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时代的隐匿童年：在“黑户”阴影中成长的一代，重新定义亲人 - 端传媒 - 最新
端传媒 - 最新「如今，想到“family”这个词，TA第一个想到的是朋友。未来，TA想要建立的家庭，也是与朋友们一起的，酷儿式的家庭。」
特约撰稿人 包包
【编者按】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自1982年确认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直到2016年“全面二孩”的提出才正式废除。在计生时代出生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如今多已成年。为躲避计生执法与超生罚款，他们中不少人的童年活在“黑户”或“黑女”的羞辱中。也因为这段“被边缘化”的经历，成长过程中，他们更早开始思考政策与人的关系，自己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并重新定义父母与家庭。
被藏起来的孩子那个张小灵叫做“婶婶”的人，其实是她的妈妈。
1994年，张小灵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一个小镇，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一出生就被打上了“非法超生”的标签。小镇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网络丰富而复杂。至今，人们依然保留着不打招呼就串门拜访的习惯。
张小灵出生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在严格执行。严厉的计生执法和高额的超生罚款，影响了两三代人的童年，张小灵家也不例外。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检查，家人不得不千方百计隐藏她的存在。
年幼的时候，只要门铃响起，家人就会立刻把她藏进卧室，等客人走了才放她出来。张小灵经常被要求待在家里，不要外出被人发现。妈妈只敢在夜晚带她出去散步，选择那些没什么人经过的路线，跟着月亮走，只有一团蚊子跟在后脑勺。
每次出门前，妈妈都要反复向她强调，在外一定要叫她“婶婶”，如果被问起爸爸是谁，就说乡下叔叔的名字。
如果遇上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上门检查，她就会被送往舅妈家住一段时间。她的户口也挂在了舅妈那里，她俩单独一个户口本，在关系那一栏，写着“其他”。
初中以前，她没有和家人的合照。小时候，张小灵经常做噩梦，梦到自己和妈妈、还有哥哥坐在一个辆三轮车的后座上，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把她丢掉。
张小灵的哥哥姐姐都有着很特别的名字，唯独她的名字，一个“小”字加一个平常的字眼，全国重名的可以找出很多，她觉得这是父亲对自己不够重视的体现。初中时她和家人聊起过改名的可能性，姐姐和妈妈都热情地参与，帮她一起翻字典，找到几个不错的备选后，张小灵去找父亲商量。父亲一脸严肃，说，名字可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可要想好了。
像是一盆冷水浇下来，张小灵再没有和父亲提过改名的事。她心想，既然名字是一辈子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随意地给我起名？后来她想到，改名的手续需要父亲处理，可能牵扯出家中有超生的事实。多年过去，父亲仍然惊恐。
汪静和张小灵有着相似的童年，她们都是“计生时代”被藏起来的孩子。
她出生于1988年河南的一个县城，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孩。她大一点后听说，父亲知道又生了一个女孩的时候，连看也不看，就要把她送去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看老天爷的意思。”前来帮忙接生的，是母亲乡下的姐姐，她于心不忍，就将汪静抱回了农村家中，和同为农民的丈夫收养了她。这位“大姨”由此成为了汪静的母亲。
那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生于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实施前。汪静是家里第五个孩子，是“黑女”——这是当时用来形容超生没有户口的女孩的词语。
汪静一直记得，七八岁的一个下午，她和其他四个“黑女”一起被关在家里的卧室，因为“查计划生育的”来了村里，要找的就是她们这样的孩子。那些“黑女”中，有三个和她年纪相仿，还有一个才刚刚一岁多，被姐姐抱在怀里。每个人都好像自小就学会了把自己藏起来。那个下午格外漫长，没有人哭闹，只是静静看着窗外，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查计划生育的”是汪静自小最害怕的人。小时候，只要有些风吹草动，汪静就会被送往别处。她时常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有时是在外公家，有时是在干妈家。在她的印象中，外公一点都不亲切和善，因为她是个女孩，对她不闻不问；干妈则是个严厉、冷漠的女性，连她起夜去厕所都会抱怨她。
她总盼着家人来接她，整日盯着大门，盼星星盼月亮，却总也等不到。后来很多年中，她发现自己和别人说话会有意无意地看向门口，接受心理咨询后才明白，这一下意识的行为和小时候这段经历有关：她好像永远在等着什么人来接她回家。
1997年，汪静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去乡里开会，乡里说要给这些“黑女”解决户口问题。她在一个午后和堂姐玩耍，堂姐突然提起，你爸要给你上户口了。那是汪静第一次听到“户口”这个词，她并不十分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只是朦胧觉得好像自己要有一种堂堂正正的身份了。
中国农村会按每户人口分配土地，一旦因婚嫁、取得非农业户口等原因迁出户口，其所使用或承包的土地会被收回，重新分配。汪静虽然有了户口，乡里却说村里的土地不能分给“黑女”。她仍然被村里人嘲笑，笑她没有地。她不服气，指着村里的荒地，和那些笑她的人说，谁说我没有地，这就是我的地。
最先藏起来的，其实是母亲。
怀孕的月份大了之后，张小灵的母亲开始整日待在家中，不再出门。家里采买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父亲或是知情的亲戚买回来。
母亲出生于1950年代潮汕地区的一个重男轻女家庭，外婆常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她是家中的长女，要承担许多家务，读了两三年书便出去打工，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成了家庭主妇。张小灵出生前，母亲已经生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分别比张小灵大12岁和5岁。
生二胎姐姐的时候，家里交了巨额罚款。意外怀上张小灵时，父亲正好在政府机关获得了一份工作，如果被发现超生，父亲会失去这份不错的机关工作。但母亲喜欢小孩，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为此，她不得不躲过众人的视线。这在潮汕的社会，并不容易。
为了藏起来，母亲从未在医院做过产检，就连生产，都是请了一位有接生经验的朋友来家里帮忙。
那时她已38岁，是高龄产妇。生产当日，婴儿的脐带缩回了母亲的阴道，导致大出血，还好产婆朋友发现后眼疾手快将脐带拿了出来，才让母亲捡回一命。
事后，接生的朋友心有余悸，她嘱咐母亲，“年纪大了，别再生了。”
这个经历母亲和张小灵讲过很多次，母亲至今仍感激那个朋友。
张小灵是个吵闹的婴孩，哭得很凶。父亲在一旁黑着脸，眉头紧锁，他担心邻居听到有婴儿的声音去单位举报。父亲高中毕业，和妈妈出生在同一个村子，经人介绍认识、结婚。在来到城镇之前，他做过很多其他工作：兽医、仓库管理员。得到政府内的工作不易，这令他原本不想要这个孩子。
父亲的脸色让母亲很焦虑，她只能尽全力去哄这个婴儿，让她停止哭泣。
从汪静生长的村庄往东北500多公里，是许陌的家乡。2000年，TA出生在山东的一座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超生意味着他们会双双失业。
2008年以前，县城的房地产业还未兴起，大多数家庭都住在胡同街巷中的平房。许陌的家是一间常见结构的四合院，推开院门进去，正对着的便是客厅，卧室和客厅连着，院子的两侧分别是厨房、厕所，还有一间杂物室。院子中间有三棵树：石榴树，柿子树和葡萄树。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硕大的果实会拉着树枝垂下来，七八岁的小孩也可以毫不费力地伸手摘到。
母亲原本在当地学校做老师，为了生二胎，她主动选择调去了县卫生局的行政岗位。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她托关系找熟人做产检，谁知对方医术不精，怀疑她是宫外孕，推上了手术台，划了一刀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一胎流产了。
35岁那年，母亲又怀上许陌。医生曾嘱咐她，流产后三年内不能要孩子，但母亲说，“为了要孩子不怕受罪”，没多久就怀孕了。怀孕的大多时候是秋冬，冬日平均气温只有四摄氏度左右，母亲早早便裹上了羽绒服，把隆起的肚子藏在羽绒服中，就这样瞒过了所有同事。
那时，县上计生检查仍非常严格。母亲说，当时在体制内，每三个月检查一次有没有怀孕。如果被查出来超生，不仅失业，还要罚款。怀上许陌时母亲刚从学校调去卫生局，档案还没有转过去，趁着这一年多的空挡，才把孩子安全生下来。但这三个月一检查的政策，一直维持到了母亲50多岁才结束。
那是位于华北平原四省交界处的一个县城。县城交通发展缓慢，至今未通火车，要想去往那里，需要在邻近省份城市下车后，再转汽车。新的观点、事物也一样难以抵达，整个县城因此显得古旧。
小镇地处平原，街道如北方大多数城市一样，东西南北，纵横相交，十分齐整。母亲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只在生产前一周以春节为由提前请假回家备产。
当时，胎儿未足月，但偷生的孩子很少等到足月才生产，有的甚至七八个月便剖了出来，许陌也是九个月时剖腹产的。生产时，他们托关系用了别人家的二胎（注：农村户口第一胎是女儿，可以生二胎）准生证，才能进医院生产。因为害怕被人抓到，手术后第三天，母亲便被拉回家了。
许陌出生后，母亲形容自己“成天都提心吊胆，一听到说‘查计划生育的来了’，就吓死了”，每天早上起床，她先打开门看看胡同门口南边是不是有人，北边是不是有人。确认没人，才敢让许陌出来玩一会。有一天，母亲打开门看到南边来了四个人，拿着本子，去完一家再去另一家，赶紧让许陌父亲把TA送去一个空地上待着，等人走了才来接TA。
许陌的儿时记忆中，有一些时刻，家中的氛围会突然变得紧张。父母站在院中，语速飞快又刻意压低了声音，商量着什么，脸上带着一些慌乱，那就是“查计划生育的”来了的时刻。TA很早便发现，有很多事父母也无法控制，在他们之外，有更有力、令人惊慌的东西。
“查计划生育的”来了的时候，许陌要么被舅舅带出胡同——舅舅会把TA带去附近一处荒废了的戏台，让TA在那里玩一下午，等到妈妈给舅舅的小灵通打电话，才带TA回去；要么，就在自己的卧室藏起来，TA藏在床下，双手抱头，眼睛望着门口，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对TA来说，这样的时刻像是一场紧张的游戏，TA不知道输了会发生什么，只是侥幸每次都赢了。
许陌和父母一直都不亲近。妈妈觉得是和过去的经历有关，时常愧疚。她想了解孩子，许陌离家上大学后，她在百度上搜“中国大学的社会学是学习什么的”，然后在饭桌上努力和许陌分享自己的理解。
父亲在官场工作，少不了喝酒应酬。每次带家人参与的场合，都是比许陌大11岁的哥哥出席。山东官场的人脉与秩序，在觥筹交错间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哥哥毕业后回了家乡，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延续着父亲的生活。
而许陌，生理为男性，原本也要承担起主流刻板印象中男性的种种义务：结婚、生子、子承父业、光宗耀祖，但因为是“超生”，一直被藏起来，不被外界所知，许多亲戚都不知道TA的存在——直到爷爷过世，TA才第一次和父亲回了老家。这样的藏匿让TA侥幸逃离了那样的生活。许陌的自我认同是非二元性别、泛性恋，留着长发，性格温柔、细腻、敏感。TA如今在上海读大学，习惯了独来独往。
童年被藏起来的经历，让TA习惯了将外界分为“不会举报我的”和“会举报我的”。
舅舅家的二胎便是被人举报，不得不交了罚款。以前胡同中超生的孩子多，邻里之间相互照应，举报鲜有发生。初中之后，房地产大规模开发，胡同被拆去，TA随家人搬去了新的小区，邻居都是不认识的人，TA和家人对周围人更加警惕。在楼下遇到刚下班的父亲，许陌也会假装不认识扭头走开，绕一圈再回家。
至今，这些经历对TA性格的影响仍然存在。认识新朋友时，许陌会下意识将他们分为两类：对“不可信”的人充满戒心，对“可信”的则无条件敞开心扉。TA总会试着在陌生环境中寻找让TA觉得安全的人，害怕被冷落、被遗忘。只有在亲密朋友和伴侣的视线中，TA才感到安全。
对许陌来说，原生家庭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从小，父母没有接送过TA上下学。到了期末，别的同学都有家长帮忙把一学期的书搬回家，但TA永远只有一个人。也是那个时候，TA开始结识非主流家庭的朋友：超生的、外地的、单亲的，这些没有家长来接送的孩子们一起上下学，分享青春期所有的秘密。
如今，想到“family”这个词，TA第一个想到的，是朋友。未来，TA想要建立的家庭，也是与朋友们一起的，酷儿式的家庭。
与原生家庭的疏离曾困扰了张小灵很长一段时间，她一度觉得自己没有妈妈。
妈妈以前总和她开玩笑，说她是领养的。学校填家庭资料，她牢牢记着要写乡下叔叔的名字。大人的玩笑话和躲躲藏藏的经历，在她心里种下了恐惧的种子。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常常梦到被母亲抛弃。很多年过去，认识新朋友时，她会刻意回避向他们提起自己的家人。
直到最近几年，她才渐渐意识到，她不是没有妈妈，而是有很多个妈妈。
上幼儿园时，妈妈怕被发现，不敢送她去上学，便请了一位女性好友每日接送她。从幼儿园的小班、中班到大班，每天来回四趟，持续四年。
阿姨总是提前在楼下或幼儿园门口，等着她，然后牵着她的手上学、回家。这位阿姨和妈妈年龄相仿，也是一位家庭主妇，那时，她有一个已经上小学的儿子。张小灵上小学后，她又生了一个孩子。
印象中阿姨留一头短发，每次见到她都笑得眼睛眯起来，路上阿姨会和张小灵温柔地聊天，细心地观察她这一天的状态。有一次，妈妈觉得每天接送四趟太辛苦，让张小灵中午留在幼儿园吃饭，下午才接回家。张小灵不习惯幼儿园的饭菜，被老师说了几句。阿姨来接她时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不开心，回家和张小灵妈妈说，孩子可能不习惯在学校吃饭，还是中午接她回家吧。于是，继续像往常一样一天四趟地接送张小灵。
张小灵现在回忆，阿姨在接送她上下学的路上，心思全在自己身上，像妈妈一样密切留意自己的一举一动。
舅妈是另一个张小灵视同为“母亲”的人。在舅妈家的日子，舅妈总是亲切地搂着张小灵，她的身上香香的，让张小灵很有安全感。她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下着小雨的一天，舅妈一只手拉着她，一只手撑着伞。她们用潮汕话聊天，她问舅妈，你最喜欢什么天气？舅妈指着天空和她说，我喜欢雨天，特别是像这样下着小雨可以不用打伞的天气。张小灵不喜欢下雨，舅妈的伞是为了她撑的。
张小灵有时会错把舅妈叫成“妈妈”，舅妈就笑，“你刚刚叫我什么？”张小灵不好意思地笑。
如今，在张小灵心里，为妈妈接生的阿姨、送她上下学的阿姨，替母亲照顾她的舅妈，这样一个由女性好友组成的网络，在一起为妈妈分担着母职。这些女性，都是自己的妈妈。
从认为母亲不爱自己，到确认母亲的爱，汪静用了十余年的时间。
初中时住校，汪静只在周末回家。那时妈妈有了孙子，每天屋里屋外地忙：做家务、做饭、带孙子。她想让妈妈多陪陪自己，却等不到她闲下来的时候。她有强烈的被抛弃感，觉得自己是妈妈的累赘。原本学习很好的她，成绩一落千丈。大专毕业后，离开家乡，去了北京工作。
2017年，父亲过世，母亲也在不久后因病去世，汪静度过了一段极端灰暗的日子。妈妈过世前，她曾把妈妈接到北京小住。在汪静家里小住时，妈妈总念叨着，自己没用了，会拖累她。这时，她会想起童年时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她开始重新理解母亲，理解她们的关系。
妈妈12岁时父母离了婚，她和9岁的妹妹跟着母亲嫁去了新的家庭。和所有有相似经历的家庭一样，她们在新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受继父的冷言冷语。到了18岁，有人上门说亲，妈妈急切地想逃离那个家，没多想就决定了自己的亲事。嫁的男人脾气暴躁，稍有不顺便对她又打又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家暴是没有人可以逃脱的命运。他们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汪静的妈妈在匮乏中过完了一生，却尽她的全力不让孩子继承匮乏。汪静细数着母亲的付出，努力试着稳定情绪，但眼泪最终无法抑制。
她说她常梦到妈妈，梦里她依然忙忙碌碌，没有闲下来过。她想起，初中时每个返校的周日下午，妈妈会送自己。有一次，她走了好远好远，一回头，妈妈还站在原地，和她挥手，夕阳就在妈妈的身后。
这个画面她记了许久。回头看，她才确信，妈妈很爱她。
张小灵上初中时，同家人和另外一家人一起吃饭。那家人有几个小女孩，但想继续生儿子。每次几个小女孩一起坐电梯，如果电梯里有陌生人，她们会按不同的楼层，假装是不同人家的孩子，等陌生人走了，再一起回家。
那次吃饭，其中一个小女孩突然趴在张小灵耳边说，妈妈和妹妹都躲在家里。
张小灵知道，历史在重演着。
近年来，随着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重，中国的人口政策开始缓慢转变：2013年，政府开始提倡“单独二孩”，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释放“三胎”政策。
然而，“一孩政策”带来的威慑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家庭仍产生着影响。记者尝试采访许陌与张小灵的家人，都遭到拒绝。他们仍然担心身份曝光，会被人“秋后算账”。
张小灵读研究生时，曾和同学聊起家里的情况，对方说，“你家超生不觉得羞耻吗？”她听到后大为震撼，也非常受伤。她也听别人在无意间笑道：潮汕人怎么那么能生，是母猪吗？
小时候，汪静总是听人提起“计划生育”，每次不听话，家人就用“计划生育的把你抓走”吓唬她。那时候，她以为“计划生育”就是抓小孩的，但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小孩抓走。初中时候，她第一次在历史课本中接触到了“计划生育”这个词，她跟随教科书的观点，觉得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因而需要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当时却从没想过，自己和这个政策有何关系。
前些年，她在媒体报道中无意间了解到“失独家庭”群体，才开始将计生政策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更意识到，原来自己的生命经历也与这个政策有关。
计划生育在她现在看来，“没有人性”，造成了许多骨肉的分散，她想提醒自己和其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女孩，“不要忘记自己经历的一切。”
因为儿时的这段经历，张小灵对生育的话题非常感兴趣。她现在在读博士，研究的课题和生育有关。她从自身的经历感受到，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宏观的老龄化、经济方面的可以用数字描述的影响。很多时候，它对个人的生活、经历、情感都持续产生着影响，而这些影响，是用个体的身体在承担。
如果有机会回到过去，张小灵想和妈妈说，你不用太担心你的第三个小孩，担心她身体弱、太内向、会晕车，现在她可以一个人去许多国家。
也不用总是叮嘱她要叫你“婶婶”，她都会记得。
她会在你生病的时候照顾你，倾听你；即使离家万里，也会两天给你打一次电话。你放心，很多年后你会说，“还好我生了这个小孩”。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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