精神的良药，纷纷支持小书店。

2015年初，我在西环找到一个只有五十呎的地舖空间，取名“地摊”，从我认知的占旺图书馆延伸想像，并引进“自由定价”概念，摆放文艺和抗争阅读物品。“自由定价”背离市场既定规则，盼读者可思考书于自己的价值。书店每天只开三四小时，在IG和facebook张贴营业时间的告示，来者大多是文艺爱好者，为新书和二手书自行定价的过程，包括与店员交流：说出定价原因。例如原价$68的梁秉钧诗选《半途》，有读者开价$80，并说“这么好的一本书，不应该只卖$68”。我们不会炒卖，我掏出一些珍本，都由读者自行定价，说个理由，便可出价购得，例如炒卖市场里约值四五百的，读者出价一百，都照价发售。这是基于小店开业的初衷与原则，希望与抗争者分享更多文艺作品，推广值得香港人珍视的本土文化产物。

自由定价，读者自助

不久，书店开始引起主流媒体和网媒关注，每次访问，我都提到占领时期唤起的“香港精神”：（占领期间）无私分享、彰显良知、追求公义⋯⋯我们逐步掌握了公民社会构建的必要条件，并且有时间（政府故意延后清场时间）和空间（街头）长期实践，每晚七八点有人捧著饭盒派送给马路上的人，不断有讨论会、小型集会、放映会，人人公民，人人演说，引经据典，传递思想。书店开业初期，都有延续这些元素；书店空间不容许办活动，作家在对面公园办读书会。有作家不嫌店太小，也来办个签名会支持书店营业，吸引一群读者排队排四五十米，挤到店外等候犹如轮米，作家在狭小的空间亦如济世神医街头会诊把脉。更有作家捐书，不收分文，供我们贩售。我们开始有一群相熟的读者，不过在数量上不足以养活书店。

网媒“寻找独立书店”行动渐成风气，在西环一角加了“地摊”。它产生的背景是“中资书店”独大垄断一条龙连教育事业下删五千字的指控，许多读者或打卡者，都将抗争行为转移到“买书”这个消费行为上，大家关心的或者包括小书店的人物故事，抑或真有适合他们的书可买，更关心的是预设“抗衡中资”的立场。同时，有网媒邀请小书店每周介绍书籍，亦有纸媒邀请“地摊”定期在纸媒的网上平台写书介，借此效应，确有不少读者走访各店，书店经营者实际得益未必很大——买书是习惯，而不是潮流。占后寻得的安慰则是无价的。

在网络上，有许多“忽然读者”或者根本不买书而又经常写作的人，不明白经营一间书店需要怎样的读者，而香港人尽管经历了几多次情绪动员，还是没想得通一回事：香港有个自有永有的文化包袱，它是先天地、必然地连接中国大陆，我称它为“文化中国”。我辈年少时代阅读的外地作家翻译作品，大都来由大陆，例如近日热议的秘鲁诺奖作家略萨，我辈读的版本都是简体字的译本。当年的大陆译者和出版者似乎没有需要处理版权，走在华文翻译最前线，最快最新，推出文青必读之书。就说简体字书的引进，加上当时中港汇价差距，二十年前的香港就养活了好几家旺角二楼书店，先行者如文星，后进如绿野仙踪，亦喂哺我辈，大开眼界。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时至港岛小店收店和搬迁，在“地摊”数百米以外开张，引来二手书买卖的残酷价格观：我实地考察，新张期间，二手书五本只需一百元。我回到“地摊”，发现有读者就捧著该店的二手书，在“地摊”捡了十数本，仅付书价一折不到的价钱。我们的“自由定价”一下子掉进价值观的大坑——我们推广的是读者自主，希望读者在社会情绪低落的当下，排除商业挂帅的香港、不由自主的香港，接纳一个共享的、智慧的香港。大驾光临的读者，却视自己为普通的消费者，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获。

我们最大的敌人，当然是无耻的、贪婪的、嗜血的杀人政权；更大的敌人，其实（一直）是情绪主导的、容易怠惰的、善忘的自己，并且以为一时掌握的方法，可以奉为对抗强权的武器。来到“地摊”的读者，大都知道这间小店的初衷，认同“自由定价”本质上的互信机制，享受自由自主的阅读空间。可是，香港还是有太多种“读者”，他们会在一年间认识几十间小店，又会在一年间忘记几十间小店；抑或小店消失前，大家都会忽然光临打卡RIP。“地摊”大部分读者都是文艺爱好者，只有小部分典型的二手书读者，以低价购得书籍为荣，上网讨论还会得意洋洋。“地摊”有段日子是奉行读者自助的营业模式，这个并没有宏大理想，仅属节约雇人的成本而已，尤其到了后期，确实亏损太大，难再维持。

最夸张的一位“读者”，他倒跟足规则，自律地在店里记事本，记录买了哪些书或东西，包括全新未开箱的“他们在岛屿写作”DVD，这是我自己在台北国际书展买下来，在店里摆放，看看有谁感兴趣，分享出去。结果，这位“读者”买了，还买了九本书。他放下的是一百元。被人以一百元捧走心爱的套装DVD，这道“伤痕”源于读者对于文化产物的无感、无知或无奈（可能没带充足的金钱吧）。文学作家纪录片难道只值一百吗？明显是读者对他手上的东西不认识，这是我最善良的猜想。

早在这位“读者”出现前，我已决定收店。说好的七一游行，我自2003年开始，几乎每年都出席；2015年仅余的人，都是每年见过的脸孔，公民再无斗志似的。在这种气氛下，我们还可谈什么？“自由定价”真要有能准确传递理念的条件，才可运作；游行人数告诉我，公民社会的确是确立起来了，我们欠的是信息接收者——其时摆街站的人，来自各个行业，可惜游行的人数，不够支持他们。我知道书店的命运已到尾声，尽管偶尔有人还拿出些证据来指控中资书店，大家还是渐渐明白，别无他法，暂时放下。恰巧在书店的最后一个月，遇上那位“读者”，他以残酷的手法告诉我：香港已经回到一般消费状态的香港，接下来要做的是，去接受它。

对极权不忿的错误发泄

香港今日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战争状态：一群有执法正当性的、有充足装备和训练的人，在违反社会给他们的制约，残害大量崇尚民主自由的公民。我们要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已经那么困难；任意让这种情绪寄托在（意味一大群人失业的）书店倒闭的新闻，回带陈述中资背景的原罪，这不是偶尔迷茫的若有所失，而是在可知的未来里不断操作的精神麻醉——远离对人最基本的关怀，把那种对极权的不忿，发泄在错误的对象上。划分黄蓝，仅是方便我们用最低代价（做好每个消费选择）达到最大效果，而不是打倒巨人的、最见效的手段。

一间历史悠久的书店结束一间分店，自有它的客观因素；它有固定读者都挨不下去，其他黄色小书店又将如何？大书店原店员工又将如何？再有人愿意为文化事业献身吗？爱书的人，到黄色小书店，能买到他们想要的书吗？“地摊”则告诉我们，黄色小书店是需要一群有固定阅读习惯的人持续光顾，而不是一时兴起“惩罚”黄店的那股激动。书店是奇特的行业，它会在大风景消失，又会在别处诞生小风景，而前提是有充足的读者支持。

香港人到底几时才可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