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就业为何难（下）

新技术冲击

2023年上半年，ChatGPT热潮席卷各个行业，在就业市场激起千层浪。猎聘《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显示，在2023届应届生就业赛道中，AI大模型的新发职位同比增长最多，达到172.53%。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AI大模型对应的应届生招聘平均年薪，分居市场第二、三位，分别达到30.36万元、27.99万元。从供给侧看，投递AIGC、AI大模型的应届生同比增长均超230%。

但在新赛道热情高涨的背面，传统工种恐遭替代的危机感亦悄然而生。新技术来势迅猛，究竟带来冲击几何？

在ChatGPT发布之前，自2022年3月，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AI绘画工具相继问世，因能在短时间内有质量地实现“以文生图”，当时已“技惊四座”。尤其对于模式化高、人力需求密集的游戏美术行业，首先造成了影响。

2023年7月13日，上海，地铁站的广告牌上展示着人工智能创作的绘画作品。猎聘的报告估计，2023年，在广告 /传统传媒企业，包括文本生成工程师、AI绘图师、AI音乐编辑等在内的AIGC应用岗位，将同比增长 41.6%。从招聘网站BOSS直聘上可见，从实习到正职，从数十人的小工作室，到规模较大的上市企业，如完美世界（ 002624.SZ ）、明途真（950190.KS）、巨人网络（ 002558.SZ ）等，许多企业都在尝试增设AI绘画岗位，例如AI绘图员、AI插画师、中高级AI原画师、AI美术设计师等。亦有企业鼓励甚至要求传统游戏美术岗位员工将AI纳入其工作流程。

尽管有从业者认为，AI在原理上只是对既有素材库的“拼贴”，“缺乏感情”“没有灵魂”，技术上也仍有障碍，例如人体结构、透视仍然容易出现问题，需要后期人工修正，但无可否认，对于一些重复性高、注重“堆量”的工作，AI已被当作提高生产力的潜在工具。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5月发布的《2023 AIGC人才趋势洞察》报告估计，2023年，在广告/传统传媒企业，包括文本生成工程师、AI绘图师、AI音乐编辑等在内的AIGC应用岗位，将同比增长41.6%。

与之相对，传统原画师的就业机会的确在减少。据招聘平台职友集汇总的公开数据，截至2023年6月，新增的原画师岗位数量较2022年同期下降33%，尤其是在往常较集中释放的2月——恰是这个月ChatGPT开始爆火——被监测到的公开岗位总量不及2022年同期的一半。对于应届生，情况更加困难。另据上述统计，对原画设计师的招聘要求中，“不限经验”的岗位占22.0%，应届毕业生仅占0.71%；要求一至三年或三到五年工龄的岗位，各达到约三成。前述猎聘报告亦指出，2023年一季度数据显示，AIGC相关岗位中，53.55%的岗位要求应聘者工作三年及以上，较2022年数量上升6.35%。

一名在游戏行业从业七年的设计师告诉财新，一般原画师的工龄在三到五年，可以达到高级水平。他所在的广州某大型游戏公司，2023年只新招了两名高级原画师。

工龄意味着经验，进而又影响着对新技术的运用。以游戏美术行业为例。“如果没学过画画，或者刚入行美术基础较差，甚至看不出AI的问题。”在社交媒体拥有超10万粉丝的独立画师李妍表示，“AI只是一个工具，你的审美和本身的能力才决定了AI图的质量。”

这使得应届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更加脆弱。何磊现在广州一家游戏公司担任原画组组长。他解释说，将一名应届生从试用期培养到能“独当一面”通常要半年。在“降本增效”的大环境里，很少有企业愿意为此花钱出力；应届生的产出也较低，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修改。相比之下，AI至少能批量生产，“如果是这种情况，为什么不去找AI呢？”

何磊坦言，许多公司希望应届生一入职就能产出价值，但能达到标准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宁愿岗位招不满再去补录，也不想在一开始就招那么多人。”

据受访从业者观察，目前，大厂游戏美术岗位主要表现为招聘名额缩减、要求变高；小型公司受到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处在产业链下游的小型第三方外包公司。“研发公司可以用AI做前期，细化的工作也可以直接内部消化，不用再发给外包了。”李妍解释说。

这更削减了应届生的入行机会。何磊介绍说，对于初入行者，尽管在外包公司的薪酬相比大厂偏低，但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风格的项目、得到锻炼；而现在，应届生要不就有能力直接“卷”入大厂，要不就根本难有进场的机会，很少有先去中小公司、再慢慢晋升的中间选项。

作为2023届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杨铭在这之中“突出重围”。他大三时已在网易实习过。这个招聘季，他投递了八九家公司，拿到了三四个offer，最终成功在上海一家大型游戏开发公司入职，担任场景原画师。

他表示，求职相比大三时确实困难了很多，但AI的影响有限。在他看来，更主要的原因是行业下行，导致岗位需求变少——这与多位受访者的感受一致。

行业整体形势，影响着应对新技术的方式是迎是避。《2022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658.84亿元，同比下降10.33%；游戏用户规模6.64亿，同比下降0.33%。继2021年规模增长明显放缓之后，出现过去八年来的首次下降，表明产业发展已进入存量市场时代。

有从业者指出，近两年受游戏版号审批、疫情等影响，游戏项目中断导致裁员的情况并不鲜见，岗位需求本就在缩减。伽马数据《2022—2023中国游戏企业研发竞争力报告》显示，2022年，游戏运营、程序、策划、美术四种岗位的招聘需求均出现下滑，下降幅度分别为27.38%、19.31%、14.04%、7.13%。

　何磊强调：“如果内需多的话，我可以让更多员工用AI去产出更多的东西，但现在经济不行，内需必须要收缩，不可能有那么多资源再放到各个项目里面了。”

何磊自己在2022年就被裁员。当时他在广州一家中型游戏公司，参与一个百余人的项目。上海疫情期间，老板称“资金链可能周转不过来”，不能再投资，团队随之被解散。

另一名从业五年的原画师也告诉财新，她此前在成都一家游戏公司，已经月薪2万元，但2023年项目被砍，遭遇“断崖式体验”。“一开始大家都认为是AI的冲击，但是个人使用后感觉（人对）原画的把控必不可少，所以感觉这个不是主要因素，应该还是整体经济不好，不像以前一样有新项目做。”她表示。

不过，除了游戏美术行业，新技术引发的波澜也已出现在其他领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近期联合发布的《AI大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指出，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可能对财务、银行、翻译和销售等白领工作产生更多影响，且对高学历冲击更大。

以翻译为例，2023年6月下旬，君合律师事务所流出一封内部邮件称，将于2023年7月1日起撤销翻译组。“近年来，随着AI技术的发展，机器翻译水平和质量显著提升，对传统人工翻译的工作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法律翻译的需求量和客户付费意愿均大幅度萎缩。”邮件称，因此不得不作出这项“艰难的决定”。

一名君合内部人士向财新证实了这封邮件的内容，不过他透露，翻译组本来人也不多，“就七八个人”。邮件表示，在翻译组撤销后，他们将转岗为律师助理，进入对应公司并购业务组/分所工作，工作职责仍以法律翻译和翻译校对为主。

除了翻译，其他传统文职也可能面临冲击。世界经济论坛的《2023未来就业报告》预计，到2027年，受数字化和自动化的影响，损失最大的是行政职位以及传统的安全、工厂和商业职位，记录和行政管理类职位将减少2600万个。

卓贤也曾撰文提及，相较擅于运用AI提升职业价值的高技能人员，以及AI暂时无法胜任的、需要灵活性、情景判断和与人交流的生活服务业等领域的较低技能岗位，本承担着常规程式化工作的中等技能岗位——如电话推销、行政管理、银行柜员等——更可能出现萎缩。

尽管如此，前述北大国发院与智联招聘合作的报告指出，从过去五年的情况看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尚未在招聘要求中出现明显的、针对AI等新技术的更新。“大部分职业的内涵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技术替代人工主要不是发生在‘职业内部’，而是体现为不同职业的岗位需求的此消彼长。”多位受访学者也认为，现在AI更多是作为一种辅助的功能，冲击还没有明显显现。

在未来，新技术还将怎样影响职业结构？卓贤指出，AI的发展固然会对现有工作岗位产生替代效应，但也会产生就业的“需求效应”和“创新效应”，且后两者的强度会大于前者。

“创新效应和替代效应存在一个竞赛，即创造需求会不会高于替代需求，而这实际上取决于新技术在一个国家里能否演化成一个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卓贤向财新表示，形成好的生态，又有赖于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数据、算力、算法等基础设施，以及相应体制机制、法律环境的建设。

灵活就业不得已

就业市场“内卷”叠加新技术冲击，当传统的就业路径受阻，“灵活就业”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的过渡方案，以在既定就业池的缝隙中寻找立足之地。

南京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量化金融专业硕士的王晨，在社交平台上经营着一个求职信息分享账号。2024年毕业的她也正在找工作。她拥有六段实习经历，却在暑期实习生简历投递、面试筛选中屡屡受挫。从2023年2月开始，王晨向大大小小20多家券商投递了简历，而最终拿到面试机会的只有4家。

她深感“卷”不过同辈。有人在同一类岗位有十段实习经历，竞争者都是“清北复交两财一贸”的硕士毕业生，自己在面试中还受到了性别歧视。觉得被就业“卷伤”的她，决定通过一年的灵活就业恢复一下信心，一边做自媒体，一边积累实习经验。

　2022年毕业的陈灵更早踏入灵活就业的池子。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专业的她，从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做播客，起初只是因为爱好，后来渐渐积攒了2万粉丝。毕业那年因疫情严格管控，找工作进度受到阻滞，正是读书期间尝试运营的播客，成了她的“救命稻草”。

“赶上疫情封控、企业大量裁员，怎么可能找到工作？当时自己最熟悉又能赚钱的就是播客，就一直做下去了。”成为全职播主后，她的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除了每周和小伙伴制作一期播客节目，她还接一些其他播客节目的剪辑、家教等兼职。陈灵对这样的工作状态很满意：“每周顶多工作三四天，特别棒！”

经济下行压力之下，灵活就业为待业大学生提供了一段过渡。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统计，2020届、2021届大学毕业生中灵活就业占比超16%，其中天津、河北、山西三省份2021届毕业生灵活就业占比超过30%。

企业对灵活用工的需求也在上升。《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约55.7%，比2019年增加约11个百分点，近30%的企业打算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修凡解释称，灵活就业对于企业存在利好，可以减少人力成本、管控成本；对于员工的就业形式，也带来了更多灵活性，例如有“宝妈”选择在碎片的空余时间来工作。

在灵活就业的工作者中，专科学生的比例更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冯喜良的课题组在发布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的阶段性报告中，对北京15所高校的35788名毕业生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2021年专科毕业生灵活就业比例是25.8%、本科生是12.3%、研究生是10.7%。

灵活就业群体中也不乏名校毕业生、硕博士毕业生。财新梳理高校就业质量报告数据发现，“985”高校中灵活就业的学生不在少数。以清华大学为例，2022届毕业生整体灵活就业比例为10.1%，其中本科毕业生选择就业的552人中，299人签三方协议就业、253人灵活就业，硕士、博士毕业生也分别有319人、239人选择灵活就业。部分学校灵活就业的比例甚至超过三方协议就业，如北京语言大学2022届毕业生中选择自由职业的学生比例高达26.85%，而三方协议就业比例为13.01%。

但主动选择之外，在就业率统计压力面前，也有不少学生是“被灵活就业”。湖南某高校的2022届毕业生向财新反映，学院将上传就业证明函与毕业证发放、档案传递等挂钩，自己只能选择“灵活就业”。社交媒体平台上，询问“辅导员一直催签灵活就业协议怎么办”“‘被灵活就业’会不会影响应届生身份和考公、考研”的学生不在少数。一所“211”大学就业办指导老师告诉财新，就业率统计对整个教育系统具有重要意义，但动态数据掌握很困难，高校须在8月31日前完成就业率统计，倒逼其采取了不规范做法，也让学生反感。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灵活就业包括兼职、外包、劳务合作、短期合同、自雇合作、劳务派遣等形式。除了传统的插画师、媒体编辑等，近年来新兴的平台经济衍生出一大批新型职业，如带货主播、视频UP主等。这类就业渠道受到政策鼓励，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件、知识分享、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创业，促进灵活就业。

大学毕业生参与的灵活就业岗位，也打破了以往“外卖小哥”“打零工”的刻板印象，吸纳大学生的主要是数字化平台，比如外包设计师、建筑师、翻译、新媒体运营、短视频编辑、网上直播带货、选品等，以及分享运动、美妆、考研知识的博主，选择当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的较少。

新浪微博日前发布的“当代年轻人就业在关注什么”问卷数据显示，近万名受访应届毕业生中，六成考虑网红直播等新兴职业。

2023届毕业生赵雨已签约机构，准备8月开始兼职做音乐直播，此前她在某音乐平台已积累了1万多粉丝。

2023年初，2024届研究生李朽也选择与一家网红孵化机构签约，“算是提前就业了”。一年多前，她因为一组写真在网络上获得很多关注，目前全网拥有300多万粉丝。

“这一行收入没有下限也没有上限，广告接得多就真的扶摇直上。”李朽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坐班补贴和广告收入。“我属于收入比较低的，坐班补贴有几千元，广告一两个月才接到一单。”

她通常一周有四到五天工作，需要拍摄、剪辑、改片、写脚本、想选题等。但对李朽来说，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不需要“996”，处于岗位最核心位置，不可替代性高，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有跨越阶层的机会”。

但她并不准备长期做网红，只打算以此积累以后创业的资本——这也是不少灵活就业者的选择。对大部分毕业生而言，灵活就业收入相对不稳定，更多是作为兼职副业或过渡性职业，无法在长周期中纾解青年人的就业压力。实际上，在平台提供的数千万岗位中，全职岗位较少。据腾讯披露数据，其在网络文学、电竞等四个数字文化产业领域提供岗位3000万个，其中全职就业约1145万个。

　灵活就业的毕业生也容易缺乏组织归属感和安全感。毕业后以画插画为生的冉冉说，灵活就业最大的挑战主要在心境上：丧失集体生活容易产生孤独感，加重精神内耗，闲暇时的状态像“鲁滨逊漂流”。

《灵活就业群体生活状态调查报告（2022）》指出，在劳动样态方面，灵活就业者存在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社会融入不易等问题。劳动者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劳工，无法形成稳固的业缘关系。

陈灵在考虑前往北京，加入一家专业播客公司。她说，做播客的收入不太稳定，也进入了创作瓶颈，所以不想单干了，打算找个公司上班，希望能加入一个共同奋斗的组织。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就业蓝皮书”认为，灵活就业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依然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据其统计，自由职业、受雇半职群体的月收入、就业满意度“双低”。2022届选择灵活就业的毕业生中，除了自主创业群体薪资及就业满意度较高，自由职业（本科4580元、高职4277元）、受雇半职工作（本科4117元、高职3856元）群体的月收入均相对较低，就业满意度也较低，在70%左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灵活就业的毕业生缺乏用人单位员工职业发展规划的支持系统，难以获得持续规范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指导服务。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方伟在《关注灵活就业大学生群体》中提出担忧：灵活就业本质上是中国产业升级、社会转型带来的劳动力就业市场转型，传统就业市场劳动者技能单一，只能从事一种职业；随着互联网、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产生革命性变革，需要复合型、技能型人才，灵活就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对于就业市场的变化和职场的竞争，灵活就业的大学生如果缺乏职业技能的准备，也将难以适应。

“大学生下基层”：另一种出路？

当市场经济在新技术冲击和数字化转型之下呈现更多元、更灵活的就业需求时，政府的“促就业”手段亦有新动作：政策性岗位继续挖潜。

所谓“政策性岗位”，即财政埋单的编制外岗位。从2003年开始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下称“西部计划”）、2006年启动的“特岗教师”“三支一扶”、2008年落地的“大学生村官”，都属其列。这些每年合计能为应届毕业生提供数万至十余万个岗位。

从方向上看，除了继续鼓励大学生向中西部流动，城市“社区就业”成为新的岗位增长点。国务院办公厅于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在“拓展基层就业空间”一条中指出：“社区专职工作岗位出现空缺，要优先招用或拿出一定数量专门招用高校毕业生。”

同年6月，民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从高校毕业生中定向招聘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截至2022年9月底，全国共发布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岗位11.46万个，其中3.89万个岗位定向招聘高校毕业生。

2023年，这一专项招聘将加大力度。新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鼓励2023年定向招聘岗位数量不少于2022年，大学生社区就业规模预计进一步扩大。

这与中央近年提出的发展需求吻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表示，到2025年，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要基本实现拥有社区工作者18人。“招聘热”与之伴随。中公教育相关统计显示，2018年至2020年，全国发布社区工作者招聘公告的数量增长率达34%，招录人数的三年增长率为16%。

人才供给方的热度亦然。2018年以来，年均参考人数高达百万，平均竞争比从1∶7增长到1∶15。更有甚者如安徽蜀山、山东淄博、内蒙古通辽等地，社区招聘考试的竞争比高达1∶30。

城市积极拓岗，农村亦不遗余力。2023年4月，广东省发布《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计划动员30万青年参与：到2025年底，累计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万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万名青年提升兴乡技能，力争实现带动1万名青年入县下乡就业、培育支持1万名青年县域创业。

江苏南通，一名青年职工在生产车间工作。企业岗位收缩和结构大调整并存，更“不稳”的就业市场和更“求稳”的大学生，两者张力越发突出。在此之前，广东省自2003年起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作为“西部计划”的地方项目，已经招募超过1.4万名青年。

在全国，“西部计划”实施至今已满20周年，累计招募派遣46.5万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前往2000多个县（市、区、旗）基层服务。从工作内容来看，具体分为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服务新疆、服务西藏七个专项。

据共青团中央4月消息，2023年，“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实施规模将继续保持2万人；地方项目预计将超过4万人，较2022年3.67万人的实际规模或有所增长。而在2022年，全国共有2300多所高校的25万余名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报名参加“西部计划”。

“三支一扶”的招募数目亦在增长。2023年，中央财政计划支持招募3.4万名高校毕业生，前往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这一数字与2022年持平，略高于2021年3.2万的计划招募数。但从历年实施情况看，其实际招募人数往往多于计划招募人数。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3年7月21日消息，目前，全国各省份实际发布的“三支一扶”招募名额达到4.31万，比中央的计划增加了9100多名，也已超过2022年4.1万名的实际招募数量。

上海某高校的2023届毕业生陆佳，就是被“三支一扶”兜底。她原本尝试了教师编制考试，但没能通过，又因故错过了公务员考试。毕业季，她收到了三四家公司的offer，不过并不满意。全部拒绝后，她看到辅导员分享的“‘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明天截止”的消息，这才赶去报名。幸运的是，7月，她在正考虑在家待业或灵活就业的当口，终于接到录取通知。

作为“支教”一类，陆佳将去上海郊区某所农村学校做老师。这和她原本想考公、考编的计划并不一样。不过，她表示，“三支一扶”结束后，她仍可以应届生的身份再考，也不耽搁。“‘三支一扶’服务期只有两到三年，对我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选择的机会，可以让我体验一下我是不是适合这样的工作。”

社区就业和“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的岗位在加速扩增，“特岗教师”就业专项计划则增速减缓。因乡村教师需求减少、地方财政紧缩，2023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数量从2022年的6.7万名缩减至5.23万名，不到2020年10.5万名计划招募规模的一半。

财新此前向湖南岳阳、娄底、益阳等地级市下辖的县教育局了解到，因人口外流，在校小学生人数减少，多地县域教师数量已基本饱和，招聘计划亦随之“腰斩”甚至关闭。可见，对政策性岗位的实际需求存在变化。

总体而言，以上述四类岗位2023年的招聘情况计算，这些计划合计能为2023届高校毕业生提供近20万个岗位，与国家和各省份公务员考试招录的总人数接近。大学生“下基层”，似已走出解决就业问题的另一条路。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些政策性岗位不同于传统的考公、考编，属于编制外岗位，但仍由财政埋单。部分岗位在服务期满后有转入正式编制的政策优惠，亦表明其本质与体制紧密挂钩。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刘明兴等人，曾在2014—2015年对四个省份五个县市的中小学教师工资进行了调研，特别分析了其中特岗教师的待遇问题。

他们发现，特岗教师并非体制内岗位，但需由政府财政承担其薪酬。在中央财政对此支持不足时，不同级别的地方财政需共同分担压力。当中央转移支付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则可能通过扩大特岗教师规模，反而将财政投入负担转嫁给中央财政。更有部分地区，将“特岗计划”作为倒逼中央扩张编制规模的借口，例如设置地方的“人才储备编制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曾向财新表示，这些政策驱动型扩岗，实质上是体制内扩容——有一定帮助，但是长期来看效果不可持续。“它主要是分蛋糕的，并不是直接创造蛋糕。直接创造蛋糕的是生产单位，是企业，是民营经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发现，2018年中国在政府部门的就业大概只占全社会就业的3%，事业单位占4.5%，国企占6.7%，合计不到15%；但私企民企占30%，其他行业约有5%—6%；另外12%的人是自雇，35%是农业就业。

在他看来，在这剩余的空间中，财政出资的政策性岗位只能创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并且成本巨大。“一个岗位一年要有六七万元的投入。如果是50万个就业岗位，财政一年就要投入几百亿元，这要企业创造多少利润才能创造几百亿的税收？”

他将解决的方向再次诉诸市场：“高校毕业生必须是市场化导向就业。要在市场里创造就业岗位，就要看市场中创造就业岗位最大的群体是谁，答案肯定是企业。”

刷新就业池

青年失业率连创新高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7月19日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下称《意见》），从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法治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等方面提出31条政策举措，希望释放稳定民企预期、提振信心的信号。

多名学者在青年就业的讨论中提及《意见》，各方共识是，要改善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宏观经济仍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且作为吸纳就业“主力军”的民营经济之信心提振至关重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估算，2018年以来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下降2.4个百分点，对同期城镇青年失业率上升的贡献度超过30%。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只是教育部、人社部的事情，必须把经济增长做起来。”聂日明强调。

从短期看，当务之急是给予未就业的青年群体更多实质性帮助，避免短期的摩擦性失业滑落为长期失业甚至不就业。2010年、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时，青年劳动参与率分别为47.2%、40.5%，而到2023年3月，青年劳动参与率已下降7.2个点至33.34%——如此“超预期下降”，意味着更多青年直接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北大国发院张丹丹的研究亦警示风险。在2023年3月，城镇16—24岁人口约9600万，其中非劳动力占比为三分之二，达6400万。而在总量为6400万的非劳动力中，在校生共计4800万，剩余1600万为非在校生——他们大多选择“躺平”，不工作、“啃老”，即所谓“全职子女”。

“青年刚进入就业市场没多久，当下的精气神可能决定他的一辈子，刚开始的工作路径也可能决定他一生的职业方向。”聂日明说，应该把握青年在学校和社会转换的关键期，提供有效、持续的支持。

财新关注到，进入毕业生离校季后，人社部“接棒”教育部，成为青年促就业的主要责任部门。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7月21日在2023年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仍未落实就业工作的青年群体，将于7月—12月启动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千方百计促进这部分群体就业创业。

系列攻坚行动里，“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当属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该计划聚焦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青年，将面向研究型大学、制造业龙头企业、事业单位、城乡社区组织等，全年募集不少于10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截至6月底，共已募集见习岗位68.3万个，组织见习51.9万人。部分地区2023年亦加大了募集力度。江西要求全省募集青年就业见习岗位3.6万个以上，较2022年增加6000个；吉林省要求募集见习岗位1万个以上，较2022年新增见习生5000人。

不过，“见习”能否转化为“就业”，仍是一大痛点。据财新此前向中部某省人社厅了解，就往年计划实施情况看来，因企业转正指标有限，许多青年见习期结束后，留用难度仍然较高。此外，政府部门搭建的就业服务平台宣传推广力度不足、接受度不高，导致募集计划在青年人群中知晓度仍待提升。

在聂日明看来，就“千方百计创造就业”而言，数字经济仍有不小的挖潜空间。他指出，由于就业起点低、工作形式灵活等因素，数字经济至少为两类人群提供了就业市场兜底的“安全网”，即城市新移民和摩擦性失业人群。其中，如直播电商、数字零售、社群运营等领域，对失业率更高的女性求职者亦更加友好。“传统的非标准就业相对没那么体面，对女性来说，数字平台提供的类似职业格外重要。”

当下，依托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未就业大学生提供帮助？

聂日明虽然肯定灵活就业的过渡作用，但他认为，这对应届毕业生只是“次优选项”，不是最优的：“因为灵活就业没有什么门槛，对技能要求不是很大。如果让大学生去做的话，也是一个资源的错配。”同时，灵活就业也不便于积累社会网络、人力资本。

卓贤分析称，数字产业下的灵活就业虽然形式灵活、门槛较低，却有更高的职业进阶门槛。以直播为例，虽人人皆可为主播，但大量从业者收入在行业腰部以下，向上竞争激烈。数字经济催生了互联网营销师、数字标注师等新岗位，但部分数字岗位仍存在重复性高、晋升空间小等问题，压缩了青年数字就业者的技能提升空间。

“随着AI发展，高知识型的灵活就业比重可能提高；从结构上，也应鼓励创造高质量的灵活就业，而不只是简单重复的劳作。”卓贤说。为此，平台企业在终身职业规划、衍生技能培训、专业资质认证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制度性支持亦亟待完善。灵活就业中，劳动关系的重建和劳动保障的完整性不容忽视。《灵活就业群体生活状态调查报告（2022）》指出，灵活就业群体工作以“去雇主化”和“多雇主化”为主要特征，存在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劳动安全保护和基本社会保障缺乏等问题。

例如，在失业保险保障上，对于传统的单位就业者，容易判定其是否失业，但对于灵活就业者，是自主决定是否工作、何时工作，所以难以认定其失业时点。

“参保难”仍是最大痛点。一些企业利用相关法规的漏洞，不愿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且新业态劳动者流动性高、收入不稳定，尤其是社会保险关系的跨区域转接手续繁琐，也导致其参保和缴费意愿不强，参而不缴或断缴现象普遍。

北京腾景大数据应用科技研究院《2022年三季度灵活就业调查报告》显示，55.3%的灵活就业人员没有劳动合同或仅有一年内的临时合同，参与缴纳全部“五险一金”的灵活就业人员占比仅有13%，近六成的人员未缴纳过其中任一种。《灵活就业群体生活状态调查报告（2022）》显示，平台灵活劳动者中参与社会保险比例最高的为工伤保险，但也仅有26.1%，往下依次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24.6%）、失业保险（23.4%）、生育保险（22.0%）、城镇职工养老保险（18.9%）等。

不同于一般用人单位给予“五险”待遇，灵活就业者社保缴费由个人承担，且多地目前只放开了养老和医疗保险缴纳。而近年，全国社保缴费基数保持普遍上调的趋势，直接影响灵活就业者参保意愿。

完善社保制度之外，与学生联系最密切的高校，理应更有所作为。“高校在帮助毕业生就业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聂日明提及，“国外大学经常设有职业咨询师等岗位及专业的就业服务机构，从学生一进入学校，就可以从这些机构获得职业规划等服务。高校也有得天独厚的便利，可以发挥校友资源、校企合作的优势为毕业生提供求职机会，所以高校必须要跟社会、企业互动，而不是发一张毕业证、督促学生签完三方协议就完成任务。”

他强调，中国高校关于毕业生实际去向的数据不够透明，部分只是为完成“毕业落实率”的指标；可以参考美国的PayScale、NAEC等机构的做法，引入市场机构来调查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向全社会公布，以此促进高校更切实地解决毕业生的就业。

即便是灵活就业，据冯喜良团队的研究，大学生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关于灵活就业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必要的职业规划与指导。如果毕业生没有基于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作出灵活就业选择，没有充分论证个性特质，以及对灵活就业选择的风险评估，将影响其职业稳定性。

面向未来，新技术的冲击也预示着，就业市场的岗位变动将越来越大。前述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未来就业报告》指出，近四分之一（23%）的工作预计将在未来五年发生变化，其中新的工作机会将增长10.2%，而消失的工作岗位占比将达到12.3%。

这也将对工作者提出不同的要求。《2023未来就业报告》称，分析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两项认知技能，仍然是2023年工作者最重要的技能。分析性思维作为一项核心技能，平均占公司报告的核心技能的9%。但在未来五年内，44%的工人技能将被颠覆。

认知技能的重要性增长最快，且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增长将略快于分析性思维，这反映出在工作场所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技术素养是增长第三快的核心技能。此外，三种自我效能技能——韧性、灵活性和敏捷性，动力和自我意识，以及好奇心和终身学习，也被认为是工作者适应变革工作环境的重要能力。

专业技能的鸿沟扩大，可能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更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没有一技之长的人身上，为他们找到方法。”普华永道全球人力资源和组织实践领导彼得·布朗（Peter Brown）强调。他担忧，许多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还没有意识到批判性思维、适应性、协作能力等软技能对他们未来五年职业生涯的重要性。这部分人群的生存将受到威胁，同时阻碍生产和创新。

但在现实中，相对于专业技能，学历仍是一些人评判工作者时更加在意的因素。在教育层面，家长们自义务教育阶段就对“普职分流”感到压力，固然反映出职教有待进一步发展，也表明社会对“职业教育”尚存认知偏见。针对部分白领之外的行业和岗位，更难免误解。

以生活服务业中的家政行业为例，商务部等16部门近日联合发布《2023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提出吸纳大学生到家政行业就业、创业，鼓励家政企业、家政培训机构开展校园招聘。但仍有人认为，大学生做家政就是“费那么大劲上学，转头给有钱人当保姆”，是“大材小用”。

对此，家政服务平台“58到家”业务负责人罗建向财新表示，家政的概念不能仅停留在保姆，市场需求是多元化、个性化、高端化的，比如育儿嫂、收纳师等。“毕业生去做早教，工作早九晚六，一个月一万五，跟上班有什么区别呢？”

他指出，细分市场也渴望更多职业化、年轻化的人才加入，目前行业发展空间很大。为了纠偏社会误解，平台也在通过对行业进行细分品类认证、定级定价、对劳动者开展职业化培训等方式改变刻板印象。

破除就业歧视以及“惟学历论”的旧有观念，需要建立新的人才培养和评估标准。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执行负责人邵建东表示，从职教的角度看，人社部门偏重职业资格证书导向、教育部门偏重学历证书导向，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学生能力上。“是用职业资格等级去评价学生能力还是用学历等级去评价学生能力的问题，在国际上，这是可以互通互认的。”

邵建东强调，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建立统一的国家资格框架。这意味着，在教育外部，需要有更加宽容、更加开放的认识视野；在教育内部，要建立统一人才培养话语体系，要有统一的招生渠道，要有完善的学历和职业资格的互认机制，要有国家学分银行的制度设计。

文中学生及何磊、李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