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的世界？（下）
Ben Gliniecki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的世界？（上）
巴黎公社的经验
除了俄国的苏维埃之外，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例子，无产阶级国家与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理解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对公社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
“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丶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
“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要负责任，并且可以罢免。”（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三章）
当然，为了让一般人能以马克思所叙述的方式，来真正参与到社会的民主运作中，那人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过长的工时与日常生活的压力，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完全脱离了政治活动。对那些工时长或需要兼职的人来说，他们在晚上和周末能够做或愿意做的最后一件事才是研究经济计划或国策的复杂性。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即使进行了这样的学习研究，也无济于事，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般工人，对经济或整个社会的运作没有任何话语权。
在一个由于科技丶自动化，以及计划经际的高效率而降低了工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一般人最终将会有必要的自由时间来充分参与社会的运作。藉由将经济体制置于真正的劳工阶级民主监管之下，人们也将有参与社会运作的动机，而这要归功于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足以带来切实的改变。
就如同前面引文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描述所展示的，无产阶级民主还包含了由行政机构取代议会机构——以实际行动取代讲坛。例如，在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中，东北罢工委员会拒绝了政府向该区域分发基本物资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系统。这个东北罢工委员会并不只是单纯地进行讨论，通过决议后将责任转移给其他人——委员会的代表做出了决定，承担了执行这些决议的责任，并与其他所有人共同经历了决议的结果。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与英国下议院政客的耍嘴皮完全不同。
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社会能够实际地执行其决议的能力。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障碍——即使社会对于终结失业或是对社会某部门进行投资可以投下赞成票，但当所有创造工作以及投资去向的真正决定权，是掌握在非民选的银行家与老板手中时，这些要求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因此，归根结底，真正的民主需要将经济的控制权掌握在99％的人民的手中，而不是那1％寄生虫的手中。
警察丶军队与法律
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武装部队——如警察丶军队等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武器，并利用其中的警察与军队维持他们的统治；但无产阶级的国家，将成为工人用来对抗资本家继续剥削与压迫工人的企图的武器。这而这正是我们诉求劳工阶级必须武装起来的真正意义。这意味着，必须要完全按照无产阶级的路线重建警察与军队——他们必须是通过民主选举而出来的军警官员，以及服从于有组织劳工阶级的纪律，并将这些武装组织的控制权交给工人。
我们可以参考在1920年的意大利都灵实际这类措施的例子，当时由工人志愿者组成的红旅（Red Brigades），就是在工厂委员会的控制下成立的。 FIOM（意大利金属工人联合会，Federazione Impiegati Operai Metallurgici）工会占领了工厂，并派出了工人自发的治安团体看守工厂的出入口。 他们没有依靠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意大利工人们是在无产阶级的掌控下创造了这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替代品。
同样的，在十月革命过后，托洛茨基在最严峻的条件下，被指派了从无到有重建俄国红军的任务。他在整个红军内实施了人民委员制度，而人民委员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干部，其作用是维持军团，以及军团将领的政治纪律（由于当时的红军还缺乏军事技巧的才干，红军的将领通常都是过去效力于反动的沙皇与克伦斯基政权的将军）。在这样的作法下，红军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而不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工具。
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阶级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瓦解后，这些武装部队也会消亡，因为一个阶级将不再需要这些武装部队来维持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行政管理的任务依旧要被保留；但随着所有人都成为能胜任行政事务的官僚时，这些行政事务并不会导致社会中的某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分离。社会行为规范等等的强制力，将通过社会内部的社会压力来达成，而不是依靠社会外部的强制力量来达成——文明化的行为在友情基础的团体中，或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所受到规范的方式几乎相同。
恩格斯根据摩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形容了如下的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没有大兵丶宪兵和警察丶没有贵族丶国王丶总督丶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丶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丶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丶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恩格斯，《家庭丶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
在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大部分时间（大约200万年）中，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而当时的我们是从社会内部，而不是用来自社会外部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社会主义将标志着这一种天然人的组织社会方式的回归——也就是同心协力，而非相互敌视。
除了那些执行法律的机构外，还有法律制度本身。而马克思指出，法律制度不能高于其经济基础。因此，只要国家存在的一天，法律也就会继续存在，但是像国家一样，法律最终也会消亡。
苏联法学家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在他的着作《法律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Marxism）曾讨论过这点：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律范畴的消亡将意味着法律的彻底消亡，也就是说，法律因素从社会关系中消失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律消亡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是，就是它不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采取完全抽象的形式。资产阶级法律所坚持的正义是完全盲目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法律以一种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平等的事物。因此，合约法会将缔结合约的双方断定为是完全平等的，即使在经济方面与社会现实方面并非如此。资产阶级法律中的这种态度只会加剧社会中的不公不义。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就必须是公正客观的——这样的法律必然要是睁开双眼看清现实的，并且是要保卫劳工阶级利益的。
正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不再是个人所有权的问题，并变成是公有财产的问题一样，法律所关注的也将不再是个人权利的问题，更多的会是社会集体权利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对这些社会集体权利的行为，将会被判决是否为犯罪与否。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肯定会使法律的纠纷与犯罪量减少。当商店中的商品充裕，并且可以让人们根据其需要而自由地取用时，试问要如何让人犯下偷窃罪呢？这就和指控某人为生存而呼吸空气是在偷盗氧气一样荒谬可笑！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法律工作只是为了起草合约，以及确立私有财产权而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财产已经归社会集体所有，这些大量的法律劳动将被淘汰，并且可以转而从事更具社会必要性的工作。
在犯罪的问题上，当我们越接近一个人人都有工作，对于经济与自身生活有着直接民主利益的富裕社会，越能保障犯罪动机的最小化。在某种程度上，犯罪者可以被视为受社会摧残的受害者，而不是被关押的狂犬病动物。帕舒卡尼斯对此做出如下的解释：
“想像一下：当法院真的只关心被告人的生活条件，从而改善了被告人的生活，或者保护社会不受其伤害——那“惩罚”的意义也就立即蒸发了。”
法律的问题也提出关于谁是立法者的问题——即对各个政党的质问。社会主义制度不代表一党专政；但社会主义制度会改变了当前我们对于各个政党的认知——就是说，由于阶级的区别，而围绕着不同的阶级利益而形成的团体，将会快速地被侵蚀。传统上保守党人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以工会为根基的工党则是为了代表劳工阶级的利益建立的【中文编者注：如今控制工党的斯塔莫右翼则比丑闻不断的保守党更好地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利益】。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则是各自代表了，对于如何最好的维持资本统治的规则上，而有着些许歧见的资产阶级派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组建政党的目的不再是以特定的阶级利益为目标，而是关注在如何最好地规划经济发展丶如何最好地进行投资与研究，以及社会上的优先事务，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将迎来以理念与善良愿望为基础，而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
民族主义丶性别歧视与种族岐视的终结
当前我们所理解的民族国家，是经由打破了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发展，通常是以一种武断方式的建立起来的（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单纯只是帝国主义者在地图上所划下的统治产物）。今日，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其存在兴起了保护主义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及移民管制政策。民族国家还通过培育有害的民族主义，来遏制人类文化的发展，拒绝了来自他国的文化观念，并限制人们的自由流动与文化融合。
自由贸易区域的出现如欧盟，就是资产阶级承认，经济的发展需要消除国界的障碍；而当前欧元区的危机，正好是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除国界的障碍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跨越了国界将劳工阶级团结起来，以及打破了国界与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社会系统。然而这么做并不代表，是要对各种在地的不同性与文化进行毁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区域团结起来，并不会破坏各自的独立性；这种团结只会破坏人为的税收丶移民政策，以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障碍。
在这里我们引用法国工人党（the French Workers’ Party）120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Socialisme et Patriotisme）。 在讨论国际主义的优点时，文中写道：
“国际主义并不会阻止我们的爱国情怀（patriote）【中文编者注：在法文里，“爱国”中的“国”（patrie）可以泛指家乡，并非特指国家】。国际主义将看见人类的全面发展。正如我们在上个世纪末看到的那样，尽管我们成为法国人，但我们仍然来自普罗旺斯丶波旁丶比利时或布列塔尼。”
换句话说，尽管法国与德国等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克服了地方分岐的问题，并巩固了民族国家的存在，但这并没有破坏人们的在地认同与传统。同样的，国际主义所代表的是移除国界障碍，让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能相互合作，但不代表要在整个世界上强加一种一刀切的身份认同。
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也将消退，例如对妇女的偏见。恩格斯曾解释过，对女性的压迫便是来自财产私有制。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藉由废除了财产私有制，来移除了压迫的物质条件。如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统家庭，起到了在经济的剥削中，最基本单位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可以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并使家务劳动能够社会化，将无偿劳动的负担从妇女（家务劳动主要的受害者）的肩上移除，并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烧菜丶清洁丶洗衣丶幼儿看护，都能以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从而让女性从传统家庭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么做并不会消除继续以传统家庭方式生活的可能，但将不再使这种可能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管束婚姻丶离婚丶堕胎的法律，也将是荒谬的。
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就朝着这个方向大步前进。托洛茨基在1923年7月写给《真理报》（Pravda）一篇名为《从旧家庭到新家庭》（From the Old Family to the New）的文章中，就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目标：
“同样，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条件而作的物质准备，基本上不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作分离开来。工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富裕，使得儿童的公共教育丶将家庭从厨务和洗濯工作的重担下解放出来，予以严肃解决。我们的经济若没有显着的改善，就无从想像把家务工作和儿童教育社会化。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把家庭从家务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这些重担现在正压迫着家庭，令其解体。洗衣工作应交给公共洗衣房丶膳食应交由公共食堂丶缝纫交由公共工场。儿童必须交由敬业乐业的良好公共教师来教育。这样一来，丈夫和妻子间的盟约才得以从任何外来的或偶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不再依赖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终于确立，双方的盟约将系于相互爱慕。当然这盟约会因人而异，但对谁都是没有强制性的”（托洛茨基，《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这样的改变对打破许多其他偏见也有很大帮助。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同性恋恐惧症，这种偏见就会被统治阶级用来引发劳工阶级内部的分裂。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领导下，也确实地开始了许多改革，包括将同性恋合法化。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种族歧视的偏见同样无法存活。种族主义也被统治阶级用作工具，让劳工阶级在自身内部产生分裂，以便老板可以更轻松地剥削工人。当资产阶级发现有必要进一步压缩工人的生活水平时，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各种反移民丶种族歧视的言论会倾巢而出也绝非巧合。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当已经没有了阶级区别时，最终种族主义也会失去其物质基础。而虽说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例子，但是苏联还是让我们瞥见了社会主义在种族主义这一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步。苏联的许多宣传艺术，都以不同种族的人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形象为特色，以强调为社会主义的战斗是由全世界的劳工阶级进行的。此外，苏联还向非洲国家的公民提供免费教育，并建立了帕特里斯·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而该大学是以刚果左翼革命领袖的名字命名的。
除了消除这些不同类型的压迫与偏见的物质基础之外，革命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本身也会打破这些偏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下，阶级问题会被提到前沿，而种族丶性别等等之间的分歧又逐渐消失了。
1984年到1985年间的英国矿产工人罢工，提供了革命过程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的一个例子。洛雷塔·洛奇（Loretta Loach）在她的关于矿工罢工中的妇女的书中，解释了由于劳工阶级与对抗资本主义的撒切尔大政府的共同斗争，当时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劳工阶级的社区中得到根本改变的：
“随着艰辛的加深，女性的决心也变得更加坚强。 她们开始与她们的丈夫们一起游行，参加集会与会议，并一直学习。 之前非政治的丶保守的妇女涌现，变成有才华的创造者，并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用以筹集资金，以继续开展她们眼前的工作。”
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每个人最重要特质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承诺，这是一种不局限于特定性别或种族的特质。在参加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其他所有的区别分化都被打破了。
科学与文化的蓬勃发展
苏联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以及公共图书馆的国有化。随着更多人有能力进行读写，人们的文学丶戏剧丶诗歌文化，将能够很快地达到新的高度。
委内瑞拉在查维兹（Hugo Chavez）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来作为玻利瓦尔革命的一部分，其庞大的教育与扫盲运动的影响下，该计划已教会了150万人阅读与写作，而这些成果可以从委内瑞拉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中看到。根据记者鲍里斯．穆诺兹（Boris Munoz）所称，委内瑞拉的小说：“已经走向开放，并通过黑色小说丶历史小说寻找更大的受众，而无需放弃自己的委内瑞拉特质。”另一位文学评论家安东尼奥·洛佩兹·奥尔特加（Antonio Lopez Ortega），将委内瑞拉的小说描述为：“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秘宝”，而在2006年，首次有委内瑞拉人获得了享有声望的赫拉尔德（Herralde Award）小说奖，并且入围了《独立报》的外国小说奖最终入围名单。此外，在2006年拉巴斯国际书展（the La Paz International Book Fair）上，委内瑞拉选择免费分发25,000本书给拉巴斯人民和附近阿尔托市（town of El Alto）的人民，而不是将其出售给有钱的国际游客，以获得拓展文化交流的利益。这种文化发展与态度只有在一个国家利用其自然资源的财富来为多数人谋取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想像一个全面发展丶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在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中文编者注：由于委内瑞拉革命的不彻底，没有剥夺资产阶级并打碎资产阶级国家，自2013年查维兹去世后，统一社会党政权早已彻底堕落，革命的许多成果丧失了。】
而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单纯地扩大扫盲运动的范畴。社会主义为年轻群众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光明未来，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年轻人的悲观前景，社会主义将为艺术与哲学的伟大进步提供灵感。当社会正从衰落的封建制度朝着更光明的资本主义未来破茧而出时，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在资本主义的曙光中展露其文采也并非偶然。同样的，最伟大的艺术家——达芬奇丶贝多芬丶莎士比亚等等——能够创作出属于他们的杰作，也都是多亏了资产阶级反抗封建旧秩序的革命性斗争所带来的灵感。在社会主义制度来到时，也会产生这样的文化上的进步；但是，在其背后拥有数百年人类发展的额外助益情况下，这些社会主义的杰作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层次上表达思想。
一个计划经济会允许在科学领域进行合理的投资，其获得的成果会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更有效。古巴举世闻名的全民健康保险，就是在科学发展上进行有计划的投资的产物，而其有效性也也一再地被证明，例如近来，古巴向遭受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影响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以及前文中所提到的，人均医生人数的数据。（译者注：在2020年的今天，全球受到新冠病毒肆虐时，古巴依旧展现了强大的医疗实力，为多个国家的防疫给予了大量的协助。）
当我们谈到有关气候变迁的科学难题时，社会主义似乎是唯一可以使我们免于毁灭地球的解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国际性的协调计划，来处理气候变迁的问题——一个不受利润与国界所阻碍的计划。尽管这样的计划是与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但它也确实准确地描述了社会主义。藉由国际性有计划的科学努力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及缓解气候变化，我们可以解决在当前地球上，所有生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我们已经有科技能驾驭风力丶潮汐丶太阳的能量，并且可以为整个星球提供动能。1986年，德国物理学家格哈德，肯尼斯（Gerhard Knies）就发现，在六个小时内，地球上的沙漠从太阳中吸收的能量，就超过了人类一年所消耗的能量，这意味着在撒哈拉沙漠内如果可以在一块面积如同威尔士一般大的土地内设置太阳能电板，将可以为整个欧洲提供能量。利用这一科学的机会，将消除对石化能源的所有依赖，从而显着减少碳排放——这件事是地球迫切需要的。而这一切之所以没有达成，是因为对于那些兴建并大量投资于石化能源公司的资本家而言，这些只是无利可图的尝试。资本主义没有能力为未来做出规划，这个体制只对眼前的短视近利感兴趣。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摧毁地球是可以接受的代价，特别是在这世上最贫穷的人们，才是承受极端气候变迁冲击的对象。唯有透过理性的丶长远的民主规划，我们才能达成拯救地球所要求的任务。
利用计划经济，我们可以更有效率地追求太空探索的科学进步，而不是每个国家都生产丶发射并维护本国的卫星及其他太空设备。实际上，即使是现在，试图研发火星发射任务的私人公司，也不得不求助于NASA等政府资助的项目，以寻求资金与专业知识方面的帮助。合理规划的公共部门，对于继续进行太空探索来说是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正如当年苏联是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并且几乎是能太空站发射至太阳系外部极限的地步，而美国仍处在人类登月的阶段。
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社会主义的开端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有马克思主义者吗？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起到什么作用？当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工具，研究其理念并试图付诸实践的人首先会是政治运动家。
然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分析社会发展上依然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并且再进一步的说，辩证唯物主义会变成一个在科学研究与文化创造中的意识要素。当前，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蕴含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中，例如对量子过程与混沌理论的研究，但是通过使其成为我们对社会的理解的明确要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的意识将发展得更快更远。正如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哲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一样，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
社会主义代表了一个人类受到其他人类压迫与剥削的社会的终结。这意味着大规模地终结财产私有制，并终结私有利润与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但是，社会主义并不代表着世界上所有问题都会得到立即的终结，也不意味着创造一个每个人都能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天堂；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迎来了历史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终结。
实际上，社会主义只是历史的开端。它保证了一种能够发展生产力的体制，以至于人类可以不再自相残杀，并摧毁了他们所居住的星球，并开始有意识地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来自试图超越统治世界的规律，而是来自对于这些规律的理解；因为一旦被理解，这些规律就能为我们自己的有益之处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我们对统治世界的物理丶社会与经济的规律有所理解，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则为我们提供了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自由。我们如何处理这样的自由，将是推动未来人类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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