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喀琅施塔得叛变：悲剧的必然性

本文发布于IMT（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原文链接：Crushing of the Kronstadt Rebellion: a tragic necessity

1921年3月2日，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将武器对准了年轻的苏维埃政府。这场叛乱持续时间很短，并于3月18日被镇压。它的故事则广为流传，不断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却很少有人关注事实和严肃的分析。本文不会深入重述叛乱的时间细节——这些详细信息读者可以在许多其他作品中找到。相反，本文将概述叛乱发生的背后过程超越叛乱的表象看到其实质，并解释布尔什维克针对叛乱采取的行动。（按：原文于2024年3月29日于IMT国际网站“捍卫马克思主义”发布，作者：Ted Sprague， 知乎账号瓦列里-萨布林翻译，经我方发现校对后发布。）

自由主义者、极左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对这次叛乱表示欢迎，后者称其为第三次俄罗斯革命，“第二次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反对布尔什维克篡权者的最后一次起义”。它的最终镇压被吹捧为对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残酷性的证明：斯大林主义的种子是一定会从马克思主义中生长出来的。然而，更仔细、更清醒的反思只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喀琅施塔得叛乱只不过是一场疲惫不堪的受到内战的蹂躏，并因其自身的经济落后而被孤立的革命的体现。这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凸显了只限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主要由贫农人口组成的国家来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

凡是参加过罢工、站过纠察线的工人，都比小资产阶级庸人更能理解到这一事件的实质。当罢工持续太久时，受到各方围攻时，必然会引发罢工工人的内部危机和严重分裂。这正是喀琅施塔得起义以及在漫长而残酷的内战结束时爆发的许多农民起义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城市和乡村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严厉措施，已经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在重温这一重要事件时，我们将主要使用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保罗·阿夫里希（Paul Avrich）在其著作《喀琅施塔得1921》中提供的材料。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指责为捏造事实来适应我们的叙述。我们将在这里看到阿夫里希提出的事实如何无意中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夕的俄罗斯

喀琅施塔得叛乱不能孤立地去理解。我们需要研究内战（1918-21）结束时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状况。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就已经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而流血枯竭。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继承了极其困难的处境。

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灯塔。正如罗莎·卢森堡雄辩地谈到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时所说：

“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后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自始至终都强调我们的）这确实是拯救。这场革命激励了各国士兵将枪口转向指挥官，并在整个欧洲引发了革命浪潮，从而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

十月革命并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试图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冒险。他们的行动坚定地立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而俄国革命将成为这一革命的开端。俄国革命最初面临的困难——落后经济的孤立、疲惫不堪的人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规定的重要领土的丧失等最终（人们希望）在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帮助下得到克服。

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俄国革命的存亡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密不可分。1918年3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写道：“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当我们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列宁特别将目光投向正在展开的德国革命：“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西方国家较高的生产力将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得到数十上百倍的利用，在国际计划经济下，这种生产方式将迅速使遭受重创的俄罗斯摆脱落后。实际上，这意味着城市工业有能力向农民提供消费品以换取粮食，同时加速农业生产的工业化，从而使集体农业的发展超越个体小业主农业。

十月革命确实引发了整个欧洲的革命运动浪潮。数以百万计的厌战士兵、工人和农民奋起反抗。仅举几例，我们目睹了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1917-1918年的芬兰革命、1919-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The Biennio Rosso 红色两年）、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奥地利的大规模罢工，也是最辉煌的时期，1918-19年的德国革命。 1919年3月，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精神。”工人们在发动革命时表现出了绝对的勇气和革命主动性。在某些情况下，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德国，工人、水手和士兵建立了苏维埃，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我们已经无法再要求工人们做更多了。然而，这些革命都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工人阶级的领导者要么不足以胜任当前的任务，要么就像社会民主党背叛了革命。

随着这些革命的失败，期待已久的来自西方的援助始终没有到来。俄国革命被孤立了。随之而来的是21支帝国主义军队的入侵，使白军重新焕发活力，引发了一场波及苏俄的每个角落漫长而血腥的内战（1918-21年）。我们将引用阿夫里奇的话来说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遭受的彻底毁灭：

“到1920年底，工业总产值已缩减至1913年水平的五分之一左右……[对巴库油田和顿涅茨煤盆地]造成的损害非常广泛，而且很难修复。许多矿井已经被淹没……1920 年底，俄罗斯煤炭总产量仅为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石油总产量仅为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铸铁产量已降至战前水平（1913年）的不到3%。 铜的生产几乎停止。由于缺乏这些基本材料，该国主要工业中心被迫非常严重地削减产量……消费品企业的总产量降至战前水平的不到四分之一。鞋类制造量减少至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只有二十分之一的纺织锭子仍在运转。”

城市里的食物、消费品、原材料甚至人口都枯竭了。由于缺乏资源，工厂关闭，而且找不到食物，城市居民纷纷涌入农村寻找生计。1917年10月至1920年8月期间，彼得格勒的人口减少了70%，从近250万减少到约75万。同一时期莫斯科的人口减少了一半。总体而言，俄罗斯原本就少有的城市人口在短短几年内就减少了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各大城市最勇敢、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率先离开工作岗位，加入红军，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而进行殊死的斗争。前线的高死亡率正在吞噬无产阶级队伍。1920年8月，彼得格勒只剩下十月革命前夕近30万名工厂工人的三分之一。总体而言，俄罗斯无产阶级的队伍减少到不足一半。这对十月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造成了严重打击，削弱了其最具阶级意识的成分，留下了更加动摇和自私的成分。现实是，革命吞噬着革命者的身体和精神。

击败白军的战争努力的核心是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征粮。城市和工厂都被清空了，剩下的无论什么产能都被用于战争。结果，城市无法生产消费品来支付农村的粮食。因此，为了养活城市和军队，农民被要求几乎无偿地交出剩余的粮食。自然，这一政策在农民中非常不受欢迎，他们想独享他们刚刚从十月革命中赢得的土地。但一开始农民们还是容忍的，因为他们更害怕白军。

然而，随着武装部队每次回访并清空他们的粮仓，他们的怨恨情绪就与日俱增。他们开始藏匿粮食，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收粮方面使用武力。由于无法出售粮食，农民们失去了生产的动力，并开始减少播种。到1921年，农业产量下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以下，牲畜数量下降到约三分之二。这反过来又导致征用更多的农民粮食来满足急需的配额。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当数百公里之外的城市国家夺走我们的农产品并指示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土地时，拥有一块土地有什么好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尽管如此，一场暴力冲突正在酝酿之中。

“照出真相的闪电”

1920年秋，随着弗兰格尔军队的失败，白军即将胜利的威胁不再那么明显。从农民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旧主人已经被击败，不会回来夺回他们的财产，因此，对白军报复的恐惧让位于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更多怨恨。这种怨恨迅速转变为公开的反抗。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俄罗斯从一端席卷到另一端。

1920-21年整个冬季，农村中爆发的起义事件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仅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夕，政府官员就记录了俄罗斯各地爆发的118起农民起义。实际数字很可能更高。叛逃变得很常见，因为大多数士兵都是穿着制服的农民，他们是农民的儿子，他们的父母正在与征粮作斗争，他们的父母陷入绝望的困境。为了维持军队纪律，苏维埃派遣了由忠诚的共产党员组成的契卡部队和军官，这只会加剧农民的不满。

各地分散的农民起义分子都围绕着共同的口号团结起来：“打倒征粮”、“撤走征粮队”、“不要交出你们的剩余谷物”、“打倒共产党人和犹太人”，（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解释的）偏见也是叛乱的一个因素）。这些要求没有连贯的纲领，但这些叛乱的阶级特征和要求是明确的。农民要求不干涉他们的土地，并能够在市场上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出售粮食。

这些人都是小业主，如果没有广大工人阶级的自信领导来推动他们前进并给予他们改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无政府主义者想象这些农民起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或无阶级、无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预兆，他们会非常失望地知道农民心里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一场身穿制服的农民叛乱。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拥有针对彼得格勒的大炮，并且拥有坚固的海军基地的战术优势，该基地可以成为对苏维埃政权核心进行进一步军事攻击的集结地。这促使列宁将喀琅施塔得叛乱称为“像闪电一样最清楚不过地照出了事物的真相”。现实是，疲惫不堪的革命和农民之间已经产生了隔阂，必须重新建立一定程度的自由贸易，才能赢回农民，并刺激农民再次生产。

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社会特征

了解喀琅施塔得叛乱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非常重要。很明显，1921 年的喀琅施塔得水手与 1917 年的英雄不同。最优秀的士兵已被派往前线，事实上他们是第一批自愿与白军作战的人。就连阿夫里希也承认这一事实，他说那些“1917 年在喀琅施塔得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在四年后就不再在场了”。

他在《1921 年喀琅施塔得》中继续说道：

“毫无疑问，在内战期间，波罗的海舰队内部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更替，许多老前辈被来自农村地区的应征入伍者所取代，他们带来了来自农村地区的应征入伍者的深刻不满。俄罗斯农民。根据官方数据，到 1921 年，超过四分之三的水手是农民出身，这一比例远高于 1917 年，当时来自彼得格勒地区的产业工人在船队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佩特里琴科本人后来承认，他的许多战友都是来自南方的农民，他们被家乡村民的困境所激怒。”

这正是托洛茨基对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手社会构成变化的理解，即它是由政治上更加落后的阶层组成的，他们更容易在困难局势的压力下屈服。托洛茨基在《喧嚣与本相：评1921年要塞水兵叛乱》中写道：

“贫穷匮乏的钳制下，工人阶级也曾内部分裂彼此敌对；敌视程度视各群体与乡村纽带的强弱而定，红军同样受到乡村影响。内战年间，我们多次被迫缴械某些动摇团队。……水兵们曾书写耀眼的革命诗篇，但内战改变了一切。要塞和舰队的老兵有系统地奔赴新战场。”

然而，即使这一事实摆在保罗·阿夫里奇面前，保罗·阿夫里奇还是试图扭转局面，得出相反的结论：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与1917年和1905年的喀琅施塔得基本上是一样的：“11月7日，是喀琅施塔得三周年纪念日。”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他们（喀琅施塔得水手）站在了庆祝活动的前列”； “佩特里琴科早在1912年就加入了舰队”；只有天真的傻瓜才会相信，1917年喀琅施塔得的革命水手们会在要塞和船上无所事事，而他们的战友却在与弗兰格尔、高尔察克、邓尼金等人进行生死斗争。

关于佩特里琴科，必须说几句重要的话。在断言 1917 年的喀琅施塔得在四年后基本没有改变之后，阿夫里奇写道：

“[当]佩特里琴科于 1920 年 4 月返回家乡时……有足够的时间观察布尔什维克征粮队的行动并对政府产生了相当大的敌意……他甚至试图加入白军，而白军只是因为他作为前布尔什维克拒绝了他。”

阿夫里奇懒得对这一事实多说什么，在这一事件中，他和他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伴所欢呼的“第二巴黎公社”的未来领导人在一年前试图加入白军。

叛乱期间，佩特里琴科和他的“革命临时委员会”多次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是十月革命的真正继承者，为将苏维埃从布尔什维克篡夺者手中解放出来而奋斗；他们的叛乱与白军无关；它代表了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的革命愿望。但这种革命性的言论很快就被揭露为只不过是一种愤世嫉俗的策略。被击败后仅仅几个月，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流亡领导层就与反动的白军结盟，正如阿夫里奇本人所证明的那样：

“然而，可以证明的是，在起义被镇压、其领导人逃往芬兰之后，叛乱分子和流亡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1921年5月，佩特里琴科和伊诺堡难民营的几位难民同伴决定自愿为弗兰格尔将军提供服务。月底，他们写信给弗兰格尔驻赫尔辛福的代表格林教授，并提出联手发起一场新的运动，推翻布尔什维克并恢复“1917 年 3 月革命的成果”。

但有人可能会问：“恢复1917年三月（二月）革命成果”究竟意味着什么？二月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但它所做的还不止于此。它打开了在俄罗斯各地建立苏维埃的闸门。通过这些苏维埃，革命群众表达了他们对结束帝国主义战争、为耕者争取土地、为工人争取面包、召开立宪会议、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等的愿望。苏联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通过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背叛了这些愿望。因此，捍卫二月革命成果、满足群众愿望的唯一途径就是推进其最终结论：十月革命，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工人夺取政权。因此，当佩特里琴科谈到“恢复1917年3月革命的成果”时，他的意思是让时光倒流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这实际上会否定十月革命。

阿夫里奇继续说道：

“水手们提出了六点纲领，作为【与弗兰格尔将军】共事的基础：（1）所有土地归农民，（2）工人建立自由工会，（3）边境完成民族自决，（4）喀琅施塔得逃亡者的行动自由，（5）取消所有军服上的肩章，（6）保留他们的口号“所有政权属于苏维埃，而不是某个政党”。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认为在共产党被推翻之前，这个口号只是作为一种“方便的政治策略”而被保留。一旦胜利在手，这个口号就会被搁置，并建立一个临时的军事独裁政权[！]，以防止无政府状态席卷整个国家。毫无疑问，最后一点是为了安抚弗兰格尔。无论如何，水手们坚持认为，在适当的时候[！]俄罗斯人民必须“自由地自行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政府。”

弗兰格尔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当时任何严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都必须在土地和民族问题上口头上答应，并鹦鹉学舌地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是，如上所示，这个口号只是军事独裁的烟幕弹，这一点得到了佩特里琴科和他的领导人的同意。阿夫里奇对此感到“惊讶”，这一事实只能暴露他的形式主义。尽管他严格关注物质事实，但他坚信叛乱分子代表着反对布尔什维克暴政的“进步”斗争，这导致他忽视了令人难以忽视的事实。

喀琅施塔得难民后来加入了全国中心（或民族联盟）：一个由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立宪君主主义者）和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团体于 1918 年组成的联盟，与白军将军携手去推翻布尔什维克。阿夫里奇写道：

1921年6月，全国中心召集国民联盟大会，团结志同道合的流亡者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东征，大会收到了来自芬兰喀琅施塔得团体的热情支持他们的计划的信息。此外，在全国中心的档案中有一份1921年10月30日由彼得里琴科和雅科文科（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签署的一份机密文件，该文件授权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斯科西列夫加入俄罗斯国家委员会作为难民代表在巴黎“与站在武装斗争平台上反对共产党人的其他组织协调积极的工作。”

还能说什么？尽管有这些事实，甚至在叛乱之前，佩特里琴科本人就曾试图加入白军，而且在叛乱失败后不久，他和他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确实加入了白军，阿夫里奇仍然试图否认领导层的反动本质。喀琅施塔得叛乱。

“当然，”阿夫里奇热切地指出，“这一切都不能证明[全国]中心和[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在起义之前或期间存在任何联系。”确实，在起义期间，白军和喀琅施塔得领导层之间没有正式建立任何组织联系。但这只是因为双方没有及时、方便的机会找到对方，白军已经节节败退，到1920年底已经完全溃散。当他们有机会时，战败后叛乱发生后，一个邪恶的联盟毫无困难地达成了。如果叛乱持续下去，这样的联盟几乎是必然的。

阿夫里奇试图将这种联盟解释为“共同经历痛苦和失败”的结果。列夫·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在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斗争中也面临着痛苦和失败，但从未考虑过接受任何白军流亡者的援助：立宪民主党人、右翼社会革命党、君主主义者、白军将军等。后者完全了解左翼反对派所代表的东西——俄国革命的真正无产阶级倾向——因此从未考虑过建立反对苏联政府的共同战线。白军流亡团体和左翼反对派的目标根本不可调和。相反，他们很高兴看到左翼反对派和老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主义审判官手中占满了卢比扬卡的大部分位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酷刑室）和古拉格集中营。与此同时，白军完全明白，农民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混乱性质是实现他们反动目标的合适工具。

在起义的第一周，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夫向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出了一封电报，表示他们“为人民革命服务”和“劳动群众的最后胜利”。他们从白军流亡者那里收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资，并准备将其送往佩特里琴科。虽然委员会中只有一名成员投票赞成接受援助，另一名成员则断然拒绝，但佩特里琴科和其他成员认为，最好的做法是暂时拒绝：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向所有海外兄弟的同情表示深切的谢意。临时革命委员会对切尔诺夫的提议表示感谢，但暂时拒绝[！] ，直到进一步的事态发展得到澄清。同时，一切都会被考虑在内。”

叛乱分子将自己描绘成苏维埃从布尔什维克篡夺者手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并与腐朽的、被驱逐的临时政府的支持者寒暄着。与十月革命的这些敌人结盟的大门并没有关闭，而是推迟到适当的时机到来。

喀琅施塔得叛乱的领导层试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玩弄愤世嫉俗。任何一个称职的革命者都能够而且应该理解农民在没有武装部队抢夺粮食的情况下耕种土地的真实愿望，以及大部分劳动群众对内战和革命所带来的困难的沮丧。许多与之相关的严厉措施。在被派去从叛乱分子手中夺回喀琅施塔得基地的部队阅兵式上，托洛茨基说：“我们尽可能长时间地等待着我们盲目的水手同志亲眼看到叛变的走向。”

将这种不满等同于某种先进的阶级意识是极其愚蠢的，因为在这种真正的不满背后不知不觉的是反动势力。最终的佩特里琴科-弗兰格尔联盟揭露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提出的计划的真实内容。他们呼吁“自由苏维埃”的背后是军事独裁。列宁和托洛茨基相信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胜利将重新点燃内战，并为白军提供粉碎苏联的高度战略性的发射台，这一点并没有错。而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起义基本平息的事实表明了农民起义的真正动机：粮食在市场上的自由交换。

反犹主义

如反犹主义这种落后的偏见也隐藏在喀琅施塔得日报《消息报》上充斥着的“自由苏维埃”的革命言论的烟幕后面。如前所述：“打倒共产党和犹太人”是 1920-21 年农民起义的常见口号。阿夫里奇注意到在抗议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农民和工人中听到的反犹太主义语言：“反犹主义和反智主义开始抬头，通常是同时；有人指责布尔什维克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外来品种，他们背叛了俄罗斯人民并污染了革命的纯洁性。”正如预期的那样，阿夫里奇试图淡化这一点，他说“反犹太主义是俄罗斯农民和工人在异常困难时期的传统反应”。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传统的，因为它代表了人口中最落后阶层的古老偏见，而不是先进阶层。

这种反犹主义观点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中也很普遍，正如阿夫里希本人在起义期间喀琅施塔得水手的回忆录中强调的那样：

“喀琅施塔得起义时驻扎在彼得格勒海军基地的一名海员的回忆录中可以明显看出，波罗的海舰队内部流传着这样的幻想[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在一段特别恶毒的段落中，他攻击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第一个犹太共和国”；当他给犹太人贴上新的“特权阶层”、“苏维埃王子”的标签时，在俄罗斯流行神话中如此突出的“邪恶的博雅尔”主题就清晰地出现了。他的水手们坚信，革命的真正受益者是犹太人，而不是俄罗斯农民和工人：犹太人在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中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出没于每个政府机关，特别是粮食委员部，确保他们的犹太人同胞不挨饿……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在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一样普遍甚至更甚[在1921年二月份罢工的彼得格勒工人中]”

如果认为这种反犹主义观点仅限于普通水手，那就错了。3月8日，当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维尔希宁来到冰上与一支苏维埃分队进行谈判时，他发现诉诸反犹主义呼吁对他很有帮助：“你们的‘万岁’已经够了，和我们一起打败犹太人。我们工人和农民不得不忍受的是他们那该死的统治。”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寄希望于的“第二巴黎公社”的领导。

布尔什维克党对一切形式的反犹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原则性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被这种分裂工人阶级的偏见所玷污。这种有毒的反犹太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是反动派的首选武器，旨在团结社会最落后的阶层来反对最先进的阶层。它被反动的白军用来攻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后来被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用来攻击十月革命——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在与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和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斗争中抬起了反犹主义的丑陋头颅。因此，喀琅施塔得起义中反犹主义的盛行，也表明这次起义不是“第三次俄国革命”，而是来自劳动阶级较落后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反动。

夺回喀琅施塔得的进攻

内战给俄罗斯各地造成了可怕的困难。寒冷和饥饿，再加上不断减少的口粮，在许多城市造成了高度紧张的气氛。 1月22日，由于铁路运输中断，政府宣布将本已微薄的城市面包配给立即削减三分之一。这引发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示威和罢工浪潮，工人们举着“横幅和标语牌，要求‘自由贸易’、提高口粮和取消粮食征用”。有些标语牌上甚至写着“打倒共产党和犹太人”的口号。

当地苏维埃宣布戒严并实施宵禁，并派遣部队驱散示威和罢工。契卡逮捕了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其他利用粮食危机煽动饥饿群众反对工人国家的煽动者。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起了一场大型呼吁罢工者重返工作岗位的运动，并向他们解释说，饥饿、疲惫和寒冷是保卫革命不可避免的代价，而这些罢工和示威的唯一受益者是白卫军。随着政府立即向饥饿和寒冷的人们提供救济：分发额外的口粮并从国外运来煤炭，这些骚乱最终逐渐平息。但最重要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首次透露，政府正在以实物税取代粮食直接征用。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罢工工人代表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较落后的阶层。如上所述，最有奉献精神和最有意识的工人自愿参加内战前线。剩下的人是最自私的，最不愿意为革命的整体利益做出牺牲。

3月2日，彼得格勒恢复秩序。但骚乱的消息传到了喀琅施塔得，并且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虚假谣言，很快激起了水手们的热情。例如，据说政府军向瓦西里岛的示威者开枪，罢工领导人在契卡的地下室里被枪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叛乱的领导人佩特里琴科利用这些谣言煽动水手叛乱。

3月1日，加里宁和库兹明从彼得格勒被派往喀琅施塔得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解释真实情况并安抚激动的水手们。但他们没有机会发言，因为他们的话“被口哨声和嘘声淹没了”。加里宁甚至被拘留了一段时间才被允许离开该岛。岛上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在群众集会上发言时也受到了这种待遇。正如阿夫里奇所写：“当向他们的同志讲话时，他们（共产党人）受到质问和打断，就像前一天加里宁和库兹明一样。例如，在主要卫戍部队中，布尔什维克政委几乎没有时间对不正常的程序提出反对，就被负责炮兵的‘军事专家’科兹洛夫斯基这位前沙皇将军打断了。”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会议期间，佩特里琴科下令逮捕三位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库兹明、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和喀琅施塔得战列舰分舰队政委科尔舒诺夫。这真实地暴露了叛变者要求言论自由的空洞性。这次逮捕将会议推向了公开叛变。但当会场有人高喊“15卡车的共产党人携带步枪和机关枪正在驱散会议”时，这件事不可逆转地变成了一场公开叛变。这一毫无根据的被证伪的谣言使会议陷入了疯狂。会议主席彼得里琴科没有对此进行调查，而是宣布一支由2000名共产党员组成的分队确实正在前往逮捕他们，从而进一步挑衅了局势。在这种虚假谣言造成的恐慌和混乱气氛下，佩特里琴科找到了推迟新苏维埃选举并建立以他为领导人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所需的借口。共产党人被捕；禁止出城的所有出口；实行宵禁。叛乱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叛乱的消息立即给一切反革命势力带来了新的希望。流亡的克伦斯基认为，叛乱将预示着布尔什维主义即将崩溃。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科夫对这次起义表示欢迎，并表示他“对列宁政权的日子屈指可数表示乐观，并呼吁美国政府向叛乱分子运送食物。”全国中心欣喜若狂地写道：“喀琅施塔得的起义在所有俄罗斯流亡者的心中得到了回应。”巴黎的俄罗斯工商联盟承诺为“解放俄罗斯的神圣事业”提供 200 万芬兰马克的初始资金，并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组织一条通往喀琅施塔得的有效补给线。人们可以通过聚集在一个人周围的朋友来判断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人。白军流亡者清楚地了解这次叛乱的反革命性质。

因此，喀琅施塔得兵变远不是“第二次巴黎公社”，而是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严峻条件所带来的困难所引发的小资产阶级反动。而这次叛乱一旦胜利就将成为新的反革命攻势的跳板。划分两个阵营的阶级界限是明确的——一边是苏维埃政府，另一方是喀琅施塔得叛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中间立场。道德上没有动摇的余地。犹豫就意味着革命本身的死亡。在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捍卫了十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

3月7日，一场夺回喀琅施塔得的军事行动开始。红军正在与时间赛跑。随着春天的临近，几周内岛屿周围的冰就会融化，这将使步兵无法攻击要塞，并允许从外部通过海上提供补给和增援。这将使喀琅施塔得成为白军新一轮入侵的战略基地。

然而，夺回喀琅施塔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仅防御森严，而且还高高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冰原上。数以千计的红军战士和工人在夺回要塞的英勇进攻中丧生。他们在没有受到机枪的火力掩护的情况下勇敢地穿过开阔的冰面。在猛烈的炮火下，许多人跌入冰层淹死。 10天后，当要塞最终被攻克时，红军伤亡估计在10,000至25,000人之间。叛乱期间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300名代表离开大会，自愿参加攻击，其中15人丧生。这就是真正的牺牲精神，他们代表了革命的精华。

与此同时，叛军造成 600 人死亡、1,000 人受伤。佩特里琴科和革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逃到芬兰，不久后加入了弗兰格尔将军领导的白军。尽管反对者仍然大声叫嚷，布尔什维克仍然光荣地履行了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职责。

迄今为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者从未停止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1917-1921）实行的红色恐怖（包括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与随后时期的斯大林主义恐怖等同起来。斯大林主义被描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延续，它以喀琅施塔得的镇压为桥梁。然而，认真而诚实地分析俄国革命的历史就会发现，红色恐怖是针对敌视十月革命的势力的。不幸的是，这些敌对分子包括一些最不自觉的农民和工人阶层，他们由于面临的困难和匮乏而受到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影响。相比之下，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主要针对无产阶级，特别是最能代表十月革命真正传统的阶层。为了巩固斯大林和官僚的统治，他们必须消灭所有旧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丧生。30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只有8人是在1927 年斯大林上台之前自然死亡的；18人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处决的；只有三人幸免于难：穆拉诺夫于1939年被提前退休；柯伦泰实际上以外国外交官的身份被流放；还有埃琳娜·斯塔索娃，斯大林认为她无害。最终30人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布尔什维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血河，而这正是俄罗斯革命孤立的产物。

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经济基础

归根结底，喀琅施塔得叛乱凸显了试图在工业生产规模小、农民众多的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国家精疲力尽，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这个经济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向工业中心供应农产品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农民只会用粮食换取消费品，但国营工业破烂不堪，无法提供这些制成品。这就引发了种种矛盾。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写道：

“在一个储备完全耗尽了的国家，若不从农民那里借来谷物和原料，工业便无法发展。但对农产品若“强制征借”得太重，那就破坏了劳动的刺激。农民并不相信未来的繁荣，如果城市派出征粮队，便会以停止播种来答复。反之，若征集得太少，工业又有停工的危险。”

城乡间的经济紧张最终超出了“播种罢工”的范畴，爆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托洛茨基在他的《喧嚣与本相：评1921年要塞水兵叛乱》中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

“草创不久的工人政权，曾与哥萨克、农民乃至某些工人（乌拉尔的著名白军「工人团」9！）频繁冲突。交恶的根源，是工人（消费者）与农民（生产者、供粮者）的矛盾。贫穷匮乏的钳制下，工人阶级也曾内部分裂彼此敌对；敌视程度视各群体与乡村纽带的强弱而定，红军同样受到乡村影响。内战年间，我们多次被迫缴械某些动摇团队………「无产阶级城市」和「小资乡村」的关系史上，水兵叛乱只是段插曲。”

征粮、禁止粮食自由贸易、封锁道路以防止投机和黑市等不受欢迎的措施的实施在战争最严重的时期是必要的，这些政策没有一些限制和强制就不可能实施。简而言之，喀琅施塔得体现了农民在极度绝望和贫困的背景下的直接经济利益与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任务发生冲突。列宁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之际向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雄辩地强调了俄国革命的这一根本问题：

“下面谈一谈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提出的贸易自由这一口号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关系中，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和任务。我指的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当无产阶级革命日益开展的时候，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来对待小业主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作用就是要领导这些小业主向社会化的、集体的、公社的劳动过渡。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许多立法文件中都说到了这个过渡，但是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立法文件，而在于实际执行，同时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有了实力雄厚的大工业，能够给小生产者好处，使他们实际看到这种大经济的优越性，就能保证实现这一过渡。”

为了缓解无产阶级和小业主之间的公开冲突，至少在苏联经济具备克服上述问题的物质基础之前，颁布了新经济政策（NEP），这代表着有限度地重新引入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喀琅施塔得主要不满的实现——粮食征用的结束和自由贸易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束及其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至少暂时如此。

但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倒退。其目的是为下一波世界革命创造喘息空间。新经济政策在重振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的同时，也制造了各种社会矛盾。它不仅强化了富农和耐普曼（因新经济政策的自由贸易而致富的投机者和商人），也强化了官僚机构。富农和新经济主义者等敌对阶级势力通过官僚机构在党内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内部施加压力。随着经济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复苏而出现的少量盈余，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城市，并由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可以获得特权的官僚机构支配。不断崛起的官僚机构越来越依赖富农和新经济主义者来打击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

此外，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工资差异为1：4或1：5，列宁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却又是必然的结果，是该国孤立和经济落后所施加的限制的结果。激励国家少数专家和工程师的唯一方法就是为他们提供特殊报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还没有足够多的可以信赖的专家，这迫使布尔什维克甚至不得不依赖前沙皇分子和其他社会垃圾。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到来，这个过程大大加速了。到1923年，工资差距扩大到1:8（我们注意到，与当今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一差距仍然很小）。在新经济政策下蓬勃发展的小资产阶级专家阶层也将成为崛起的官僚机构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

官僚机构还利用新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所认可的暂时不平等作为其自身特权的理由。托洛茨基在他未完成的斯大林传记中写道：“只有当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矛盾加剧，官僚机构开始凌驾于社会之上时，斯大林才开始将自己提升到党之上。”他继续提到：

“在马克思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的信中，斯大林找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不平等，或者，像他所说的，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特权仍将保持着……这句话被错误地解释成为宣布官僚及其附庸的权利和特权。这样，苏联的前途就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途脱离了关系，同时官僚主义得到了他们在苏联内部取得特权和统治劳动人民的权力的理论根据。”

国际主义立场的需要

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写下的一份未发表的笔记中，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第一年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评估。尽管这篇笔记有其局限性——这就是罗莎从未发表它的原因，而且它后来被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捞出来——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见解：

“在俄罗斯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代表着一个不可避免的因果链，其起点和终点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和德帝国主义对俄罗斯的占领。如果我们期望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出最好的民主、最模范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对他们的要求就太超人了。他们以坚定的革命立场、模范的行动力和对国际社会主义的坚定忠诚，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做出了一切可能的贡献。

“……只有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才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已经表明，他们有能力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范围内所能做出的一切贡献。他们也并非试着创造奇迹。”

从强制征粮到暴力镇压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做出的这些抉择源于“德国无产阶级[领导]未能”夺取政权并打破俄罗斯革命的孤立。事实上，十月革命“被国际无产阶级[改良主义领导层]背叛”，并“在如此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自行其是。卢森堡深知这一点，即十月革命的孤立将带来各种社会和经济矛盾，这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及后来工人国家的官僚堕落中得到了体现。

而且，上述注释是在1918年写的。到1921年，卢森堡在俄罗斯看到的“极其艰苦的条件”将成倍增加。这将对布尔什维克可以运作的“历史可能性的限制”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布尔什维克的罪过只是他们了解叛乱的真正性质，并敢于在叛乱导致反革命之前采取必要的行动将其扑灭。

正如托洛茨基本人所承认的那样，喀琅施塔得叛乱的镇压是“悲剧性的必然”。防止未来发生此类悲剧的唯一办法是确保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罗莎·卢森堡在被自由军团谋杀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使用恐怖表明了巨大的软弱……布尔什维克使用恐怖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软弱的表现。”这种“软弱性”只能通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弥补。

100多年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比1917年要好得多。无论在哪里，工人阶级都是社会中最占主导地位和最强大的阶层。全球化为每个国家带来了数十亿工人，他们集中在城市地区。在世界上仍然存在农民的地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无产阶级化，类似于农业工人而不是小业主。因此，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就不太可能发生。各国的青年和工人日益因事件而变得激进并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秉持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缺少的是其主观因素：革命的领导。建立这个领导层是当今革命者的任务，也是一项必须极其紧迫地肩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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