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吗？我不知道，但我只有这一条路了｜谢爱磊 一席第1059位讲者

谢爱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

我自己一直从事农村弱势群体学生研究，我的很多朋友出于关心都跟我说，谢老师，你要不要变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向？你一直研究弱势群体，终有一天你也会变得弱势的。我说没有关系，我也是他们的一员，我更懂他们的感受。如果我都不做些什么的话，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可以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来讲我们共同的故事？

‍‍‍‍‍小镇做题家：流动的代价‍‍‍‍‍‍‍‍‍‍‍‍2024.03.16 广州

大家好，我是谢爱磊，来自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我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发展和教育公平，最近一些年特别关注的议题是农村学生的教育和社会流动。我特别珍惜这次分享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每次分享都代表着我可以为我所在的社会群体传达出一些声音。

大家肯定都知道“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现在网络上对它的定义是出生于农村或者小镇，因为善于做题而取得了不错的高考成绩，从而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

▲ 图源：图虫创意

如果这么去定义的话，我也算是一个小镇做题家。我是在安徽农村长大，高考那年获得了我们省重点高中的文科第一名，误打误撞地报了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

我在大学里遇到了很多很有意思也很厉害的老师，但是伦敦、巴黎、莎士比亚、歌剧，实在是离我原来的生活太远了。我当时感到很迷茫，很难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

我朋友很少，社交圈很小，经常一个人深夜在校园里散步。有时候朋友拉着我去参加万圣节派对，结果我不到一半就跑了出来，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遭遇，让我开始去思考和我一样的农村籍学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困扰，这些困扰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也让我逐渐把教育公平研究变成了自己的职业理想。

一项关于“做题家”的追踪调查

2013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学术工作，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了一项针对约2000名城乡学生的追踪调查。那时候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在精英大学，农村籍学生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障碍是什么？他们难在哪里？

我一直不太愿意把我采访过的农村籍学生称为“做题家”，因为我担心这个称呼会导致对他们的污名化。但是现在这个概念已经铺天盖地，而且突然有了很多新的污名化内容，比方说很多人说他们“视野狭隘”“综合素质不高”“没出过什么远门”“格局小”“只会做题”等等。

▲ 网络上关于“小镇做题家”的污名‍‍‍‍‍‍‍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记者采访我说，谢老师，现在考公考研考编热，这是不是意味着做题家们又有了一些优势，因为他们擅长考试。我说，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千万不要将“小镇做题家”看作是一种客观的能力叙述。因为小镇做题家的潜台词是欠缺什么，而不是擅长什么。

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地问我的受访者“会不会觉得自己更会考试，更会做题些？毕竟，要从农村出发、层层选拔上来不容易。”

但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不会，因为城市里的同学也是拿着同样的分数进来的，“高考线是一样的，怎么会就在做题上比不上我们？”

后来，因为写书，我把当时百万字的访谈记录打印出来、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发现每位农村籍受访者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在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谈到的最多的字眼之一就是“做题”。

我当时的感受是，他们靠着做题和考试走出旧的生活，但又充满苦恼，在结束了他们戏称为培养“做题机器人”的教育模式之后，谁又来告诉他们该如何去超越长久以来的人生目标——高考成功？

我想，这背后令人伤感的潜台词是，他们只有应试一个赛道，而正是这个单向度的人生赛道给他们在探索精英大学的环境时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困扰。

在精英大学中“找不到感觉”‍‍‍‍‍

这些困扰的起点是刚进入精英大学后他们感觉到的一些变化，但又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这些变化。我的受访者小君告诉我，“高中时所有行动方案都是老师给的——到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事。”

到了大学，这些安排全没了。只留下许多“空闲”“选择”和“自由”，他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品尝这份自由？

我的另外一位受访者叫作小毅，在大二和毕业时分别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和回答。他说高中的时候只知道学习，“高中生活就一套，一天下来早七点到晚九点半，经常在学校里待着，就是做题。”老师也经常告诉我们，“成绩是最重要的，现在苦一点，到了大学就不苦了。”

等到进入大学以后，他们才发现，“学习成绩只是一个方面，体现你人生价值的方面并不是一张成绩单……还有更多成绩以外东西”，但是他说自己却不知道怎么把时间花在学习之外的其他地方。

毕业的时候他回忆说，当初进入大学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教室、图书馆，他无数次路过那些宏伟的单体建筑，游泳中心、学生活动中心，但是却没有推进门进去看一看。他说，“当初应当推开门进去看看的，也许这四年会过得不太一样。”‍

小毅就像剑桥大学的社会学家黛安娜·雷伊所说的，在进入精英大学以后就像“离水的鱼儿”，在新的环境当中“找不到感觉”。对小毅而言，大学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是慢慢涌现的，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缺乏很多认识上的准备。

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初中之前很少有机会去镇上。有一次妈妈带我去镇上，离开之前，她给我买了一根雪糕，那个时候普通的雪糕是一毛钱一根。

我妈想着好不容易来一趟，给我买了一根五毛钱的。我当时想，这么贵肯定很好吃，结果那个雪糕的味道很奇怪，很苦。我以为是坏了，就把它扔掉了。

后来，我哥去外地上学，春节回家给我带回来一盒巧克力，说让我尝尝。我尝了一口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小时候在镇上吃过的那个雪糕，是巧克力味的。

社会学理论说，我们对味道的感知是被我们早期成长经历所形塑的，不知道、不熟悉可能就会拒绝。就好像我在农村长大，我熟悉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在面对新味道时，我就非常保守。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接受我访谈像小毅和小君一样的学生都说自己在进入新环境时“缺乏游戏感”“找不到感觉”。在精英大学中，当你缺少相关的认知图式，遇到新事物时可能会感到新奇，但更可能感受到不安、紧张、局促，甚至拒绝。

“自我低估”

虽然大学的环境十分陌生，但我的受访者们也希望可以探索大学生活。我的受访者小蕾在接受访谈时告诉我，大学期间虽然感到物质生活的贫乏时隐时现，但这并不影响她对新生活的向往。

不过，她却一直觉得被一种“精神匮乏”的情绪笼罩着，在探索大学环境时，容易“知难而退”。

她说，大一大二时，总不敢去尝试探索大学的社会活动，朋友圈不大，也觉得各类学生组织和活动“都和自己无关”。有一次同学拉着她一起去面试学生会的外联部。等到了面试现场，发现有很多人，她没有面试，直接走了。

她说：“当时我听到他们问那些人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读一些文章有什么感受之类的。听到那些人在说很深刻的话，觉得自己没有那种感觉。要是他们问到我那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什么都答不出来，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很多人说这种情况是“自卑”，但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自我低估”。因为我想说，这并不是一种心理缺陷，而是一种特殊的、主观的社会建构。如果用“自卑”来描述，就容易让别人觉得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现象，忽视背后的社会原因，就好像农村的孩子天生是这样。

▲ 图源网络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被精英环境所认可的那些文化知识和技能，于是倾向于负面地评价自己的社会能力。这样的话在精英场域里面，资源的匮乏就变成了消极的自我评价，集体的命运就变成了个体的困扰。

问题是这样的困扰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比方说我的农村籍受访者们在大学环境中往往会“自我设限”，倾向于减少在非学业领域的探索。我们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和城市籍学生比较起来，他们更少担任班级干部、参加学生会或者团委等组织，也更少在学生组织中担任管理岗位。

另外，他们花在校园活动、聚会以及其他社交活动上的时间也更少。我记得我在做访谈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谢老师，我只好安静地做一个学霸了。”

你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以上还只是我的农村籍受访者在大一大二探索新环境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扰。大三的时候我会问他们一个新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我记得在做访谈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小姑娘叫小洁，访谈的几年间，她的穿着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她告诉我她只关心学习，不会向其他同学学什么穿搭。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讨论到她是否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她所在的城市、变成它的一员。她默默地流泪，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

小洁的情形其实非常典型，代表了不少农村籍学生在探索和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时面临的一些困境。一方面，他们觉得很难接受新身份，要么自认为“一直是农村人，只是在城市上学”，要么觉得城市和农村“两头都抓不牢”，要么觉得“认同模糊”——既是农村的一员也是城市的一员。

我的受访者小毅在谈起农村和家的时候，说有种和过去的自己要断了的感觉，他说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但是他在情感上依然依恋那块土地。他说：“对土地的感情，不可能完全消除，消除的话，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

他喃喃地告诉我自己不想叛变，但是旧的感觉又即将失去。“假如家里有些变故，例如，父母不在了，你就要失去那种感情纽带了。”对他而言，过去的归属感即将失去，但未来又难以把握。

他想要融入新环境，但他注意到自己很难融进同学们的圈子，到大三跟他们关系处得还不是特别好。他觉得，“他们用的电子产品、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不太一样，我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去。“

圈子的高墙是消费和各色象征符号垒起来的，他也告诉我，“他们买的品牌我很多都不知道，我也不愿意打听。很多同学都叫外卖，我就习惯去食堂。他们坐在一起就开始聊足球，我就是聊不进去，很难融进去。”

▲ 图源：纪录片《高考》‍‍

小毅很难融进这个城市，很难融进这个大学，但大学依然是他在所在城市的唯一的避风港。这个避风港里面的客船只售单程票，让他逐渐地告别自己渐渐变得陌生的老家，不论是文化意义上，还是地理意义上，都是这样。

可是对小毅而言，大学又没有办法帮他抓牢这座新的城市。我记得在做最后一次访谈的时候，他失落地说道：“如果离开了大学，我就是漂萍了。”

农村籍学生在探索新的身份认同时，要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无论是在前面讲的哪种状态下，他们又都要面临特殊的情感体验和代价。他们要面对的第一种情感代价是从一种身份向另一种身份过渡，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价值判断。

例如，在大三的时候，我曾和我的受访者小欣聊到她自己觉得现在是属于城市的一员还是农村的一员，她告诉我她和城市里的同学变得越来越像了。

但有很多时候小欣又会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粗了一点，就是生活比较粗糙，谈吐也不够，比方说我说话的时候说不出形容词”，她有点自嘲、有点失落地跟我说：“我觉得我很穷！穿得很low！”

而除了不可避免的价值判断，他们要付出的另外一类情感代价，是怎么样去处理旧的社会关系。

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这本书里提到过，要实现阶层跨越，探索新的身份认同，可能意味着要接纳新的社会关系，疏远旧的社会关系，即使这些社会关系是我们珍视的家人和朋友。

原因是什么呢？在我们实现社会流动的时候，我们的家人可能会以我们取得的社会成就为荣，但是他们也许很难去欣赏和理解我们在新的文化世界里面所追求和看重的东西。

不理解、不欣赏可能就意味着距离，而这些都会带来长久的冲突，让我们逐渐感觉自己被过去的一切人和事边缘化。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生存心态的调整和身份认同的改变都是社会流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接下来，我想讲一讲农村籍学生的就业情况。很多研究都显示，现在跟城市学生比起来，精英大学的农村毕业生越来越难以获得一份好工作。

歌曲《无名的人》里面有一句歌词，“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对于所有农村籍学生来讲，要拼尽全力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有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