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怕字当头”——兼论赤眉《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胜利？》的空想性

作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始终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正如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里面描述的一样：

“那些人的狐狸尾巴，大家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各种机会主义者为了打扮成工人的朋友拼命粉饰自己，阳奉阴违的依仗着所谓科学的分析，但总归结为一个字，怕。

从这个怕字中，我们也很好地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比如在佳士工人学生运动中的失败上，他们就一直在反思。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去反思，而是以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立场来“反思”。因为他们的全部想法，就是怕专制政府的铁拳砸到自己头上，怕无产阶级的革命革到自己身上。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机会主义者的政治路线，揭示其“怕字当头”的资产阶级实质。

一、机会主义者的阶级划分方法

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脱胎于机会主义的阶级划分；机会主义的阶级划分，体现出机会主义的特殊利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注意到了占据垄断地位的英国以及后续出现的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一批被帝国主义从世界范围内攫取的超额利润所收买的工人贵族。

列宁说：“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理人……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这些革命导师没有因为工人贵族和雇佣知识分子是“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被资产阶级所雇佣，从事集体劳动并且不承担资本家管理（即榨取剩余价值）职能的劳动者”，就认为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相反却注意到了这些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危害。

而机会主义者和马列主义的原理背道而驰。他们无视理论和现实，竟然认为：

“实际上在帝国主义国家，这样的工人阶级人数比例几十年来还是在不断上升的，并且始终占人口绝大多数。产业转移只是使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业工人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业工人、办公室工人比重有所上升。”

在他们看来，不问事实依据，庸俗的占据人口的多数就是一种正义。哪怕脱离现实，哪怕并不可靠，也要强行把“多数”划分为无产阶级，不然就是对革命前途悲观，就是凭借政见区分敌我的多元决定论。

我们不是具有多元论倾向的结构主义者。很多一般的技术员、雇佣知识分子之所以属于小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本身是他们的家庭用钱(根本来源是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进行教育投资，才生产出来的。毫无疑问知识技能是一种商品，而积累起来的、能够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商品，就是资本了。而政治倾向的普遍反动可以作为这种划分的依据，也是这种划分的现实意义所在。

我们也从来没有在抽象的层面上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像一些人无端攻击我们的那样。只是需要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考察这些需要货币和时间投入来获取、可以带来特权的知识和技术，不能忽视它们作为一种阶级特权的性质。脑力劳动者头脑中的知识和技术作为一种小资本，给雇佣知识分子带来了相对于产业工人的物质利益。这体现着三大差别中最重要的脑体差距，在社会主义社会显然是继续革命的对象。如果把他们划分为无产阶级，岂不说明这些人的特权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得到保留？如果认为他们是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上层”，和列宁把工人贵族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的理论又有什么区别？

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制造“办公室工人”这类概念时十分牵强附会，认为我们根据两个阶级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分析会损害雇佣劳动者的团结。这种论调和李民琪推行“半外围论”时断定“中帝论”等同于失败主义如出一辙。其背后的目的还是为了把小资产阶级偷运进革命队伍，像社会革命党那样“哀斯卡莫”工人运动。

二、机会主义者对现实斗争的态度

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把自己打扮成革命者，必然会想办法鸠占鹊巢。不是把小资产阶级说成是无产阶级，就是攻击革命者的英勇斗争。其中一例就是胡说佳士工人为建立工会而组织起来斗争以及后续学生社团的声援活动，是“保皇运动”，是仅仅利用法律和同情的合法主义行为。如此暴论的背后，是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曲解。他们认为“法”是抽象的条文，所以得出了“佳士斗争不是非法的”、“统治者是非法的”这种奇怪结论。但对我们来说“法”就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法”以统治阶级为尺度而不是抽象的条文，会遭到镇压的行动即为“非法”。至于佳士工人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宣传鼓动，痛斥资产阶级专制政府的非法行为，不是因为他们对专制政府心存幻想或希望博取舆论场的同情，而是因为撕掉社会帝国主义的红皮、暴露敌人的反动本质正是全面政治揭露的需要。

机会主义者在口头上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但是只要看到任何罢工斗争、游行示威在做政治斗争的同时提出了经济诉求，或者在打出社会主义旗帜的同时提出了工联主义的政治诉求，就会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痛斥这不是革命运动。这种言论其实暴露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惊人混乱。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不排斥工联主义的诉求（如加薪、罢工自由、结社权），但只把这些当作组织工人、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承认这些手段本身也无法提升工人的阶级意识，而只能提升工联主义的意识。这些不是为了否认工人的英勇斗争，而是强调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应当在斗争中占据首位。但是机会主义者不是在头脑中幻想“纯粹的政治革命”，就是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要么就是幻想横空出世的武装斗争，其余一切都是鬼话。

从他们庸俗不堪的理论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机会主义实质，因为他们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所以革命者支持公开斗争和融工在这些老懦夫和书呆子的眼里是极端的、落后的、矛盾的、格格不入的。这些老懦夫的观念自相矛盾、混乱不堪，还要拿起布尔什维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当成自己的挡箭牌，为贩卖修正主义路线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却不曾想自己力气不足，搬来导师的语录反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高度评价佳士斗争，是因为没有斗争就没有阶级意识，没有斗争就没有革命组织，没有斗争就没有群众基础。机会主义者把公开非法政治斗争当作是灌输的最终结果，不到最后关头不能这么做；我们则把这一方式当作灌输的手段，强调无论是先锋队还是工人阶级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机会主义者污蔑佳士运动，是因为害怕一切公开非法斗争。这种顾虑不是什么“避战保党”的革命需要，而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作怪。他们害怕受到警察抓捕与刑讯，害怕失去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害怕机会主义的组织和路线在斗争中粉身碎骨。为了避免自己物质利益的损害与政治路线的破产，他们必然逃避与阶级敌人正面交锋。机会主义者出于这种需求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伪概念，它们的特征是只能在观念中互相推导，却不能指向任何历史和现实的内容。

三、机会主义小册子的“革命新话”

机会主义者为了在理论斗争中搅混水，必然会为自己陈腐的观点制造各种精致的包装。只有对他们的“革命新话”做出分析，才能深入理解和批判其极右实质。

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反对公开非法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公开非法政治斗争，创造了“地下非法斗争”和“公开合法斗争”这一对概念。在大谈特谈历史上布尔什维克为政治揭露进行着地下的工作时，他们却不知道列宁和斯大林因为筹备各种公开的斗争，被流放了几次到没有人烟的地方。举行罢工活动，展开游行示威这样的公开斗争自不必说；即使是创建报刊，发展党员和组织这样的地下活动，很多时候都难以避免同阶级敌人的直接对抗。机会主义者在完全忽视历史上各种对抗激烈的公开非法斗争的同时，把革命组织为公开斗争做准备的地下活动以及情报工作，都歪曲成可以逐步灌输社会主义意识、蚕食资产阶级统治的地下斗争。

机会主义者认为，“地下斗争的根本方式，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突破，通过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梢，以地下实际控制的方式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和萌芽。”在机会主义者的幻想中，地下斗争不会因为规模发展而降低秘密性和集中度，甚至可以发展到“群众性”的规模；地下斗争可以神奇的把任何统治阶级不能容忍的活动隐藏，哪怕占领工厂建立革命根据地还能做到不让敌人发现，不被警察镇压。最关键的是，机会主义者幻想从未经受镇压、一直处于地下活动和公开合法状态的革命组织，居然也能做到悄无声息的灌输革命意识进整个工人阶级，能在远离对抗的环境中保证不走向修正主义，并且一直线性发展直至取得斗争胜利。

“地下非法斗争”在机会主义者的书斋中所结出的登峰造极的有毒成果，就是通过“夺厂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现“两个政权并立”。“在工厂中建立地下革命权力机构（工人革命小组、工人代表会、工厂委员会），使得在工厂中出现‘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我们且不谈夺厂斗争本身就是经济斗争，而“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是列宁批烂一百年的经济主义。单说“两个政权并立”这种庸俗可笑的幻想，本身就是对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无耻背叛。政权就是专政，政权就是国家。而国家是实行阶级压迫的工具，是一个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器。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如果只在一个工厂中有一个地下的工人委员会，那既谈不上“阶级”之间的斗争，也谈不上对反革命的镇压。机会主义者的这种臆想就是在说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在同一个工厂中共存，而且极其庸俗地把经济管理机构等同于政权，根本不去考虑国家机器本身就包括执行暴力镇压功能的人（士兵警察等）和附属物（监狱）。其实，他们幻想的根本不是把革命政权藏在地下，而是把政权这个概念庸俗化，直至把任意一个工厂小组都称作革命政权。

天底下要是有“地下非法斗争”这么美的事情，革命早就在这些尾巴主义者尚未察觉时就取得胜利了，今天共产主义早就能实现了。请问一下老懦夫们，又要斗争又幻想不和统治阶级对抗，那到底是要跟什么斗？跟蚯蚓，跟鼹鼠斗？！

机会主义者不但制造出了阴沟老鼠般“地下非法斗争”的概念，还创造了过街老鼠般“灵活隐蔽”的“游击战”方略。这种策略都是为了回避公开非法斗争、回避与专制政府直接对抗而提出的。上文已经指出“地下非法斗争”和“两个政权并存”的贫困，那么从机会主义者“完全可以不与基层专政力量正面硬抗，而依靠群众采取巧妙的‘游击’战术、‘攻心’战术”就能在基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的疯狂臆想中，我们更能直接体会其合法主义实质。

“游击战”的目的既然是为了逃避镇压，在实践中就只能是要求隐藏革命者的政治目的，最多是“在违法的边缘疯狂试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里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死循环：如果只在力量对比占优时才能发起政治斗争，等于把政治斗争的任务无限延后。完全逃避镇压而非设法扛过镇压的幻想，意味着革命工作不可能真正具有延续性和广泛性，不能给统治阶级带来实质性威胁，也就根本不能改变力量对比。

为了在帝国主义国家展开“游击战”，机会主义者空谈寻找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点”，却从来没有指出具体什么是他们认为的薄弱点。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化水平不同的地方群众基础确实有差别，但问题是群众基础越好、斗争性越强的地方，政府的管制力度也就越强。这种地方是要按“工人阶级群众力量强弱”划分为优势地区，还是按“统治阶级腐朽程度”划分为弱势地区？恐怕机会主义者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

机会主义者大概会说，自己想要寻找的薄弱点是两者兼具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相对更腐朽混乱、群众斗争精神较强”的薄弱点。然而根据列宁主义灌输论的原理，资产阶级统治动摇或遭到削弱，只会是因为经济危机下的斗争，而不是经济危机本身。不同地方的工人群众在思想上可能有差异，但自发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多只是工联主义，这不能在阶级力量对比上起到多少作用。即使偶然遇到了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那也是因为他在别处经历过革命者的灌输、受到过公开政治斗争的启发。至于机会主义幻想找到和控制的“红色区域”如果存在，一定是早有革命先驱进行长期公开斗争的结果。如此看来，机会主义者所幻想的除了窃取革命果实，还能是什么呢？

除了以上这些凭空创造的革命新概念，机会主义者还幻想通过“逐步蚕食”的方法，削弱资产阶级专政，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

“通过建立、发展这些红色节点，破坏、蚕食资产阶级在基层的统治，壮大革命的力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当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的转折点、当无产阶级已经有与资产阶级决战的实力时，这些星罗棋布、把资产阶级在基层的统治“腐蚀”得千疮百孔的红色节点，就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大片的、公开的红色区域，实现工业区对“华盛顿”、“华尔街”的包围，从而与资产阶级决一死战，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胜利！”

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他们的所谓蚕食看起来是步步为营，其实是幻想经济斗争能自然走到政治斗争，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能逐渐变成革命前景，地下的积累能华丽转身为地上的爆发。右倾机会主义者藐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走向了庸俗进化论，根本意识不到量变和质变之间的关系，否认革命的变化必然是飞跃的、跳跃式的变化。在他们的幻想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是线性变化的，一个逐渐地线性下降，另一个逐渐地线性上升，直到某个交错点，就是力量对比改变了。虽然庸俗进化论是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保护色，但机会主义者为了把自己目前的投降实质和未来的革命前景缝合起来，又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激变论，胡说合法主义的质能无条件的变成社会主义的质。

四、我们的结论和态度

综上所述，右倾机会主义者变化多端的立场和形形色色的新话，只不过是他们白色内核之上的红色面具。老懦夫和书呆子们借着伪概念来掩饰自己的害怕，历史上的苏黎世三人团靠“修正”马克思主义推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张变革命党为改良党，与他们何其相似。阶级斗争本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较量。如果我们一味妥协，还幻想依靠妥协能获得一步步的胜利，就等同于助纣为虐的政治骗子！

“一切机会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语言上搞出七十二变始终围绕着这两个字，即畏畏缩缩的“怕”和狗急跳墙的“敢”。和革命者正好相反的是，他们怕造资产阶级的反，却敢专无产阶级的政。机会主义者怕的畏畏缩缩，没有斗争勇气和首创精神，混进革命队伍就是为了破坏群众的英勇斗争。你去公开斗争的时候，就骂你盲动冒进；你为公开斗争做秘密准备的时候，就骂你不去公开斗争。反正机会主义没有原则，总可以攻击你。一旦在批评自由、民主讨论的氛围中落败，他们就敢狗急跳墙，对革命者动用一切压服手段。

“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分主次，像游蛇一样回旋于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之间，似乎很全面，很公正，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实际上倾向性很鲜明”

机会主义者在千头万绪的“怕”和“敢”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秩序。

马克思和恩格斯导师向来痛斥这类向资产阶级叛卖投降的罪恶行径，要求革命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专制政府和阶级敌人坚决斗争：

“（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的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

“（革命者）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嚎，不要鸣咽，不要低声下气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次打击。”

在今日之革命中，右倾机会主义者正是“怕字当头”的路线。屈服于资产阶级镇压，歪曲革命原理的“地下夺厂斗争”是一种怕；恐惧于无产阶级造反，镇压革命舆论的“地下理论斗争”更是一种怕。而革命者是不怕他们的，要知道“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我们敢于在斗争中推翻一切剥削阶级，更敢于打倒一切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