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中年人，走进付费自习室

与传统的咖啡厅不同，从名字上就知道，这些都是花钱来上自习的地方，其中相当一部分，名字里都带个「梦」字——筑梦自习室、逐梦自习室、梦呓自习室……只不过，梦想和现实经常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兄弟。在这个鼓励竞争、企业奉行拼搏文化的年代，大量新开的付费自习室，意味更多人需要为提高竞争力充电。

某种意义上，他们想通过自主学习，让自己不确定的生活，变得更确定一点。

文｜

易方兴 米书里

编辑｜

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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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摆在了陈志斌的面前。

「机会只有一次。」第一天考研结束，陈志斌没吃晚饭就去了付费自习室，准备第二天的专业课考试。他在这里自习3个月。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我见到他时已是晚上9点，不知是因为考前紧张还是自习室热，他一头汗。

之所以说机会只有一次，是因为北漂的他已经28岁，「考不上我只能继续找工作」。他之前做java编程，3个月前辞职，养家和抚养1岁儿子的压力全落在妻子头上。妻子收入同样不高，这次支持他考研。

今年考研人数多达377万，往届生比例明显上升，甚至在一些大学里占据六成。像他这样毕业后工作7年再回头去考研的，也不少见。

这家付费自习室季卡2800块钱，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孩子出生在去年此时。那之前，他和妻子挤在一间房里，房租2000多元。孩子即将出生时，他换了60多平米的一居，「不想他睁开眼的时候看见一个非常窄小的房子」，尽管为此房租要涨3倍。与儿子同处一屋，专注学习简直不可能，他迫切需要找个安静的学习场所。接连尝试各种咖啡厅后，3个月前，他找到付费自习室。

看过韩剧《请回答1988》的人应该知道付费自习室的样子。陈志斌选的自习室在一栋写字楼的6层，到晚上整栋写字楼是黑的，就自习室这间屋子亮着。自习室的磨砂玻璃门上写着5个字——「专业自习室」。但衡量一个付费自习室专不专业实在是件难办的事，因为从2019年这个小众行业兴起以来，并没有统一标准。

这家自习室主打暗室自习，突出一个「暗」字。一推开门，就跟钻进黑暗隧道差不多。只在有人学习的地方会亮起一盏黄色的灯，像是隧道尽头的亮光。

这一点亮光隐喻着「希望」。

易方兴 摄

2020年有多难，这届年轻人就有多拼。类似的付费自习室，如今数量正成倍增长。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知岛自习室」创始人樊颖之做过统计，「6个月前我查到全国付费自习室是1400家，现在是2900多家。」

与传统的咖啡厅不同，从名字上就知道，这些都是花钱来上自习的地方，其中相当一部分，名字里都带个「梦」字——筑梦自习室、逐梦自习室、梦呓自习室……只不过，梦想和现实经常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兄弟。在这个鼓励竞争、企业奉行拼搏文化的年代，大量新开的付费自习室，意味更多人需要为提高竞争力充电。

某种意义上，人们是想通过自主学习，让自己不确定的生活，变得更确定一点。

学习是一个颇为笼统的概念。往细了说，有为考研、考证学习，也有人为出国考雅思、托福，或者冲刺期末考试……任何东西仿佛只要沾了「考」这个字，就非得去学不可。

26日夜里9点，除了陈志斌，还有4人奋斗在这间自习室里。一个是思考课题的北航博士，一个是准备考托福的中学女生，一个是在刷「学而思培优」的男生，还有一个女生在准备互联网公司的面试。这天夜里，5个陌生人聚在同一间自习室里挑灯夜读，成为激励彼此的同伴。他们会一直学到自习室晚上10点半关门再走。

为了抓住这唯一一次的机会，从今年377万人的考研大军中竞争而出，陈志斌拼了。3个月里，他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学习10个小时以上。在密密麻麻的笔记缝隙中，他写了两个字「涅槃」。尤其在今年，考研人数创历史新高，将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淘汰。如果失败，对他来说，「最坏的结果就是生活和之前一样」。

之前的生活有多少危机感，驱动他学习的力量就有多么大。

易方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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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习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感受到外界的挤压。

「我来北京3年，投过一两千份简历。」陈志斌剪个寸头，戴黑框眼镜，说话语气平静。他可能已经麻木。按照这个量，3年里他平均每天要投一两封简历。在北京，基本上叫得上名字的互联网公司都收到过他的简历，只不过都把他拒绝。

「努力是不一定有回报的。」他总结。

他第一次试图改变命运是考专升本，选了非全日制本科。教训很惨痛——因为面对非全日制本科学历，很多用人单位可能都不会看一眼。有一回，好不容易过了简历初筛，通过4轮面试，他都把笔握着准备签合同了，HR才说，「你的学历不符合要求」。既然不符合要求，为什么之前面试的时候不说？他本来想去理论，但觉得也没什么用。

「毕竟你不符合别人的标准。」他说。

考研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26号这天晚上，我还见到另一个找了一年工作的女生，她来付费自习室是为自学java，转型去互联网公司。她之前读了二本学校的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找到的工作都是销售一类。来北京快一年，她并没有听说过后厂村。后厂村的百度、腾讯、新浪等互联网大厂，她都没投过简历，「我的学历不行的」。

那天晚上，她正在准备一个20人规模小公司的面试，直到深夜也不愿意回去。她的合租室友喜欢网购，每天都有10多个快递送到家。无业待在家里，她有一种「被生活摧毁的感觉」，室友上班，她得一遍一遍地开门、收快递，说谢谢、关门。

并不是所有故事都像这样沮丧。身处竞争的漩涡中，人们渴望出人头地的愿望是一致的。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去付费自习室上自习的还有未成年人，比如刚从一所北京顶级重点中学毕业的程莎。

那是去年，她上高三。在那所中学的国际部，每个学生都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她们下午4点放学，「能够拉开差距的只有放学后这段时间」。她试过在家学习，房间墙壁是粉色的，桌子对面就是床，「总想躺到床上去」。床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张100天计划表，纸背的胶水干了，脱落下来，象征着在家里学习的失败。此后，她也成为付费自习室的常客。

如果资源总量有限，那么身处其中的竞争者们，会无可避免陷入白热化竞争。同学之间也是竞争关系，谁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要对另一个人保密，「不然自己就失去竞争力了，因为这些要写到申请材料里」。这在留学生圈里被称为「黑活动」。无法猜测同学参加的活动，所以造成的后果是，每个人都得尽可能多地参加活动。

她「卷」入其中，身不由己。

与「黑活动」相似的，还有「黑标化」，指的是标准化考试的分数也需要对其他人隐瞒，比如托福成绩。为了考到理想的托福成绩，她考了4次，还有的同学考了6次。由于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方考了多少分，所以每个人反复去考，就像是参加一场看不见对方赛道的跑步比赛。最后第4次，程莎考了112分（满分120分），分数高到可以申请美国前5名的学校，才终于放心。

她说，这要感谢在付费自习室里付出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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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竞争，每个人都会有很多话想说。付费上自习室的这批人，态度出奇一致：找工作是不确定的，学习可能是唯一能确定的事。

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莫过于学校和职场。这就意味着，付费自习室通常会开在大学附近和写字楼密集地区。北京的中关村是个特别的地方，因为二者兼得，所以生长出北京最多的付费自习室。以中关村地铁站为圆心，2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至少有7家自习室。

「知岛自习」位于中关村创业大街。在一些创业者心中，这条街可以说是「圣地」。《北京日报》曾报道，这里5年孵化了3451家创业团队。24岁的樊颖之是这条街上最早开付费自习室的创业者。除了北京，上海、西安的付费自习室数量都突破80家，而沈阳以137家为全国最多。

两年前，他还在北京工商大学读大四，联合几个大学同学在创业大街上开了家叫「十月」的24小时书店。好几次，看到有人在书店里通宵学习，他跑过去问，对方不是说在考证，就是说在考研。外部竞争作用在一个人身上，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努力提高学历，考各种证书，唯恐落后。尤其到了2019年，投资人收紧钱袋，互联网大厂陆续裁员，「寒冬」的冷意传递开来，来这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书店座位不够坐了。

樊颖之一拍大腿，何不开个付费自习室？

从北大走路到创业大街，需要5分钟。樊颖之的团队调查过附近大学里的自习室和图书馆：一是没有插座，二是抢不到位置。校内的图书馆一个萝卜一个坑，想抢到还要靠继承，「看到师姐快毕业了，就赶紧去问师姐，能不能把座位继承给她」。

某种意义上，这条街也是时代的缩影。在创业大街上，车库咖啡是个地标，人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为了「聊项目」。有人钱包里1毛钱也没有，也过来逐梦。等到2017年，创业热度减弱，到大街上来，味道就有些变了，街上能看见小广告一样的横幅——帮人找投资，收取服务费。再到2019年，找投资更难了，连横幅都不见了。

2020年12月26号是周六，下午3点，创业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与整条街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樊颖之的付费自习室里坐满了人。

每个抢不到图书馆座位的人、被寝室室友吵到的人、工作之后再考研的人、自习时需要用电脑的人……过去他们分散于咖啡馆、麦当劳，如今可以去付费自习室。

「我希望这是一座岛，人们来到这里学习，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樊颖之说，这是他把付费自习室取名为「知岛」的原因。

知岛。

易方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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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竞争残酷，但人和人之间还有温情一面。

大众点评上，基本上看不到低于4分的自习室。人们对自习室能有什么高要求呢？有桌子和椅子，别太脏乱，不吵闹，就行。有个男生发现付费自习室的时候，跟发现新大陆似的，「终于找到了一个闻不到咖啡味的地方」。

无论自习室装修得多么豪华，人们真正需要的还是陪伴。哪怕在一张桌上一起学了一天的人，相互之间不认识，也可能从对方那里获得鼓舞。知岛的自习室里有留言本，一个笔名为「兔子」的女生留言：「隔壁的同学你好，抱歉在你的纸条上留言了，写完后才想起来不应该这样……共勉呀！」一天后，兔子收到回复：「兔子童鞋你好呀，很抱歉这么晚才看到你的回复，加油！」署名孙坨坨。

付费自习室各有特色，但挨个逛下来，留言墙都是必不可少的。站在留言墙下，看着密密麻麻的心愿和励志的话，会感觉巨大的冲击，每个字迹背后都是一段不那么轻松的人生。

易方兴 摄

今年疫情，许多人的命运或许发生转变。张冲，116°39° Frat自习室的策划者之一，是留学生，本来现在应该正在国外上大学，结果因为疫情出不去。微信群里一问，大家都出不去，都在上网课，也没地方学习。张冲在留学生群体中建立了一个自习室，收取一定的费用，用来交房租，「但我们不以盈利为目的」。

这些留学生在自习室里除了学习，更多的时候是为抱团取暖。

陈志斌有过好几次后悔的选择。他出生在高考大省河南，农民出身的父母总觉得他应该早点出去打工赚钱，「上大学也是赚几千块钱，不上大学也能赚几千块钱，有什么区别？」

当初非全日制专升本，也是父母的主意，为的是一边工作一边拿学历，结果两头不能兼顾。如今他28岁，再过两年就30岁，这次他决定瞒着父母拼一次。来北京后，他学到不少新词，比如内卷。找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体会竞争的过程，「我感觉自己被卷来卷去」。

对他来说，最难的事情不是被卷，而是明知被卷，也要跳入其中。

在这个城市，任何地方都能看见竞争的痕迹，甚至无关年龄。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就被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12月27日，在我们约访的新中关星巴克里，一对父母坐我旁边，围攻似地质问他们5岁的儿子：「你好好想一下，为什么你上次没有别的小朋友考得好？」

5岁的小男孩有些不服气，翻开一本全英文书读了起来，声音稚嫩。

（应访问对象要求，文中陈志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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