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新疆 · 第五章

副標題：大规模羁押监控主导着中国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生活之下，一位女性为自己的自由而抗争。

Raffi Khatchadourian

2021年4月5日

悔过书

莎车县地处新疆西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离奎屯大概800英里。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末曾到访此地，据他记载，那里穆斯林和基督徒并肩生活，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莎车县的维吾尔人口众多，镇压运动十分严厉。2014年，当局禁止了穆斯林斋月庆祝活动，另据当地报道，公安在挨户搜查带头巾妇女的过程中枪杀了一家人。持刀的当地人走上街头，在与警察的不断升级对抗中，数十人被杀。紧接着，中共派了一位富有经验的官员王勇智来管理这个县。

王积极执行陈全国的政策，但显然他也有疑虑。 正如他后来在声明中指出的那样：“上级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与当地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不完全行得通。” 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打击力度，这让那些陈派去监视当地官员如何执行这些措施的人颇为不满。据后来泄露给《纽约时报》的对王的官方评估中写着：“他拒绝执行应抓尽抓。” 实际上他走得更远，他授权释放了7,000名被拘留者。

王被免职，并做了检讨：“我偷工减料，擅自调整，以为抓起来这么多人，其他人知道后会煽风点火，加深仇恨。” 党内猛烈攻击了他，指责他腐败和滥用权力。 一份官方报纸这样写道：“王勇智丧失了理想和信念。” 并补充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他的问题非常严重。” 他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王的检讨作为警告在新疆的官僚机构中流传，显然是到达了奎屯。 就在Sabit和其他学生将被释放之时，所在营地的管理层撤销了决定，一名警卫告诉她，因为一名官员因未经授权放人而被撤职。 他解释说：“现在没人愿意签发放人，没人愿意承担责任。”

（手足F）

大楼里一片沉寂，这是因为作为被拘留者的新闻渠道的看守人对他们说的话变得小心翼翼。起初，Sabit感到沮丧，但是，就像她曾经抑制住了她也许可以离开的喜悦一样，她现在也抑制住了她的失望。现在她确定可以依靠的是她的耐心。她已经变得善于等待。

然而，她被禁锢的时间越长，通往自由的道路就越曲折。那时，她的看守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评分制度：被拘留者被告知，他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分数，如果分数足够高，他们就可以赢得特权——比如家人探视，甚至是释放。在考试中表现良好，或写出 "思想报告 "以证明自己有能力复述官方宣传，便可以赢得分数。这些妇女还可以通过告密来赢得分数。Sabit回忆说，一名被拘留者"就像一台摄像机"。

害怕掉分的恐惧在女人们中间迅速地蔓延。如果犯了个小错，官员可能会说要扣一分。要是犯了个大点的错，那么官员有可能说要罚掉十分。但从来没人告诉过她们到底她们是多少分，所以也没人知道到底这个评分制度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天，一个女人跟人打架，她被带去见再教育营的官员，官员非常生气地责骂她，把一张声称是记录了她操行分数的纸撕得粉碎，“现在你是零分了！”他宣布说。她回到牢房时，Sabit和同伴们都纷纷来安慰她，但也想委婉地打听一点官员所说的细节，希望弄明白到底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想，好吧，看来也许他们确实在记录我们的分数，”Sabit回忆说，“也许这的确挺重要的吧。”

2018年冬天，新来的人开始涌入再教育营。有传言说，逮捕是由配额驱动的，一种新的随机性。正如一位参与IJOP的官员后来告诉人权观察组织的那样，"我们开始随机逮捕人们：在社区里争吵的人、街头斗殴的人、酒鬼、懒惰的人；我们会逮捕他们，并指控他们是极端分子。" 集中营的一名官员告诉Sabit，这些逮捕是为了在 "两会"前维持稳定。

再教育营紧张地管理着涌入的人员。大多数新来的人是从另一个人满为患的拘留中心转来的。有些是老年妇女，有些是文盲，有些是瘸子。一位妇女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因她的马奶供应商被认为不可信而被拘留。另一位是法轮功的信徒：她非常害怕，以至于企图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自杀。

对许多新来的人来说，再教育营的环境已经非常好了。拘留中心是连 "教育改造 "的幌子都不打的，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被蒙着头、戴着脚镣带进来。妇女们谈到了殴打、没法下咽的食物、沾满尿液、粪便和血迹的床。Sabit遇到了两名妇女，她们的手腕和脚踝上都有伤痕，她们告诉她，这些伤痕是从来没有拆除过的脚镣造成的。

由于妇女再教育营里的床位不够，当局将床垫扔在地上，然后将被拘留者四处挪动，以寻找更多的空间。妇女也需要服从新的规矩。她们必须在牢房内进行军事演习，并接受理发。在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中，长发象征着好运；有些妇女从小就留着头发，直到"头发又黑又密，到了脚后跟"，Sabit回忆道。后来，有证据表明，收容制度正在把头发变成一种商品。去年，美国拦截了一批13吨重的头发，白宫官员担心这些头发有一部分是在集中营里收获的）。在奎屯，这些头发在妇女们乞求再多留一点头发的哀声下被残忍地几刀剪断。Sabit拒绝乞求，试图保留一些自尊，但当她的头发落下来时，她感到十分羞耻，仿佛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罪犯。

晚上，被拘留者被安排去帮助警察，妇女们将轮流值班两小时。对Sabit来说，轮流值班提供了难得的隐私时刻。有时，在孤独中，她想到了独自生活的母亲。几个月来，她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按照哈萨克族的传统，与家人一起纪念父亲的忌日。但是，一年过去了，她仍然被困在这里。

执勤时，Sabit经常透过小小的铁窗凝视夜景：一个花园、一棵白杨树，然后是奎屯市的全景——城市的灯火辉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划出的线条，这些让她想起了以前的生活。后来，她把这些遐想整理到一首用普通话写成的诗中，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守夜

我望向黑暗

和它肆意折磨的

弱不禁风的白杨。

几个月过去了，再教育系统对每个人都造成了伤害。曾经仁慈的警卫变得反复无常、态度严厉。有一天晚上，一名温和的工作人员在面对多次要求上厕所的请求时失去了理智；她疯狂地大喊大叫，然后在余下的夜晚拒绝让任何妇女离开牢房。

被拘留者也开始屈服。他们开玩笑说，国家只是让他们活着。有些人的头发过早地变白了。许多人停经了，是由于再教育营的强制注射还是由于压力，Sabit不确定。因为她们只能偶尔洗澡，而且从未得到过干净的内裤，这些妇女经常出现妇科问题。由于食物差，许多人消化不良。一位老妇人在上厕所时会把大肠的一部分排出来，她不得不自己把大肠塞回体内。这名老妇人被送往医院，但据说因为她有高血压而无法进行手术。她被送回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呻吟。

有一天上课时，一个在集中营失去大部分家人的被拘留者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她的姐姐也在班上，跑到她身边，然后抬头惊恐地看着其他人。她们泪流满面地冲过去扶她，但被看守拦住，命令她们不准哭。"他们开始用警棍打铁栅栏，吓唬我们，"Sabit回忆说，"我们不得不忍着不哭"。

这里很容易找到心理创伤的迹象。一位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妇女一直在努力背诵普通话课文和汉字。一天晚上，她开始尖叫，扯掉衣服，躲在床下，坚持不让任何人碰她。守卫带着医生冲进来，把她带走了。但再教育营管理人员却将她送回牢房，认为她是装病。之后，这名女子偶尔会抽搐，被送往医院。但她没有被释放。

Sabit也感到越来越虚弱。她的体重在下降。她什么东西都咽不下去，甚至连一口水都喝不下去，不得不吃药来控制不停的呕吐。和其他女人一样，她的情绪也很生硬。有一次，她和一个汉族守卫聊天，守卫提到再教育营的副主任对他说："Sabit在这里纯粹是浪费时间。" Sabit笑了笑，担心如果她表现出焦虑，他就不会再和她分享消息。但是，他一走，她就跑到床上，背对着摄像机，哭了起来。

到2018年夏天，陈全国的再教育运动已经运行了一年多。北京政府竭力掩盖其存在，但与其相关的证言泄露了出来，慢慢地，人们发现，一些规模巨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打电话给当地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习惯于与党的宣传员交谈，他们的坦率令人震惊。当一位再教育营主任被问及他的设施名称时，他承认他不知道，因为名称经常改变，但他冒险地跑到外面从一块牌子上读出了最新版本的名称。一名警察承认，他的部门奉命拘留了辖区内百分之四十的人。2018年1月，喀什(Kashagar)的一位官员告诉新闻机构，仅他所在的县就有十二万维吾尔人被拘留。

不断增长的再教育营基础设施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加拿大学生Shawn Zhang开始使用卫星数据绘制设施图。到了夏天，新疆大约10%的维吾尔族人口似乎被关押。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是一位独立学者，他发掘了大量关于陈全国镇压运动的政府文件，他估计集中营里有多达一百万人--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也赞同这个统计数字。自犹太人大屠杀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人口被如此系统地拘留。

随着镇压的发展，仓促组装的设施，比如位于奎屯的Sabit所在的设施，被位于偏远地区的巨型新院落取代。当被迫公开承认这些设施的存在时，政府将它们描述为良性的或不可缺少的。政府指出："新疆已经从大规模动荡的边缘被拯救回来了。"

那年夏天，在这些变化中，Sabit所在的再教育营的主任允许被拘留者在有狙击手监视着的、有围墙的院子里活动；妇女们被限制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比如应急演习。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她们应该感恩。最后，她们还被允许在工作人员维护的葡萄园里晾晒毯子。"我们会把葡萄藏在被褥里面，"Sabit回忆说，"然后我们会把它们带回牢房，偷偷地吃掉它们。"

当再教育营官员在7月宣布Sabit和其他妇女将被转移到一个新的设施时，这个消息似乎是个不祥之兆。由于不知道她们要去哪里，她们担心自己的处境会变得更糟。一天晚上，警卫叫醒她们，让她们收拾东西：一辆大巴车正等着带她们离开。路上，一辆警车护送她们，警察在路口守候。"很多人都在哭，"Sabit回忆说。"我问旁边的女孩，'你为什么哭？她说，'我看到了一条我曾经走过的街道，然后我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日子。”

在黑暗中，他们走近一个巨大的、与世隔绝的建筑群。其中一栋建筑的形状像一个巨大的 "L"，周围有一堵墙。当大巴车驶过其中一翼时，妇女们数了数窗户，来估计里面有多少间牢房。Sabit被这死气沉沉的结构震撼了，它没有灯光的房间看起来很空洞。在里面，她和其他人了解到，这栋建筑确实是空的：她们是它的第一批住户。当时是夏天，但在厚厚的混凝土墙内，感觉很冷，像一座坟墓。

在新的大楼里，被拘留者按种族划分。除了少数例外，维吾尔族人遭到了更严厉的管制；有些人被判刑，意味着他们将被转移到监狱。与此相反，和Sabit同来的那批妇女则逐渐被释放。那年9月，当她们为来访的政要排练表演时，一位官员问Sabit她是否有平常穿的衣服。第二天——演出当天，他的一位同事告诉她："明天，你就可以离开了。" 后来她才意识到，由于她流利的普通话，她被关押的时间更长，而这只是为了让她参加给政要看的汇报演出。

第二天上课时，她即将被释放的消息在教室里悄悄传开。有的女同学向她讨要普通话笔记本。"我当时就说，为什么？"她回忆说。"她们说，我们知道你要走了！"她回忆到，“而我当时就说，还不一定呢!" 一个守卫对她眨了眨眼，说很快就会用扩音器叫她的名字，她就自由了。当扩音器响起时，Sabit站在那里，等待着门被打开，其他女人也祝愿她。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衣服。她回忆说："我终于脱掉了那件恶心的制服。"

Sabit被带到再教育营的党委书记那里，他在一个有一把椅子、一个小桌子和一张床的房间里等着她。她坐在床上，他教训她，告诉她需要更加爱国："你过去的生活方式太个人主义了——完全是为自己而战！" Sabit暗地里被激怒了。随着释放的前景摆在她面前，再教育营宣传灌输的疑虑也随之消散。她想，只有为中国而死才能使我在你眼里足够好吗？但她点了点头，说："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

秘书告诉她，地方的官员和他的助手正等着带她去她叔叔家。当她从再教育营走向他们的车时，她想起了其他女人告诉她的一些事情。"不要回头看，这是个不吉利的征兆。" 她决定听从她们的建议。但是，她向旁边看了一眼，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隐约可见的门脸：拘留所。她朝着等候的汽车奔跑起来。

（手足O）

校对：手足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