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颜的动机、意义与解读——青年女性照片编辑行为的质性分析
冉华 刘瑀钒
小编推荐：青年女性热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美颜照片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参与美颜活动的心理机制为何？美颜行为会对青年女性带来怎样的影响？作者对来自我国不同地区的19位青年女性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通过主题分析，试图探寻美颜行为背后的动机、社会与文化意义。
作者：冉华 刘瑀钒
来源：《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4期
社交媒体已成为当代青年人表达自我的重要渠道，美颜技术的发展让理想呈现更为便捷。已有研究表明，照片编辑（美颜）行为可能带来自我物化、身体不满等负面影响，但依旧在青年女性群体中风靡，因此现象背后的成因与意义值得探究。本文以来自不同地区的19位青年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试图解读个体美颜行为的动机、心理机制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研究发现，作为“仪式”的美颜，让青年女性在社交平台的自我展演与互动成为日常；在身体媒介化的进程中，美颜照弥合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冲突，实现了网络社交的连接与区隔；从私人领域的自我欣赏到公共空间的理想呈现，美颜技术解放青年女性需求的同时完成了对身体的规训。
关键词：美颜; 照片编辑; 社交媒体; 自我呈现;
图片是社交媒体平台上实现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在以视觉为主导的社交媒体时代，发布美照已成为当代青年人的潮流趋势，照片编辑软件应运而生。根据艾瑞咨询2020年4月发布的《2020年中国美颜拍摄类APP用户营销价值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12月，美颜拍摄类APP月活跃用户数达到近3亿，APP渗透率为20.3%，整体用户规模还在不断扩大1。2021年1月，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公司Quest Mobile最新发布了《2020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大报告》，数据显示美图公司旗下的美颜相机、美图秀秀再度登上2020年度中国移动互联网实力价值榜TOP50赛道用户规模第一App，分别以5622.71万的月平均活跃用户人数与10871.79万的月平均活跃用户人数，领跑拍照摄影与图片美化两大赛道2，可见美颜技术带来的视觉狂欢已风靡互联网。在广泛使用的背后，个体的行为动机、心理机制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探讨。
有研究发现，为了塑造良好的个人形象，人们通常会在社交媒体平台展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比如女性倾向于分享具有吸引力的、与外貌特征相关的图片，而包括选择照片、编辑照片在内的活动都可以被解释为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3。美颜，也就是照片编辑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在线印象的自我展示和管理策略，个体可以通过这样的编辑行为控制自己的外表和他人的总体印象，而对在线自我呈现的感知控制可以增加个体对社交互动的信心4。尽管照片编辑类软件的丰富性和便捷性可以让用户轻松地拥有理想外貌，分享美照也可以让个体在互联网上探索和表达自己的身份，但在使用的背后也潜藏着负面影响和危险。有学者研究发现，习惯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照片前进行编辑操作的女性更容易自我物化。物化理论阐释了女性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她们会因为外表而受到重视，如同物品一般。而照片编辑行为会进一步加剧年轻女性对身体形象问题的关心，因为习惯使用照片编辑软件的个体可能会将自己与理想标准进行比较并自我物化，极大地增加了她们对外形的关注5。而在一项针对澳大利亚社交媒体用户的研究中发现，照片编辑行为与身体不满呈现正向相关，并且自拍和自拍照编辑行为都会导致女大学生对面部不满意程度的增加6。
目前已有国外学者对照片编辑行为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以理论阐释和经验总结为主，鲜有针对我国女性照片编辑行为的质性研究。因此，笔者对来自我国不同地区的19位青年女性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通过主题分析，试图探寻美颜行为背后的动机、社会与文化意义。
（一）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
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成为当代人的日常活动，尤其是年轻人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比花在传统媒体渠道上的时间更多7。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可以自定义或者策略性地配置个人主页，用于个人展示。而事实上这种自我呈现是社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控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为了构建积极的个人形象，个体有选择地提供关于自己的信息，并谨慎地迎合他人的需求和反馈。但由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受众对同一个人的公共形象可能有不同的期望，所以个体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形象，以满足他人期待8。
戈夫曼认为，个体寻求认可和避免反对可以有效地激发自我呈现，但这是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途径来实现的，分别是获得性自我呈现和保护性自我呈现。获得性自我呈现的目的是寻求他人认同，因此呈现者会努力突出自己有吸引力的一面；而保护性自我呈现则是旨在避免他人的不认同，尽可能中立适度地进行自我表露。而事实上一般来说个体会倾向于做出获得性的自我呈现，从而建构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9。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面对面的交流是同步、实时发生的，所以通常会呈现出杂乱无章、没有脚本、自发性的状态，而社交媒体平台的异步性则让人有更多的时间来编辑或修改自己想呈现的内容，因此互联网上的呈现更像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展演，在此期间人们可以展现出最好的自我。理论和实践经验证明，社交媒体平台的异步性是自我呈现需求的支撑，也是自我呈现产生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受众往往包括真实和虚拟的关系，职业和个性特征都不尽相同，想要在不同受众心目中都留下积极印象的最好方式就是建构一个符合大众标准的形象，从而满足多重受众的需求。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点赞和评论都是公开可见和量化的，因此平台上的展演者可以根据反馈来调整自己的形象，而积极的受众反馈也会增强个体的自我呈现意愿10。
（二）照片编辑行为的前因后果
照片编辑行为是指用户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前，对照片中人物形象进行管理的行为11。在社交媒体平台，一个吸引人的外表对其受欢迎程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可以通过点赞量和粉丝数量体现出来，因此通过编辑和操控自己的照片来完成个人形象管理已成为了很多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习惯，例如对韩国女性来说，上传照片前的编辑行为必不可少12。
尽管照片编辑行为在概念上可以视为社交媒体上与外表相关的活动，但这种特殊行为可能会加剧对个人身体问题的影响。有研究人员发现，自拍发布和编辑行为与负面身体形象认知和饮食失调相关13。此外，在社交媒体上的女性理想内化和外貌比较可能导致对身体不满，尤其是经常在社交平台接触理想形象的女性，其身体的不满意度更大。相较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般行为，女性所参与的外貌相关活动（例如经常查看朋友的照片）会更显著地增强女性理想的内化作用，而这些外貌相关的照片活动也会显著降低个体的身体满意度14。在一项以新加坡少女为样本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浏览自拍和编辑照片都会间接地负向影响个体的自尊15。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可以通过照片编辑来改善个人形象，从而缩小现实身体和理想外观的差距，但这也会增强个体的身体不满意度16。因此外形比较对身体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因为照片编辑软件的使用而改变。除此之外，经常观看理想化或编辑过的他人照片会导致个体身体自尊和外观（如面部）满意度的降低，而当社交媒体平台用户不以理想化的方式呈现自我时，他们经历自我形象比较的风险会更小17。
通过梳理之前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照片编辑行为通常与个体的自我呈现、自我物化、社会比较等因素有关联。大部分学者都是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探讨照片编辑行为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且研究对象基本为西方国家的白人女性，针对亚洲女性的相关研究非常有限。因此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中国青年女性，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方法探究照片编辑行为背后的成因，以期丰富社交媒体使用、女性心理等领域的研究，为相关研究理论提供支持和参考。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取了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9名青年女性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受访者职业包括事业单位职工、公务员、公司员工、个体户、学生等，地区包括武汉市、杭州市、上海市、深圳市、北京市、成都市、长沙市、郴州市、信阳市等12个城市，受访者年龄区间集中在19-28岁，平均年龄为22岁，学历均在大专及以上，拥有良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受访者的年龄区间符合我国定义青年的标准，样本内部个体背景的显著差异性更有利于探讨照片美颜行为背后的共性和规律，多元化、丰富的样本构成也为本次考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出现的受访者姓名均由首字母缩写代替。受访者具体信息由表1呈现。
（二）操作过程
本研究主要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获取资料，同时研究者辅以参与式观察法密切关注受访者社交媒体平台的照片发布行为，为受访者不能意识到的细节问题提供补充和参考。在正式开始访谈之前，研究者预先与部分受访者进行了接触和观察，除了日常就照片美颜行为的相关讨论，还着重观察了受访者社交媒体平台的美颜照发布、评论回复等方面的表现。根据现有文献以及与受访者的接触，研究者设计了若干问题项形成了初步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在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预访谈后，笔者修正和调整了访谈提纲中的问题项，最终确定了深度访谈需要挖掘的几个基本内容：青年女性热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美颜照片行为的动机；参与美颜活动的心理机制；美颜行为对青年女性带来的影响。
正式访谈于2020年6月下旬开始，持续到2020年8月中旬。每位参与者的访谈时间均在45分钟以上，因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大部分访谈通过线上语音通话或电话的形式进行，小部分受访者接受了笔者面对面的线下采访。访谈过程中保持全程录音，同时根据受访者回答做了重点问题记录。在近两个月的访谈期间，笔者也经常性地观察19位受访者的微博平台以及微信朋友圈美颜照片的发布情况，以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受访者的相关信息。
研究者在完成对19位青年女性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参与式观察后，根据采访时间先后依次对每一位受访者进行访谈材料建档，档案中包括访谈的详细文字记录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美颜照片的行为特征。在录音转换文本的过程中，研究者仔细比对了受访者的原始音频，确保研究材料的准确无误。通过对语料的编码和主题分析，得出了三个方面的研究发现：作为日常仪式的美颜、身体的媒介化以及交界地带的美好“规约”。
（一）展演与期待：作为日常仪式的美颜
在美颜软件上线以前，个体想要获得一张精修的照片通常需要借助专业的技术手段才能达成，例如去照相馆或求助电脑技术人员。时间和经济成本往往限制了人们追求“美照”的热情，只有少部分的技术人员或明星拥有足够的资本实现照片的“美化”。随着技术进步，以移动端为载体的图片编辑类软件逐渐流行，人们通过简单操作即可美化照片，并可以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即时分享。正如受访者ZXL谈到的：“现在美图软件非常方便的，比如说有一键美颜、一键化妆，简直是懒人福音。以前拍一张照片，你可能化妆半小时拍照三分钟，现在完全不需要做准备工作也可以拥有美美的照片，随时随地想拍就拍太省事儿了。”一定程度上来说，图片美颜类软件的出现赋予了普通个体进行“美化”展示的权利，而社交媒体平台也让青年女性拥有了更大的日常展演空间。
“我的每一张自拍都会精修，尤其是要发布到社交平台的照片一定要每个细节都修到位。在这个看脸的社会，用美颜软件拍照简直就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不管是自拍还是跟他人合影，好看就是第一诉求！反正一说要拍照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打开美颜相机……我会同步修好的照片到我的每一个社交平台，因为现在很多人了解你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其实很单一，就是在网上看看你社交平台的主页，所以我会经常把自己的美照发上去，就想告诉大家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美美的。”（受访者HYT)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提到，在社会交往中每一个人都是表演者，向观众呈现出演员最好的一面，其中的“印象管理策略”很好地解释了社交媒体平台的美化行为。表演者会努力表现出与社会大众所认同的标准和规范相一致的行为，理想化的表演实质上就是掩饰与呈现形象不一致的动机和事实。如受访者RXY所言，“其实生活中的我还挺邋遢、不讲究的，头不洗妆也不化就直接出门了，但是只要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照片里我的形象都还是很干净好看的。”青年女性在这场社交展演中，除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完美形象建构仪式，还会期待着“观众”给予的掌声和称赞。“理想我”的呈现也有一部分来自于“观众”的评价和反馈，以他人的评价和点赞作为反射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表演者可以随时调整印象管理的策略。
“我还是会很希望别人的点赞的，自己辛辛苦苦修的美照，肯定还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因为别人点赞肯定就是觉得好看嘛，说明我在社交平台维持了好的形象。但是当我收到负面评价的时候我也会想是不是这张照片不好看，有时候也会选择性忽略，不过肯定还是希望别人在评论区夸奖你呀，毕竟你这照片就是发给别人看的呀，如果是自我欣赏就没必要发出来了呀！”（受访者GXT)
青年女性在发布美颜照片后，会习惯性地等待评论回复或点赞，对他人的反馈期待也成为了美颜仪式中的日常部分。美国实用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把“自我”分成了“主我”和“客我”。“主我”是指自我中积极地知觉、思考的部分，“客我”是自我中被注意、被思考或被知觉的客体。据此，社会学家库利引申出“镜中我”的概念，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到自我的观念看似主观，但其实要依赖于客观、依赖于社会。而在自我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他人的影响可以十分显著和特别，人们会有一种自我感觉是决定于想象中他人的意识和态度，库利称这样形成的“社会自我”为“镜中我”。社交媒体的交互性使得个体对发布美颜照片有了反馈期待，在他人的点赞、评论构建的镜像中，青年女性完成了对自我的观察和评价。
尽管个体在短时间内想要依照他人或社会潮流的标准改变身体形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照片美颜软件恰恰弥补了这一短板，指尖的舞蹈即可让身体形象瞬间变得更加完美，并且可以随时调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完成社交媒体平台的最佳形象建构。正是基于科技手段的便捷性和丰富性，让青年女性的美颜软件使用成为了一种常态化行为。而在日常行为的背后，也承载着青年女性的对美颜“仪式”的认可。除了外化的理想美带来的仪式感愉悦，也完成了自我表达和认同——借助仪式的形式换取其中象征价值的社会认可。在美颜技术制造的媒介幻想中，通过虚拟在场和身份建构来博得他人的关注和认同，完成了“仪式化”的过程。
（二）连接与区隔：身体的媒介化
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场域中，互联网世界中的交往规则、组织结构都随时受到新技术的冲击，社交媒体赋予受众自我表达和内容生产的权力。在传统世界中马克思·韦伯口中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被解构或重组，个体资本被激活。以用户生产内容为主导的社交媒体给予了受众极大的自我展示空间，在“看脸”的网络社会中，美颜图片中的身体成为了在虚拟世界表现自我、获取社交连结、拓宽社会资本的重要媒介。
“我在发自拍照之前其实是有一定目的性的，你知道社交平台嘛大家都看脸，用软件修好一张美美的照片，除了让别人点赞，也可以因为好看交到一些新朋友……在微博上就经常会有人通过我的美照来搭讪，微信上尽管大部分都是熟人，但是也会因为一发好看的自拍就炸出来很多很久没联系的朋友，甚至之前还有朋友觉得我在微博上发的照片很好看就推荐我去做兼职平模，到现在我还一直赚着这份外快呢。”（受访者TLQ)
尽管多数访谈者坦言修饰过的自拍照比本人更好看，存在一定的“欺骗性”，但她们的确从美颜照片中获得了一部分红利，比如更广泛的社交圈层、意外的社会资本和心理满足。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将社交中的连结分为“弱连接“和“强连接”，弱连接是指传播范围广但社会认知较为肤浅的关系，而后者则是传播范围有限但拥有稳定社会认知的关系。朋友圈中的“强连接”关系可以为青年女性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利益，而在微博中的“弱连接”关系则可以拓宽个体的社交圈子。
在社交媒体平台，无论是“强连接”还是“弱连接”关系的建立都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媒介——美颜后的身体。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媒介即讯息”，并认为媒介也塑造着人类的社会交往。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人的身体也不单纯地作为生物性的存在，而是作为媒介承载着不同的信息。布尔迪厄认为，身体的差异体现了也塑造了阶层间的区隔，行动者会有意无意根据习性的配置选择行动。社交平台上的青年女性以身体和形象为媒介，向社交平台的“观众”传达自己的观念和格调。
“我通常会用美图秀秀把照片的色调调得灰度更高，对比度降低，就是整个照片的颜色不要太花哨，花花绿绿的就会显得比较土。现在都流行极简冷淡风，所以把照片修成这种感觉会显得比较高级……而且我在拍照的时候就会选那种背景比较干净比较显档次的地方，这样也以突出我自己还能想别人传达一种不经意的精致，这样比较有白富美的感觉哈哈。”（受访者DSY)
事实上人类在近现代媒介技术产生之前，想要实现和周围的人和世界的交流就主要依靠身体媒介。在媒介技术形态异常丰富的现代社会，图像、影像传播再次突显了人类身体及身体媒介的重要性18。而在身体媒介化的过程中，美颜软件的工具性得到凸显。滤镜、装饰、裁剪等一系列功能的修饰下，个体可以实现身体形象的改造，从而建构出不同的身份属性，通过美颜软件对形象的重塑，让身体跨越时间、空间，成为符号般的存在。如受访者YSJ所说“不管我现实生中是什么土肥圆，只要有美图秀秀我就可以立马变萝莉、变御姐、变超模，还能每张照片都修出不同的风格。”青年女性利用美颜软件一方面可以修饰出符合大众基本审美的外貌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自己区别于他人实现目光的聚焦。在追逐特定的身体形象时，也暴露出青年女性对身体所象征的社会文化的想象和认可。正如哲学家伊德提到的“文化身体”——在社会性、文化性的内部建构起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身体形象，同样反映了社会文化对不同身体形象的定义与区隔。美国的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在其著作《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谈到，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可以通过他的外貌衣着来判断，讲究品味和格调可以摆脱社会阶层的束缚。由此看来，外貌作为个体地位的评判标准也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或许不能轻易地改变外貌和格调，但在美颜软件里这样的需求可以得到最大化的满足，个体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建构任意的形象，实现某种虚拟的阶级跨越、形成与其他人的区隔，而这也成为了青年女性热衷于使用美颜软件的重要因素。
（三）私人到公共：交界地带的“美好”规约
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康德认为，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而审美带来的快感是唯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的快感。诚然，美颜软件为青年女性带来了自我的满足和心理愉悦，使用的背后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以及丰富的精神世界价值取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尽管受访者大多认为美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她们在使用美颜软件时有着一套相对统一编辑准则：身材瘦、皮肤好。
“你看网上都说颜值即正义，不好看的人都不配拥有青春，我知道虽然是调侃，但其实这个社会就是很看脸的，尤其对女生来说，好看就是一把利器，可以帮你砍掉很多荆棘。我是绝对不会发原图在社交平台上的，会显得我又黑又胖又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原相机是会把一个人丑化的，所以美颜相机其实只是帮我把颜值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受访者WJW)
在古代人们常说“女为悦己者容”，对外貌的精致雕琢和打扮只为分享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因此“变美”一度是一种相对私密的行为，而追求和表达美在过去更是显得内敛而压抑。如今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网民们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在线上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无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如何，青年女性大多乐于在线上虚拟的“公众场合”呈现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使用美颜软件除了让自己赏心悦目，还让拟态环境中的大众形成了认同“理想美”的共识。美颜软件让青年女性有了变美的可能，而社交媒体平台则让对“理想美”追求更加显性化。从用户保有量最大的美图秀秀软件来看，除了一贯主打的功能性美颜修饰，在近年来的战略布局中着重强调了图像社交的属性。在国内以图片为主要内容生产形式的社交平台不在少数，如小红书、绿洲等，大量的美照充斥在社交平台无不在提醒着青年女性，虚拟公共空间中“颜值”的重要性。
“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个社交媒体，哪里没有美照？我翻翻朋友圈全是美女，打开微博都是好看的网红小姐姐，抖音上随便一刷也是帅哥美女扎堆，小红书上就更不用说了，连我关注的一个生活用品种草的博主都相当好看。美太重要了，尤其在互联网上你想要吸引别人的目光就要好看！有的时候不是我非要修图，而是大环境就是这样让你不得不美、不得不修，不是有一句叫做颜值才是第一生产力吗？”（受访者DR)
在现实社会，人们通常会遵循一些约定俗成的公共礼仪，同理在社交媒体平台构建的公共空间中，修饰照片也逐渐成为了网民共识和社交潜规则。青年女性通常都会默认在发布照片之前一定需要进行美颜，尤其是合影后需要询问每一个照片中的人物需要怎样修饰，否则就会被视为“不懂规矩”。因此原本可以为个体带来审美愉悦的美颜行为背后也有让人苦恼的一面，受访者XXY坦言“有一次因为合照中只修了自己，忘记了帮其他姐妹美颜，而被人说很有心机。”在互联网平台的社交中，青年女性建构自我的方式也折射出她们如何建构他者。在虚拟公共空间的外形呈现一定要趋近完美才能让自己安心，但凡照片被人发现瑕疵便会陷入焦虑和自我怀疑，而这样的负面情绪又会成为下一次完美呈现的动力。技术在无形中助推了美颜幻象弥散的恶性循环，在他人凝视和媒介审美的裹挟中，个体完成了焦虑的“救赎”。社会学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其实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技术的发展可能到来的是社会单向度的趋同。因为技术表面上提供了一种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和幸福意识，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控制的新形式19。美颜软件可以被个体任意操控，在社交平台的公共空间里呈现出理想的美好形象，尽管从表面上看技术使个体得到了心理的满足和愉悦，但事实上却让青年女性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追逐虚幻的理想形象。美颜软件塑造的社交规约从线上的虚拟空间扩散到线下的现实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技术对青年女性的规训。
在青年女性符号化的数字社交中，照片编辑软件构筑了一个凸显共性美的媒介景观，大众的审美和追求趋于一致，个性与真实变得模糊。社交媒体平台的完美呈现背后，也隐藏着无数个体的空洞、孤独和迷失；技术与身体的互嵌过程中，消解了自我的真实认知。在社交平台的美颜时代，“颜值即正义”的观念深入人心，照片上一笔一划的勾勒为外貌至上的价值取向推波助澜。互联网的公共空间里削弱了人对生物性身体的关注，在技术的加持之下，成就了一场身体表演与圈层文化的合谋。技术让身体超越了现实的束缚，也消解了传统意义上对女性身体的审美和认知，而当青年女性停下来回望自己建构的美颜乌托邦时，却又可能陷入“我究竟是谁”的深思。在千篇一律“理想美”追逐背后，也交织着一张文化与技术的霸权之网。
注释
[1]艾瑞咨询：《2020年中国美颜拍摄类APP用户营销价值洞察报告》，2020年4月，http://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2004/3550.shtml,2020年4月3日。
[2]Quest Mobile研究院：《QuestMobile2020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大报告·上》，2021年1月，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new/142,2021年1月26日。
[3]Boursier,V.,&Manna,V.,“Selfieexpectancies among adolescents: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n instrument toassess expectancies toward selfies among boys and girls”,Frontiers inPsychology,vol.9,2018,pp.839.
[4]Rogers,R.F.,Melioli,R.,Laconi,S.,Bui,E.,&Chabrol,H.,“Internetaddiction symptoms,disordered eating,and body imageavoidance”.Cyberpsychology,Behavior,and Social Networking,vol.16,no.1,2013,pp.56-60.
[5]Boursier,V.,Gioia,F.,&Griffiths,M.D.,“Objectifiedbody consciousness,body image control in photos,and problematic socialnetworking:The role of appearance control beliefs”,Frontiers inPsychology,vol.11,2020,pp.147.
[6]Tiggemann,M.,Anderberg,I.,&Brown,Z.,“Uploadingyour best self:Selfieediting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BodyImage,vol.33,2020.pp.175-182.
[7]Twenge,J.M.,Martin,G.N.,&Spitzberg,B.H.,Trendsin U.S.“Adolescents’media use,1976-2016:The rise of digital media,the declineof TV,and the (near)demise of print”,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Culture,vol.8,no.4,2018,pp.329-345.
[8]Rui J,Stefanone M A.,“Strategicself-presentation online:A cross-cultural study,Computers in HumanBehavior”,vol.29,no.1,2013,pp:110-118.
[9]Rui J,Stefanone M A.,“Strategicself-presentation online:A cross-cultural study,Computers in HumanBehavior”,vol.29,no.1,2013,pp:110-118.
[10]Schlosser A E.,“Self-disclosure versusSelf-presentation on Social Media”.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2019,pp:31.
[11]A M L,B H H L.“Social media photoactivity,internalization,appearance comparison,and body satisfaction:Themoderating role of photo-editing behavior”,Computers in HumanBehavior,2020,pp:114.
[12]Lee,M.,“The effects of appearance-relatedphoto activity and appearance comparison on body satisfaction-focusing on themoderating effects of Instagram addiction”,Journal of the Korean Society ofClothing and Textiles,vol.43,no.1,2019,pp:81-94.
[13]Chang,L.,Li,P.,Loh,R.S.M.,&Chua,T.H.H.,“Astudy of Singapore adolescent girls’selfie practices,peer appearancecomparisons,and body esteem on Instagram”,Body Image,vol.29,2019,pp.90-99.
[14]Cohen,R.,Newton-John,T.,&Slater,A.,“‘Selfie’-objectification:Therole of selfies in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disordered eating in youngwomen”,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vol.79,2018,pp.68-74.
[15]Chang,L.,Li,P.,Loh,R.S.M.,&Chua,T.H.H.,“Astudy of Singapore adolescent girls’selfie practices,peer appearancecomparisons,and body esteem on Instagram”,Body Image,vol.29,2019,pp:90-99.
[16]Lee,M.,&Lee,H.H.“Can virtualmakeovers using photo editing applications moderate negative media influenceson SNS users’body satisfaction?”,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Science,vol.51,no.4,2019,pp:231-238.
[17]Wang,Y.,Fardouly,J.,Vartanian,L.R.,&Lei,L.,“Selfie-viewingand facial dis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A moderated mediationmodel of general attractiveness internalization and body appreciation”,BodyImage,vol.30,2019,pp:35-43.
[18]余艳青：《作为原初性媒介的身体》，《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67-168页。
[19]陈俊：《技术与自由--马尔库塞技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