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足球：一份来自人类学的观赛指南
XYZ结绳志
特邀编辑 /高诗怡
编写 /高诗怡 安孟竹
01 逸闻、先驱与共同体
人类学家对于足球的兴趣与自身作为球迷的身份难以分割。作为英国人类学早期先驱之一的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在法律和政治人类学领域举足轻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和他的学生们也是第一批将足球作为研究对象和理论灵感来源的学者。
在流传人类学界多年的逸闻中，格拉克曼狂热的曼联球迷身份构成了他个人生平的争议之一[1]。据他的学生回忆，他每周会用面包车载着一群学生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看台上，在浓郁的烟雾中观看曼联队的比赛，在看台上开展研讨会，并迫使学生们为曼联加油助威。尽管有身为利物浦球迷的学生坚定地表示拒绝，但在与格拉克曼同样热衷于为曼联呐喊的学生中间，就有日后以研究仪式与象征而闻名的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特纳是提出共同体（communitas）这一概念的先驱，尽管这一概念来自他在赞比亚Ndembu部落的田野调查，然而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喝着啤酒为主队摇旗呐喊的体验似乎也成为了这对师生重要的思想来源。
作为一名出生于南非的犹太人，格拉克曼对身份认同与归属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球场中的感受。在球场上，人们从城市生活的隔离之中逃逸出来，进入了一个忠诚凝聚的社群，将激情投入到对本地球队的支持和欢呼中。这让他清楚的意识到群体身份如何通过共同观赛而形成。
格拉克曼在他从 1950-1970 年代的一系列演讲中无数次的引证来自足球的例子，如足球如何激励人、观众的态度如何影响球员发挥、游戏中的冲突等，将足球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兴趣”带入对宏大、严肃社会议题的思考，这不仅在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中间独树一帜，也为社会科学的体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然而这一贡献却长期被人类学界漠视，直到几十年后，他和学生特纳关于仪式、象征、身份、归属的理论才被广泛的应用于一个冉冉升起的体育研究“共同体”，其中专门为足球划出一席之地的学者就包括盖瑞·阿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和理查德·朱利安诺蒂（Richard Giulianotti）。
阿姆斯特朗与朱利安诺蒂主编的文集《入场：世界足球的新视角》（Entering the Field: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Football）提供了一本关于人类学如何研究足球这一风靡全球的竞技体育的ABC，学者们的研究区域跨越五大洲。与格拉克曼时代足球对人类学家的概念启发不同，在今天，更为多元的理论方法则被广泛的应用于足球研究，如格尔茨斗鸡的深层游戏，特纳的表演与仪式，巴赫金的“狂欢节”等。这些经典的视角让研究者们看到足球这一竞技体育的多面性——它不仅是男性理想的表演与载体，也通过球场上的争夺承载着种族、阶级、全球北方与南方的对抗，它不再是英国的贵族运动，而是在席卷全球的过程中掀起了更为广泛的暴力。在动荡的约旦与喀麦隆，人们可以通过赛场上的竞争来表达不满，然而这样的表达也可能沦为政治操控的对象。然而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足球的语言却为人们克服战争的伤痛提供了手段，它替代而不是催化了暴力，它将伤痛中的人们联结在一起。
02 旋转的世界与社会
生于伦敦的大卫·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是一位体育记者、专栏作家和社会学家。他是托特纳姆热刺队和布里斯托尔流浪者队的支持者，曾为 BBC制作足球纪录片节目，担任过《世界足球年鉴》（World Football Yearbook）的编辑，也在英国与美国的多所大学开设过体育社会学课程。他于 2008 年出版的《足球是圆的》（The Ball is Round: A Global History of Soccer）一书讲述了现代足球如何从英国精英学校传播到世界各地。19 世纪作为乡村民间运动的足球被带进校园，用于培养学生的勇气、团队精神、坚韧的品格和应对变化的能力。依托于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足球联赛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众体育项目。球赛观赏的普及背后，是英国工人阶级收入的增长、可以横跨整个国家运送球队的铁路建成，以及蓬勃发展的新闻出版业。
通过海外行政官僚和技术专家，足球被带到英国在巴西、荷兰等地建立的“非正式帝国”。从曼彻斯特到加尔各答，从爱尔兰到沙特阿拉伯，足球伴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书写着自己的世界史。哥德布拉特将这项运动本身的发展置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从巴西政治独裁与足球战术之间的关联，到阿根廷城市移民与本土文化在足球中的交融；从非洲反殖民主义领袖如何运用足球俱乐部锻炼组织能力、象征性的挑战与殖民者的权力关系，到足球如何成为日韩等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又在美国遭遇滑铁卢。在这部通过足球重构现代世界的经典之作中，哥德布拉特并没有忽略比赛本身的重要性，他行文中穿插介绍了足球史上关键的比赛与时刻，为阅读过程插入了“中场”体验。
哥德布拉特在 2015 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足球帝国》（The Game of Our Lives）中更为深度的聚焦于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足球图景。足球比赛已成为一窥当代英国生活与人文地理之镜。作者指出，尽管城市矗立起更大的体育场，但却没有了站立观看的阶梯式看台。与1980 年代以前相比，如今的观赛人群中工人阶级比重明显变小，他们夹杂着粗话的歌声也在赛场上渐趋消失。在没有强大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情况下，足球依然是英国人维持独特城市身份的重要部分，然而全球化的时代的球队也面临着建立世界球迷网络与保留当地球迷忠诚之间的张力。
哥德布拉特对足球运动与管理中的族群与性别不平等有着敏锐的反思，也对资本对俱乐部运营的渗透有着深刻的批判。他捕捉到希尔斯堡惨案[2]后“新足球经济”的兴起，俱乐部老板从本地人转变为远离本地、受机会主义驱动却对足球一无所知的资产家，管理层的腐败与渎职问题滋生，资金的涌入反而让债务水平上升、财务问题涌现，富有的俱乐部尽管拥有先进的体育场设施，却再也不愿对周围的贫民区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尽管哥得布拉特对被腐败资本寡头和臃肿行政体系控制的当代足球并不乐观，但他仍然对这项运动本身寄托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他看来，足球依旧拥有成为这个原子化社会里最后、最宝贵的社会民主游戏的潜能。
03 人民的足球vs民族的足球
与大多数拉美左翼作家一样，加莱亚诺也曾经历过流亡岁月，他被迫离开乌拉圭后写作的《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魅力和忧伤》以诗意的语言勾画出围绕足球旋转的当代拉美世界。
足球是拉丁美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加莱亚诺甚至将乌拉圭足球队1924年和1928年两次奥运会夺冠定义为“重新发现美洲”。在拉美，足球是穷人的面包与旗帜，象征着难以被强权压制的自由。加莱亚诺旗帜鲜明的反对足球的商业化，鄙视一切把足球当成营销手段和牟利工具的政客和商人，他痛斥职业足球对球员的异化，断言当代足球已经失去了风格上的差别，以“不输”为目标的功利心态让足球变得懦弱、算计，生产出一场场沉闷的比赛。尽管街头的“快乐”已经在当代足球中渐趋消失，但心灰意冷的球迷们总是一边痛骂，一边继续守候。离乡背井的加莱亚诺本人也无法放弃这种顽固的热爱，正如梁文道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所说，半个世纪前基辅迪纳摩的壮士们[3]才是这项运动永恒的精神所在。
珍妮特·利弗（Janet Lever）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Cal State L.A.）的社会学荣休教授。作为来自体育超级大国而非足球强国的美国学者，利弗与足球的相遇令她更敏锐地捕捉到美式竞技与足球范式之间的差别。她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足球狂热》（Soccer Madness）一书尽管带有结构-功能主义的时代烙印，但书中1967-1973年间的田野笔记记录详实，向读者呈现了从球员、教练、球队老板、足协官员、媒体记者到球迷多方位的巴西足球生态。
利弗指出，在巴西，足球运动体现了团结与分裂的双重复杂性。球迷的身份是多元的：在地缘社群中，球迷往往对自己家乡或居住城市的球队报以最炽热的感情，根据联赛的不同局势，随时分出“敌我”。绝大部分的巴西人又在国家赛事层面迅速达成一致，成为国家队的忠实拥趸。“巴西性”（Brazilianness）的国族想象甚至能暂时遮蔽不同阶层、种族等不平等的结构关系，而令球迷共同体陷入集体的仪式性狂热。
劳伦特·杜波依斯（Laurent Dubois）是杜克大学一名研究大西洋世界文化与历史方面的教授，并长期在自己名为“足球政治”（soccer politics）的博客上分享足球的相关写作。他于2010年出版的《足球帝国：世界杯与法国的未来》（Soccer Empire: world cup and the future of France）一书，以齐内丁·齐达内与利利安·图拉姆两名法国足球史上居功至伟的球员的生活经历贯穿全书，讲述了殖民主义与足球政治在法国语境中的特殊联系。
同为国家队队友，图拉姆常在公开场合炮轰竞技体育中种族歧视等诸多社会问题。齐达内则更谨慎地避免公开发声。杜波依斯发现除却两位球星的个人性格差异，不同的家族史所牵扯出的殖民史同样形塑了他们回应政治议题的不同态度。图拉姆的出生地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早在1635年便成为法属殖民地，使当地居民对积极的政治实践得心应手。而齐达内作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二代移民，他所代表的族裔依旧是当今法国社会最被污名化的族群之一。他的政治性消声也就不难理解了。
杜波依斯的书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便戛然而止，然而他以帝国殖民史审视法国足球的观点却依旧发挥着作用：尤其是著名单口喜剧演员崔娃（Trevor Noah）在2018年法国夺得世界杯冠军后“非洲赢得了世界杯”[4]的争议性发言，令公众对球员的种族构成是否“足够法国”发起了新一轮的讨论。
04 地位尴尬的女球迷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赛场中，女性的出现时常伴随着污名化的标签。女性在球场的出现，往往被视作男球迷/男球员的另一半。独身出现的女球迷往往会令人怀疑她的动机，质疑她是否死忠。杰夫·皮尔森（Geoff Pearson） 作为一名跨界书写民族志的法学家与资深的曼联球迷，在他2012年出版的《一部英格兰球迷的民族志：罐头、警察与嘉年华》（Cans, cops and carnivals: An Ethnography of English Football Fans）一书中指出，女球迷要么被物化成胸大无脑、坐在男球迷腿上、毫不关心场上赛况的，符合男性凝视的女性形象；要么需要矫枉过正地放弃任何一丁点“女性化”的元素，完全复刻人们刻板印象中足球流氓的行径。
对于女性的污名绝不仅限于此，有时候它是政策性的。亚穆尔·努拉特（Yağmur Nuhrat） 作为一名土超贝西克塔斯（Beşiktaş J.K.）的死忠球迷，撰写了包括博论在内一系列土超联赛的足球人类学著作。在她2017年发表的《骂脏话公平吗？土耳其足球公平性的性别化表述》（Fair to swear? Gendered formulations of fairness in football in Turkey）一文中，努拉特通过球迷助威歌曲中的脏话分析道德与性别在足球运动中日常实践的张力。作者注意到，土国足协与主流媒体所倡导的“公平竞赛”（fair play）、反脏话运动，讽刺地摈弃了绝大部分疯狂热血（crazy/hot-blooded）的球迷群体，尽管他们以满嘴脏话著称。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努拉特尖锐地指出土超联赛接连的“骚操作”，令女球迷更难获得与男球迷同等的尊重与对待。为进一步完善“公平竞赛”的原则，土耳其足协从2011年起，取消了原先“主队球迷集体飙脏话，下一场就空场”的惩戒措施，而将其更改为只驱逐男球迷，且将球票免费发给女球迷与十二岁以下的幼童[5]。土国足协声称此举有利于增加女性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以扭转被系统性忽视的现状。作者不留情面地指出这项政策除了本质化男女的二元性别符号、从社会层面坐实女性“更天真、更无害、更需要依附他人”的污名化标签外毫无用处。更为吊诡的是，欧足联似乎认同了这一说法，并以2011年首次执行该项政策的费内巴切（Fenerbahçe S.K.）与马尼萨体育足球俱乐部（Manisaspor）的比赛为依据，提名费内巴切俱乐部竞逐国际足联公平竞赛奖（FIFA fair play award）的争夺。
相关文章：
Nuhrat, Yağmur. 2017. “Fair to Swear? Gendered Formulations of Fairness in Football in Turkey.”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Vol.13.1: pp.25-46.
05球星与文化政治
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中的“主体性”？詹梅认为，消费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她在《果子狸、油炸蚱蜢和贝克汉姆的睡衣：后非典时代不受宰制的身体》（Civet Cats, Fried Grasshoppers, and David Beckham’s Pajamas: unruly bodies after SARS）一文中，将禁食野生动物与皇马的中国行两件看似不搭界的事件放置入后非典时代的中国，讲述了跨物种间的身体相遇。
全文以“人畜共通传染病”（Zoonosis）为开端，讲述了果子狸作为被科学家们盖棺定论的疫情“元凶”，在其被食用过程中完成了人与动物的纠缠，进而讲述了吃野味如何构成了公共卫生叙事中东方主义的想象，与以“科学、理性”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形成张力。詹梅指出，这种人为的建构并不真正将研究者引向对传统的回顾与反思，而是最终剑指以消费为核心的现代性讨论。因此在文章的后半段，皇马中国行在中文媒体中的大量报道、尤其是公众对小贝的疯狂迷恋与关注，反映了超级巨星的身体作为消费的另一载体（尽管在后非典时期，人们对身体接触与公共卫生事件仍持谨慎态度，但这都不足以阻挡小贝未经清洗的拖鞋、睡衣、床单被公开拍卖的热情），使新兴的城市中产能借助不同的消费实践锻造一种有趣的中国主体性。
皇马另一名大牌球星罗纳尔多（大罗）的身体则被看作控制食欲的失败案例。而在人类学家库里克（Kulick）的笔下，大罗2008年在巴西国内与“易服者”（transvestites）身份的性工作者Andréia Albertini的性交易丑闻，则不只是茶余饭后的八卦新闻，也指向了更为深刻的性别问题。足球明星，往往被视作拥有“超级男性气质”（hyper-masculine）的典范，与明知为“男性”[6]的易服者发生性交，却又坚信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纯爷们”，库里克就此向读者提出了问题：在巴西成为一名异性恋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相关文章：
Zhan, Mei. 2005. “Civet Cats, Fried Grasshoppers, and David Beckham’s Pajamas: Unruly Bodies after SA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107.1: pp.31-42.
Kulick, Don. 2009. “Soccer, Sex and Scandal in Brazil.” Anthropology Now, Vol.1.3: pp.32-42.
06 足球作为方法
足球是隐喻、动员、承诺，是现实世界中的情感依附。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家斯蒂夫·杨森（Stef Jansen）通过世界杯上波黑国家队掀起的热忱与失落来探讨“希望”的经验。波黑战争结束后，失去家园的人们期待重新过上安全、体面的“正常生活”，人们会通过追溯南斯拉夫时代的回忆——稳定的就业，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充足的休闲时间等来表达这种期望，“可期待的稳定前进”构成了这种生活愿景的核心。然而战后的地区协议并没有为当地人提供一个足以确保这种可期未来的国家框架，“正常生活”难以启动的愤懑情绪在这片土地上加剧，将公民悬置在理想化的过去和遥不可及的未来之间。在 2013-14 年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期间，弥漫在首都萨拉热窝的对国家队取得胜利希望，正是人们在持久的“无望”生活中对特定事件的情感投注。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的语境下，前南斯拉夫队曾在国际足坛上有过伟大表现，而如今，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正成为世界足坛的上升力量，这一次则是波黑国家队第一次获得参与大赛的资格，他们在小组赛中对阵阿根廷队的表现获得了媒体的高度赞扬，让这一地区在战争话题之外首度成为世界舞台上受到尊重和认可的参与者，然而在0：1 输给尼日利亚、晋级的希望破灭后，弥漫在萨拉热窝的“希望感”又很快消散，渴望抓住却终究难以实现的承诺、希望过后巨大的失望，再次映射出战后波黑公民习以为常情感经验。
相关文章：
Jansen, Stef. 2016, "For a relational,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hope : indeterminacy and determination in the Bosnian and Herzegovinian Meantim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ol. 27, no. 4, pp. 447-464.
纽约大学人类学教授迈克尔·拉尔夫（Michael Ralph）发现，塞内加尔对足球的热情已经折射进国家的经济战略与政治想象。2002 年世界杯之后，足球成为塞内加尔向世界展示自身潜力的标志，和重新协商国际关系的工具。球队的成就被时任总统瓦德视为自身的功勋，以掩盖其治下农业收益的衰减、能源短缺和城市青年失业。在塞内加尔，国家经济振兴越来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投资而非本国的基础设施，政府认为资本提供了一套如同足球赛一般的规则，只要遵守就会自动转化为胜利。政府力图借助球队的形象将国家本身塑造为新自由主义赛场上理想的运动员。然而实际上，塞内加尔国内流传的成功故事常常聚焦于那些能够接触外国资本的男性主体，正如为国家队赢得荣誉的球员都在欧洲踢联赛一样，流动与跨境才意味着权力和财富。作者富有双关意味的评论道，新自由主义是个失败者多于成功者的游戏，而且如足球比赛一样，很难相信裁判员，即使人们认为自己在公平竞赛，带着镣铐比赛依然十分艰难。
相关文章：
Ralph, Michael. 2007. "Crimes of History: Senegalese Soccer and the Forensics of Slavery." Souls, 9:3, 193-222
Ralph, Michael. 2006. "'Le Sénégal Qui Gagne': Soccer and the Stakes of Neoliberalism in a Postcolonial Port." Soccer & Society, 7:2-3, 300-317
足球不仅在工业社会常常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载体、仪式化与官僚化的对象，人类学家哈利·沃克（Harry Walker）也在秘鲁亚马逊地区观察到，在当地的乌拉里纳人中间，足球同样有助于促进新的道德与政治秩序。如今，以“游戏”为基础的足球已经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部分，是非本土文化元素中最受到热情拥抱的元素之一。乌拉里纳的文化传统原本是高度分散、个体化的，然而足球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创造社群的方式。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个体化趋势不同，在亚马逊地区，“现代性”是被“集体”的概念带来的。在当地球赛中，来自西方的政治本体论（political ontology）与现代性本身得到了仪式化的体现：对抽象规则的服从开始超越亲属关系纽带，运动员学习通过预测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从而产生集体性的约束感；角色的存在依赖于集体共同的意图，男性取代女性成为社群的象征性核心。这种全新的社会组织模式、主体性与身份促进了民族国家对青年人能量的引导。与新政治秩序一并到来的人格技术在乌拉里纳人的足球场上得到了完美的转化。
相关文章：
Walker, Harry. 2013. State of play: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sport in Amazonian Peru. American Ethnologist, 40: 382-398.
注：
[1]1958 年的慕尼黑空难夺走了23 位乘客的生命，其中就包括刚从贝尔格莱德比赛返回的 8 位曼联球员。在解释自己从共产党员向天主教徒转变的原因时，格拉克曼特别提到，“曼联空难”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2]希尔斯堡惨案是1989 年4 月 15 日发生在谢菲尔德希尔斯堡球场的踩踏事故，由于大量球迷同时由球场其中一个入口涌进场内而发生的踩踏挤压事故，事故共造成 96 名利物浦球迷死亡。
[3]指 1942 年德国军队占领乌克兰基辅期间与当地的基辅迪纳摩足球队进行一场足球比赛，乌克兰队员们不顾威胁，没有在赛前同喊“胜利万岁”的纳粹口号，且最终击败了由党卫军组成的弗拉克埃尔夫队。赛后不久，部分球员遭到逮捕甚至枪杀。
[4]法国队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夺冠阵容中，有超过一半的球员有非洲血统。
[5] 此项政策在2014年废止。
[6] 库里克指出，巴西的易服者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跨性别女性。即便他们自幼也偏好“女性化”的行为举止、审美情趣，逐渐长大开始养长发、化妆、穿裙子，甚至注射雌激素。但前者之于后者的显著区别之一，易服者保留自己的生殖器，并认同自己为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