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巴尔赞 | 不要做炫耀知识的人

人文学科究竟有什么用处？从一开始，就必须给学生反复灌输针对这一质疑的几个答案。必须让学生们明白或者暂时相信，他们所学的东西非常实用。以适当的方式获得的人文学科知识将会给他们带来心灵和性格方面的变化，他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样的变化，却会受益终生。
与提出这一预测同样重要的是，避免做出虚假的承诺。学习人文学科不会使人更有道德，更有宽容之心，更愉快、更忠诚、更热心，在与异性打交道的过程中更成功，或者总体上说更受人欢迎。
它可能有助于形成这些令人开心的结果，但仅仅是间接地，其方式是借助结构更完善的心智，能够进行探索，判断真假，将事实与观点区分开来。这样的头脑在写作、阅读和计算能力上都得以提升；这样的头脑密切关注世界，对良性影响持开放态度，这得益于受过训练的好奇心和沉静的自信心。
所有这些都是很可能形成的结果，不过它们并不是得到保证的。人生与医学类似，并不提供什么确定性，然而，我们继续生活，继续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尽管人文学科并不夸大自身的作用，我们必须在教师心中，在大学院系中，在全体大学教员中，在管理人员中，在不可或缺的顾问团队中，形成一种信念：这些课程是有用途的，有实际生活中的用途，尽管没有人可以说，“因为我学习了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所以我给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更漂亮的报告”。

人文学科需由人文主义者以人文的方式教授

下一个要求显而易见，但是难度更大：这些课程必须由人文主义者来设计和讲授。他们在社会上存在，但是，没有谁可以将他们成批找来。根据詹姆士提出的“见到好人时能够辨认出来”这一原则，需要人文主义者去发现其他的同道。
这并不是说去寻找天才。真正需要的不是超验主义的人才，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教学习惯。如今，在全国各地的英语系、哲学系和历史系中，学识渊博、能力很强的大有人在。在他们之中，仅由少数人具备讲授作为人文学科本身的人文学科课程。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反复证明了这个经验性真理。在当代文明课程和人文学科课程中，在世界名著讨论课程中，有些选择讲授这些课程的教员没有获得成功，其原因经常是他们对课程所持的不喜欢态度，以及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非人文学科气质。
出现此类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人文学科的教学方式不能是讲授，不能是训练，不能是满堂灌输。必须采用苏格拉底的方式，这实际上是讨论的方式，不过并非人们常用的那种讨论。
真正的讨论方式是一种受到引导和约束的交流，其特点是层次和连续性。教师绝对不能强将学生的发言归入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渠道，但是，他必须——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抑制口齿伶俐的人，唤醒心智愚钝的人”，以便在不让兴趣衰减的情况下完成课程内容。
课堂活动是全面意义上的会话。它需要知识、表达能力、语言敏感性、礼貌、对观点具有的力量的快速理解、逻辑，以及这一种稳定意识：就其来源和结果而言，人文学科的问题具有社会特性。
在人文学科中，通过以许多个人习语形式出现的语言，通过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通过文章交流和戏剧交流，通过音乐和舞蹈，通过政治演说和法庭演说，通过口头历史和书面历史，通过神话、宗教和神学，理想的人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与作为人的其他人交流。
我们觉得所有这些活动产生于大学课程目录之中，或者产生于教员会议上，而它们实际上是历史悠久的社会活动。它们综合起来，提供整个人类的经验，供我们进行审视。
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类的思想结晶和情感荟萃，我们不可能通过一门大学课程，或者说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吸收其全部内容，甚至连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做不到。因此，当我们希望让年轻人和老年人了解做人的意义时，从这些内容中进行明智选择就非常重要了。正如詹姆士所说，必须精选人类创造的作品，使用最佳样本。有的人因为年龄、所受教育或者环境的局限，并不了解这一宝库，这些样本最容易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正是选择的必要性形成了确定名著的理念。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埃德温·伍德贝里产生了这个念头；约翰·厄斯金使它成为一门课程，后来被莫蒂默·阿德勒和罗伯特·哈钦引入芝加哥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这一观念现在茁壮成长，已经有了自身的生命，然而，它却不是介绍人文学科的唯一方式。
人文学科的某些内容应该包括原著，而不是以二手方式进行描述或批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与听评论相比，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可取，给人更多的愉悦；与研读节目介绍相比，欣赏贝多芬的音乐更可取，给人更大的享受。我们可以信任信念坚定的彻底人文主义者，让他们去改变人文学科课程。

学生需不功利地感受学习人文的乐趣

但是，它必须是一门课程，自成系列，而不是一批供人挑选的课程；应该要求学生在4年之中以正确的先后秩序，修完这一系列的所有内容。零碎的东西不会起到多大作用，肯定不会使人以充满信心的方式，熟悉有关内容和思维方式。没有谁会期望，对“世界文学”的囫囵吞枣式阅读、对艺术史的浮光掠影式了解能够培养出“受过人文学科熏陶的”大学生。
人文学科自身的特点排斥选修课体制。对该选什么、不选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受过人文学科训练的学生要么仅有道听途说的了解，要么根本就一无所知。我想再次说明的是，从逻辑上看，人文学科的社会性质与进行常规培训和获得通识具有共同之处。
无论这一课程在结构上采取历史断代方式还是话题方式，培训都应循序渐进；随着每个部分在前面部分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给学生提供使用不断增加的技能带来的乐趣。在所有可以想象的学科中，人文学科尤其不应加以分割和分隔。请记住威尔逊提出的对每一代新人进行重新概括的愿望。
威尔逊指出，职业培训是个性化的，概括性文化是社会的，他无意中提出了一个需要宣传的政治问题。有人常常从“民主”和“精英论”的模糊角度进行讨论，认为人文学科赞同后者，反对前者。这类说法非常愚蠢，难以自圆其说。一个对文学和艺术一无所知的人并不一定是民主论者；同理，一个具有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的人并不一定是精英论者。
只有在知识被用来对他人形成不公正的权力时，掌握的知识才能为这样的目的服务：一名医生、律师、神职人员可以利用或羞辱他人；反之，他也可能成为人道主义者，成为行善的人。
不管怎么说，提出这样的想法是荒唐的：在任何一个利用自己受过教育的社会地位的人背后，存在一个密谋压迫我们大家的“精英人士”。正如威尔逊所知，人文主义者也是个性主义者。就其本身而论，他们密谋反对他人的可能性最小，“精英论”这个愚蠢字眼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

人文教育能避免让学生成为炫耀知识的人

与想象的精英相比，一个更真实的危险是我们目前所实行的将专业教育与残缺不全的人文教育结合起来的做法。这个危险是，大家将会变成炫耀知识的人。我从基本意义和民主角度使用炫耀知识的人这个词汇指的是在职业领域和业余时间中受到某种爱好影响的成千上万的民众。
在他们人生的这两个部分中，这一爱好出现在职业用语中。我心里想到的是观鸟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还有收集唱片并且模仿流行歌星和影星的年轻人；我所指的是形形色色的“拥趸”和“粉丝”——棒球迷、歌剧迷、火车迷，还有首版图书或到坠子的收藏迷拥有的那种知识。
他们是炫耀知识的人，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知道并且能够说出一大堆事实——如果学校要求他们掌握这么多东西，他们肯定会高声呐喊，反对这种专制做法。令人震惊的并不是他们所了解的信息的广度，而是他们缺乏反思，缺乏对信息、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他们根本不使用外部因素来进行对比或比较，根本不去超越他们所掌握的可怕的事实堆积，从中得到任何见解，根本不寻求一般性认识来减少他们活动的同一性。
他们积聚的知识是没有用处的金钱——它并不带来任何利益，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那些知识并不能加以利用。有人可能会说，在购买更多珍本图书、银盘和邮票时，这种关于事实的知识就会派上用场。但是，这并不是使用知识来丰富生活，获得智慧——当人们以人文主义态度来掌握和使用知识时，所有知识都可用来实现这个目的。
我并不是从一个持嘲笑态度的局外人的角度来提出这些看法的。我喜欢棒球、歌剧，欣赏火车车厢，喜欢阅读破案故事，我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然而，使我感到沮丧的是，有的人知道得更多，看来却不能利用这样的知识，所干的事情只有与同类人聚会，攀比谁知道的信息更多。
所有人文教育倡导者们的做法与我的类似，往往强调它作为一门精神课程的重要性。他们会说，这门课程重在构造，而不是提供信息；他们敦促教师们记住，在教学活动中主要关注的不应是解释内容，而更确切地说是要培养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有些人文课教师认为，这甚至是一种茁壮成长的过程，是一种自尊的姿态，并且补充说，如果本科生在毕业10年之后忘记了他在大学里学习的一切，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样说看来会将高层次的人文课程与以就业为目的的低层次单调课程区分开来。这是一种滑稽的情感。如果学生真正领悟了人文学科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他就肯定会想起他在具有修养的心灵中建构起来的一系列要素。
其次，人文学科是一个巨大的语汇体系——术语、短语、名称、典故、人物、事件、格言、机敏的应答：成千上万具体化的意义，借助它们人们可以思考和评价世事。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所有这些都是需要以理性方式精确牢记的知识。因为如此，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人文学科提供一种共同语言。我们大力提倡“交流”，声称自己受到缺乏交流造成的影响。
我们应该要求对话，而炫耀知识的人很难实现这一点。其原因在于，对话是良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原则。它是关键的一步，帮助我们走出职业牢笼、专业牢笼和消遣牢笼，而且还帮助我们走出艺术牢笼和学术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