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贫穷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阻碍 — 无国界社运 Borderless movement

作者：汤米·魏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出了问题。很多数字都表明有些事情不对劲：股票交易所的指数，失业率，房价跌幅，CPI，PPI，人民币汇率，外资撤走量……数字虽然具有科学性、严肃性和概括性，但很难让旁观者产生“触感”。

大约十年之前，当中国经济还处于举世公认的“辉煌”之中时，我在游历过程中有过两次印象深刻的遭遇。

一次是在冬季的北方城市。一个非常刺骨寒冷的午后，我走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看到一名衣着单薄的男子在路边贩卖巨大的、大概是用来清洁汽车外壳的鸡毛掸子。我疑惑于这种用途非常特定的商品在并非集市的地点是否会有销路，同行的女士评论道：“不是生活所迫，谁会这么做呢？”

第二次是在夏季的南方城市。我在一个城中村中发现了一座大约百年前村民修建的“碉楼”——一种用于防御土匪的塔形建筑，钢筋混凝土制成，每层面积很小，四面只开有狭小的射击窗。这座历史建筑并没有进入限制，我便开始了攀爬。通过陡峭、狭窄的铁制步梯进入某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一张支着蚊帐的木板，上面两个衣裳褴褛的幼童正睁大眼睛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原来，这个没有水电、满是蚊虫和灰尘的废弃建筑，是某个家庭在这座城市的“家园”。

如此的贫穷景象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找到，或许是因为国家经济整体不振造成的失业和缺乏教育，或许是因为个人创伤和药物成瘾；但中国却有其特色：经济高速发展中依然有系统性的“工作”贫穷。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23年12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49.0小时，既再创该数据的历史新高，世界上也位居前列。但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年收入仅仅为22053元。

上映于2016年的纪录片《十八岁的流水线》就是这种情况的生动记录。导演在东莞的工业区跟拍三年，向观众展示了世界上最勤劳的工人也难以在中国的工厂中摆脱贫穷：时薪低至1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时；都市里普通的娱乐消费很快就会耗尽工资；婚姻和购房所需的金额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2022年，一名视频主播因拍摄大凉山地区的一场婚宴而遭到警方传唤，原因是其广为流传的这条影片赤裸裸地展示了农村地区更为触目惊心的贫穷：新房破败不堪，家中几乎没有可用的桌椅和电器，人们蹲在地上享用婚宴的唯一一道菜色——酸菜豆腐汤。这恐怕就是仍然有中国年轻人会接受血汗工厂的原因。

习近平在2021年2月25日庄严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人们讽刺地评价道，或许是疫情期间的经济停摆令原本相对富裕的部分城市居民也陷入窘境，从而拉低了“贫穷”的标准。

智能手机、短视频和自媒体的普及，让关于贫穷的遭遇和记录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这些充满主观色彩的画面和文本虽然无法取代严谨的经济数据，但足以让人怀疑官方统计部门精心炮制的局势大好的宣传。

即使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我仍然能在中国主流媒体《南风窗》上读到这样的故事：2024年春天来临之前，一名19岁青年小赵因为卖血而死去。在去世前的八个月里，他16次出卖自己的血浆，每次可以获得200-400元人民币的“误工费”和一顿饭。死者生前有着一份网管的工作，并没有不良嗜好或奢侈的开销。他很少参与朋友聚会，甚至买不起一辆代步的电动自行车，最大的开销是去年12月买给父亲的一部智能手机。他的家里没有电脑、电视和沙发，为了节省电费不在傍晚开灯。他的母亲卧病在家，父亲常年外出打工。他卖血的血站隶属于1998年上市的北京天坛生物。这家企业2023年的年报显示，其拥有79家在营血浆站，当年共计采集血浆2415吨。

严酷防疫封控解除后的2023年，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人们盼望三年的好转。而在2024年，热门话题是“产能过剩”——欧盟正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关税；拜登总统呼吁对中国的钢铁和铝产品大幅加税；在德国和荷兰，人们甚至用廉价的中国产太阳发电板做篱笆。

面对西方对中国产品的抵制，习近平的最新解决办法是让中国民众来消化“过剩”。2024年3月，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4月，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家装厨卫“焕新”。

关于消费品换新，方案中提到的促进政策是：“……对以旧家电换购节能家电的消费者给予优惠。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给予补贴。”

对于住在废弃“碉楼”里的家庭来说，对于“家徒四壁”的大凉山村民来说，对于卖血来给父亲买智能手机的小赵来说，这种政策只能说聊胜于无吧。

这让我想起童年听过一个英国“笑话”：

“妈妈，我们家为什么这么冷啊？”

“宝贝，因为我们买不起煤。”

“我们为什么买不起煤啊？”

“因为你爸爸失业了。”

“爸爸为什么失业啊？”

“因为煤太多了。”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万海远和孟凡强2023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占总人口大约69%；高达95%的人口月收入低于5000元。让这样的中国民众，去接手多年来以满足发达国家消费能力为目标群组织起来的出口制造业，无异于异想天开。

也许这条“妙计”的目标人群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但背负着38.94万亿元房贷余额（2023年一季度数据）并经历过金融市场多次收割的他们，又有多少动力来购买新的电动汽车或智能冰箱呢？

在经济高速发展情况下仍然造成系统性贫穷的，不只是东莞电子厂里低廉的工资，还有为榨取高额利润和税收而变得昂贵无比的住房、教育、医疗、育儿、养老等产业。在日常消费品方面，或许手机和汽车的价格比三十年前更加“亲民”，但没有农药、化肥和重金属超标的普通食品和饮水却变成了奢侈品。如果以体面、健康、劳逸结合、未来可期的生活标准来衡量，很少有中国人真正“战胜”了贫穷。

我们已经肉眼可见贫穷的反噬：富有者不断想办法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来逃离贬值和缩水的漩涡；工人甚至原本的“中产阶级”不惜徒步穿越危险的雨林逃往美国——大多是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力卖出更好的价钱；越来越多年轻人对财富积累和阶层跃升失去希望，从而选择拒绝努力工作和低欲望生活；更绝望者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或屠戮他人生命来发泄……

那么，中国的统治者为什么没有在过去几十年经济辉煌时让普通人享受到更多“红利”呢？比如所有老人都发能享有够生活的养老金？但根据《农民日报》2023年报导，中国农村老年人平均每月仅可领取约204元养老金。表面上，政府也有向学生发放生活补助，但以大学生为例，学生需要提供家庭所在地政府出具的贫困家庭证明，才能获得每年一千到三千元的国家补助。再比如公共住房制度，表面上也有，然而目前申请政府廉租房需要有本地户口且家庭人均收入月低于960元等。

除了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婪，官僚对个人财富的欲望，以及为实现宏大的国家主义扩张目标而积累之外，我最近还听到了另一个有趣的解释。

中国古代法家典籍《商君书》（传说为秦国政治家商鞅所着），是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关于统治的著作。其中提到：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方法之一便是让民众保持贫穷。书中的解释是，百姓没有余财，处在为温饱挣扎的状态，便不会想其他的事情，也更依赖国家的赏赐，于是就无力与国家对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国的创建，就是这些统治术的实践过程。

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也是法家和秦制的推崇者。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也曾重金制作过一部歌颂秦帝国的电视剧《大秦赋》——恰恰是在习近平修改宪法确立自己的终身执政之后。

虽然从现代国家治理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两千多年前的“统治哲学”原始且荒谬，但最近十几年习近平的统治风格给人的感受是——一切皆有可能。

但从目前的情势来看，不管它是失败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还是有意设计的“驭民之术”，系统性贫穷恐怕都会是中国继续崛起的绊脚石而非助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