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女性在中国:当“妳”只被允许成为“你” - 端传媒 - 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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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会自杀吗?”“你还想做女孩子吗?”在矫正中心过了大半个月,她学会了伪装,机械地回答“不会”“不想”。」

特约撰稿人 梁屿桐 发自新加坡

2022年9月17日,重庆,人们在长江沿岸的护岸砖上摆姿势拍照。摄:Li Hongbo/VCG via Getty Images

【编者按】不久前,日本演员桥本爱在社交平台发言,称在女浴室见到生理异性感到“恐怖”,再次引发有关跨性别权益的讨论。近年来,从JK罗琳关于跨性别的争议性发言、Elliot Page等跨性别明星出柜,到无性别卫生间倡导、性别重置手术与性别的制度认定等政治权益争取,跨儿群体在被更多看到的同时,也伴随著诸多犹疑与不理解。到底,性别是什么?

跨性别权益与公共空间为何争议不断?顺性别女性担忧的对象究竟是谁?跨儿群体在经历怎样的药物与性别认同的挣扎?一张更改不了性别的身分证增加了多少生活困难?改变性别的制度认定为何障碍重重?

3月31日国际跨性别现身日前后,端传媒组建“跨儿现身”专题,我们将讲述具体的生命故事,也将开展顺性别人士与跨儿的对话。我们试图在争议的漩涡中搭建一个平台,解构恐惧与不理解的不同切面,打开跨性别群体生存境况的透明柜子。

今天是专题的第一篇:《跨性别女性在中国》

又有一位“MTF”自杀了:星羽,2009年6月出生,还未满十四。

MTF是male to female(注:也称男跨女或跨性别女性,指出生时指定性别为男性、自我认同为女性)的首字母缩写,中国大陆的跨性别女性在网路平台上倾向以此自称。

十年间始终无偿开展自杀干预工作的跨性别女性和秋风自责:“这次我负第一责任。”她愧疚地认为,自己未能有充足的时间来劝导、陪伴对方。但闻讯前来的人们不会责怪她:不止是星羽,MTF大多患有抑郁,且这种抑郁来自数不清的缘由,旁人难以推断出,哪个才是压倒神经、导致自杀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9年宣布,将“跨性别”自国际疾病分类表中除名,但在中国大陆,跨性别群体却始终不得不承受来自官方、社会、家庭等多方面的围堵。

2015年3月18日,北京,一位戴著围巾遮住脸的妇女。摄:Kim Kyung-Hoon/Reuters/达志影像
药娘的“哭墙”

格拉蕾已在北欧停留八年,她从不做回到故土的打算。这是她在与父母多年的拉扯中摸索出的相处之道。只要还在国外,远离父母生活的小镇,格拉蕾在远亲近邻的眼里,就永远是那个“有出息的儿子”,而不是一个“想当女人的变态”。

跨性别女性自杀的概率高得出奇。和秋风2012年入圈,当年结识的数百位“姐妹”中,尚在人世的如今不足一半。而这,已经是她干预过的结果。“自杀的原因,是长期焦虑导致的抑郁,但导火索,一般是现实中的突发性的困难。”和秋风总结。

多次协助和秋风进行自杀干预工作的跨性别女性西蒙妮亦有同感,她从2021年进入圈子,会在现实中救济需要帮助的MTF,或透过网路开导有自杀倾向的同类,有时后者要比前者难得多,“看她们的倾诉纪录,我自己都感到很绝望。”

例如“断药”,就是MTF常要面临的危险之一。药,是指雌性激素与抗雄激素,这是MTF群体在进行性别置换手术前维持女性特征的唯一方式。有多位药娘(注:大陆地区网路用语,指代已经服用激素的跨性别女性)公开分享过经历:一旦“断药”,就会时刻害怕变回那个不属于自己的性别,并引发狂躁、抑郁等精神问题,最终导致自杀。

在大陆苛刻的购药限制下,MTF多会在网路电商平台频繁变换关键词来搜索药品,或者直接与地下药商联络,但这也意味全程无保障,买到假药根本无处维权。西蒙妮曾在群组里看到一张爆料,有仇跨人士故意向MTF出售高价假药,吃了甚至会对身体有副作用。

相对有效的途径,是MTF群体间的互助。

同为跨性别女性,小Y很钦佩和秋风,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帮助这个群体,在灯塔的传递下,她亦在外网建立了一个群组,供姐妹们互相取暖。前段时间,一位MTF面临断药风险,小Y寄了一些过去,挽回了她对生活的希望。

小Y的药,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去年,她依靠熟人关系,几经周折在一线城市的一家三甲医院开具了“易性症”诊断证明,顺利从医院购买到了雌性激素。小Y当时松了口气,以为未来都无需为此害怕了,但她后来才发现,一次的顺利,原来只是侥幸。

今年,小Y再次前往医院时,值班的医生却说什么也不肯开药,理由是“医院没有跨性别的诊断经验,系主任不允许开”。小Y拿出了之前的诊断证明和处方,软磨硬泡亦无用,只能找另一家医,一连逛了五家,最终才买到。但下次再去时,上次能开药的医院竟也不能开了。

她百思不得其解,在群组交流时,她才了解,在发现孩子偷偷吃药出现“女性特征”后,许多家长会去举报那些开具激素的医院。这个现象,病毒一样分布在全国各地。

对此,小Y感同身受。她公开想成为女生的念头后,父亲直接与她断绝了关系,从此不再有交流与经济支持。去年9月,她吞了40粒硝酸甘油(注:冠心病患者的必备药物,过量使用会导致死亡),以险些失去生命的代价让母亲体会到她面临的痛苦。母亲加入了许多跨性别社群,在其他父母的安慰下,终于理解了她。

在小Y的印象里,真正在MTF圈掀起巨浪,导致MTF群体在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集中性自杀的,是去年11月出台的一项文件: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其中规定,互联网平台不能再售卖一些激素药物。

消息一出,小Y就感受到了当头一棒。这意味,MTF此后想不“断药”,就只能不厌其烦地去医院尝试,或是继续走地下渠道——但即使是稳妥的药商,也不能保证药的按时送达,许多激素中国已不再生产,只能从国外购买,海关会对此严查,小Y和群组中的姐妹不止一次遭遇过药物被退回的情况。

群里唉声载道,许多人流露出自杀倾向。

西蒙妮与姐妹在github上建立了一个网页,记录半年来中国官方对跨性别群体施加的迫害,以及今年因此去世的姐妹,仅是她们从个人的推特、QQ两个平台了解到的信息,两个月里自杀的已经至少58位。

名单显示,许多MTF都曾在推特上转发过那份禁售激素的文件,并在此后明确表示了想自杀的念头。而她们自杀的方式,多是服用从“拼多多”等平台购买到的“亚硝酸钠”。

这实在耐人寻味,对MTF而言如救命药一样的激素愈发难购买,但夺人性命的“亚硝酸钠”(注:分为食用级与工业级。食用级亚硝酸钠是肉制品中的一味食品添加剂,但毒性较强,一次摄入超过0.3g就会导致中毒,甚至死亡。)在中国大陆的任意电商平台都能轻易买到。

西蒙妮去年也曾陷入“断药”的恐慌。当时,她初到北欧,还是从地下渠道买药,不知道当地有正规渠道可以获取药物。聆听她的遭遇后,同样在北欧的跨性别女性格拉蕾给她带来了两盒激素。

西蒙妮很依赖这位已经在北欧多年的成熟又温柔的药娘前辈。她刚到北欧,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同时,她刚踏入圈子,对很多事一知半解,偶尔还会遭遇一些情感问题。她每次都习惯寻求格拉蕾的帮助,格拉蕾听到后,会打电话来耐心开导。

但这位精神导师一样的前辈,亦有她的难处。

从22岁出国留学,格拉蕾迄今已在北欧停留八年,她从不做回到故土的打算。这是她在与父母多年的拉扯中摸索出的相处之道。只要还在国外,远离父母生活的小镇,格拉蕾在远亲近邻的眼里,就永远是那个“有出息的儿子”,而不是一个“想当女人的变态”。

在人言可畏的环境里,这是对父母的保护,亦是对自己的松绑。

2022年11月21日,上海疫情期间,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公共厕所外守望。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妳”只能做回“你”

父亲在部队薰染20年,视“男性阳刚气质”为精神纲领。他亦把这套法则灌输给了“唯一的儿子”。格拉蕾尝试每次说话前鼓起嗓门,行动前忍住那些下意识的属于“女孩子”的小动作,按照父亲眼里的“男人的样子”去站、卧、起、行。

很难分清,家长不能接受的,是“儿子”成为“女儿”,还是一份“所有物”脱离了他们的管制。

和秋风曾接触过一位MTF,长达多年,她都遭受来自学校与家庭的双重攻击。每当她被同学堵在卫生间的一隅围殴,或是被父母拿腰带抽打时,她心里都渴望能成为“被人保护”的女孩子,而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压抑到大二,她忍受不了,从家里逃了出来。当父母找到她时,他们都换了一副面貌,承诺会允许她做女孩子。但她信以为真回到家才知道,父母打的算盘是,将她诱骗回来,再送去性别矫正中心——这是许多人心中闻风丧胆的存在,不光收治跨性别群体,也关押同性恋、网瘾少年,或者,单纯是不听父母话的孩子。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曾多次报导过,此类机构应用的方式多是电击疗法、棍棒教育,甚至是强奸,但它依托源源不断的受众——中国父母,仍活跃在大陆,未遭取缔。

当晚,那位MTF就吞了一百多粒药片自杀,结果被送去医院洗胃,即便如此,父母还是坚定他们的想法,将她送去了矫正中心。在那间幽暗的房间里,她一次次接受逐渐加重的电击,并不断回答两个问题:“你还会自杀吗?”“你还想做女孩子吗?”

过了大半个月,她学会了伪装想法,机械地回答“不会”“不想”。“病治好了”,也就获得了出院的机会。她找到时机,再次逃跑,躲避父母的追杀。

和她相比,格拉蕾是幸运的。如今已经生活在相对包容环境里的格拉蕾,不用为被强迫送进矫正中心恐惧,也不会为断药发愁,但她还是惯性一样地陷入焦虑。她苦恼,若在手术前就意外去世,葬炉、墓碑上还是会被刻上“男性”这个自出生起就揹负的诅咒,到死,也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性别——想让人生前二十年积累的性别焦虑消失,太难了。

它来自一种细水长流但又可深入骨血的渗透,似乎她觉醒的过程有多长,压抑就有多长。

格拉蕾说不清楚,是从何时意识到不对劲的。

或许是小学三年级:班里的男生与女生莫名有了区隔,各自为伍。作为“男生”,格拉蕾却不想和那些紧紧抱团的男性同学相处,他们的游戏太粗鲁,太“aggressive”。她喜欢女生们玩的踢毽子、跳皮筋,这不止给她带来一种游戏的乐趣,也能让她找到一点归属感。

也或许比这还早,早到日历还未越过新世纪的门槛:当时,电视剧《还珠格格》开播,格拉蕾望著屏幕,总是下意识将自己代入为女主“小燕子”,而非其他男性角色。

格拉蕾年纪尚小,未曾接触过“性别”的概念,只以为自己是单纯喜欢小燕子直率、自在的性格。毕竟在那间如皇宫一样规矩森严的部队大院里,自己始终是被压抑的。

格拉蕾一家三口就住在部队大院里,那是以部队为中心建立的社区,宿舍、食堂、学校、卖店一应俱全,既维持了军人及家属的生活需要,也包围出这个小社会的独特“气候”。

她清楚记得这个小社会的一些纹理:有每天早晨六点半、晚间九点半准时吹响的起床号与熄灯号,有和父母一样体态挺拔、不苟言笑的军人长辈。以及,笼罩在她前二十年生命里的,那套不容置疑的言行规训。

当还年幼的格拉蕾轻声细语地讲话,动作轻柔地接拿碗筷,或者走路时忘记了昂首挺胸、大力挥臂,就会遭到父亲一连串地痛呵: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一同到来的还有体罚,轻则以标准的军资面壁思过,重则动手开打。

父亲在大陆部队薰染20年,视军中推崇的“男性阳刚气质”为精神纲领,他常赞扬电视剧《士兵突击》里那个言行举止不拘小节的男性教官袁朗,在百度词条的人物简介,他是“完美的军人”“训练是按照灭绝人性来的”。

他亦把这套法则灌输给了“唯一的儿子”。格拉蕾隔段时间就会盯著墙壁站到乏,她知道,不能显露出一点点“想成为女生”的念头。格拉蕾尝试每次说话前鼓起嗓门,行动前忍住那些下意识的属于“女孩子”的小动作,按照父亲眼里的“男人的样子”去站、卧、起、行。

但每有不足,又要接受父母、亲戚那套“谩骂”加“体罚”的连环指导。生命的年轮前进,这套规训也一轮轮地循环。

规训她的,不止是部队大院里的气候。

初一时,格拉蕾在图书馆翻阅过性教育学的科普书,迫切想了解她的这些“不对劲”。那本书的出版时间和当地的观念一样久远,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这本书里,她找到了关于自己的描述,以及分类:性变态。

格拉蕾合上书,抑制不住地害怕。她在心里制造了一道“阀门”,将成为女生的念头锁起,只有自己知晓。

但那道阀门会不定时地打开。

比如青春期来临的时候。格拉蕾小心翼翼观察女性同学们:有人嗓音变细,有人胸部隆起。格拉蕾对比自己的身体,却怎么都找不到一份性别归属感。她的音调和周围男生一样,都是粗沉的;她偶尔用双手托住胸部轻轻挤出凸型,但刚放开就又重回平坦。格拉蕾偶尔试探性地照镜子,每次又是一轮打击,他的脸部线条分明,怎么打量,都是属于男性的外貌特征。

她厌恶镜子里的自己。每日洗漱,格拉蕾会提前把头埋到胸口,避免照到镜子;有人拿起手机拍照,格拉蕾会下意识躲出镜头之外。她从不看身份证的正面,也惧怕汽车窗户、墨镜这样可倒映人像的东西。

从高中到大学期间,那道阀门曾多次打开过。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大陆移动通讯进入了迅猛的发展期,大千世界就这样透过互联网抵达到了格拉蕾的眼里。在“药娘”贴吧,她找到了许多答案。原来,和她一样的在中国大有人在;原来,通过服用激素和性别置换手术,就能改变身体的“出厂设置”,真正成为女性。

但她还是只能将阀门落下——明确了自己是谁,又能怎样?家里人会接受吗?比看不到希望还可怕的,是希望就在眼前,但透彻地明白,就是抓不到。

格拉蕾想尝试做回“男人”,扭转自己的心理与习惯。比如融入男性集体,比如练单双杠——男子汉会做的运动,但每一次的起落,都不会打消她的念头,只能徒增失望,这样的强迫,好像是扮演他人的人生一样。她就是女性。一个无法成为生理女性亦无法做回生理男性的女性。

大四时,格拉蕾诊断重度抑郁。对她而言,生命的累计似乎只是难过的不断堆叠,她不想将痛苦持续到下一个二十年。

唯一的选择,只有自杀。

2018年9月13日,北京举行的一场派对。摄:Oleksandr Rupet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生命的“可能性”

她注意到了那位姐妹的一套服装:上衣搭配裙子。西蒙妮已经想不起她当时的复杂心情,或许,是她不得不穿,毕竟,她不能光著出去,又或许,是她从心里就想穿。

格拉蕾被救了回来。躺在医院床上,她想通了很多事:再逃避,还是会陷入自杀循环,想要自救,就只能服用激素。

迈出了自己这一关后,她思虑再三,决定和二十年来焦虑的最主要来源——父母摊牌。或许是过去多年的压抑,终于在这一刻遭到了解禁,格拉蕾在给父母的信里写得格外决绝:你们是要一个活著的女儿,还是要一个死去的儿子?

或许是格拉蕾突如其来的“自杀”给这个表面上安稳相处二十年的家庭带来的冲击过大,她的父母听到坦白后,并未采取太过激烈的举措。只是在和格拉蕾的文字交流中,依然保持中国传统家长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说她“逃避作为男性的责任”。但格拉蕾知道,父母有天总会接受的,或者说,不得不接受。

然而,父母的接受更像是对她的彻底放弃。格拉蕾有次经过书房,听到父母小声念叨:“早知道他是这样的,前些年意外怀上的那个孩子就不该打掉。”言语间,他们已经“放弃”了格拉蕾,准备寻找新的希望了——格拉蕾明白,中国的家长总有“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心里需求。对孩子的爱是真的,把孩子当作某种工具也是真的,但透过这些年的琢磨,她不想太过埋怨他们,毕竟这是由环境造就的集体心态。她待了十年的北欧,有政府提供的相对健全的养老机制,不需要孩子傍身,但在中国大陆,“老无所依”是太过常见的现象。

格拉蕾不曾奢望改变父母的观念,但记得将信交出的那刻,如释重负。她终于可以不再扮演别人的人生,而是回归到那个真正的自己了。她开始服用激素,留起长长的头发,穿著女性服装,感受新的生命。

正式踏入“圈子”,接触了许多姐妹后,格拉蕾才明白,或许每位MTF都要经历一个契机:觉醒的契机,改变的契机。

很长一段时间里,西蒙妮都未觉出自己有何不同。她在一线城市长大,并未如前辈格拉蕾一样感受过如此泾渭分明的男女区隔。西蒙妮的觉醒契机是在初中,当时,她莫名对一位女生极有好感,脑海里总是幻想她俩日后相处的画面。可这画面有些不寻常。

每一个场景里,西蒙妮总是处于被动的一方,但她却清楚,自己并不喜欢“四爱”(注:指男女在恋爱中的关系与传统社会观念互相倒置,中国大陆亦称之为女攻男受),她就是想以女性的面貌和那个女生恋爱。

这引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或许很绕的概念,西蒙妮是生理男性,但却是喜欢女性的“同性恋”——她的自我认可,就是女性。但她并不对生理上的不同感到厌恶。

直至另一个契机的到来。高中毕业,西蒙妮考去了南方的一座小城,她当时还未曾想过,自己远离的不只是家乡,而是一个与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不同的相对包容的环境。

大学的男性同学来自天南海北,口音各异,但开起玩笑却总是出奇一致,拿女性或者性少数群体作例。嘲笑对方言行举止不正常时,他们会脱口而出:“你是GAY吧你。”

不是在猜测对方的性取向,而是把少数群体当作一个贬低性的形容词——这在大陆是过于常见的现象。

西蒙妮头次对自己的生理性别,有了些不一样的感觉。这不仅是由于自己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被抨击而产生的不快,她意识到,自己和他们不同,她融入不到这个群体之中。

命运的耦合就在一念。2020年,西蒙妮在一次线下救助中,真的就见到了可以被她称为“同类”的“女性”。那位女性在留学前向自称“你什么样子我们都接受”的家人坦白了身份,结果被关进性别矫正机构。多番尝试终于逃出后,她向MTF圈发出求救。群里的姐妹有人提供经济援助,有人分散其家长的注意力,西蒙妮当时和女友在校外租了间房,刚好有空屋,就拦下了照顾那位姐妹的任务。

在车站见到对方的时候,西蒙妮有些吃惊,那位姐妹打扮得很日系风,性格软萌,像只受惊了的小动物。但最令她惊讶的还在后面。一次偶然,她看到了那位姐妹的证件照,上面的照片,怎么看都是一个标准的男性。西蒙妮仔细对比现实中的她与照片中的“他”,直观又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撼了她,心里亦有什么好像在涌动著。

原来,一个男性,真的可以做到现在这个程度。

那天起,西蒙妮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隐约变化。说不准是命运找上她,还是她找上命运,最终的契机没多久就到来了。

某天做菜,家里少调味料,恰好西蒙妮的衣服还晾晒在阳台未干,情急之下,她注意到了那位姐妹的一套服装:上衣搭配裙子。西蒙妮已经想不起她当时的复杂心情,或许,是她不得不穿,毕竟,她不能光著出去,又或许,是她从心里就想穿。

思虑片刻,西蒙妮穿上了这套服装,用浴巾把头发包了起来,兴奋又紧张地就出门了,让她感到意外而惊喜的,是这一路上,没人发现她竟然是个生理男性。这给了她无尽的鼓舞。

过去的多年中,她从未幻想过穿女性服饰的样子,但这个说法或许不准——早在童年,练芭蕾舞的时候,她就隐约羡慕过女生的舞服,她当时不懂为什么,明明男生的舞服同样设计得很精美,色彩也很亮丽。直到这一刻真的穿上了,她才明白,有些事情好像是注定一样。

西蒙妮决定,也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活。

2021年9月30日,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的纪念仪式。摄:Carlos Garcia Rawlins/Reuters/达志影像

只想免于恐惧地活下去

“走错了你走错了,这是男厕所。”小Y锁上门,犹豫了一下开口解释:“我是男的。”话音刚落,一句咒骂就透过隔间的大门刺了过来:“这是什么变态!”

陆续跨过了母亲、医院和自己三个难关后,小Y发现,跨性别女性的困境,似乎是无穷尽的。她终于可以女性的面貌存在,但能出现的场合却不断被压缩。

小Y害怕在学校生活。中国高校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一直趋向保守,小Y从社交平台上看到,许多高校在2021年取缔了校内的性少数社团,连清华大学都因学生摆放彩虹旗而对其进行处罚。比这还令人无力的是,提到性少数,大多数人只能想到GAY,或者再多个LES,很少有人能连带想起跨性别。在学校时,她只能继续装扮为男性。

情绪最濒临崩溃的一次是军训,男生们要剃出统一的发型,他们没什么怨言,可她是女孩子,她接受不了自己的头颅重新回到光秃秃的样子——加之,服用了激素后,她的身体已经有了女性特征,重新回到男性的躯壳里,怎么看都有一种违和。

假期在家,她也同样害怕。怕出门。中国大陆少有城市会专门开辟第三性别卫生间,有时幸运些,小Y能找到为残障人士设置的无障碍卫生间来替代,但大多时候,她只能与生理系统博弈:忍。

虽然从外貌和打扮来看,小Y已经是一名“女性”,但她从不考虑去女性卫生间。她在生理上仍是男性,若被发现,不但会引起女性的恐慌,也会为跨性别群体招致“不太好”的名声。

有次出门实在忍不住了,可回家再回来就会赶不及要事。小Y紧盯卫生间上的男性标志,思虑再三,还是咬咬牙走了进去。她低下头,感受到周围人吃惊的目光后,继而快速往里走,想找到一个相对能有个人隐私空间的小隔间来隔开众人视线,质疑声却一直跟随她:“走错了你走错了,这是男厕所。”

小Y锁上门,犹豫了一下开口解释:“我是男的。”话音刚落,一句咒骂就透过隔间的大门刺了过来:“这是什么变态!”

卫生间的回音效应让这句话格外刺耳。小Y忍住心里的苦楚,一言不发,在逃出卫生间的那一刻眼泪决堤——除了辛酸,还有恐慌。

那一句男声咒骂令她冷不防地回想去年3月传遍MTF圈的一则新闻:一名跨性别女性在武汉购物中心的男性卫生间里,被一个从不相识的男性杀害。在一些微信群组里,这个严肃事件被以小道绯闻的方式转发:“男厕所里,一个女的被杀了,衣服被扒光了。”文案都是往色情与血腥上去靠拢,很少有人关注到受害人跨性别的身份。

这件事未在大陆的公开网路平台上获得什么关注:当时正值中国两会期间,大陆媒体鲜少报导,只在网路上有只言片语,但停留不久,类似这样映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负面新闻”皆数得到了删除或遮罩。

在讨论度有限的外网上,有人说这是对跨性别的仇恨导致的冲动杀人,亦有人言,若她能进入女性卫生间,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了。进展到最后,讨论又回归到了“跨性别女性能不能去女性卫生间”上。

小Y和姐妹不解:商场里的卫生间总是豪华如宾馆,设计亦别出心裁,甚至让人看不出男性标志与女性标志的界线,那样大的空间设置一个第三卫生间有什么困难?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关键不只在卫生间,而是社会的基本认同。

她只能从此出门尽量不持续太久,尽量不要饮水。

小Y还担心以后。就业怎么办?她还没有能力在毕业前就进行性别置换手术,毕业证上的性别只能是男,一旦做了手术,这张16年的学习才能换来的学历就只能作废。

西蒙妮考虑到这点,大三时就退学出国重新读书了,但小Y已经和父亲断绝了关系,对方拒绝支付抚养费和学费,仅靠母亲的收入,她很难去新的环境里重新开始。

领地被压缩的不止有现实空间,还有虚拟网路。

2014年,无数MTF的初代聚集地“药娘”贴吧遭到关停,这似乎开了一个口子,时不时就会有MTF的QQ群组、微博超话在中国大陆“网络清朗运动”的号召下被封。

格拉蕾记得,她2015年前后加入的群组,都是畅所欲言百无禁忌的,她就是从此了解到跨性别的概念,以及如何购买激素。但2020年前后,刚接触到跨性别女性概念的西蒙妮想在QQ群里学习前辈经验,已经很难了。群名和标签不再有“药娘”或“MTF”相关的字眼,大家总是聊得很隐晦,但仍然隔不久就会“炸一个群”(指群被官方封禁)。

今年小Y建立群组时,把根据地放置在了墙外,这样就能免除姐妹们有天会四散的恐惧。而对于那些无法翻墙的姐妹们,她亦无计可施。

西蒙妮不由感叹。她和朋友建立的去世MTF纪念站里这样写到:All we ask for is a chance to live.

“首先是生物层面地活,饮食、衣服、住所,其次还有精神层面的,药物不能断。最后还有这个社会之所以名为社会的理由,那就是让人免于恐惧地活。”

2017年2月21日,北京,一名妇女在雪地里行走。图: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尾声:从“MTF”到“女性”,又回归“MTF”

某天,和秋风看到一则熟悉的问题:“为什么一些mtf喜欢给自己公开贴上mtf的标签,而不是低调过普通女性的生活?”一时间,过去十年中接触过的那些面孔——哭著的、笑著的,神色黯淡的、绝望麻木的,以及那些凝结了血与泪的挣扎和控诉,跳出来轮番闪回。

和秋风还在继续救助工作。她经常自顾不暇,需要姐妹们的捐助,但她不能放弃——2019年,和秋风参加艺考,无法接触手机,只能暂时淡出圈子,再回来时,那个关系向来很好、在她的鼓励下曾放弃自杀念头的姐妹再度自杀了。这给她带来持续且沈重的打击。她明白,在性命攸关的事情上,不能有丝毫闪失。

毕竟,国内自杀干预的进程,实在还有一段长路。她在某次接受社工访问时提及,目前国内的自杀干预“治标不治本”。和秋风说:“自杀干预组织会给你加油,但这些人为什么自杀,是因为现实中的一些困难。确保当下这个人不想自杀了,干预组织的任务就完成了,但这个人还是要去接受现实中的痛苦,相当于从死亡的深渊拉了回来,又让她回到了深渊。”

每当得知有人试图自杀,和秋风会打电话请当地的警察前去搜寻药物、拯救性命,但她这两年对这条方式多了一些犹豫。多年的接触中,她感受到,能直接接触到有自杀倾向姐妹的官方人员——警察,都未受到过多的自杀干预培训。“有的会刨根问底、粗暴对待,还会给人带来二次伤害。”

但她不认为要过多责怪自杀干预组织或者警察。自杀干预组织是公益性的,分身乏力,同样,“是国内对自杀干预的缺位,才导致经验不足的警察承担了不在能力范围内的事。”

和秋风只能一边在大陆的问答平台“知乎”上搜索跨性别相关问题,分享自己的经验,以改变大众共识,同时自己用实际行动展开救助。

彼此救助,对于许多MTF而言几乎是与“成为女性”同样重要的命题。

格拉蕾和西蒙妮如今都在北欧地区,她们有共同的计划:习得当地的语言,顺利毕业,找到工作,再攒够资金进行性别置换手术。长线计划塞满了她们的日长时间,但她们还是会抽空在推特上发布推文,帮助刚入圈或者需要救助的姐妹。

她们也是这样过来的。西蒙妮受到过格拉蕾的不少帮助,而格拉蕾也是在前辈的带领下,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在推特的中文世界里,就此形成了一个奇观。许多博主的名字后会带有一个标志:由两条水蓝色、两条粉红色与中间一条白色组成的旗帜,那是跨性别旗。周围的蓝色指代男性,粉色指代女性,中间的白色指代非二元性别。

某天,和秋风浏览时看到一则熟悉的问题:“为什么一些mtf喜欢给自己公开贴上mtf的标签,而不是低调过普通女性的生活?”

一时间,过去十年中接触过的那些面孔——哭著的、笑著的,神色黯淡的、绝望麻木的,以及那些凝结了血与泪的挣扎和控诉,都从存储记忆的领域跳出来轮番闪回。她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写,每一个都足够生动,足够有说服力。

和秋风一条条罗列出原因。在结尾处,她准备为答案做一个总结,也为MTF姐妹们的心声做一种概括,和秋风想了想,最终选择引述一位被成功救助的姐妹在完成性别置换手术后说的那段话:

“我要坦然地告诉所有人,我是MTF。

我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不该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

我承受的苦难,留下的烙印,永远不会消散。”

文中提及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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