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的两个面相：“理想国”与“巨婴国”

秦制的两个面相

“理想国”与“巨婴国”

文：小炒君

秦至清的2000年历史，就是一部“秦制历史”。

教员有云：“百代都行秦政制。”近代学术大V梁启超直言：“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犹秦制也。”在古代，则有北宋政治家兼大儒欧阳修畅言：“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所以，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都沿袭秦。历代王朝兴亡交替，盛极而衰，但秦制不变。

秦制的核心，就是提高政府对国家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控制能力和汲取能力。为达到这点，它需要一个关键步骤：社会原子化。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皇权不下县是其中的直接原因，但皇权为何不下县就可以建立稳定统治呢？

答案就是上面提过的社会原子化。

皇权政府将社会打散成“原子化”状态：消灭一切民间的中间组织，再把民间散沙化。就这样将民众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彼此漠不关心的封闭个体，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是一座孤岛，这样每个单独的个体直接面对政府，无力抗衡，只得乖乖服从。因此只要政府不胡来、不内讧，就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统治状态。

但是，这种社会原子化是反人性的，人有两个天性：生而自由、天然群居，没有人心甘情愿被管控，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冷漠而孤独的社会里。因此，若没有外力的强制，社会原子化是不可持续的。这就决定了秦制从一开始就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这种强制外力，一般来自两方面：

1.弱民：国家加大对民众的压榨，强大政府的同时，将民众的生活始终维持在贫弱状态，力量的此消彼长之下，民众更加惧怕和服从国家。

2.愚民：控制和阉割民众的思想，用各种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逻辑，来给民众打造错误的认知，避免他们觉醒的同时，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感恩和膜拜政府，从而“自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并且天真地认为这还不错。

编户齐民（户籍制）、“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利出一孔”，都是秦制为了追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行的社会原子化策略。

通过这个步骤，最终实现全国资源操于政府之手，全天下的人都是服从者，全由政府说了算。在社会结构上，就是权力压倒一切，表现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对于政府而言，这就是“理想国”，一切为它所有、由它说了算，没有比这更爽歪歪的事情了。对民众而言，这就是“巨婴国”，任凭他人驱使奴役，丧失自主意识，还得对别人感恩戴德，实在是“被人卖了还得替人数钱”。

因此，在秦制社会里，政府的成功，建立在民众的失败之上。民众通常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但对个人前途充满悲观。

秦制并非中国独有，罗马、波斯、18世纪法国、纳粹德国、苏联都出现过，但只有中国将之延续了2000年、完善了2000年。

我们先从它的源头——秦国说起。

秦制为何会在秦国横空出世，而不是六国？原因就是，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都不是原创，而是六国在变法过程中均实验过。

至于为什么变法独在秦国生根发芽，而在六国人亡政息？这与秦国独特的历史环境有关：文化沙漠导致法家思想易于接受、君主集权与贵族弱小的传统、商业薄弱导致社会结构简单。

单单看变法措施，商鞅变法与六国变法并无多大区别，大家津津乐道的郡县制、军爵制、户籍制、土地制、打击贵族，都在六国实施过，商鞅的实施策略并无新鲜之处。但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独树一帜”：

商鞅变法第一次将国家与民众对立起来，国家的富强建立在百姓的贫穷与愚昧之上。
所谓路线错了，书读得越多就越反动，商鞅就是典型例子。
战国时代，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加强君主集权，提高对国家资源的汲取能力，以应对激增的战争支出。但是，那个时候流行于六国的是“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这样的民本思想，传播范围最广的儒道墨，都凸显出浓厚的民本思想，六国变法没有一个公然抛弃这个底线。

即便是法家，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商鞅变法的那个法家，而是有齐法家、三晋法家，它们都强调礼仪、道德的重要性，而且不排斥商业，民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没有被漠视。
只有商鞅变法，公然背弃民本，将民众放在国家的对立面，君主集权、国家富强，就得想方设法防范和管控民众。
张金光就在其代表作《秦制研究》写道：“国家-社会-民众的对立格局是当时社会阶级机构的基本特点。”
商鞅是卫国皇族，游学于魏国，自然知道民本的重要性。他三次拜访秦孝公，第一次推销少干涉、追求自然和谐的圣人之道，“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第二次推销仁政、道德礼仪的王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直到第三次拿出了君王喜好的霸道，即所谓“强国之书”，秦孝公终于“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于是，商鞅把六国变法的内容全拿过来，进行了秦国化改造：去掉其中的民本思想，一切以服务于君王需求为准则。剑走偏锋的商鞅，不知不觉走上了民众与君王对立的激进改革之路。

比如变法的重要措施“利出一孔”，这本来自于齐国管仲的《管子·国蓄》：
“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百姓的出路太多，不利于国君的控制，如果百姓只有一个获利的渠道，君王只需要控制这一个谋生渠道，就可以垄断财富的分配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有效调配，就能随心所欲地支配治下的民众。百姓的出路全由君王决定，百姓自然视君王为父母，感恩戴德。
但是，《管子》虽然提出了“利出一孔”的秦制措施，但书中不断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民本思想。因此，管仲变法后，齐国虽然加强了国君的控制力，但实行了“重商”的惠民政策，这与秦制背道而驰。

但商鞅变法，全盘吸收了“利出一孔”的政策，却全然放弃了民本思想，反而玩起弱民、贫民的愚民政策。
弱民、愚民，自商鞅伊始，又经韩非子发扬，荼毒人心。

商鞅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强国逻辑：“国富而贫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首先，经济上弱民。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将“弱民”看做是‘国强’的第一要务，这番开天辟地的“民弱论”，读起来实在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商鞅的理由是：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民众贫穷了，就有动力去奋斗，但如果他们富裕了，就会有其他念头，不好控制。因此，国家富有，但让百姓长期保持贫穷的状态，就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堂而皇之地强调“弱民”必要性的同时，商鞅也毫不掩饰变法的反人类性质：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政策背着民众来，民众就弱；政策顺着民众来，民众就强。民众弱，国家就强；民众强，国家就弱。所以，政策就得“逆民心”，只有违背民心才能从根本上强国。

总之，商鞅处处都将民众与国家对立起来，双方是一种“你弱我就强”的弹簧关系，而不是“福祸相依”的共生关系。

商鞅为了“弱民”，出台了一系列编户齐民、严刑酷法、重农抑商、告密制度等政策，要将秦国彻底原子化。
秦国民众的粮食，除了维持生存的口粮，其他的全部上缴；农闲时期，官府帮你安排得满满的。一年365天，种地、徭役、兵役，几乎没有休息，你还不敢偷懒，人口普查、保甲连坐，乡里乡亲和官府把你看得死死的，一旦不听话就是严刑伺候。
可谓将民众压榨到极致，但也不会让你饿死或过劳死，得让你一辈子活着当韭菜啊。这就是“国富而贫治”，将民众始终维持在贫弱状态，成为随时待割的韭菜。
但是，这种明显与民众需求相悖的政策，怎样才能延续下去呢？
任何一项大破大立的社会改革，必然要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才能推行、才能延续。出台政策容易、执行和落实政策难，所以，自古以来，社会转折性的改革，往往都先需要进行思想革新。孙中山闹革命，必须宣传共和理念；俄国十月革命之时，马克思主义已在俄国广泛传播30年；日本明治维新，荷兰传入的西方文化“兰学”，已在日本流传了20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先要进行“真理大讨论”。

先进改革需要先进思想，落后改革自然就需要落后思想：商鞅要消灭思想，不让民众思考。

“民愚则易治也”，文化上愚民，那就是杜绝民众的思想追求，只需要考虑生存就行。
“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

民众愚笨，这样就会有力量（君王就可可以利用）。民众聪慧，这样就会变得智慧充足，而力量不足（君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为了实现“民愚”，商鞅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1.消灭思想。
《商君书》多处提到要消灭“六虱”，所谓“六虱”，就是诗书礼仪仁智信这些东西。这本属于人性和文明的基本要求，但商鞅将之看做是危害国家的东西，必须铲除。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既可以损害敌国，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国家一定强大。反之，国家富足而不作战，民众生活安逸了，就会去追求“六虱”这些东西，国家就一定会变弱。

2.消灭言论，不让民众随便议论。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反对变法就抓起来，赞成变法就流放。反对不可以，唱赞歌也不可以，明摆着就是不让你说话，只需执行即可。

《商君书》那些耸人听闻的“弱民”、“愚民”言论层出不穷，读起来实在是需要莫大的勇气。这该是内心多么邪恶的人，才能想得出的法子啊。

现在，有一些恬不知耻的作者，谄媚权力，为了给商鞅洗白，就说“所谓弱民，削弱的不是普通劳动人民，而是可以在中间吸血的豪强。”但是，翻遍《商君书》的原文，没有任何原话可以表示“弱民”弱的是豪强。
对《商君书》遍布的“弱民就是要弱民众”言论视而不见，非要牵强地偷换概念，这些作者，强行捏造，真的是坏透了。

“弱民”、“愚民”之后，民众就成了一个个会说话的工具，剩下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调动起来。那么，该怎么做才能把百姓给管起来呢？商鞅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如果用善良的人来治理奸诈百姓，必然天下大乱。如果让心狠手辣、厚颜无耻之徒来治理善良百姓，国家就会越来越强。
于是，编户齐民、严刑酷法、告密制度，社会原子化+严密管控，商鞅就像养猪一样，把民众圈养了起来，随时被屠宰。
然后提出军爵制的“利出一孔”，民众只有通过上阵杀敌立战功，才能封官进爵。这样，通过“利出一孔”形成的国家动员的民众积极性，就十分充沛了。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
不要用战功以外的其他渠道授予官爵，这样民众就不会重视学习，专心务农。民众没有学问，就会变得愚钝，愚钝了就不会与外交往，国家就会更加安全不会灭亡。

你看，“利出一孔”与“愚民”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最终，“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愚民”只知种地打仗，不知学问知识，这完美符合商鞅设计的系统，社会彻底丧失多元化的可能。

至此，商鞅汲汲追求的“理想国”，是彻底的“愚民弱民”，造就完全的文化沙漠，思想真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建立在民众的贫穷和愚蠢之上的，逻辑上不成立的事情居然在现实中出现了。
80年后，荀子巡游秦国，“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百姓质朴憨厚，非常害怕官吏而十分顺从，这就是长时间驯化的结果。

反民智、愚民最彻底的，还不是商鞅，而是比他晚100多年、号称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子。
有人说，商鞅愚其国，韩非愚其民。
将民众比作婴儿的第一人，就是韩非子：

“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
不懂得如何治国的人一定会说：“要顺应民心”。但是，假如顺应民心真的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像伊尹、管仲这样的人才也就没有用了，只需要听从民众的意愿就可以了。可见，民智是不可以采用的，因为它就像婴儿的想法一样不靠谱。

当韩非言之凿凿地宣称只有违背民心才是从根本上为民众着想时，实乃惊世骇俗。实际上，法家或者说秦制的理念，从来不是服务民众，而是控制民众。韩非子的这段话，无非是为君王单方面控制民众来强行寻找理由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韩非子并非不相信民智，而是惧怕民智开启对君主的威胁。
“古者黔首俯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
古代的民众勤勉而愚蠢，因此比较好糊弄。现在的民众心眼多而聪颖，总想着为自己盘算，不肯听从君主命令。

商鞅认为民众不需要大脑思考，只管埋头苦干就行。韩非子更进一步，认为无法杜绝民众的思考，因此需要灌输和改造民众的思想，使之符合君主控制的要求。
因此，当韩非子意识到“今民儇诇智慧”时，提出了思想改造，将之打回到“婴儿”状态。
首先，清除五种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称之为“五蠹”，五种社会蛀虫。这些人有资源或学识，自由惯了，与君主需要背道而驰，因此必须除之而后快。

然后，教育六种人：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 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懂得维护自己利益，但他们的做法不符合君主控制的需要，因此需要加强教育。
最后，奖励六种人：赴险殉诚之人、寡闻从令之人、力作而食之人、嘉厚纯粹之人、重命畏事之人、挫贼遏奸之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民众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鄙视后六种人，实际上后六种人有益于国家，他们服从君王命令，为国家创造财富，忍耐顺从，因此君主需要尊重和奖赏这些人。

消灭一批、教育一批、奖励一批，三管齐下，对社会舆论和民众思想进行改造。
但是，奖励的这六种人是反人性的，民众很容易反弹回到“五蠹”和前六种人，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拾商鞅的愚民政策，将民众维持在“婴儿”状态。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禁止他们的思想，其次是禁止他们的言论，再次是禁止他们的行为。以此达到“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的净化状态。

最终，韩非子心中的“理想国”是：“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里没有经典书籍和先王遗训，只有君主控制下的律法和官僚。韩非子已经将将“愚民之治”抬举到了“明君之道”。
读到这里，你还会认为法家是法治的先声吗？还是别侮辱“法治”这两个字了，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谈何法治？
对于民众，韩非子希望他们脑中除了君王要求的思想外，没有其他任何思想，始终保持在“婴儿”状态。身体和年龄在增长，但思想停滞不动了，始终停留在最初相信的那一套（帝王思想），这就是“巨婴”。

为了满足皇权一己私欲，韩非走向“愚民”“反智”的极端，将自己铸造成了一个思想酷吏。对此，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中痛心疾首：

“两千年来，韩非对于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常识了解之上，其余祸可谓深矣、远矣、巨矣。”
而这本书的开篇之语是这样的：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种反智与愚民，经商鞅破天荒提出，再由韩非子发展和完善。秦始皇读到韩非子的著作，长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明朝吏部侍郎赵用贤则云：

“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
明明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但又心虚不敢承认，只好用其他学说（比如儒家）做招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关于秦制，曾有经典评论：除了皇权，全天下都是失败者。秦制将民众与皇权政府对立起来，视作一种敌对关系，防民如防贼，用民往死里用，皇权爽了，自然天下百姓就遭殃了，物质和精神双双被阉割。

正所谓变法图强的秦国越来越强大，压力山大的秦人也快活不下去了。

周秦之变，作为中国历史少有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重要意义几乎只有1840年鸦片战争可与之相比。

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这一大变局——秦制的兴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

但是，秦制是一套不断升级的、复杂的操作系统。因为能够升级，它有迥然不同的迭代版本和界面；因为复杂，能看透它运行底层逻辑的，就寥寥无几。

屡经迭代的秦制，并不仅仅存在于一朝一代的政权、制度中，更是存在于底层人物的日常生活，不同时代的律法文书、训导规诫等方方面面。

秦制的复杂演化，使得很少有著作能同时把握历史的纵深和细节。谈秦朝、谈帝制、谈封建社会的书很多，但是直接讲透秦制的书很少——这要求作者要同时具备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强烈的现实关怀。

“读懂秦制中国三书”系列却能整合这些被忽视的面向：《喜》《活在洪武年代》《秦制两千年》从三个不同维度呈现了一个立体“秦制”——既有小人物的生存细节、人生记录、辗转腾挪；又有深入历史横断面的剖析；还能纵览秦制从萌芽到成熟、再到进化的全过程。

来源 | 内容转载自公众号：小炒记 ，作者小炒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