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凯·本克勒：《资本主义的结构与合法性：市场社会中的法律、权力和正义》（2023）
陈荣钢译约凯·本克勒（Yochai Benkler）
资本主义的结构与合法性：市场社会中的法律、权力和正义
Structure and Legitimation in Capitalism: Law, Power, and Justice in Market Society
作者：约凯·本克勒（Yochai Benkler，哈佛法学院）
译者：陈荣钢
来源：Benkler, Yochai, Structure and Legitimation in Capitalism: Law, Power, and Justice in Market Society (October 26, 2023). 第六章第1部分
我的详细历史分析揭示出主要结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自由秩序，它不具备任何天生的制度要素，每个要素都不拥有先天的自然形态（如私有财产、契约）。相反，市场社会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社会关系，它出现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并极大地提升了采纳它的社会的生产力，以至于所有其他社会都必须效仿它，否则就会被更先进的技术和武力主宰。市场并非自然而然地走向效率均衡或生产力提升的地方，而是企业和处于社会生产关系相似地位的人们之间进行冲突和争夺利益的竞技场。这些企业和个人，无论单独行动还是联合行动，都试图改善他们在彼此之间的地位，以决定谁可以与谁合作、从事哪些项目以及谁可以从生产价值中获得什么。任何特定社会在任何特定时间塑造生产关系的法律框架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的领域。
法律建构了比市场参与更好的替代品，即人们对市场依赖，亦即生存所需物资的获取方式。历史上，土地所有权制度曾扮演过这一角色。在当代城市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定义公共部门提供基本需求和商品的范围、社会安全网和刑法来运作。法律还通过规定谁“拥有”何种知识、资源和信贷的获取途径，以及谁承担生产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来影响社会阶层的否决权。劳动法和反垄断法（历史上侵权法和合同法也扮演过类似角色）则具体规定了在既定法律框架下进行组织化冲突的程度、方法和潜能，而这个法律框架正是决定了人们在生存和生产方面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在所有这些不同的领域，法律塑造了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对称权力，这些群体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占据着相似的位置。换言之，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了阶级权力。
法律在这场斗争中永远不会保持中立。它是法律行业的社会学结果，取决于律师自我复制的社会化进程，使法律规定的结构合法化，也让广大民众世代相传的习惯社会化，让他们默许律师对法律的裁定（实际上是一小部分被称为法官的人）。这种角色大大减少了政治军事力量为维护利润阶层的利益对抗小农、职员和工匠阶层等方面时，不得不动用的赤裸暴力，而主要将暴力集中在非熟练劳动力和种族化的底层阶级身上。与此同时，律师也是专业和管理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处在更广泛的社交和教育网络，大多认同自身阶层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他们的规范性直觉，以及关于世界如何运作、应该如何运作的常识，大多与专业管理阶层乃至更广泛的利润阶层保持一致。
正如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先前阶段一样，随着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大衰退、占领运动和疫情三重打击下轰然倒塌，法律将再次塑造随之而来的新兴政权。觊觎新自由主义继承者地位的是各种形态的威权民族主义，它们或多或少都带有国家中心主义的色彩。此外还有以军事化全球竞争为框架重建的凯恩斯主义产业政策，这种政策主要针对中国，并可能包含各种形式的工团工人保护条款。此外，尚不明确的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也在蠢蠢欲动。想象实现民族国家所需的法律变革将是另一个话题，暂且留给其他学者吧。翻阅每日新闻，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第二件事（重建凯恩斯主义的工业政策）正在逐步展开。这里将重点关注第三件事——尚不明确的进步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基于对历史和框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构建“后新自由主义”进步法律秩序的核心支柱。首先，身份在资本主义历史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现在种族、性别和移民方面。这些身份因素为超额剥削提供了基础，既提供了一种易于剥削的劳动力，又制造了分裂，削弱了所有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种族主义尤为恶劣，它煽动仇恨，否认他人的基本人权，为数百万工人的非人道剥削提供了合法化依据，并为白人工人阶级构建了一种身份认同，使得阶级政治和经济政治团结几乎化作泡影。
在性别方面，生殖劳动的非对称组织使女性成为企业和从事市场关系的男性持续补贴来源。这种非对称性又迫使女性接受更具剥削性的工作场所结构，这种结构后来也扩展到了男性身上。移民则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劳动安排中，资本家和管理层一再利用他们来分裂劳动力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只要陈旧的身份等级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运作的社会背景，那么资本主义的行动者（资本所有者、专业管理阶层和拥有身份特权的工人）就会利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从属地位作为其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基础。
积极反对种族主义，更广泛地反对身份从属，不仅是出于道德和自由主义的必要性，也是任何旨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有效干预的必要前提。 这方面的大部分工作将聚焦于公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构建。制度干预，特别是针对赔偿的提案，反映了支持者之间关于赔偿形式的多种观点，包括象征性赔偿、金钱补偿以及按种族划分的程度。一种特别有影响力的方案是“弥合种族财富差距的十大解决方案”，它提供了一种综合方法，将基本商品的部分“去商品化”与优先纠正种族过度剥削相结合。
在性别方面，“美国家庭计划”旨在减轻市场社会通过非对称的生育和照护社会角色强化性别不对称的主要因素。扩大全民学前教育、儿童税收抵免额以及儿童和抚养人照料税收抵免额——虽然这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它们确实指明了缓解身份从属的性别维度的一种政策方向。将这些政策与鼓励组织这些行业并赋予工人重大代表权的强有力激励措施结合起来，这是一条特别有前景的途径。围绕家务劳动报酬在财产分配或工资中的地位，以及像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所说的那样，“废除家务劳动（作为个体女性的私人责任）”的社会化，为此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这提供了另一种更激进的干预模式，尤其考虑到家务劳动和育儿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相互作用中的历史中心地位。
17世纪至18世纪，资本主义的转型史清楚表明，市场社会权力的关键来源在于人口在多大程度上完全依赖市场来满足基本需求。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转型史（特别是挤压底层和中产阶级的方法）清楚地表明，市场依赖和紧迫性仍然可以被当作一种主要的操控手段，有意识地、战略性地滥用它，从而为统治阶级服务，挤压广大工人阶层。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一个重要目标都是推动对生活必需品的部分去商品化，使更多人有机会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不必被迫出卖劳动力或最大化收入。21世纪，市场即机会的模式需要采取除转向小农经营模式之外的其他方法。
那么，这些基本需求或能力是什么呢？充足的食物和水、衣服、住房、能源、卫生设施和医疗保健、儿童保育以及免于家庭内外暴力或虐待的身体安全似乎是最基本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教育和足以使人成为自主的成年人的终身培训、交通和通信能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体面工作的有意义机会。这些基本商品还必须包括一种普遍的获取额外收入的手段，以追求多样化、自主的人生目标。这种手段可以是全民就业保障、全民基本收入，或是某种北欧式的灵活安全计划，其功能是提供一种普遍的、部分去商品化的机制，让我们获得收入来追求超出我们所有人一致认为的基本需求之外的各种生活计划和愿望。这虽然不是基本需求，但它本身就是一项基本需求。没必要求每个读者都同意我在这里提出的每一个可能的“基本需求”构成部分。无论如何，“基本”需求在给定时间和地点属于特定历史，并且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我们只需要同意，在21世纪初的美国（或任何可以应用这种方法的其他社会）过上体面生活的核心需求确实存在一套核心标准。如果要改变一个以市场依赖为生存主要来源的制度，那么就必须首先致力于这些需求的去商品化，并将其社会化，以便为所有人提供这些需求。
美国当前去商品化基本需求的提案，都集中于从以收入为标准的最低安全网转向广泛提供服务，以满足从普通民众到中产阶级深度需求的水平。美国此类改革的综合性提案包括“公共选择”计划，以及“弥合种族财富差距的十大解决方案”。这两个提案都对美国政治辩论中的诸多议题进行了广泛的综合，例如全民医保或公共医疗选择、免费高等教育、就业保障、邮政银行业务以及增加公共住房等。汉密尔顿（Hamilton）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全民去商品化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福利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而递减，而非家庭收入的增加。这旨在将全民去商品化与更有针对性的方法结合起来，对非裔美国人产生更大、更有效的补偿性影响，因为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美国人之间的继承财富差距远大于两者的收入差距。
资本主义历史带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是，“私法”的基本规则从根本上塑造着生产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格局。资本主义的历史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的妄念，可以将生产力与权力分割开来，独立于“正义”追求“效率”。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法律体系或市场社会是这样运作的。在市场正常运行的过程中，除了追求生产力，即用既定的资源生产更多我们所需要和想要的东西之外，一直伴随着权力寻租，在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中获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产品。进步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法律改革必须认识到，生产关系的法律结构在设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时，也必然设定了权力和剩余产品的分配。
因此，在法律和政治经济的广阔框架下，法律改革的设计目标必须将权力、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作为首要关注点，而不是仅仅留给税收和转移系统来解决。这些提议必须比过去自由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更深入地触及经济法的“核心”。认识到货币政策和货币是构建资本主义社会核心要素之后，“联邦储备银行激进改革运动”将美联储委员会的货币政策改革重点放在了更加符合劳动者家庭的需要和关注上。索尔·奥马洛瓦（Saule Omarova）提出的“人民账本”等更深层次的提案，将改变支付和信贷渠道的准入方式，并提供建立一个民主管理的开发银行的手段。在公司法方面，沃伦和桑德斯参议员的提案也同样提供了通过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发展董事会工人代表模式（桑德斯主张的工人所有制是另一种模式），来改变生产社会关系中劳动力权力的替代方案。
资本主义的历史一再表明，当统治阶级能够成功掌控国家权力时，他们就会利用这种政治权力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这在圈地运动时期适用，在20世纪70年代企业集团崛起时期也同样适用。后新自由主义法律秩序的第四个目标将是构建一个有效的民主问责制度。正如布里顿-珀迪（Britton-Purdy）及其合著者所写，一系列针对投票程序、政治资金和最具反多数派特质的机构（选举人团和参议院）的改革是第一步。拉赫曼（Rahman）认为，经济法应设计为支持民主公民的效力。在新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设计更民主的制度既不是新鲜事，也不是专属领域。然而，法律和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民主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天然或必然的协调。正如圈地运动、第二次工业分化以及企业集团在新自由主义转型中的作用充分表明的那样，民主需要防止以牟利为目的的阶级（特别是大型企业和富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并利用在政治领域获得的权力回过头来强化和扩张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权力。
本世纪初的公益项目侧重于公民社会和志愿者协会，但未来几十年将需要一个更加强健且负责任的国家。气候挑战的紧迫性、国家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和之后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以及各国在控制新冠疫情和推动疫苗研发与分配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都驳斥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公共部门有效性的质疑。相反，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了国家在协调经济、进行重大投资以及抵制不受控制的企业权力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为了让国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避免重蹈70年代左右导致左右两派对中央国家机构产生怀疑的失败，我们需要新的、改进的立法和行政法规模型。此外，我们还需要制定一项技术政策和监管框架，既要关注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关系中的权力，也要关注它如何影响生产力。
尽管国家作用重新变得重要，但仍存在着多种做法，旨在促进和支持非市场或部分去商品化的形式下的分散经济行为。例如，围绕公有资源和合作社开展工作，甚至更保守地，在以目标驱动型模式为导向的公司内部开展工作。构建一个可以让此类非市场或非商品形式的生产关系与市场形式共同繁荣的经济体，不仅需要大量制度设计，可能还需要国家干预。就像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自由开源软件凸显了知识产权法如何针对专有商品化软件进行优化，现在法律研究也必须思考如何将整个经济体结构化，为嵌入团结互助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基于市场的产权形式共在腾出空间。资本主义的悠久历史表明，这种自愿的合作机构不可能成为问题的全部解决方案，但完全有理由相信，它们可以在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承担一部分社会关系转型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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