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新趋势：青年高失业率与大学生就业难

大学生就业难这一老问题表现出新趋势，如大学生在周期性失业压力下更为脆弱，扩招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考研考公热造成大规模就业时间差等。大学生是经济下行中受冲击较大的群体，应采取有效且有针对性的举措，避免青年失业率因“滚雪球”效应而居高难下

中国青年失业率在今年达到高值，而大学生是青年失业人口的主体。我们分析了智联招聘平台的招聘需求信息和2022届大学生简历投递行为，到各线典型城市的企业、高校、政府部门实地调研，并与数十家不同行业的企业和不同类型高校的负责人、教师和学生做了在线访谈。研究发现，大学生就业难这一老问题表现出新趋势，如大学生在周期性失业压力下更为脆弱，扩招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考研考公热造成大规模就业时间差等。大学生是经济下行中受冲击较大的群体，应采取有效且有针对性的举措，避免青年失业率因“滚雪球”效应而居高难下。

一、大学生就业难成青年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

今年以来中国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位波动。今年7月，中国青年失业率攀升至19.9%，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比同期美德日韩等主要经济体高12-16个百分点。随着应届大学生后续就业的逐步落实，青年失业率在三季度后两个月有了明显回落，到10月份已降至17.9%，但仍然同比上升了3.7个百分点，比今年同期25-59岁劳动者的失业率高出13.2个百分点。从长期态势来看，今年以来的青年失业率表现出周期震荡且中枢值较快抬升的特征（见图1）。

　 大学生是青年失业人口的主体。从2014年开始，大学应届生就业规模超过新增农民工，成为青年劳动力增长的主要源泉。虽然中国每年也有400多万中职、初中等较低学历的学生就业，但与这些就业意愿高、动手能力强的低学历青年相比，大学生失业率要高出9.8个百分点（见图2）。基于人口普查和劳动统计数据的测算，2020年末，在3400万16-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比重为46%，但在失业青年中的比重却高达三分之二（66%）。因此，降低青年高失业率，关键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2022届大学生毕业前就业率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2022届高校应届毕业生达1076万，考虑到升学、出国以及留学生归国因素，有约927万人需要就业。我们对智联平台2022届毕业生的求职行为进行分析，将自今年5月之后在智联招聘平台没有简历投递行为的2022届毕业生，识别为在6月末毕业前已落实就业的群体。研究发现，6月末2022届大学生在毕业前的就业率，同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升学和出国的约240万毕业生，6月末大学生毕业前的去向落实率还能再提高11个百分点，但仍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这与青年失业率中枢值的抬升是相互印证的。

女大学生就业受到更大的冲击。从今年高校毕业生的性别结构看，女大学生比重已达54.1%，其中本科女生比男生高16个百分点，硕士女生比男生高7.2个百分点。虽然政策明令“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但根据智联的问卷调查，仍有61.2%的女性在求职时被问及婚育情况，比2021年提高6个百分点，远高于男性的32.3%。因此在女大学生占比更高、性别歧视的叠加下，女大学生就业难度相对更为突出。2021届女大学生毕业前的就业落实率比男生低4.5个百分点，但2022届差距扩大到7.1个百分点。其中，本科和硕士学历的女生就业落实率，分别比男生低6.7和13.3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率为整体失业率的 3.3倍，不仅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值（3.0），也高于当前美国（2.4）、日本（1.8）和欧盟（2.4）的水平（见图3）。根据人口普查和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测算，在16-24岁青年劳动力当中，中国大学生失业率又是青年整体的1.4倍。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相对于整体劳动力的高失业率，意味着一个社会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浪费，这不利于新技术的应用、产业创新转型和经济效益提升，由此引发的“疤痕效应”会在长期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后续人力资本累积，从而拉大代际不平等。而且，由社会中最有活力的大学生群体所产生的焦虑、失望和迷茫的情绪经社交媒体传播后，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

　二、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大学生就业重要领域缩招明显

大学生是受经济下行周期冲击更大的群体。在经济下行的冲击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一般遵循“停招新劳动力、停止社会招聘、解雇新员工、解雇老员工” 的先后次序，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在周期性失业冲击中是更为脆弱的群体。根据智联十月份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2022年前三季度，平台上的校招有效岗位数始终小于活跃求职的应届大学生数。

作为吸纳大学生主力的民企缩招明显。在2022届大学生在校求职期间，尽管国企针对大学生招聘同比增长20.5%，但其招聘比重只有7.2%，吸纳大学生的主力仍是民企。受经济下行周期影响，民企经营预期转弱，困难民企为降低人力支出，首先会缩小应届生招聘规模，民企针对大学生招聘同比下降20.3%。另外，疫情期间大学生赴外地求职难度提高，企业前往学校开宣讲会的频次降低，且企业认为线上招聘无法全面评估应聘者，往往选择缓招或削减招聘规模。

受大学生青睐的重点城市岗位需求下降较快。因工作机会和生活成本较为平衡而受大学生青睐的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注：新一线城市指成都、重庆、杭州、西安、武汉、苏州、郑州、南京、天津、长沙、东莞、宁波、佛山、合肥、青岛等15个城市，二线城市指除一线（北上广深）和新一线城市以外的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在2022届毕业生在校求职期间，两类城市的校招规模同比下降13%和18%。另外，在一二线城市中，过去两年毕业的大学生面临较大失业风险。对简历投递数据的分析发现，去年7月至今年5月，在新一线和二线城市中，已毕业青年大学生再求职人数同比增长31%和20%。根据智联十月份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三季度一线城市、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大学生招聘需求，同比分别下降了22%、12%和21%。

大学生就业创造“大户”的岗位需求下降较快。根据智联平台的岗位需求数据，互联网、房地产和教培三个行业，为2021年应届生提供了56%的岗位。受行业调整影响，教培和房地产行业针对2022届的校招规模下降较快。同时，新入职大学生被毁约或被解聘等现象，在这些行业屡有发生。对简历投递数据的分析反映，去年7月至今年5月，从互联网、教培和房地产行业离职（包含自主跳槽）的2020和2021届大学生，同比增速分别为30%、30%和19%。尽管如此，从三大行业离职的大学生的跨行业就业选择并不多，再就业时仍有66%期望向这三大行业求职（见图4），青年就业的替代性源泉还需进一步夯实。

　经济下行压力下灵活就业“蓄水池”作用凸显。自2017年起，中国16-24岁青年平均失业时间由升转降，从2017年的8个月降至2020年的3.6个月（注：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的失业时间结构计算，以失业时长占比和相应时长的平均数进行加权平均，其中25个月以上失业时间记为30个月计算）。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央和各地对大学生就业工作的积极部署，特别是疫情以来就业见习、公益性临时岗位、青年就业创业帮扶等为青年就业提供了更广阔空间；同时，灵活就业也为待业大学生提供了过渡性就业机会。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2020和2021届大学毕业生的灵活就业占比达16.9%和16.3%。平台经济发展衍生的“主播”“Up主”“直播带货”等月入过万岗位，打破以往“外卖小哥”“打零工”“没有基础保障”的刻板印象。但我们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对于大部分毕业生来说，收入的不稳定性仍使灵活就业只能作为过渡职业或副业，无法在长周期中纾解青年人就业压力。

三、高校扩招进入政策消化期，结构性错配更加突出

疫情前后的高校扩招政策消化期于今年开启。2019年大专扩招115万、2020年硕士扩招18万、2020年专升本扩招30万，上百万扩招大学生今年毕业求职，打破了原有供需均衡，从供给侧骤然提升了就业压力。不过也须看到，中国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期，中长期来看对大学生的需求超过供给。虽然2010-2020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从11.4%增长到24.8%，但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39%）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聘难并存，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供需结构性错配。

“新人不去旧岗”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根据中国就业人口年龄结构测算，2022年城镇退休职工约755万，但由此腾出的招聘需求以制造业、生活性服务业等蓝领岗位为主（85.5%），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白领岗位占比仅为14.5%。伴随生活质量提升和就业观念改变，即使培养方向属于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毕业生对蓝领岗位接受度也显著下降，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企业招聘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根据智联平台数据，通信电子和制造业对2022届毕业生的招聘需求较旺盛，衍生出较多的技能型岗位和机械制造设计岗位，对应届生的需求比重分别提高5.7和4.2个百分点。但由于制造业远离繁华市区，且工厂车间的工作场景和节奏对大学生吸引力较低，投往这两个行业的简历比重仅提高1个百分点。

学历提升并未带来能力提升。据受访高校反映，近年来，大专和本科教育的就业导向极大弱化，以升学为目标的“高中化”现象较为普遍；而研究生教育“实习化”趋势明显，不少工科生随导师参与企业的外围研发，经管类研究生大量参与装点简历的非专业化实习。据调研对象反映，很大一部分大学生并未因更高学历而获得更有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基于人口普查和劳动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在16-24岁青年劳动力中，拥有大专学历者的失业率比拥有本科学历者低7.6个百分点，这其中当然有就业意愿高低不同的原因，但学历提升的增值效应弱化也不容忽视。

学科扩招与就业需求不匹配。近年高校扩招规模较大的是门槛较低的人文社科专业。2022年，文科毕业生规模比十年前增长41.8%，占比达到44.2%。特别是不少由中职和高职升格的高校通过新设置法学、经管类热门专业以加快扩招，但培养水平往往达不到市场用人标准，这一问题在产业基础薄弱、校企互动不足地区的高职院校中较为明显。根据对智联平台简历投递行为的分析，工科生在毕业前的就业率比文科生高8.1个百分点，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工科毕业生占比仅34.8%。从学历增值效果看，工学研究生的毕业前就业率比其本科生提高22.9个百分点，理学和医学研究生也提高17.4和15.1个点，而文科研究生仅提高8.8个百分点。

四、考研考公导致巨大的就业时间差，引发“滚雪球”效应

“稳就业”观念促发考研考公热。一是就业环境改变。疫情以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强，重点行业就业市场振荡波动，强化了大学生就业求稳心态。调研发现，不少大学生对就业不确定性存在恐惧感，相当部分学生受周边考研考公氛围推动而备考，认为考试是在风险社会最能掌控的事，寄望于提升学历、进入体制内来获得安全感。

二是家庭托底。今年是00后大学生大规模毕业第一年，很多大学生参与考研考公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00后多为独生子，不少城市家庭乃至农村家庭经济压力小，不需要孩子马上就业，家长鼓励甚至强迫孩子提高学历或考取公务员。根据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2021年6月的调查结果，在“待就业”毕业生家庭中，超过60%是中等以上收入家庭。

三是政策支持。两年应届生身份、攻读第二学位、高校科研助理计划等政策，虽为应届生提供了就业时间的缓冲，但一些为保留应届生身份以“二战”考研考公的学生（应届生身份的认定标准包括：提供空白就业学业书、没有缴纳社保、学信网上无就业记录、无劳动合同），干脆完全放弃市场化求职。

考研考公热导致约500万大学生“缓就业”。2021年下半年，研究生和国家公务员报名人数分别为457万和212万人，均比疫情前增长三成以上。2022届毕业生为专心备考，在秋招时求职意愿弱、参与度低。超过一半（54.6%）的2022届毕业生在今年1月才开始在平台投递简历，较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由此估算，约506万（927万需就业应届生×54.6%缓就业率）考研考公落榜应届生错过春节前的求职“黄金期”，而此时离毕业时间只有四个多月。

“缓就业”造成大规模就业时间差。据企业反映，由于疫情在冬春两季多发，为降低不确定性，招聘启动时间普遍提前至暑期，不少用人单位在春节前完成大部分招聘指标，春招以补录为主。在智联平台上，近三分之二（64%）的应届生招聘需求在今年1月前发布。应届生求职时间推后，而企业招聘高峰提前，一退一进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时间差”，造成就业供需的大规模错峰。

就业时间差引发“滚雪球”效应。我们对大学生简历投递行为的分析发现，春节后才开始求职的应届生在毕业前的就业率，比去年下半年就已开始求职的应届生低34个百分点。由于企业在今年7月的校招已开始面向新一届毕业生，这批缓就业大学生在7月后面临无校招岗位可申、在社招中又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连年的就业时间差形成失业大学生“滚雪球”效应，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后续压力日益抬升。而且，在已就业的2020和2021届大学生中，过去一年分别有22%和15%处于失业后再求职的状态，进一步提高了青年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今年9月，2023届毕业生求职规模明显增加后，仍在智联平台求职的2021-2022届毕业生总数，仅比2023届求职大学生少15%，导致平台上大学学历求职人数同比上升91.3%。

五、缓解大学就业压力的几点建议

剔除升学和海外留学净流出后，有超千万的2023届大学生将陆续进入就业市场，新一届毕业生面临“滚雪球”效应的压力，往届失业大学生的竞争力随时间流逝而下降，由短期失业滑向长期失业的大学生规模在增加，青年高失业率有长期化趋势。为此，应针对大学生周期性、摩擦性和结构性就业困难分类施策，尽快采取更有力的举措降低青年失业率的中枢值。

首先，着力创设一批政策性就业岗位。延续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并在社区管理、疫情防控等领域设置财政贴息的公益性临时岗位，对未就业毕业生提供过渡性就业机会。深入挖掘“三支一扶”、特岗计划、西部计划等国家战略发展亟需紧缺岗位，加快各地基层医疗机构对医学毕业生（在智联平台上，该专业毕业前就业率低于往年）的招聘力度。实施支持青年就业创业专项计划，落实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解除创业和灵活就业大学生的后顾之忧。

第二，增强民营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对盈利能力强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物流、旅游、酒店等行业的企业进行精准扶持，优化政策性担保贷款政策，保持其新增就业的能力。各地政府应落实中央对企业招用应届毕业生的吸纳就业补助、社保补助、税收减免政策，对吸纳就业多、稳岗效果好且用工规范的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及优惠利率支持。

第三，研究探索将考研和考公时间提前至8-10月，努力消除造成大学生摩擦性失业的“灰犀牛”。有500多万大学生为备考研究生和公务员，错过了每年9月到次年1月的招聘“黄金期”，这一巨大的就业时间差造成的供需错峰规模大到不容忽视。综合受访高校和企业的意见，建议在多方慎重研究的基础上，从2023年开始，将研究生考试提前至暑期，将公务员考试提前至国庆前后，以便让大规模考研考公落榜者赶上招聘黄金期。

第四，取消“两年应届生身份”政策。目前政策规定，毕业后两年内未落实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可和应届生享有同等的就业、落户待遇。据教师和学生反映，为保留应届生身份，大量未获理想工作的毕业生放弃当年求职，以便参与来年公务员考试和体制内单位校招，反倒加剧了“缓就业”。建议取消“两年应届生身份”政策，并打破各类单位对招聘对象的应届生身份限制，但鼓励高校将校内就业支持服务适当向后延伸。

第五，提升大学生人力资本与市场用工需求的匹配性。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将更多高等教育资源向工科和技能型专业倾斜，压缩非重点高校的管理类、法学、文史哲类招生规模。以校内和校外双导师制度为抓手，通过校企合作加强毕业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技能培养，解决学用脱节问题。建立全国知识技能培训在线信息资源库，整合专业知识技能、灵活就业培训、云端招聘技巧等优秀线上资源，提升大学生就业适应性。

作者卓贤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朱妮为发展部助理研究员，研究助理王浩萌、王昊、朱鑫茹、侯沛彬、江锡铿、周柯宇参与了数据分析与调研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