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9年，乌克兰的诞生 | 镜相

当地时间2月21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宣布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

当地时间2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电视直播发表讲话，他表示，乌克兰将保留进行独自和集体防卫的权利。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领土边界的承认不会因俄罗斯的行为而发生改变。俄罗斯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是其单方面退出明斯克协议的行为。

本文节选自《欧洲之门》，深度再现乌克兰2000年历史。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分享，回顾“乌克兰的诞生”。

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召开公开会

随着乌克兰地区在14世纪末被并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及双边关系开始决定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两国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对乌克兰地区的将来尤为重要。

1385年，33岁的立陶宛大公约盖拉（他自称蒙神恩的“立陶宛人大公及罗斯领主”）在今属白俄罗斯的小镇卡列瓦签署了一条敕令。

这条敕令除了名称外，完全就是一份与12岁的波兰女王雅德维加派来的代表签署的婚前协议。为了得到波兰的王位，约盖拉同意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皈依基督教，并推动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合并。一年后，约盖拉被加冕为波兰国王。又过了一年，即1387年，波兰和立陶宛联军帮助波兰从匈牙利人手中夺走加利西亚，使它重归波兰王国。

卡列瓦联合达成之后，两国又建立了一系列其他同盟以强化联系，最终达成了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波兰-立陶宛联邦由此诞生。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的边界在联邦内部重新划定，将大部分乌克兰土地归于波兰，白俄罗斯地区则留给了立陶宛。波兰与立陶宛的联合由此意味着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讲，怎么强调卢布林联合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它将成为近代乌克兰版图形成并成为可资本地精英阶层利用的知识资源的开端。

在立陶宛大公国的罗斯精英阶层看来，与波兰王国的联合只会带来麻烦，没有任何好处。卡列瓦联合的直接结果就是罗斯对立陶宛大公失去了影响。这位大公不仅离开了立陶宛，还成了天主教徒，并为他那些兄弟创造了先例——他的兄弟中本有一些人是东正教徒。东正教会主教们对在欧洲最后一片异教土地上建立拜占庭基督教而非拉丁基督教的希望破灭了。

然而，对罗斯政治地位的真正挑战发生在1413年。这一年的霍罗德沃联合被史学界视为一次王朝的结合，深化了只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之间一次个人联姻的卡列瓦联合。霍罗德沃联合的签署双方分别是如今的波兰国王约盖拉与他的堂兄、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新的协议将许多波兰贵族拥有的权利或特权延伸到立陶宛贵族身上，包括无条件的土地所有权在内。近50个波兰家族允许同样数量的立陶宛家族使用他们的纹章。然而问题出现了：只有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家族才被允许加入这场盛宴。新的权利或特权没有被赐予立陶宛的东正教精英阶层。这是国家层面上第一次出现对罗斯精英阶层的区别对待。未能获得新特权的东正教贵族们由此被排除在大公国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之外。雪上加霜的是，霍罗德沃联合的始作俑者之一维陶塔斯大公此前刚刚削弱了罗斯的自治权——他用自己指派的人替换了沃里尼亚王公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统治者。

维陶塔斯在1430年去世后不久，罗斯精英阶层对自己的地位受到侵犯表达不满的机会就出现了。对立陶宛大公宝座继承权的斗争演变为一场内战。以沃里尼亚的波雅尔们为首的罗斯贵族支持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斯威特里盖拉。他的对手西吉芒塔斯王公在1434年做出回应，将霍罗德沃联合保证的权利或特权延伸到大公国的东正教精英阶层身上，将战争的局势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扭转。尽管沃里尼亚和基辅地区的罗斯王公及贵族们依然对西吉芒塔斯的意图抱有疑虑，他们对斯威特里盖拉的支持还是减弱了，使大公国局势恢复了相对的平静。立陶宛宫廷对罗斯地区和各罗斯公国自治权的限制从未间断。随着宗教不再成为罗斯精英阶层不满的根源，这一限制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1470年，立陶宛大公及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废除了王公时代的最后遗存——基辅公国本身。10年后，基辅王公们密谋杀害卡齐米日四世，并推举自己挑选的继承人。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导致主谋被捕，其余密谋参与者则被迫逃离大公国。随着他们的离开，恢复基辅罗斯王公传统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最后希望宣告破灭。到了15、16世纪之交，无论是在乌克兰的政治版图中，还是在其制度、社会及文化图景中，几乎都已经找不到两个世纪之前那个时期留下的痕迹——彼时加利西亚-沃里尼亚正努力摆脱蒙古的宗主权，在本地区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角色。尽管罗斯法律和罗斯语言仍占据主流，却已经开始失去它们先前的统治地位。罗斯文化的核心再也无法与拉丁化影响和波兰语相抗衡。在卡列瓦联合之后，波兰语就在立陶宛大公国中取得了最高地位。

1969年的苏联卢甘斯克市

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君权的膨胀、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对政治及社会行为的约束成为16世纪的标志。另一方面则是贵族阶层对君权加强的反对与日俱增。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内，这种反对来自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他们深深扎根于基辅罗斯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王公传统中。然而到了16世纪中叶，大公国只有在波兰的帮助下才能与日渐严重的外部威胁抗衡，于是精英阶层对君权膨胀的反对也日益无力。威胁来自东方——在15世纪中，东方的莫斯科大公国已经成为一支新兴的强大力量。

1476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他是第一位自称沙皇的莫斯科统治者）宣布从金帐汗国独立，并拒绝向可汗继续纳贡。他还发起了一场“统一罗斯国土”的运动，吞并了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普斯科夫，并向从前蒙古占领区域之外的罗斯国土提出了领土要求，其中包括今天的乌克兰。15世纪晚期，新生的沙皇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就基辅罗斯的传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莫斯科处于进攻一方。到了16世纪初，立陶宛的大公不得不承认沙皇对此前属于立陶宛的两块领土——斯摩棱斯克和切尔尼戈夫——的统治。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在今天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上获得统治权。

莫斯科大公国的西进在16世纪初受到立陶宛大公们的阻碍，但在16世纪下半叶又重新开始。1558年，兼具魄力和领袖魅力同时又古怪、残忍并拥有极端自毁性格的莫斯科沙皇伊凡雷帝进攻了利沃尼亚，引发了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利沃尼亚位于立陶宛大公国边境，包括今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部分领土。战争将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瑞典、丹麦、立陶宛都身陷其中，最后波兰也参加进来。1563年，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越境进入立陶宛大公国，夺取了波拉茨克并袭击了维捷布斯克（维特布斯克）、什克洛乌（什克洛夫）和奥尔沙（均在今白俄罗斯境内）。这次战败激发了立陶宛下层贵族对波兰-立陶宛联盟的支持。

1568年12月，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在卢布林召集了两个议会（其一为波兰议会，另一为立陶宛议会），希望议会代表能够达成新的联盟条件。谈判之初相当顺利，双方同意共同推选国王，选举共同的议会（国会），并给予立陶宛大公国更多自治权。然而立陶宛的大贵族们拒绝归还他们手中的王室土地，而这是波兰贵族最主要的要求。立陶宛代表们收拾起他们的东西，召集起他们率领的贵族代表，离开了会议。这一举动事与愿违：离席的立陶宛人出乎意料，波兰议会在国王的批准下开始签署法令，将立陶宛大公国的省份一个又一个地转移到波兰王国治下。

立陶宛大贵族们曾经恐惧他们的土地落入莫斯科沙皇国之手，现在却眼睁睁看着这些地方将变成波兰人的地盘。为了阻止他们强大的波兰盟友的恶意接管，立陶宛人回到卢布林签署波兰代表指定的协议。然而他们回来得太晚了。1569年3月，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族群边境地区的帕得拉夏省被划给了波兰。沃里尼亚在5月被划走。

6月6日，也就是波兰-立陶宛谈判重开的前一天，基辅地区和波多里亚地区也归于波兰。立陶宛贵族们只能接受新的现实：如果他们继续抵制联合，将失去更多土地。19世纪著名的波兰艺术家扬·马泰伊科曾以其庄严的笔触刻画了卢布林议会的情景。画中，联合的主要反对者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在国王面前下跪，却又抽出宝剑。

乌克兰士兵

卢布林联合创造了新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国家拥有一位由全国贵族共同推举的君主和一个共同的议会，并将波兰贵族享受的自由权利延伸到立陶宛大公国贵族身上。立陶宛大公国仍保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国库、司法系统和军队。这个被称为“两国共同体”（两国即波兰和立陶宛）的新国家是一个准封建制国家，由地理上得到扩大、政治上也得到强化的波兰王国主导。位于乌克兰的贵族领地并非一次性被波兰合并，而是被逐个蚕食的。除了有关政府和法庭可以使用罗塞尼亚语（乌克兰中部方言）以及东正教会权利将得到保护的承诺外，这些被合并的领地没有得到其他保证。

在卢布林议会上，乌克兰地区由本地贵族代表。这些贵族包括王公和波雅尔们，与立陶宛的联盟反对者的构成相同。但与立陶宛贵族们不同的是，乌克兰代表们选择了加入波兰王国，同时要求他们的法律、语言和宗教得到保障。乌克兰的精英阶层，尤其是那些王公家族，为何要同意这样一个协议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决定现代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之间分界线的行政划分将以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新边界为基础。

立陶宛大公国的乌克兰省份是因其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与白俄罗斯省份不同而加入波兰王国，还是卢布林分界线造成了两个东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差异？我们没有证据认为16世纪中期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在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边境地区，人们仍使用一种介于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之间的方言。也许在16世纪时他们使用的就是这种方言，这令我们难以仅仅根据语言学标准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不过，基于故有罗斯土地分界线的卢布林边界似乎强化了长久以来一直在形成的差异。历史上，基辅地区及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与北方的白俄罗斯地区有着很大的不同。从10世纪到14世纪，它们曾是独立或半独立公国的核心地区。到了15世纪和16世纪，乌克兰地区在立陶宛大公国中处于边缘位置，又面临着来自开阔草原边境的威胁，这一切都使乌克兰地区与立陶宛大公国其他地区变得不一样。

与立陶宛贵族们不同，乌克兰精英阶层不认为保持大公国的事实独立地位对他们有多少好处——在面对来自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鞑靼人日益增大的压力时，立陶宛已显得孱弱。波兰王国可以在对莫斯科的战争中帮助立陶宛，但它不太可能在乌克兰对抗鞑靼人的低烈度战争中施以援手。让这些边境地区加入波兰则可能让波兰改变态度。

无论如何，乌克兰王公们同意了将他们的土地并入波兰。我们也没有证据认为他们曾经对此感到后悔。在波兰的保护下，沃里尼亚各个王公家族的领地不仅没有丢失，还获得了急剧的增长。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在本地王公中毫无争议地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他通过选择支持国王决定了联盟的命运。他不仅保住了自己原有的弗拉基米尔城长官和基辅总督的位置，还扩大了自己的土地。

到了16世纪末，奥斯特罗斯基已经坐拥一个私人帝国。40座城堡，1000个城镇和1.3万个村庄归这位王公所有。17世纪初，他的儿子雅努什拥有的金银财宝足以支付整个联邦两年的预算。奥斯特罗斯基只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召集一支拥有2万名步兵和骑兵的军队，其规模是国王在边境地区拥有的军队的10倍。

在他一生中，奥斯特罗斯基还多次成为波兰和莫斯科沙皇国君位的候选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附于他的下层贵族无力对抗这样的一位显贵。因此，奥斯特罗斯基继续掌握着一个庞大的贵族网络，地方和联邦议会中都有听命于他的代理人。不仅本地贵族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就连国王和议会也不敢挑战这位罗斯无冕之王的权威。议会禁止王公们在战时派出自己的军队，但鞑靼人的攻击长期威胁着草原边境地区，而联邦常备军没有王公们的军事力量支持就难以应对这种局面。

俄乌局势加剧紧张，顿巴斯地区民众生活如常

卢布林联合之后，一些乌克兰王公保住并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奥斯特罗斯基父子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的，但并非独一无二。另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沃里尼亚王公家族是弗什涅维茨基家族。米哈伊洛·弗什涅维茨基在沃里尼亚的土地与奥斯特罗斯基相比微不足道，但他将之向第聂伯河以东拓展。这些土地要么尚未开垦，要么在蒙古人统治期间被定居者抛弃，现在又暴露在诺盖鞑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攻击之下。

弗什涅维茨基家族向草原扩张，建起新的定居点，修筑城镇，资助修道院。很快，弗什涅维茨基家族在左岸乌克兰（东乌克兰）的土地就足以与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在沃里尼亚的土地比肩。这两个王公家族成了乌克兰最大的地主。

沃里尼亚王公们是草原边境地带垦殖的最大推动者，而卢布林联合在这片地区造成的变化帮助了他们。波兰王室组建了一支规模不大但十分机动的常备军队，由王室领地的收益供养。这支军队帮助沃里尼亚抵御了鞑靼人，并推动了对草原地区的持续殖民。刺激人们对草原边境地带进行垦殖的另一个因素是这片地区被纳入了波罗的海贸易圈。随着欧洲市场上谷物需求的增长，乌克兰逐渐开始赢得其“欧洲面包篮”的称号。

希罗多德时代以来，乌克兰谷物第一次出现在外国市场上。大批农民为了摆脱农奴身份，从邻近政府中心的土地上逃离，涌入这片地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迁入乌克兰的草原边境地带，因为这里的王公贵族们正实施免税的定居政策，允许新来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用服劳役，也不用缴税。作为交换，他们必须在这里定居，并开垦土地。

东进的移民潮为乌克兰犹太人群体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文化机遇。根据保守的估计，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乌克兰犹太人的数量增长了10倍多，从约4000人增加到5万多人。他们组成新的社区，建起犹太会堂，并开办学校。然而这种新的机遇并非没有代价。它们让乌克兰犹太人身处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的夹缝之中。最开始，这两个群体都是东正教徒。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随着许多王公改宗天主教以及波兰贵族涌入这片地区，犹太人陷入了满腔怨气的东正教农奴和贪得无厌的天主教主人的包围。这种状况是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

与国王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的期望相反，卢布林联合并没有成为反对派贵族们的约束。可以肯定的是，它让奥斯特罗斯基和其他乌克兰王公的地位变得更加显要。然而，这些人的故事里并非只有聚集财富和土地。自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消亡以来，乌克兰王公们第一次开始涉足文化和教育事业。这种文化觉醒在新的波兰-立陶宛边界两边同时发生，在王公们的政治野心刺激下愈演愈烈，并与这个时代的宗教矛盾直接相关。

在立陶宛大公国，拉德维拉斯家族成为将政治、宗教和文化结合起来的典范。作为卢布林联合的最主要反对者，“红人”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也是波兰和立陶宛的加尔文教教徒领袖，还创办了一所加尔文教青年学校。在他的堂弟“黑人”米卡洛尤斯·拉德维拉斯资助下，第一版波兰译文的全本《圣经》在位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族群边界的城镇布列斯特发行。

16世纪70年代，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在沃里尼亚城镇奥斯特里赫开始了他自己的出版事业。他在这里聚集起一群学者，让他们对照希腊文《圣经》和教会斯拉夫语《圣经》文本，对后者进行修订，由此出版了有史以来最权威的一部由东正教学者修订的《圣经》。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项目，参与者不光来自立陶宛、波兰，还来自希腊，而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圣经》也来自罗马和莫斯科等不同地方。奥斯特里赫《圣经》在1581年发行，首版印数约1500册，现存约400册。今天的参观者可以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HoughtonLibrary）见到其中一册。

教会斯拉夫语《圣经》译本首先在奥斯特里赫出版，而不是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这暗示着乌克兰在东正教世界中的新崛起。奥斯特罗斯基没有止步于《圣经》的出版。这位王公不仅继续着他的出版事业，用教会斯拉夫语和大众更容易接受的罗塞尼亚语印刷书籍，还通过开办东正教青年学校（与拉德维拉斯创办的加尔文教学校类似）进一步拓展自己的学术活动。他的雄心也并未就此满足。有清晰的证据显示他曾探索过将牧首驻地从君士坦丁堡迁往奥斯特里赫的可能性。这个想法从未实现，但在16世纪末，奥斯特里赫可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东正教研究中心。

罗斯的无冕之王奥斯特罗斯基从历史和宗教中寻找证据，为自己在本地区扮演的角色正名。在奥斯特里赫《圣经》的介绍文字和这位王公聚集起来的那些学者的作品中，奥斯特罗斯基被描述为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雅罗斯拉夫所开创的宗教及教育事业的继承者。

“因为弗拉基米尔以洗礼启蒙了这个民族，而康斯坦蒂以文字兴起了唯一的普世教会。”赫拉西姆·斯莫特里茨基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很可能也是上面这句诗的作者。他来自“波兰罗斯”，即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那里的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贵族和居民受益于波兰的文艺复兴教育，远较立陶宛大公国的同等阶层为早。

奥斯特罗斯基聚集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国际化的，其中最出色的一些人拥有波兰背景。那些为奥斯特罗斯基作颂词的波兰贵族对他为东正教做出的贡献不感兴趣，却竭尽所能为他塑造一个半独立的统治者形象。如果说东正教知识分子将奥斯特罗斯基上溯到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波兰的颂词作者则“构建”了他与哈利奇的丹尼洛——奥斯特罗斯基的出生地沃里尼亚最有名的统治者——之间的历史联系。服务于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和他们的姻亲扎斯拉夫斯基家族的波兰人为他们的恩主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和政治空间，其范围不由东正教会或立陶宛大公国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已有边界决定。这个空间就是“波兰罗斯”，即波兰王国内部的东正教地区。通过将卢布林联合制造的边界加于东正教罗斯的旧地图之上，颂词作者们创造出一个现实的历史政治存在，它将在未来为近代乌克兰民族的形成提供一份地理蓝图。

俄乌局势加剧紧张，顿巴斯地区民众生活如常

在艺术与文学领域之外，实际地图的绘制也是将卢布林分界线加于旧地图上的方法之一。一份由托马斯·马可夫斯基在16世纪90年代制作的地图显示了波兰与立陶宛罗斯（用现代名词来说就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新边界。这张地图名为“立陶宛大公国及毗邻地区”，其中包括乌克兰地区和一张第聂伯河流域的插图。学界认为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为这张地图提供了乌克兰地区的资料。本地名词“乌克兰”很可能经由这位王公或他的家臣之手才得以出现在这张地图上。

这个词成为卢布林分界线以南部分地区的标注，指的是位于第聂伯河右岸、北至基辅、南至卡尼夫的区域。如果人们选择相信制图师，那么卡尼夫以南就是蛮荒的草原，上面的标注为campideserticitraBoristenem（意为“包律司忒涅斯河此岸的荒原”）。由此“乌克兰”覆盖了这个区域中相当一部分草原边界。看上去它似乎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地方，上面点缀着许多此前的地图上没有的城堡和定居点。同一张地图上这片地区还有另一个名字——Volynia ulterior（外沃里尼亚）。这个命名强调了新“乌克兰”和奥斯特罗斯基家族故土老沃里尼亚之间的紧密联系。

卢布林联合开辟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这一空间首先为信仰东正教的王公家族的精英们所掌握和利用。联合并没有剥夺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反而将之放大。当王公的饱学家臣们用与主人的政治野心相关的内容填充这个空间时，他们在历史中寻找参照和先例，诸如弗拉基米尔“大帝”“智者”雅罗斯拉夫和哈利奇的丹尼洛的事迹。尽管对过去投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们创造出来的却是一个新事物，它将在未来成为“乌克兰”，这个名字在16世纪王公权力复兴期间初次在这一地区出现。它与卢布林联合所创造的新空间合为一体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