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人行出來的—回應練乙錚〈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沈旭暉）

日前練乙錚博士發表〈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一文，談及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海外港人面對的種種局限，引起不少迴響。從小到大，我們對練博士洞察世情的文字十分敬佩，但這篇文章的若干論點，從國際關係角度，似不無商榷空間。

練文的「六桶冷水」，可概括為三個範疇：

（1）海外香港人不懂「流亡學」操作，沒有能力讓其他國家有道德以外的誘因幫助香港人，特別是國安法紅線出現後，更容易進退失據；

（2）流亡組織通常泡沫化，流亡領袖很快腐敗不堪（中國海外民運乃樣板），而且也沒有能力適應海外生活；

（3）香港人不像猶太人有上千年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到了海外，恐怕過了一代，就不再有身份認同。

練博士說的確是事情的一面，卻不是21世紀現實的全部，因為結構上，以下六個現狀似被按下不表：

（1）「海外翼」從來不是狹義的政治操作。假如維持香港人身份認同、以待時機，是海外香港人的最大公約數，這其實是一個全民運動，有自成體系的生命力，超越了練文強調的領袖角色；

（2）六桶冷水的對象都是「流亡者」，但「exile」、「diasporas」、「migrants」這三個概念十分不同，也不是完全排他。在可見將來，海外香港人明顯以有家鄉概念、同時願意融入當地的diasporas為主，這方面能長期維繫的成功案例，古今中外有大量可援；

（3）文中提及的不少問題，都與傳統組織的「大台綜合症」有關，這卻是香港人過去數年成功克服的心魔；

（4）互聯網的資訊科技時代，打破了大量身份認同、地理位置的昔日規範，時空壓縮下，一年的改變，抵得上前數碼時代的數十年；

（5）國際關係正出現1945年以來的最大轉折點，中國崛起和打壓香港的模式，難免和現代世界的主流文明構成二元對立的文明衝突，而香港正在衝突的核心槓桿斷層，配合數碼革命，正醞釀我們未知的新世界；

（6）無論這個新世界變成怎樣，肯定會有兩種價值觀、兩種組織模式並存，假如中國代表由上而下的強權，物極必反，另一種由下而上、不以僵化國家為單位的non-state actors，也總有一日發揚光大。

基於以上認知，練文三大範疇的憂慮固然都是客觀現實，要克服卻不是不可能：

一、香港人自然不能簡單類比為猶太人，但不代表不存在世上獨一無二的香港身份認同。其實，連猶太人的身份認同也不完全是由宗教和繁文縟節維繫的。錫安主義出現時，根本以各地猶太教的拉比（社會賢達、既得利益者、傳統領袖）為批判對象，認為他們以捍衞教義之名，只懂被動接受現實，所以才有現代化的運動，希望#connect達到互助的群聚效應，以甚麼名目存在，反而不是最重要。這批猶太領袖都強調融入各地社會的重要性，維繫身份認同的，除了宗教、文化，還有被壓迫的反抗，以及結成龐大「內循環」經濟體的誘因（工業革命後，善於經商的猶太人明白到需要更緊密的群體，來保障勞動成果）。Diasporic群體的長期維繫，並不需要流亡領袖精密指揮，猶太人以外，愛沙尼亞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摩門教徒等群體，都有成功之道。愛沙尼亞今天也不過100萬人，海外香港人的總數，已經不止這數字。

更重要的是香港身份認同從不是非黑即白、「自古以來」的，而是外向型、復合型的，否則難以理解在過去一年，不少本來連廣東話也不大靈光的二、三代港人，大大強化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甚至帶動外國朋友加入廣義的香港認同群體；反而他們的第一代父母，卻淪為藍絲。有了互聯網，上述身份認同一旦建立了，分解很困難，慢慢就出現了雙重認同的diasporic identity，將兩者的價值觀和利益融合，這正是海外上一代和新生代的最大分別。（其實大量中國內地學者從事diasporic identity研究，假如這也是違反國安法，國安公署應該先清理門戶。）

二、海外游說不但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門耗費龐大的專業，香港人去年無師自通打「國際線」，現在因為國安法而式微，成效也過了邊際效應的臨界點，這點我完全同意。即使是一個中型國家要在美國建立游說團，也要面對同樣問題：需要天價游說費，要足夠誘因讓官員、議員各取所需。何況來自一個破滅特區、又沒有官方認受性的零星香港人？

正因如此，加上「號召外國制裁香港」被國安法緊盯，更應探討其他可能性。對各國政府、政客、既得利益者而言，在理念以外，有甚麼誘因幫助香港人捍衞核心價值？其實答案很簡單：香港人群體，擁有相對充裕的資源、技術、人才和全球適應力，規模小的足以成為BVI型的離岸經濟體，規模大的足以成為特約城市，這才是英國對BNO持有人擴權的最大誘因。

例如在澳洲地廣人稀的西岸出現「澳洲香港」，當地政府怎會不思考？假如台灣政府通過吸納香港專才，把現已存在的OBU（Offshore Banking Unit）化虛為實為「虛擬BVI」，從而帶高本地人薪酬，何樂而不為？這些國家的對華政策，已經有太多利益群組游說；如何在大時代的各地複製香港人的價值，達到雙贏，讓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長期維繫，這卻是香港人獨家懂得的專門學問。

須知即使是中美關係最惡劣的時候，雙方也有窗口；最友好的時候，雙方也滲沙子。香港人需要在任何時候，都能生存下去。認識不少海外香港人、留學生，一方面維持堅定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另一方面直接加入所在國的政黨、金融機構和政府，將兩者價值觀、利益和認同合而為一，這是單純的游說團或流亡者不能比擬的。

三、海外民運組織烏煙瘴氣，自然是完美的反面教材，但海外香港人和他們有本質上的分別。海外香港人的最大元氣，在於經濟實力、國際網絡，而不是依靠個別領袖，憑空移植的海外民運，卻完全相反。由於香港缺乏眾望所歸的單一政治領袖，注定從事政治工作的流亡者先天受到大量制約和監察，但這不代表海外香港人一盤散沙：根本每個地方，早就有不用高調的de facto 領袖存在。這種半公開、半地下的網絡，相互之間會有種種合作和競爭，但不應傷及根本；相反海外民運，本來卻是海外無根的。所以關鍵，還是要建立結構性支點，不能長期依靠單一金主、或以「國際線」為職業，否則只會留下負面觀感。

另一點根本不同的是，海外香港人和本土香港人之間，始終存在互動。本土反對派領袖就算要坐牢，若干年後，也總有離開的可能；而海外港人就算心底裏對「新香港」如何不滿，部份yellow submarine回流香港階段性工作，也不可能杜絕。這種互為根葉的聯繫，不會因為一條國安法而消失。此時此刻，練文的價值固然有如醍醐灌頂，但如何在務實中見希望、在希望中認清現實，找出未來路向，卻正是我們的共同責任。

沈旭暉 中大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

轉自：蘋果日報 2021.01.06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06/LSKMVIOAINGIVPNOSC7UFH2H5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