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王沪宁命题

我记得大二左右读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和《美国反对美国》以及他的代表性论文《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最深的印象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学者而言水平非常高，思考十分深入且具有前瞻性。我读到的文献里的王沪宁的理论关怀具有浓厚的八十年代色彩，即关注中国的现代化与文化交流心理结构（这里借用李泽厚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他在《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中讨论道，「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它异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我将其核心命题提炼为：（正向）现代化的过程受制于文化结构；（反向）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又反过来规定了文化结构可能存在的形式。

正向的王沪宁命题决定了他在给出中国的现代化方案时有意将中国的古典文化结构（政教不分，政学相同）、近代文化结构（批判传统-民主科学）和最近文化结构（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铸成共同推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的动力炉。可以看到，在这里，王就远早于甘阳提出了所谓的『通三统』的叙事框架，并奠定了21世纪以来的中共官方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和演进思路。这一命题的推论是，文化合力有助于现代化，文化对立则阻碍现代化。这一点在他的《美国反对美国》中作了集中阐述，基于Allan D. Bloom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对分裂美国年轻一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判，他预言，美国社会文化的对立必将带来政治冲突，从而阻碍美国的发展。为了避免这一对立发生，形成合力的社会诸种文化必须有一基本共识，这一共识可以起到文化之间定分止争的权威作用，这就引出了他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反向的王沪宁命题决定了王的现代化图景不是简单的文化决定论，在其中，能动的政治过程可以且必须反过来形塑社会文化。这是因为「政治文化除有历时性结构的一面，还有其共时性结构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共时性结构的作用更至关重要。」在王的理论中，文化的这一共时性结构给政治主体通过系统的方式重新塑造政治文化留出了空间。这里所说的系统方式，王具体指出了几种主要的改造政治文化的手段：
1）思想路线建设；
2）计划下的市场经济；
3）法制建设（注意不是法治，王有意识地用了rule by law而非rule of law）
4）全社会动员型的精神文明建设。
站在2022年的时点来看，王的这些设想全都在他的布局下逐个实现了。这给观察者带来了一个错觉，即在王沪宁命题指导下的当今中国社会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背道而驰。实际上并非如此，如上分析，习时代抓党建、抓文宣、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不仅不是反现代化，反而正是王的现代化理论的必然要求。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那就是王沪宁由于受亨廷顿的影响，对文化采取了本质主义的理解，他的正向命题和反向命题都将他导向了新权威主义 。

可以这么来理解：

正向命题要求现代化中诸多文化之间有一基本共识，问题在于，谁来提出这一共识？谁来决断是这一而不是那一共识？最棘手的，争论各方无法产生共识时该如何是好？这些问题对王而言并非假设，而具有现实紧迫性，尤其是在王目睹美国无从调停的文化冲突之后。熟读法哲学的王沪宁的答案自然落在了权威之上，施密特（Karl Schmitt）早已言之，紧急状态下主权者的决断就是最高的正当性。

反向命题要求政治主体能动地改造社会文化，问题在于，政治主体为何可以有此能动性？政治主体地能动性从何而来？同样，王把目光投向了权威。只有一个享有权威的中央才有正当性介入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只有一个权威的核心才有能力引导乃至扭转不利于现代化的文化发展。

以如今政治学研究的进展来看，王沪宁命题的正向形式和方向形式都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洞见。

前者可见Daron Acemoglu近来关于文化 、制度和现代化的研究，揭示了文化和权力的动力学过程如何导致和阻碍了现代化 。在不同的权力制约下，基于相同的文化禀赋（culture attribute）可以衍生出相当不同的文化安排，这些文化安排制约着权力分配，既可以用来正当化既有的权力体制，也可以用来消解当权者的合法性。这和王的正向命题有不谋而合之处。值得指出的是，Acemoglu区分两种文化禀赋，一种是坚固的（rigid），一种是流动的（fluid），前者很难针对时局变迁做出相应改变，例如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王的正向命题更适用于具有坚固的文化禀赋的社会。

后者可见James Madis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陈健最近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和中国“2018年新时代社会治理调查”数据对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所做的研究，他们发现，与Inglehart（1971；1977）的理论预测一致，与其它国家一样，中国处在后物质主义转变的早期阶段；同时，中国的后物质主义发展与一系列政治观念及行为紧密相关，它使得部分中国民众对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印证了王的反向命题的必要性，执政党不能空等社会价值观变迁威胁到自身，而必须积极参与并引导形塑新时代价值观，从而消解激烈民主化运动的可能性。

观察王沪宁时我们需要区分作为学者的王沪宁、作为官员的王沪宁以及王沪宁的理论三者。

就研究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学学者这一身份而言，王对于当时最前沿（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有不错的了解，对以往的经典文献的有深入的梳理。基于此，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有上述的先见之明并不出人意料。我们没必要因为他国师的身份就去夸大他的学术成就，毕竟他在自己40岁的黄金时期就放弃了严肃研究；但也不要因为他1995年『下海』为官之后再不发表就忽视了他的理论高度，尤其是在国内政治学界的状况下。

如何看待作为官员的王沪宁，以及如何评价王沪宁的理论，对前一个问题，由于王低调内敛的作风而缺乏他为官近30年来的具体资料，我很怀疑有谁能给出一个合格的回答；对于后一个问题，需要放在从Lipset（1959）到上述最近Acemoglu的研究的现代化理论大争论这条研究脉络中才能对王的现代化理论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评价，并基于此对实际运行着这一理论的中国社会未来可能的走向有更合理的预判预期。

注：

Inglehart, R.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 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4, 991-1017.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M.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 Political Sci. Rev. 53(1):6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