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又津／逃难这件事：印尼清共年代，华人颠沛流离的故事

「逃难的事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住在市场头，好几个村庄的人进来，都跟我说，你还不赶快走，我就跟着人走了。那年我27岁，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也在亚洋岸买了房子。可是逃难以后，我再也没回去。」

如今在印尼加里曼丹省新端口头摆摊、70多岁的黄先生这样说。

那年，他留下刚买的房子，带着两个孩子和妻子，落脚于坤甸东边的新端口头。相较于商业、政治中心的老端口头，新端口头多是原物料加工厂，如今也有许多原始的空地。尽管新端口头离故乡亚洋岸只有一小时车程，但他只说：「我走了就走了。」后来砸屋放火强盗的事，他都没亲眼见过。然而，他只是看了别人走就走了吗？怎么舍得刚买的新房子？这其中有何缘由，他不愿多说，只讲不知道，直接打发我们送客。

这样听来，我外婆千里迢迢从雅加达回去亚洋岸，违逆众人「没什么好看」的劝阻，应该是异于常人的勇举。但如今她失智了，问不出所以然。

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姓的年代

1965年印尼发生930军事政变，随后开启反共大屠杀，因为印尼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链接，许多华人因此遭殃，被迫逃难离开故土。我妈妈的家庭也是其中一分子。当年接济我妈一家的许艳卿说，逃难潮在她17岁爆发，亲戚都搭船去中国，但他们没搭到。她想继续读书，但华校全数被禁，她只能读印尼学校，也决定改成印尼姓氏。「中华公会的人骂我忘本。」见惯大风大浪的她，说起这段难得放低声量，她成了家族第一个改姓者。

那是一个17岁少女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之后几年，许家人认清事实，为了教育、生意和未来，必须以印尼人的身分活下去，陆续改了印尼姓氏。至于坐船至中国的印尼华人，有钱人到了中国还是有钱人，逃过60年代的印尼清共，但几年后还是逃不过文化大革命清算地主的下场。后来，许艳卿嫁给了勤奋的客家男子吴德福，成了「德福嫂」。两人经营金店，每日能卖上以公斤计的黄金。一说起坤甸的珠宝金店，人人都知道这家店。「德福哥」则是远近驰名救济逃难的善人，救助难民无数。

就连我们这天拜访黄先生，也只因许艳卿记得，她有个旧识在新端口头市场，但印象十分模糊。于是私家车来回绕行，直到她看见有些熟识的蓝色铁门，按门铃喊了两声，无人回应，她便直接揭开停车棚铁门、纱门和大门，直接进入客厅。——这里的人都不锁门吗？许艳卿继续往内走，结果厨房、房间都没人。但万一记错了、不认识屋主怎么办？幸好黄先生的女儿住在隔壁，听到我们叫喊，便打电话叫爸爸回来。这番擅入民宅如入无人之境，也让我稍稍见到了她执着的气势。

许艳卿以自己的力量改姓，但不满一岁就离开亚洋岸的我的阿雪阿姨，就没这么幸运了。

外婆在逃难的过程中弄丢了阿雪阿姨的出生证明。那阵子小孩全都跟了先改姓的大姑姑，但一个人一年顶多生一个小孩，阿雪无法登记到本来的出生年，所以现在身分证上的年纪，比她实际的年龄小两岁，也在名义上成了大姑姑的女儿。反倒是我外公坚持维持着中国姓氏，被警察不断找麻烦、讨钱。这是那时代坤甸人都有的共通记忆。

我也曾有朋友说，妈妈为了让她有印尼籍，跟印尼人办结婚，她在名义上有个印尼爸爸。但她从来不敢使用那张印尼护照。万一海关问她，怎么护照没有出境记录？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为什么印尼话不流利？她无从解释，自己何以完全不认识印尼爸爸。

理想破灭的他，从此一生沉迷赌博

「我没有逃难，那时候身边的朋友都被抓了，我就一个人跑来坤甸。后来朋友叫我回去，他说你喜欢什么房子随便选，都是你的。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说真的，还是骗我回去。」

我妈的舅舅、我的外叔公，名唤李木汉，是外公同母异父的兄弟，所以姓李不姓吴，1937年生，我们碰面时他已经82岁。阿汉是当时家族中学历最高的人，初中就离开亚洋岸到坤甸去读书，直到高中毕业才回到老家做老师。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中文好、有学问。他回忆当时村落里中有人支持五星的共产党，另一些人支持十二星的国民党，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两党有何差异，只知道星星数量不一样，后来都会被赶走。我猜想阿汉年轻时，可能参与了某些地下组织，才会在清共事件尚未全面爆发时，获得内部消息先行躲避。

阿汉记得，他跟「Lagi」（音）的「红头原住民」关系不错，因此马都拉族（Orang Mandura）「黑头原住民」入侵村落时，是Lagi坚守对抗。「我女儿看到肚子被杀破的人。」阿汉说，他熟识这些人，知道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没说的是，若是他没早点逃跑，恐怕死的就是他了。

我始终没查到「Lagi」的正确名称，但马都拉族的命运也很坎坷：原本住在马都拉岛的族人，数百年来不断被迫迁移，其中一部分人到加里曼丹，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与加里曼丹信仰基督教的达雅族（Dayak）冲突不断。

等马都拉族离开后，阿汉接到Lagi朋友的消息，告诉他可以回家了，而且还可以趁乱揩油：「要哪间房子都可以拿！」反正屋主不在，谁都可以占地为王。但阿汉怕是别人编了个借口要抓他，没敢回去，继续住在难民营，三餐不继，喝生锈汽油桶装的污浊河水，夭折了四个孩子。后来到了新端口头，他再也没教书，而是经营一间撞球间，破落的透天厝大厅摆了两张撞球桌，沈迷于赌博。因此我们返乡，见人就塞点钞票，唯独没给这个外叔公。

「以前阿汉很勤劳，会浇菜、养牛，阿爸不会说印尼文，他会讲。」我妈回忆起妹妹不知道的历史。阿汉叔叔是她的第一个老师，又懂得跟不同族群的人沟通。想来年轻时的阿汉人面很广，又受到比较高的教育，对未来应该充满理想。但理想破灭时，也比一般人受到更大的冲击，才将剩下的人生寄情于赌博。

尽管兄弟同母异父，但我外公这个做哥哥的，还是尽力照顾弟弟。「阿爸要卖黄金买房给他。」但我妈开始工作后，存款全放进外公那只能上锁的行李箱，她担心得不得了：「我叫阿爸，拿你自己的钱，不准卖我的黄金！」若非如此，我妈绝不可能买得起那张来台湾的单程机票。阿雪阿姨也数落阿汉，来雅加达时竟没来见外公，就连外公生病中风时也没包红包，这个弟弟算是白疼了。但亲戚的帐，永远都算不完，避不见面可能有别的原因，托亲朋好友带点钱致意，有时候也不保证送到。

我们来访的这天下午，阿汉只说他想讲的，因为他耳朵重听、视力不清，又忘了很多细节。但周围逃难的人听了，忍不住生气地纠正他。反复诉说、遗忘、逃避......借着反驳阿汉的版本，新端口头的街坊一点一点，说出自己从未遗忘的往事。

（※ 作者：陈又津，台湾大学戏剧学研究所剧本创作组硕士。曾任职广告文案、编剧、出版社编辑、记者。关注移民及城市议题。出版有《少女忽必烈》、《准台北人》、《跨界通信》、《新手作家求生指南》 、《我妈的宝就是我》。本文授权转载自「独立评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