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九国，一个中国女孩见证了全球难民的艰难迁徙和生存境遇丨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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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失所的人就像飞进网里的苍蝇，只有飞进去后，才发现自己被困住，永远也飞不出来。

采写 | 林子人

2017年本科毕业时，徐今今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展开了一段九国之旅。在一年的时间里，她行走于亚非欧的边缘地带，收集了各种流离失所的女性难民的生命故事。这段经历和那些触目惊心的见闻，应该怎样去记录和创作，一直在她心中徘徊。六七年后，她获得了一个契机，通过艺术去检视那段既见证了世间最残酷的苦痛，又收获了世间最真挚友谊的经历。2024年春天，徐今今的首个个展“叩击”在上海昊美术馆展出。

艺术家、诗人亦或纪录片导演？徐今今不会用单一标签限制自己的人生。当很多同龄人希望尽早在一个确定的轨道上找到容身之处和归属感的时候，她选择任由自己的兴趣自由驰骋。徐今今在艾米莉·狄金森的家乡上的大学，每天穿过这位美国诗人的故居花园去校园，学习文学和艺术史。她在舌尖上玩味语言的质感，落笔成诗；她被影像艺术的力量深深打动，用视觉化思考反哺诗歌创作。2017至2018年的那次全球游历结束后，她进入纽约大学攻读诗歌写作艺术硕士，师从加拿大诗人、作家安妮·卡森（Anne Carson）。徐今今出版了英文诗集《来世仍有歌声》（There Is Still Singing in the Afterlife），2020年，作为首位且最年轻的非美裔诗人，她获得美国诗歌协会头等奖乔治-博金纪念奖。

为何要走遍多国，溯源难民的迁徙旅途？那些女性难民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徐今今向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和见闻，以及最大的感悟：不需要通过记者和媒体之手，而应该让女性难民自己发声。

从柏林到曼谷，我看到的难民境遇

我的旅途是从柏林开始的。2017-18年的柏林是很多难民迁移的终点站，那里也有全世界最完善的难民接收系统。柏林不仅是难民最易融入的地方，也是全球年青人喜欢的去处。很多艺术家、年轻人会去柏林，那里自由，生活成本也不高。我们骑个自行车，买块一欧元的面包就很开心。

柏林郊区有很多集装箱改造的临时住所或难民营，一般要换乘多趟公交车才能到达。住在柏林市中心的人可能都没去过，甚至没听过，但我对那些地方非常熟，每条出城的巴士线路我都坐到过终点站。

我故意不与任何机构联系，与联合国、NGO或政府组织都不相关。遇到难民营的人，一开始我会说自己是作家、记者或志愿者，但后来我说，我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想来做个朋友。他们会感到莫名其妙，从来没有这种在难民营闲逛的人。我每天都出现在那里，与他们一起喝咖啡，或者就是坐在角落里等着他们熟悉我、信任我。我发现，这样反而更容易被接纳。他们说，我们已经厌倦了与机构的人打交道，这些人其实帮不上什么，但总有填不完的表格。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倾听者，一个朋友。

在柏林认识的朋友会引导我去下一站，教我怎么去找其他的离散者。第二站我去了土耳其。很多叙利亚难民是从土耳其偷渡到德国的，所以我是沿着他们的迁移路线反向回到了土耳其。在土耳其我跟踪了许多难民的路线，去过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

在去到的每个国家，我遇到了因各种原因流离失所的人。当时叙利亚难民在媒体上比较“热”，各种国家政策扶持也比较多。我发现，中东穆斯林身份的人很多会去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友好国家，他们更容易拿到签证。但马来西亚也不认可难民身份，只要抓住就会遣返。这些人只好穿越热带雨林，偷渡到泰国。虽然他们在泰国依然是没有身份的“黑户”，但因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的一个总部就在泰国，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在UNHCR报名拿到难民证，这样就可以正式在泰国住下去了。

但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拿到难民证平均要七八年时间，在此期间他们就得躲躲藏藏。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一旦被抓，就会被关进移民拘留中心。那是我看到过的最恶劣的环境，几百个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挤到所有人都得站着，大家轮流躺下来才能休息。在金碧辉煌的曼谷，有这么可怕的一个地方。一座条件如此恶劣的拘留中心，就藏在有那么多好吃好玩之地的市中心，这种剧烈的反差令人作呕。

本来泰国只是我的中转站，但我留了下来，我结识了当地的一批志愿者。他们组织撰写了拘留中心的人员名单，放在网上共享。每天我们会选择一个拘留者去探访，他能出来半小时。在共享的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谁被拜访过，谁没有，也有很多人从未被拜访过或根本不在名单上。上午九点半，我们会在拘留中心外集合，选择一个拜访对象，带一些吃的进去。探访人员要一个个过安检，不准携带任何电子设备。进去后几十个拘留者会一个一个出来，我们就隔着栅栏相互喊话。因为每天都去，我渐渐总结出一些经验。比如拘留中心共有五六个房间，每个房间关着几百人。我会每天探访不同房间的人，让他/她代表所在的房间汇报他们需要的物品，然后我们这些志愿者就会记录下来，买好物品带进拘留中心。慢慢地，我发现自己不能走了，因为我是这个通信体系的人肉传声筒。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流离失所的人？我觉得没有任何真正的答案。就像飞进苍蝇网的苍蝇，只有当它飞进去，才发现自己被困住，永远也飞不出来。这是一个宏大的、让人无计可施的状况。总的来说，大多数人不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即使你选择背井离乡，那么，到底谁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外籍人士”（expats），谁是“难民”（refugees）？这取决于你的出身、地位和自己国家的状况。大多数所谓的难民，不是主动选择离开家乡的，而是在更大的政治、社会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离开。

那些离散女性的故事

2017年，就在我离开美国开始难民寻访旅途的那天，突然得知一个好友去世了。正在赶飞机的我，没法参加他的葬礼。那年的旅途我一直背负着对这位朋友的哀悼。后来我发现，这种哀伤也是我与旅途中结识的离散女性的联结点：去世的家人、回不去的家乡……

在难民聚集点，女性会自发抱团，很多时候也会出现专属女性的空间。柏林最大的一个难民营设立在泰普尔霍夫机场（Tempolhof Airport），它曾是欧洲最大的机场之一，二战期间被用为纳粹德国的军用机场，现在已经被改造为一个巨大的公园。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公园的角落里就有一座难民营。难民营里有一个由帐篷搭建的女性庇护所“女性咖啡馆”（Women’s Café），你可以去消费，难民也可以在那里打工，赚取的收入会捐赠给那些难民。咖啡馆里也会举办各种工作坊，教授法律、语言等课程。

我在女性咖啡馆拍了很多视频。开始我一直在帐篷外拍摄，我想看看，有哪些人被拒之门外。有意思的是，很多欧洲人、特别是白人男性，会在帐篷外张望，但不敢进去，这有点颠覆了社会中的常规的权力关系。我在拍摄时希望保护那些女性，所以很多镜头是黑屏或者只拍下半身，不去暴露她们的脸。

摄像机有时候还能保护那些弱势女性。在泰国的时候，我跟拍过一群苗族女性，她们是越南的基督徒，被赶出越南后来到泰国。因为没钱买食物，她们会在早上四五点去菜场外的垃圾粉碎机中翻捡吃的。有一次她们邀请我和一位摄影师去拍摄，我发现，泰国本地人似乎还挺尊重她们的，会给她们菜，她们爬进粉碎机里捡菜也没有人管。但后来她们告诉我，其实是因为你们拿着摄像机，他们才不会开动粉碎机。一般来说，他们对我们是很暴力的，会驱赶我们，或者开动粉碎机，我们很多人都受过伤。这次幸亏你们保护了我们。

在柏林的女性咖啡馆，我结识了一个叙利亚女生Malakeh，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她在叙利亚曾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厨师，主持过自己的烹饪电视节目，在德国她只是一个难民。但她从不说“我是一个难民”，而是一直坚持介绍自己是来自叙利亚的厨师，梦想是开一家叙利亚餐厅，让叙利亚人在柏林也能找到归属地。其实，没有哪个难民能坦然接受自己是难民，这个标签是社会、法律和他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五年后我回到柏林，因为只有一天的转机时间，我就在天气很冷的路上闲逛，偶然间看到一家叫Malakeh的餐厅。进去后我发现，竟然真是我的朋友Malakeh的餐厅，墙上挂满了叙利亚诗人、作家的头像。Malakeh对我说，你看，身后的肖像都是我们的家人，这里也是所有人的家，这里就是你的家。

在印度尼西亚，我认识一些阿富汗难民，其中有个女人已经在印尼待了八年。她非常有能力，能把难民组织起来，给他们传授生存技能，与联合国难民署也非常熟，她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汇聚点。她眼睁睁看着很多人拿到难民身份，去了第三国家，她自己却拿不到。她的解释是，难民署太依赖她了，所以不能让她离开。她告诉我，身为穆斯林社会中被迫害的弱势群体哈扎拉（Hazara）民族，她被迫与族人逃到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她的亲属被杀，她又逃到了印尼。但在印尼，她“在缓缓地被杀死”，因为她等了八年还拿不到身份。

我在探索，如何让她们自己发声

Thomas J Watson基金会资助我开展了这项难民研究项目。一年结束后，需要用五分钟时间来分享见闻。旅途中我一直在写日记，但很多时候我写不出来，因为太难过，太沉重了。在五分钟的分享中，我只放了几段女人的录音，让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当时最大的感悟是，我不想为她们说话，直到现在，我都在探索如何让她们自己发声。我在纪录片的结尾收录了来自乌干达的Molly说的一句话。她说，太多记者来询问过我的故事，他们把我的故事写进书中，写在报纸上，但他们从来不给我任何帮助。他们书写了我的故事，以此剥夺了我的话语权。

这次办个展，最痛苦的就是整理旅途中积累的文献，我在电脑、电子邮箱等地方收集了各种文件、图片和影像资料，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直视它们。那一年我经历了很多创伤性事件，也感受到许多快乐、幸福和爱。在平常的生活里，比如在上海，我一般不会去和陌生人聊天，但在那一年里，我每天都在和陌生人交流。即使只认识一天，我们都会非常照顾，感受彼此的爱。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我几乎联系到了每一个展览会用到的录音的原作者，她们得知我在做这个展览都很激动。从敲定展览计划到完成布展，我用了三个月时间，但每一件作品的内容已在我脑子里发酵很多年了。

进入展厅，观众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苍蝇网”。这是名为《如果可以，你会听见什么？#1》的在地性声音装置。在苍蝇网的不同位置，你会听到不同的女性心声。她们被困于无法控制之地，无法理解自己为何来到这里，却又难以逃脱。

旅途中我收集了很多流离失所女性家中使用的布料，我希望在展览中做一件投影和这些布料互动的作品。机缘巧合，在做女书那件作品的时候，我需要用树脂去凝固炭灰，我不小心把一块布料掉进了树脂里，拿出来后布料被固化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感觉：看上去是柔软的、在风中飘荡的，但其实又是坚硬的。投影在那上面，也有不一样的效果。

我想起2018年斋月期间，我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茂物郊区一群流离失所的女性住在一起。她们会为逃避现实而睡上一整天。她们说，我们似乎每天都在噩梦和惊醒之间穿越，因为现实比噩梦更可怕。她们没有正式身份，不能工作，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八年。我希望在《如果可以，你会听见什么？#9》这件在地性影像装置中表达睡梦朦胧的感觉，用凝固的布料和凝固的记忆，搭建一个能够供女性畅想的庇护所。走进去，你也会成为这个庇护所的一部分。枕头、床单和衣服承载了我们最多的记忆，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女性的感知。

疫情期间我在网上接触到了女书，去年我去湖南江永女书村实地探访，认识了女书传人何艳新奶奶和胡欣。何奶奶回忆，外婆曾告诉她，“女书是天上流泪的星星。”我意识到，女书不就是用来表达女性声音的最好媒介吗？女书不是用墨和笔写的，因为女人不能上学，她们就把汉字称为“男书”，而“女书”则是她们自己定义的语言。她们用木条和炭灰写字，在男人发现之前就把字迹毁去，也因为缺乏证据，女书难以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点让我感触尤深——女书的存在就是基于它的毁灭，而它的毁灭是为了保护女性书写自身。

我与何奶奶、胡欣共同创作了展览中的最后一件装置作品。装置中的器皿与炭灰收集于江永，源自世界各地不同女人的倾诉被树脂和炭灰凝固成女书，串成“雨链”，它们不断叩击放置在地面上的器皿，随着时间推移女书可能会剥落、损坏。这是活着的一个装置，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摧毁自己，而叩击也是一种最根本的、请求被听见的诉求，一种祷告。

在当年的旅途中，我尝试做过记者、纪录片导演、志愿者、翻译和难民学校老师，但最终，我觉得我最有可能也最有使命感去做的，是用艺术作品和诗歌来为一个集体发声。

“叩击”现场：如果可以，你会听见什么？#9

——完——

本文作者林子人，界面新闻记者。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