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新的经济基础与旧的政治态度
关于中国当前的小资产阶级的判断问题，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始终存在着争论。有的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应该越来越多，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应该越来越少，否则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的力量就不是更强而是更弱了，因此主张扩大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将本该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体也纳入进来。资本主义越发展，小资产阶级就会越趋向于消亡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广泛存在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与商品生产的历史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小生产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列宁指出：
“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7卷18-19页）
我们也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这一原理的经典表述：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6页）
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极限状态，是资本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从而阶级对立只有简单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在向着这个极限趋近的同时，通过技术的进步、对新商品需求的增加、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等等而重新产生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两个互相补充、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
在农奴制度还没有消灭的沙俄，农民是主要的小资产者，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人口在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在当代中国，大量存在的个体工商户就是小资产者，至于农村劳动力中自耕农的范畴适用性问题，则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个体工商户自复辟以来增长迅猛，根据市场监管总局2020年的数据，中国个体从业人数已经超过1.76亿，号称“每8个中国人就有1个是个体户”。个体工商户有些属于家庭经营，子女在未成年时就开始劳动，再加上未登记的流动摊贩之类，实际属于这一类的人口数量一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随着资本主义逐渐掌握全部物质生产领域，大生产不断排挤小生产，因此个体工商户多见于零售商业和居民服务业，如小超市，小餐馆等。生产和流通是越来越集中的，但是零售和个人消费却是分散的，这就是构成目前中国小生产（严格来说不属于“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阔土壤。
不言而喻，在这些众多零售和消费终端，小业主经营规模比较小，且时而受到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阶级的压迫，但也会采用少量的雇佣劳动，而那些纯粹个人或家庭经营的业主为了免于破产，也必然向着资本主义经营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未分化的小生产者加上拥有少量资本的小业主，作为小资产阶级，属于整个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列宁多次指出这一点，并用“革命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群众”（农民以及和农民相近的非农业小资产阶级阶层）（《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1卷117页）、“资产阶级人民群众”（农民、城市小市民）（《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4卷190页）等说法来指代前者，用“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君主派”等来指代另一些资产阶级，但他始终强调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从字面意思来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挥主体作用的应该是资产阶级，或者按照列宁的用语，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然而要真正形成革命的力量，没有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广泛发动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力量一旦发动，也会危及自由派，因此自由派宁愿同专制政府妥协，以搞交易的方式瓜分政权，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政府。1905年10月17日，沙皇迫于革命形势的高涨发表了立宪宣言，使新宪法适用于专制制度，革命取得这一部分胜利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倾向也大大发展了。因此我们看到，自由派甚至在还没有发展到12月武装起义的阶段就已经动摇，再也不能推动革命前进了，只有工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才会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使资产阶级革命成其为“革命”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方面。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性的，有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也有一些非生产人口，如教师、医生、律师等。随着资本逐渐掌握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一切劳动力都成为了商品，都可以为资本增殖服务。如何从科学的理论出发看待这类群体和那些不增殖资本而是靠居民的收入供养的群体（如公务员），涉及到革命队伍的界限与未来纲领的制定。关于是否可以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出发划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革命同志间发生过激烈的论战。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两种观点的理论根据，只指出二者分别存在的局限性和应当按照什么原则来明确阶级界限。
一种观点认为，与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承担这种劳动的就是无产阶级，而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与各种收入相交换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承担这种劳动的加上小农和小业主等就是小资产阶级。这里生产劳动的定义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需要指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不再是一般生产劳动，而是特殊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但是生产劳动者是不是就等同于无产阶级呢？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关于总体工人的叙述。
“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单个工人作为这个总体工人的单纯成员的职能距直接体力劳动是远还是近，那都完全没有关系……这种总劳动能力的活动就是资本对总劳动能力的直接生产消费……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9卷100-101页）
因此，生产劳动者或者说总体工人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其中甚至包括了拿分红的经理，将其纳入无产阶级是不合适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与资本交换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者，凡是能够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而不管是否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的都是无产阶级，这样私立学校、出版商、律师事务所等等雇佣的教师、作家、律师就都是无产阶级了，这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诚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可以入侵上层建筑的某些领域，使其具有雇佣劳动和资本增殖的表面形态，但上层建筑终究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有着严格的界限。“劳动”是一个与“时间”高度相关的范畴，必要劳动与自由活动、必要劳动时间与自由支配时间不能混为一谈。
“社会中占有自由时间（即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的那部分人以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生……其他一切劳动同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相比，就已经成为可供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2卷216页）
阶级的划分源自经济生活而不是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将非生产人口（包括官吏与军队，僧侣与自由职业者，食利者与领抚恤金者，被剥夺自由者、娼妓等）称为不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但是可以划分为最接近基本经济类型的类别：
“很明显的大资产阶级分子：一切食利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武大官员等等……总计约为150万人……约有200万归入无产者与半无产者（一部分流氓无产者），约有190万归入极贫穷的小业主，约有150万归入富裕的小业主，其中包括大部分职员、管理人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卷459-462页）
随着资本的渗透，教育的普及，技术进步导致复杂劳动简单化等等，非生产劳动者有无产者化的趋势，但并不能认为与无产阶级的范畴是等价的。同时，非生产人口（如意识形态阶层）的政治倾向也不能从其形式上是否出卖劳动力，是否被资本雇佣来判断。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8卷152页）
“这个知识界的物质利益把它同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使它的态度不彻底，使它为求得官家俸禄，或为分得利润或股息而实行妥协，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只有无产阶级，才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些机关没有任何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根本敌视并坚决反对它们。”（《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2卷438、440页）
因此，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或者说与社会上层的亲属关系决定了非生产人口的政治属性。农民和小业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受到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排挤，具有革命的本能和潜力，但是他们不是为了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为了维持其自身的小私有者的地位不被剥夺从而跻身资本家的行列，也有其反动性的一面。非生产劳动者愈发感受到资本的压迫，但是他们凭借专业技能获取的较高收入和小业主般的劳动与生活条件，更愿意拼命“奋斗”以跻身上流社会，或者至少保持靠工人的剩余劳动过活的状态。他们的两面性与动摇性，恰恰是传统小资产阶级的典型政治特征。
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庞大的无产阶级劳动大军，还有着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在小生产消灭之前，旧的分工——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差别等——消灭之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长期存在，反对他们向无产阶级队伍中渗透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
在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是焦点，农民的革命性高涨，而当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具体诉求及其革命性，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不仅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我们的理论结论将在未来的事变中得到一一检验。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问题，也有过很激烈的论战。认为应该叫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主要是从革命的结果出发，这是不超出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范围的革命；认为不应该叫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主要从革命的对象出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再是当年以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当然还有其他的维度，如果讲革命的主体，那么是否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动力，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参与的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小资产阶级也参加的革命便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谈。无论将推翻黑帮专制政府的革命称为什么革命，无产阶级都需要领导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民主专政，然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击败小资产阶级，实行经济上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革命性质的争论与分歧，如果不涉及重要的原则问题，只涉及概念的定义与有待继续探讨的理论问题，在不影响当前迫切的任务——取得基本理论上的共识和制定纲领统一各革命派别——的前提下，可以暂时搁置。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形成自己明确的政治面貌，制定旗帜鲜明的纲领，以是否承认纲领作为判断敌友的标准，才能在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上迈出自己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