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革命”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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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读者来稿，作者：乌云

中国对新冠肺炎的防疫政策成为了中国阶级矛盾的最大催化剂。在中共2022年10月的20大开幕前，中国为了20大能够顺利召开，许多城市进行了“核酸检测”的常态化，如今回想起来，这一决定不但没有达到控制疫情的效果，反而是让中共企图借助防疫证明“制度优越性”、增强社会管控的打算一一落空，亲自点燃了被统治者这些年来小心翼翼地埋藏在意识深处的怒火。

在中共20大之后，由于新冠病毒本身的进一步变异、其他国家不同程度地放开对病毒的管控政策，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官僚政府声称“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动态清零”政策只养肥了医药资本、而违背了大部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甚至还直接破坏了相当部分的无产阶级、底层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这使“清零”政策在实际中遭到破产。在10月中旬，疫情在各地坚持“核酸常态化”、“动态清零”的情况下出现了全国性的爆发。

在2022年上半年，中共依然能够以防疫为说辞，将一切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等问题都推托到疫情头上去。在2022年10月之后，民众——特别是以商业资本为根基的小资产阶级对防疫政策的态度发生了激烈的变化。首先是官僚们营造出来的无条件支持防疫的舆论快速瓦解，民众对防疫政策的反对逐渐开始变成了对官僚政府的强烈不满。到了11月底，郑州富士康工人的暴动视频迅速在墙外的网络被广泛传播，富士康工人暴烈斗争的场面和胜利，虽然没在国内工人阶级当中获得足够的回应，但振奋了国内能够接受墙外资讯的自由派等人的精神。紧接着发生的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使尚处精神振奋期的自由派民主派从意识上的不满发展至敢于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对防疫政策的抗议，并借此反对官僚阶级的专制统治。

如果这段时间需要以明确的事件来进行梳理的话，那两会前的北京四通桥事件、 郑州富士康工人10月的员工步行回家、11月22日23日的郑州富士康工人万人暴动、11月25的乌鲁木齐大火，以及之后由南京传媒大学学生引发的全国大抗议，到广州城中村里普遍的解封斗争，都是不同阶级民众的反抗意识在社会矛盾的激化下急速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这几个事件是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发生的，这似乎是在黑暗中的一点小火星，突然就成为了一股明亮的火焰，使人在11月底的那几天似乎感受到了一股名为“革命”的热浪正要袭面而来。在这几个事件里，四通桥事件是自觉的自由主义者对专制统治的明确反对；两次的富士康工人事件则是无产阶级从反对资本家的防疫安排，到反对资本家的无耻诈骗式剥削，到最后与专制官僚政府的暴力机器激烈交锋并挫败他们嚣张气焰的过程;在郑州富士康工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广州海珠区的湖北制衣工人，也因为不满官僚主义的封控措施，在城中村开始了与警察的激烈斗争，郑州广州两地工人的斗争，使得两地官僚政府惊慌失措，开始对在郑州的云贵川工人，对在广州的湖北工人进行大规模的无耻抹黑，进行地域分化，但在官僚政府的肆意抹黑之下，工人暴烈斗争的精神反而将持久的黑夜刺出了一道耀眼的光痕，广州制衣工人的斗争，使得此前早已广泛存在的居民反对封控诉求成为一种激烈的行动，工人的斗争使反对封控不再是卑微的请求，不再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诉求表达;而乌鲁木齐大火引起校园悼念到各地抗议，则包含了高校学生反对专制、反对封控的民主主义意识，以及各城市中自由主义者通过悼念活动来宣扬他们反对中共统治的政治口号，除此之外还有广泛的城市居民、工人、小老板等人各自以居住地为单位联合起来要求当地政府解封的自发斗争。

在四通桥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仅仅是一种悲壮的政治表达，警察很快就将事件在现实与网络中扑灭，网络上的信息只能通过各种最隐晦的方式，来显示这一事件曾经发生过。到了11月底，自由派借着在各地参与对乌鲁木齐大火的悼念活动，将相当部分小市民、具有民主主义意识的学生的悲痛与不满，转变成为对彭载舟提出的口号的呼应，将悼念活动变成了一场面对警察呼喊政治口号的自由派政治抗议。虽然各地悼念活动现场都有参与的市民反对这样的政治口号，并且实际上喊政治口号的并不占多数，但这些喊口号的场景依然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在墙外网络获得了最多的关注，并被理解为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自11月23日以来爆发的全国各地抗议斗争中，按照斗争的情况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富士康工人的斗争，这是工人独立进行的一场激烈斗争，斗争对象是资本家以及警察，他们要求富士康兑现招聘时的经济承诺，并为不愿留下来的新员工进行经济赔偿。富士康的工友虽然实际上正在与资本家，官僚政府的联手安排斗争，但并未直接将斗争矛头指向官僚政府;第二类是各地要求对城市生活区进行解封的斗争，这类斗争的参与者包括在城市小区居住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城中村里则以工人为主，还有小老板、小业主等人的联合斗争，这类斗争的对象是当地政府，其中广州城中村爆发了工人居民与警察的激烈斗争；第三类是有民主思想的高校学生、自由派的抗议，这一类抗议显现了民主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口号。

在这三类斗争中，前两类斗争除了唱国歌外，基本上都没有出现明确的政治口号。在第二类斗争中，虽然在普遍意义上来看，都是要求解封，但由于斗争中的阶级组成部分不同，斗争的形式与激烈程度也大不一样。譬如各地小区的封控中，大体上能够保障小区居民的基本生活，各地政府要么在10月后进行“精准封控”，避免长时间的封控，要么是能够为居民运送物资，这让小区居民的基本生活得以维持。但在广州海珠区康鹭村这样的制衣工人生活区当中，工人们生活区的封控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而政府对生活物资提供的工作做得相当差，好几次物资供应都造成了疯抢现象的发生，导致相当部分的工人家庭没有办法获得物资。再加上一些基层政府人员面对工人求助时摆出高高在上、漠不关心的态度，有工人为了生病的孩子能够出去看病，在党群服务中心门前下跪，换来的只是冷漠的呵斥。这些情况都使得城中村里的工人在要求解封的斗争中，爆发出强烈的斗争勇气和决心。广州海珠区城中村的工人多次以暴力方式冲击前来镇压的警察，他们往警察投掷漫天的玻璃瓶，当地警察出动古罗马盾牌阵向工人进行冲击，甚至放催泪弹，都无法真正平息当地工人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一直持续且广泛地存在于工人聚居的城中村当中，可以说，广州的城中村工人在全国居民的解封斗争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现在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对乌鲁木齐的悼念活动被墙外自由派称为“打响了斗争的第一枪”，自由派还将11月26到28日各地的抗议行动称为“白纸运动”或“白纸革命”（因为南京传媒学院中参与悼念的学生手举白纸，其后各地的悼念活动也有自由派手举白纸来响应）。但实际上，在11月26日的悼念活动之前，广州海珠区康鹭村的湖北工人就因为要冲出封控区，与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康鹭村的工人与富士康的工人，早在高校学生以悼念活动与行为艺术隐晦地表达对专制统治的反对之前，就已经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专制统治的铁幕是可以被打碎的！虽然富士康与广州城中村的工人并没有形成他们的政治口号，但他们的行动却大大地挫败了官僚专制的统治威严。正是在工人阶级对警察的暴烈斗争赢得胜利，并且各地居民也广泛要求解封生活区的基础上，自由派才能借着乌鲁木齐大火事件提出自己的政治目的，并力图将所有反抗斗争囊括进自己的政治意图当中，将自由派的政治诉求包装成其他人虽然未能表达出来、但却是普遍潜在的诉求。

在11月底的这几天全国大抗议当中，无产阶级与自由派都分别进行了一场革命的预演。

对于自由派来说，他们预演了如何在一场革命浪潮当中，通过将自己的政治口号包装成广泛的政治诉求，来取得革命斗争的领导权。但在这场预演中，自由派的政治口号没有在和平抗议的城市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解封行动中得到回应，也没有在城中村工人的暴烈抗争中有任何反响。所以这次自由派是在预演了一场没有任何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的革命，但这也是历史上自由派政治革命的特点——通过摘取其他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果实，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他们的政治目标也许包括各种各样的自由，但唯独不能包括无产阶级的自由，因为他们绝不会推翻这个建立在无产阶级尸骨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对于自由派来说，他们预演了一场对革命的意识争夺，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富士康工人和广州城中村的工人预演了一场“革命的”行动。从这场预演中，郑州广州两地工人一方面充分展现了工人自发斗争的强大能量，让越来越多工人相信团结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工人自发斗争是多么的无力。强大是因为他们是革命的阶级，无力是因为还没有革命的意识。在这场由郑州广州工人充当斗争先锋的全国斗争浪潮中，工人的斗争成果与自己的付出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富士康工人先后两次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不过是一些工人能够离开富士康回到老家，一些工人多拿了一些经济补偿，但他们依然未能改变工人经济上遭受资本家剥削、政治上被官僚专制政府摸黑、并且被郑州、徐州、西安等政府像病毒一般相互排斥、隔离对待；广州工人也同样在斗争胜利后，紧接着就看到广州开始大范围清退外省工人的现实。列宁曾经说过，工人如果一直只进行经济斗争的话，那就会一直处于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地位。通过这一场洗礼，可以看到工人需要进行政治斗争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命运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这种政治斗争不是自由主义那种投机的、将小部分人的政治目的包装成普遍广泛的政治诉求的政治斗争。自由派的政治目的不过是要自己取代现在的官僚阶级，实行一套更有利于他们经济利益的政治制度。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仅仅是要反对官僚阶级的统治，更需要通过改变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劳动者劳动果实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不能通过剥削别人来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唯有通过消灭剥削才能彻底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不是满足小部分资产所有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是通过小部分人偷取大部分人的革命斗争果实，而是通过真正发动广大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来赢得胜利。

从这场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预演来看，一切对斗争策略的探讨，都不如向无产阶级真正说清楚他们要为何而斗争、向谁斗争来得重要。同样也只有当无产阶级与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对官僚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后，才不会将革命斗争的果实向自由主义拱手相让，从而亲手打造出一个新的剥削者来统治自己。这场11月的斗争浪潮，实际上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拷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没能与激烈斗争的工人并肩作战？为什么在网络平台中日渐明显的“左倾”现象还没能发生在广泛的无产阶级当中？各位马克思主义青年们，到工厂中去吧，在工人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你将会遇到一批又一批真诚坚定的同志，你将会发现革命的火苗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