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

多年以来，一直在寻找治愈之路，有幸接触了匈牙利裔加拿大医师Dr Gabor Mate的一些理论，其中最有感触的是“Shame”。他说“即使是九个月大的婴儿，什么错事都没做，看到父母的脸色突然暗淡下来，也会产生莫名的羞耻感。因为婴儿本性中天然的自恋和专注，会误将父母的不悦，归罪到自己的身上”

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Dr. Edward Tronick的Still Face Experiment中，婴儿因母亲突然变脸，而感到惶恐，羞耻，不解，继而躁动不安，嚎啕大哭。

细想起来，我还是婴儿时，也常大哭不止。据说我几乎每天都要哭好几次，每哭一次都是南方夏末的雷雨季，哭得屋内摇摇欲坠，屋外大水涟涟。母亲对此非常不满，作为育儿艰难的证据，多年来不断控诉，并将我的“爱哭”视为某种“暴躁天性”，还给我起了花名，叫“烂木箱”。

我是感到羞耻才哭的吗？按Dr Gabor Mate的理论，并非全然没有可能：母亲生下我之后，因生了女孩，不受奶奶见待，动辄挨丈夫打骂，或与丈夫对打，与此同时，还得不断地上夜班，身体疲惫到极点，心情想必也开朗不起来。而作为婴儿的我，每天见她愠怒的脸，以为全都是自己的错，便产生了羞耻感，继而大哭不止——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基于当代心理学的解释。

遗憾的是，父母对我的羞耻感全无知觉。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都是在极度的耻感中度过的。年夜饭后，小孩要轮番登台献艺，轮到我时，天生五音不全，一只塑料玉米口琴，被我吹得像狗啃过的玉米苞子。从此逢年过节，我便成了父母羞辱的对象。母亲更甚，比手画脚，神情兼备，嘲笑我当年“那个窘样子”， “活该挨你爸搝两百钱（挨你爸打）。”

五岁那年，母亲为我做了一条长裙，我却因为它太长，而母亲又一个劲地逼着我穿而大哭不止。毫无悬念，这也成了母亲用来羞辱我的常用曲目之一：“ 从小就特别焉尖（龟毛），好端端一条裙子，都能‘长长的，长长的’哭上半天！”

同样的羞辱方式，还有：“你穿得那么暴露，是想让色狼在你背上划你两刀子吗？”“从小你就只会贪靓！要风度不要温度，看你那张屎盘脸！”

最让我感到羞耻的，当然不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十四岁，幻想自己是孤儿，偷了父亲一个月工资和母亲的一些漂亮衣服，离家出走，坐大船南下广州，一个人在街上晃荡数天，怕被坏男人骚扰，每天晚上藏在女厕所里过夜，结果还是被坏人骚扰了（虽然不是非常严重），但那一幕却像噩梦中最肮脏污秽的厕所，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当我被警察带回家之后，母亲便开始逼供，为什么？为什么父母这么爱你，你还要离家出走？你怎么这么贱？ 走的时候还偷了我的衣服？同样的话，母亲追问了很多年，我已经过年过四十，只要有机会，她便依然穷追不舍。而事实上，真正令我难以启齿的，与其说是离家出走的原因，不如说更担心被自己的母亲victim shaming。

我的母亲是internalized misogyny 的深度受害者，同时也是misogynistic 父权体系的忠诚捍卫者，可悲的是，她对此一无所知。她觉得她已经很宽容了，我成年以后，她会说：“你这些年，交了这么多个男朋友，我有说过你一句吗？”

我因为远嫁，不问英国人要嫁妆，还做了丁克一族，被母亲视为异端。鼓起勇气祝她母亲节快乐，都能遭来一番羞辱，大意是下嫁了，吃亏了，彻底错过了。

今天，除了羞辱，母亲已经失去了任何与我沟通的愿望。我作为“作家”被人提及，想与她分享一点喜悦，她会说：“不是作协的，也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 我拍纪录片，或撰写非虚构，试图以记者的视角，记录一块变动中的版图，她会说：“连记者证都没有，好意思说自己是记者？”我选择以文为生，生活几度陷入困顿，回家过年，给母亲的压岁钱不过一两千元，而别家孩子“个个开车带父母自驾游”，因此更令母亲不齿，翻出我大学毕业时的誓言：“说什么‘要为妈妈买楼’，楼呢？影都没有吧！到头来，还不是我给你买？”——为了给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我买楼，母亲掏出十万元积蓄，而二十四岁的我也懵懵懂懂地收下了，付了一套二手两居室的首期。这十万元，成了我啃老的证据，从此如影相随。母亲时不时拿它出来说：“口花花，狮子大开口，就得一把嘴！”

我时常在想，是什么样的文化，才塑造了这个耻感深重的社会？为什么一个个体，一个女性，追求一点额外的自由，一点身心的愉悦，一点理性的不孝，都能深深地被他人，甚至自己的母亲引以为耻？直到有一天，我在Dr Gabor Mate那里听到这句话，耻感是失爱之后的产物。我们的文化，谈孝道，谈感恩，谈服从，谈交换，谈不容置疑的绝对，又几时容许人们去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