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失业率为何创新高?学者探讨结构性矛盾

青年失业率为何创新高?学者探讨结构性矛盾

文|财新 程思炜

【财新网】4月以来国内多地疫情反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就业形势恶化,尤其是青年人调查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引发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就业主要面临的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在青年人就业,疫情更加剧了这一特征;除了高校毕业生,青年农民工就业存在深度摩擦,形势可能更严峻。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6月11日主办的“稳增长·保就业”专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表示,伴随着近年来青年失业率波动性上升的趋势,并且受季节性、宏观经济周期等多个因素影响,4月16—24岁人群的调查失业率飙升至18.2%。

具体而言,与毕业生比例上升相关,青年失业率呈较强的季节性,目前正处求职季,因此失业率较高。考虑到青年失业率通常在7—8月达到年内峰值,“推测(18.2%)这个数据还可能进一步上升,但也不一定”。

他认为,4月中国青年失业率罕见地高于美欧国家,但应为暂时短期状态,主要是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错位。相比2020年—2021年大起大落,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处在小起小落的增长弱势背景下。

卢锋称,由于青年进入职场初期本身的特点,青年失业率往往高于一般失业率,以青年失业率除以整体失业率来衡量,倍数值通常大于1。但这一倍数值在2021年下半年至今位于3左右,较早先的2—2.5水平显著提高,说明现阶段青年失业还面临一些特殊因素。

“青年失业率数据显示,中国就业面临新世纪以来最复杂、最棘手的形势。”卢锋认为,除了前述季节性、周期性因素,青年失业压力还有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特别是新一代非城籍青年求职者,其行为、经历、偏好正在经历所谓“去农民工化”的过程,可能导致新的不匹配、深度摩擦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也持类似判断。他称,中国就业形势最困难时期在1999年—2000年国企改革时,大概持续到2005年—2006年,此后经历了一段经济飞速发展、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时期。受新冠疫情这两年多的冲击,现在又进入一个新的就业困难时期。

“当时(国企改革时期)更多面临的是总量问题,怎么创造更多有效的就业机会,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矛盾为主,解决起来更加复杂。”张车伟援引数据称,从岗位数量除以求职人数的求人倍率看,当前已接近2左右,高于2022年初的1.8,说明每一个想就业的人都对应一到两个就业岗位。有些人需要就业,同时也有很多就业岗位,但问题在于,很多情况下不能实现匹配,即所谓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在张车伟看来,青年人失业就是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典型体现,并且在疫情冲击下矛盾加剧。在供给端,不仅高校毕业生规模屡创新高,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也大幅增长,因疫情出国受阻,近两年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幅下降,都加剧了青年就业竞争压力。在需求端,用人单位需求转变,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现在看来疫情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冲击问题了,很可能加剧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从而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

他也提示,相比新增的高校毕业生,青年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可能更严峻,主要因为这一群体积累的人力资本仅仅能达到普通制造业的门槛,还不满足高端制造业、知识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要求。随着经济进一步升级转型,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短板就会显得非常突出。

不过,张车伟称,从近几年就业形势看,中国青年人失业率高,也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有关,这与成熟经济体类似,实际上发达国家就业问题的关键都是青年人就业。

卢锋还提出,青年调查失业率上升快,也和失业率指标在统计上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更显著有关。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宏观经济周期转弱与失业率没有显著关系,而是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农民工增量呈显著关系,反映出改革初期仍有较强的城乡二元壁垒,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区隔效应。

他称,随着劳动力市场转移规模及其占比下降,新一代农民工回乡意愿和现实可能性发生实质性变化,以及改革持续深入推进等,失业率指标也开始能够显著地反映宏观经济波动涨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疫情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出现大幅起落,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一设计相对合理的失业率指标也相应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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