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在疫情中应当思考的

1. 什么样的演习，才是有用的？

2019 年 9 月 18 日，武汉机场口岸举行了「武汉海关 2019 年军运会倒计时 30 天暨口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彼时，军运在际，湖北两会也逐渐临近，武汉市一片太平。如果再往前看三年，还能发现武汉市卫健委的关于开展防疫演习的红头文件：

有鉴于频繁的演习和演练，专家们和领导们可以心满意足地、洋洋得意地面对记者向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下战书：「得益于我国传染病监测网络的良好状况，SARS 事件不会再有了！」 [1]

如果我们马后炮地为他辩解，可以采用的理由有很多，例如「此次病毒的隐蔽性太强、传染性太强」、「武汉市大规模的人口外逃加速了疫情扩散」等。

然而，无论如何，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而且发生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那么，我们便要问了：「什么样的演习和预案，才能在危情真正发生时起作用？」

记得刚上中学那几年，每年学校都会组织突发地震演习。当大家气喘吁吁跑到操场之后，总会有一个来自消防处的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演习的重要性。最常用的例子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川某学校每周都有地震演习，因此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时全校师生两千余人在三分钟内安全疏散到操场，无一伤亡。这大概是演习的最高境界了——熟练，理智，有序，高效，精准。反观我校的演习，嬉笑者有之，怒骂着有之。演习一结束，立马将安全疏散路线忘得一干二净。甚至，有的同学在跑出教学楼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自动售货机买了一瓶饮料，打心里不把演习当回事。毕竟无论是火灾还是地震，发生的概率都太小了；面对小概率事件，难免会有人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确实，如果不是这次疫情，大概没有人会相信新疫情会在武汉爆发。单就自然环境而言，云南、广西这种多山的湿润地带，生存、繁衍了大量蝙蝠的地方，才是病毒的仓库。次一等危险的地方是临海大市，丰富的海上航线与空中航线，大大增加了输入性疫情发生的可能。至于武汉这种干热且不靠近河流的内陆城市，发生禽流感猪流感疫情还有些可能，至于类 SARS 的冠状病毒疫情，概率的确很低。我猜测，恐怕大多数参加演习的干部和医生，以及相关部门的有关人士，在无意识估算过概率之后，恐怕不会用认真的态度去开展防疫演习。

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汉德法则（Hand's Rule, a.k.a. Calculus of negligence）[2]，可以严谨地计算是否要采取一个二元决策（也就是「是/否要做某事」）。其文字表述为，「做某事的充要条件是该事所需要的代价应当小于不做该事导致不良后果的概率乘以该事导致的不良后果的损失」。

汉德法则：B < PL

这个法则在商学院和法学院里都是黄金法则之一。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听说过它，然而在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其实也会无意识地使用这条法则。比如，家长常常教育孩子「犯了错不能说谎，说谎就会被打」，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孩子说谎所需要的代价是「发现后会被打」，不说谎导致不良后果的概率是 100%（毕竟小孩犯错很难不被家长发现），而不良后果的损失可能会小于（也可能会大于）「被揍一顿」。因此，在犯小错时，孩子们一般不会撒谎；一旦撒谎，意味着错误被发现的损失至少是「被揍一顿」，这时孩子才会选择用谎话掩盖错误。这就是汉德法则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备注：如果决策不是二元的（也即不是非黑即白的），汉德法则并不会失效，但是需要一定的转化。例如，今天作业太多，必须选择一科作业不写时，我们可以使用 P1L1<P2L2，将所承担的损失尽可能减小。

然而，人类的「估算」毕竟是有极限的。如果不良后果发生的概率极小，而不良后果的损失又极大，我们很难估计二者的乘积是否大于为了避免不良后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统计数据告诉我们，飞机故障事件的发生概率是 1/5400000 [3]，每次故障平均死亡 16 人（毕竟有不少数据来自小型飞机，也有很多迫降成功的），二者相乘得到 1/337500。而死于汽车撞车事件的人占总人口的 0.124‰（2017年 [4]），折合死亡率为 1/8065，远高于死于飞机失事的概率。然而很多人坚持认为飞机比汽车危险，甚至患上飞机恐惧症——宁可坐十几小时长途大巴也不选择飞机。这正是人类「估算」的边界的一种体现。

回到正题。「演习」的说法最早发源于「亡羊补牢」，然而现阶段这种「亡羊」时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杜绝同样现象再次发生，过了几年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自满于「牢」的坚固而完全无视上面的破洞的情况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有大量的应急预案，根据预案开展演习，一切都按照预案来，几点几分哪层楼着火，几点几分中控室收到火警，几点几分确定火源，几点几分广播疏散，全部是已知的、确定的。然而，当危情真的发生时，情况是不可预测的。可能火都烧到自己身上了火警铃还没响，可能跑到应急路线的一半发现前面火把路封了，这种时候几乎不可能套用从固定的演习中学习到的经验来随机应变。反观军事上的「联合军演」，从来都是分成红队和蓝队相互对抗，双方的行动与决策完全是独立的，一切都以逼真为前提，（至少近几年）也没有什么「红队必须赢」的说法。真正的危情发生在须臾之间，如果演习不能锻炼「突发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又有什么作用呢？所以，演习应该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

演习要锻炼的不仅仅是「突发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我认为演习还应该具备一定的能够锻炼「突发情况下按照预案有序处置」的能力。如果不是这次疫情，谁会知道中国疾控中心（CDC）在收到需要检测的未知病原体样本时，第一反应竟然是「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太麻烦」？谁会想到有关部门的第一反应是压住消息确保湖北两会正常召开，同时将八名发微博向社会通报疫情的医生以「造谣」罪拘留？在 2019 年 9 月份的演习的剧本中，疾控部门仅花两小时就确认了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而疫情真正发生时，疾控部门花了三十天，才发布出第一份通知（《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5]），花了三十七天才确认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 [6]。这样不切实际的「演习剧本」，剥夺了演习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演习应当有一定的「真实性」。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演习的「紧迫性」。必须让人们意识到危险是迫在眉睫的，是迅速发展的，是后果严重的。尤其是不可预测类的危险，例如前文说过的火灾、地震，再例如此次疫情的生物类突发情况，无论发生的概率多低，都要严阵以待。为此，可以考虑在演习中着重凸显后果的严重性，以此加深演习参与者的印象，同时在宣传上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期尽可能多的民众可以打消他们的侥幸心理。

以上是我对「演习」的反思。

2. 我们的体制可以更好吗？

甫一开始，看到这个小标题，读者可能会发自内心地感到疑惑：这和「体制」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想要写这个题目，还是因为前几天在某聊天软件上和别人的辩论（诸位完全可以略过此段）：

抛开其中讨论的「双标」的标准不谈，这段对话的成因实质上是所谓的「举国体制」在宣传上完美的形象与真刀实枪上战场时的低效与脆弱的对比，产生出的巨大的落差导致很多人对于过往的宣传稿的质疑而衍生出的对自己在宣传的指导下所做出的行为的质疑：我们当初笑话香港那些上街游行的人，不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体制优于他们所追求的体制吗？不正是因为认为我们的思想也优于他们那「受到所谓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荼毒」的思想吗？

于是，问题接踵而来：我们的体制究竟有没有宣传的那么完美？它有没有缺点？它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别的体制中，有没有它可以学习、效仿的优秀部分？我们先前认为西方人秉持着自己的一套理论，不经思考就来贬低我们是无理取闹的，那么我们自己是否也在秉持着我们的一套理论，不经思考地就对别的理论加以否定？

当然，我在这里并非要让不同的体制来一次华山论剑——我才疏学浅，单是讨论上述内容已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宏大的任务还是留给其他人去研究吧。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已经几乎不存在更换体制的可能性，那么我能够讨论的，也恰恰是我想要讨论的，就是指出在目前的体制框架内有哪些部分是需要改良以提高其运作效率的。更进一步的「如何改良」，我同样无能为力；不得不再次感慨一句自己学识粗浅。

相信大家平素在报纸上、收音机中，都见到过、听到过这样的文字：「刷新世界对『中国速度』的认知」、「『基建狂魔』再破三个世界纪录」、「『精准扶贫』，脱贫人数全球第一」，诸如此类，不可具举。这大概是大多数人对于我们的「制度优越性」的第一印象——高效而又精确。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在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中，我国往往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而，这样的印象在此次疫情中，被无情的现实狠狠地撕碎了：我们对于突发疫情的处置，既不「高效」，也不「精确」。

（这段内容已经删去了，因为它不够程序正义）

不过既然事已至此，这些也只能视为无用的言论。真正有用的（然而不知为何被忽视了的）在于，既然三大运营商已经通过手机漫游数据联合分析出了离汉的人数与对应的手机号（有一个巨大的表格），为何不能把这些数据好好的利用起来呢？众所周知，我国的手机号采用了实名制，手机和身份证、姓名几乎可以一一对应。通过身份证，很轻松就可以反查到入住的酒店。通过运营商的手机号定位，完全可以分析出号主所在的大致方位（精确到基站，可以在 opengps.cn 体验）。再不济，也可以人工拨打号码逐一排查。为何还要像现在这样，让公务员挨家挨户敲门统计是否有来自武汉的人员呢？既麻烦，又低效，还容易错漏，而且增加交叉传染可能性。再进一步思考，为何不能通过身份证号获得个人正面免冠照片，接入公安部门的天网系统组合查询？我们平素舍弃了那么多的隐私，不就是为了在这种时候享受到便利吗？为什么放着这样的手段不用，反而要用摸排的办法呢？我想不通。至少，以我个人的编码经验来看，这一系列操作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甚至在任何 985 院校的计算机系，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能够独立完成这一系列任务（只要提供给 ta 相应的数据）。

后来（写完这部分 24 小时之后），我了解到一个观点，感觉有些道理。没有这么做不是因为技术上不允许，而是因为各部门间协作沟通和数据交换的效率极其低下。这是有充足实例证明的：在机关办事时，你经常需要证明「你没犯罪」，或者是「你没死」。怎么证明呢？答案是跑到另一个机关，让他们开具相关的盖公章的纸质证明，再跑回原先的机关提交文件才算了事。这已经足以体现各部门间数据交流的壁障了。带着这样的观点，我们翻回来看此次事件中大数据的缺位，便不难解释原因了：手机号实名认证数据位于工信部，防疫则是卫健委下辖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从职权范围来看，这两个部门平常似乎不太可能有交流。这大概就是大数据的缺位的根本原因之一了。

究竟是因为真正做决定的人不了解相关的技术、不相信相关的技术，还是单纯只是因为他们能力差、水平低，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很难说有关部门在「大数据」的使用上交出了及格的答卷。

2014 年 3 月，大数据首次写入中国中央政府工作报告；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这表明中国已将大数据视作战略资源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期望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 2018 年 5 月，习近平在向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致辞中指出，我们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围绕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助力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11]

《2018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提出，加强实体政务大厅建设管理，推动线下线上融合，统筹服务资源，统一服务标准，理顺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调，群众和企业必须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12]。

现在看来，想要完全发挥出「集权制度」的优势，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3. 谁更重要，是稳定还是知情权？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也不好回答。通常来讲，身为管理者、决策者的有关部门，肯定会选择稳定，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知情权有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稳定是他们得以存在的基础。而身为普通人的我们，选择的结果就不固定了。有的人会选择稳定，因为他们也明白稳定是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的基础，为此他们愿意牺牲一定的知情权。另一部分人会选择知情权，他们秉持着「宁可明明白白去死，也不浑浑噩噩偷生」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误导性：稳定与知情权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换言之，并不是选择了稳定就一定要舍弃知情权；稳定和知情权本身也不是简单的「是/否」所能概括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选择稳定，大多数人会同时选择保有最基础的知情权，也即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的知情权；而有少部分人，选择了最苛刻的稳定，为此愿意放弃自己的所有知情权而不感到遗憾。后面这种人，在网络上经常被别人称为「精赵」或者「自干五」，但这就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了。有鉴于标题中这两个词语如此繁杂的涵义，我认为有必要做出一些讨论上的限制：此处，仅考虑在新冠疫情爆发伊始的背景下，中国的网民是获得了知情权还是稳定，以及他们是否应当获得他们所没有获得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引申，但绝不会脱离这个范畴。

很多人会说，你要是聊这个我可来精神了嘿！「己亥八君子」知道不？「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发布谣言」知道不？这不都是典型的用「知情权」换取稳定吗？

P.S.

「己亥八君子」是网友给武汉八名最先向社会通报疫情却被定性为「造谣」的医生起的雅称，其中包括后来因确诊 SARS-Cov-2（旧称2019-nCoV）抢救无效去世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这里还涉及对「吹哨人」关键词的污染，不过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这里不做展开）。后来疫情爆发后，八人的「造谣」定性被要求重新审议。

「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发布谣言」是指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Twitter 上发布了「武汉市开展全市消毒工作」的推文 [13]，但当微博用户将此条消息发布到微博时，却被认定是不实消息：

这两个例子显而易见的都是用知情权换取稳定的例子。具体来讲，前者是要用公众对「新疫情正在爆发」的知情权换取社会上不恐慌、不抢购口罩等医用物资；后者则是要用武汉以外的公众对「武汉市疫情处置的巨大力度」的知情权换取武汉以外的市的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例如北京市车牌限号政策发布前便已经泄露，官方「辟谣」称此事「子虚乌有」以打消市民的抢购车牌号的热情，然后第二天马上公布了限号政策。对于官方而言，这种换取如果想要有较好的效果就会需要一定的权威性和可传播性。因此，这种换取在实际操作上往往依托「辟谣」进行。「辟谣」等于是借助权威者的身份，显式地将事件定性为「谣言」，并掐断其传播路径。这样，就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剥夺了非事件亲历者的知情权，而不知情就意味着稳定。

且慢！「不知情就意味着稳定」？这是否不太严谨？

这的确不太严谨。事实上，这种「A 就意味着 B」的全称命题，出现在高中议论文里尚可接受；若是在真正的说理议论型的文章中，不做进一步解释说明，就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我们想要让「不知情就意味着稳定」严谨，就必须限制「不知情」的范围：其必须是指代「完全不知情」，也就是「当前不知道，未来也不会知道有关这个事情的任何信息」。然而在实际情况下，网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得知各种各样的（真假难辨的）信息，这些信息东拼七凑，总能将官方想要让公众「不知情」的事情还原出模糊的形状。而这种情况——我们姑且称之为「半不知情」——才是最容易引起恐慌，也是最容易破坏稳定的。人们意识到有事情发生了，如果他们发现此事是可能与自身生活相关的大事件，就很难克制住一探究竟的想法。然而很多人的能力不足以支持他们仅靠自己就还原出第一现场，他们往往需要借助中间传播者的转述来完成一探究竟的过程。这就为谣言和恐慌创造了生长的土壤：从「武汉死了十几个人」，到「武汉死了几十个人」，再到「武汉死了好多人，人心惶惶」，最终变成「武汉完了，大家都在往外跑」。众所周知，越是抓人眼球的文字，传播得越快、越广，也就会被越多的人看到并相信。官方的缺位（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官方不想让我们知道），导致「权威消息」的缺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没有权威消息时，人们往往会选择相信自己最先看到的消息和最多人相信的消息，自然往往就是最危言耸听（但仍在合理范畴内）的消息。

当然了，「权威消息」并不一定要来自官方。有影响力的大媒体，同样可以发布出被视为「权威消息」的报道。然而，此次疫情事件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类「权威消息」同样也是缺失的；具体原因，我会在后文的「『江山娇』出道当天去世——我们的宣传方式出问题了吗？」一节中详细分析。

回到正题。官方的缺位最终导致谣言的传播和恐慌的扩散，然而缺位的坏处并不仅仅如此。更可怕的，是「姗姗来迟」的官方消息对此前的「辟谣」的自相矛盾式的攻击。这也是「辟谣」模式的缺点所在：如果事情本身是不可能靠捂锅盖来掩盖的，那么强行捂锅盖的后果只会是被炸得更狠；而且，下次再想捂锅盖的时候，锅盖上已经被炸出破洞了。每一次官方对此前同样是它所发布的「辟谣」的「辟谣」，都是对官方公信力的打击。出尔反尔的次数多了，官方的公信力究竟还能剩下多少，就很让人不乐观了。甚至这种公信力的消退，早已显露端倪：当年官方辟谣北京限号政策时，就有一部分人基于自己的阅历和判断，没有相信官方的说法，仍然购买了大量号牌。限号政策公布后，他们转手将号牌高价卖掉，赚得盆满钵满。这类事情背后，究竟是相信官方的人的不幸，还是官方自身的不幸？总之，现在看来，目前所采取的用稳定换取知情权的做法，已经是越来越过时且无用的了。

4. 统计学可以代表一切吗？

这次疫情前期，有一类奇妙的观点经常被提及。在我开始论述前，先请看官来看一段「神仙」打架：

（此处图片因涉及个人隐私，已被隐去）

抛开这两位「神仙」学长（称他们为「神仙」仅仅是因为他们高考考分足够高）的一些「口癖」不谈，我想大家应该不难发现「朋友圈式吵架」（这甚至不能称之为「辩论」）的弊端：由于各自的朋友圈的独立性，导致了明显的自说自话现象，甚至出现了「A 的朋友圈是 A 的主场，B 在评论区的回复是客场作战」的情况。

回到正题。不难分析出，X 学长的论点是只有统计数据是有意义的，为了让大家保持理智，就不要发那些个体叙事文章了。而 Y 学姐的论点是个体叙事同样是有意义的，可以触动我们的良心（大概类似于共情），这是我们的「人性」的体现。结合此小节的标题，我所要反驳的观点自然就显而易见了。

首先我们来谈谈新闻的三大特点。众所周知，新闻的三大特点是「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私以为，个体叙事完全可以满足这三个特点；如果再以新闻六要素（5W+1H）完善下文字，完全可以作为合格的新闻报道发出。反观统计数据，仅能满足三大特点（有时甚至不能满足准确性），六要素中的 why 和 how 则是完全无能为力。因此，细细想来，相比统计数据，个体叙事反而更应该作为新闻的主体。不过还是要指出个体叙事的缺点：其下限是很低很低的，很可能完全违背「真实性」和「准确性」，例如危言耸听的捏造出的个例。统计数据则很难违反「真实性」和「准确性」，因此其实际上属于上限低、下限高的类型。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用局部否定主体，这是非常典型的逻辑谬误之一。个体叙事中存在危言耸听的个例并不能成为否定一切个体叙事的理由。退一万步讲，你不看、不转发个体叙事案例，难道这些案例就不存在了吗？并不是。你只是图自己心安罢了，还可以借机嘲笑别人不够理智。

既然已经谈到了理智，我们不妨更进一步地讨论一下「理性至上」。「理性至上」的拥趸一般是男性，其特点为智商较高，擅长进行建立在淡漠的情感的基础上的、不掺杂任何情绪的完全基于理性的分析。这类人进入商业领域和军事领域可能会有较好的发展，但我感觉他们像机器胜过像人类。至少就我本人而言，我不希望看到任何领导人是「理性至上」的，因为这意为着 ta 在权衡利弊并尝试将利益最大化时，我这种普通个体很有可能会被当做「代价」舍弃掉。换言之，这种将一切的一切都量化、数字化的思考模式的弊端就是对于数字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与个体间的差异缺乏充分的认识。当人们只能看到一行又一行的统计数据时，很难想象到那一个个「1」的背后是一次次的生离死别，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变成一具具冷冰冰的尸体。但是数据不在乎，也没办法在乎。

有的时候，我不得不被冷冰冰的数字所代表。但是如果本可以不用被数字代表，那么所有的因为任何原因试图只用数字来代表我的行为，绝不可能受到我的欢迎——就此打住吧，再往下说恐怕要吵起来了。

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看统计学。我们潜意识里想当然地认为统计学是客观的、中立的，然而真的一定如此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前几天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转发的这篇文章 [14]：

这篇文章就是典型的「统计数据在说谎」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新冠疫情的情况远没有 2009 年美国流感疫情严重，但是各国对中国采取了更严厉的出入境限制措施。看完文章之后，很多人认为，这是我国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同所导致的，属于令人厌恶的双重标准。可是话音未落，俄罗斯也宣布禁止中国公民入境 [15]——意识形态不同？貌似站不住脚。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双重标准」呢？答案是：在这件事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双重标准。这篇文章的作者扭曲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诱导读者在不经意间接受作者埋在数据里的观点。统计学不会说谎？首先你（读者）的目光得足够敏锐！请看：

2009 年美国暴发甲型 H1N1 流感疫情，美国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升至 6 级。马意骏在文中表示，这场流感当年导致至少 18449 人死亡。然而，该文提到，实际情况远比这更糟糕，根据 2012 年报告最终统计，死亡病例接近 30 万。

马意骏接着写道：“就像我说的，各位，这里有点不对劲。我读到对中国政府的恶毒攻击，声称他们故意隐瞒感染人数，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类似的疫情暴发情况总是如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美国 H1N1 流感的数据被大大低估了，直到三年后才更新。“ [14]

我姑且不问他是怎么得出「直到三年后才更新」的结论的，我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甲型 H1N1 流感在 2009 年导致了 18449 人死亡，和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在 2020 年的头三个月里导致 2121 人死亡（截止到 2 月 20 日早 10 点），这个 18449 和 2121 能直接比吗？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可是如果想要比较「疫情严重性」，那就不能直接比。还用飞机失事举例子，全球飞机失事死亡人数远小于因汽车事故死亡的人数，但是飞机失事的死亡率就是高于汽车事故死亡率。什么时候该比较数量，什么时候该比较比例，我相信大家都是文化人，这个应该还是能分析清楚的。所以，不妨将这位马作家藏起来没说的东西翻找出来，帮他算一算：

From April 12, 2009 to April 10, 2010, CDC estimated there were 60.8 million cases (range: 43.3-89.3 million), 274,304 hospitalizations (range: 195,086-402,719), and 12,469 deaths (range: 8868-18,306) in the United States. [16]

甲流的美国本土六千万病例中，死亡人数为一万两千例。而我们的数据是本土确诊七万四千例，死亡两千例。由于缺乏同等传播时间的传染病例数的数据，传染性孰强孰弱暂且无法得知。但是，二者的死亡率谁更高，已经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新冠的死亡率是甲流的 130 倍以上。

顺便说一句，原作者给出的「死亡 18449 人」并不在美国 CDC 估计的「死亡 8868 至 18306 人」范围内。

我们再来一段。

追问世界：美国可曾受到排挤？
在 2009 年 H1N1 流感疫情暴发期间，“是否有过任何时长内进出美国的旅行禁令？没有。”
“在美国的英国公民是否收到了离开美国的通知？没有。”
“世界是否建议我们孤立美国？关闭美国边境？没有。”
“美国人是否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受到了排外情绪的攻击和打击？没有。” [14]

抛开最容易证伪的最后一句话不谈，我们来看看这段话的问题是什么。我不否认美国在甲流期间，由于其一贯的国际地位，享受了一定的优待。但是，诸位必须要明白，传染病是可能会造成无比巨大的损失的东西，各国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国际地位」就置本国公民的健康于不顾。所以为什么没有旅行禁令？答案是：有，但不是针对美国的。很少有人知道，2009 年的「美国流感」，并不发源于美国，而是发源于墨西哥。针对墨西哥的各种「不建议前往」、「建议公民返回」，在当时遍地都是。反观美国在疫情初期的反应，奇快无比，他们在 2009 年 4 月 15 日发现首个本土病例，4 月 18 日就上报世界卫生组织，4 月 21 日开始研发疫苗（必须指出研发流感疫苗比研发冠状病毒疫苗简单很多），4 月 23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各界通报疫情状况。

顺便再说一句，这里为什么要用「排挤」一词？是在暗示我们「受到排挤」了吗？我们有「受到排挤」吗？恐怕有待商榷。

更多的问题我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网络上对此文的反驳也有挺多，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

总而言之，统计学难道就不会说谎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只要作者有倾向性，动机不纯，那么无论是用个体叙事，还是列举统计数据，都能把大多数读者耍得团团转。所以，怪罪于个体叙事，是否有些不妥？

再换一个视角。在这一小节最开始的那张图中，还有一个与统计学无关的观点，是我不敢苟同的：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又如何？难道社会不应该恐慌吗？恐慌有罪吗？

恐慌有罪，因为恐慌会造成混乱。

——屁！这次新冠疫情里，除了初期在武汉发生的「一有点不适就跑去医院」的混乱之外，恐慌还造成什么混乱了？抢购口罩？大家都是网上买，又没有打起来，也没有踩踏，跟「混乱」不沾边啊！抢购双黄连？一样是线上买！外面这么危险，谁敢出门啊？都没有人员聚集，谈何「混乱」？

我还要问了，「恐慌」难道不是面对危险时最自然而然的情绪吗？「恐慌」不正是我们得以在疫情中保全性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吗？看看被各大媒体评为「最怕死」的上海，那么大的城市，连续多少天只有个位数增长了？当然你如果非要说这是他们管理水平高，跟恐慌不恐慌没关系，那我也无话可说。但是无论如何，「恐慌」是坏事的观点，我是坚决不赞成的。它把平素不听命令的人也约束在家里，保全了所有不敢出门的人的生命。

请问，恐慌何罪之有？

P.S. 5-10 部分未完成，也不会被完成。假装到这里就算是写完了吧。
P.S. P.S. 引用粘贴丢了，无所谓了，反正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