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在中国，新证据表明外科医生成了行刑者

2022年5月31日

作者：雅各布·拉维（Jacob Lavee）和马修·P·罗伯逊（Matthew P. Robertson）

翻译：ChatGPT o1

1994年3月18日，中国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八名医生，为获取一名死刑犯的心脏，前往了40英里外的地点。但他们没有等待司法部门执行死刑，而是亲手通过摘取心脏来执行了死刑。

在我们针对近3000份中文临床报告的大规模审查（并发表于《美国移植杂志》）中，我们发现，中国外科医生多次在文中承认了类似的行为。

武汉的这些医生写道：“当供体的胸腔被打开时，胸壁切口苍白且无血，心脏呈紫色，且在微弱地搏动。但在进行气管插管并供氧后，心跳立刻变得有力。取心脏时采取的是从第四肋间沿胸骨切开胸腔……对于在野外无动力锯开胸骨的情况下，这种切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们漫不经心地提到，给供体进行呼吸机插管（“气管插管”）只是在手术中途才进行，却无意间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手术开始时，供体是活着的。

要合法宣告脑死亡，器官捐献者必须已经丧失自主呼吸能力，并且在此之前就已经进行插管。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医学原则，也对应了器官移植伦理的基本规则：只有当供体已经死亡，才能摘取其重要器官。

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56家医院、超过300名医护人员参与的临床报告中，多次出现如下描述：在供体被插管之前，就已被宣告脑死亡。往往是在手术开始前或开始的那一刻才对供体进行插管。而在1994年武汉的这起案例中，则是在手术开始后才插管。有些案例甚至根本没有进行插管。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知道中国会从死刑犯以及良心犯身上获取器官，并形成了大规模且利润丰厚的产业。关于法轮功成员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被作为目标的指控，位于伦敦的一个独立法庭已将其形容为反人类罪，并有可能构成种族灭绝的一部分。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针对医生是否亲自执行了这些处决的系统性研究。

为进行这项研究，我们编写了代码来下载124,770篇中文医学论文，然后用定制的算法来搜索其中是否存在这类虐待行为的证据。我们共发现71篇临床报告明确承认医生亲手实施了处决，而我们怀疑这只是一个庞大且隐藏更深的群体中的冰山一角。成千上万篇关于心肺移植的论文在中国发表，但大多数并未提及供体究竟是如何被处理的。

我们发现的时间线止于2015年，但我们认为此类虐待很可能还在继续。2014年底，中国的草根调查人员最先挖掘到部分类似的医学论文。若当局下令禁止学术期刊继续发表此类“露馅”的细节，并不困难。而中国声称在2015年就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但我们此前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在2019年发表于《BMC医学伦理》的一篇论文中，我们通过统计取证的方法，表明官方所公布的自愿器官捐献数字是造假的，只是用来夸大一个并不算成功的自愿捐献改革计划的成果，以支持中国对外所宣称的改革形象。

全球医学界领袖总体上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建立其反器官贩运工作组时，听取了中国移植外科医生的建议，随后又将他们纳入成员委员会。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与一些长期为中国移植体系辩护的人士一起，对我们此前揭示数据造假的研究提出批评。

中国政府把医学作为压制工具的做法早已广为人知，比如用精神病学手段打压异议人士，强制堕胎等。最近，医学界还被卷入了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行动。《英国医学会会刊》（BMJ）的专家们指出，“中国政府系统性地调动医务人员、医疗技能和医疗技术来实施这些罪行。”

然而，全球移植医学界大多接受了中国有关改革的说法，无视了相反的证据。人们甚至会拿纳粹时期的医学暴行来作比较，但这类比较似乎因被过度使用而失去了应有的冲击力。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对调查这些虐待问题也几乎没有表现出兴趣。

我们希望，随着这些新发现被曝光，情况能开始发生变化。如今已经知道，多年来，有受过高等训练的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用手术刀亲手杀死犯人。与全球通行的规范相比，这是极端而全新的背离。一旦这些发现被发表在顶尖的移植学术期刊上，也许人们就再难继续对此视而不见了。

作者简介

拉维医生（Jacob Lavee）是特拉维夫Sheba医疗中心心脏移植科主任，也是特拉维夫大学的外科教授。

罗伯逊先生（Matthew P. Robertson）是“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的研究员，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本文于2022年6月1日以《在中国，新证据表明外科医生成了行刑者》为题刊登在该报纸的印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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