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446
睡前消息2018年，浙江和郑州各发生了一次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事件，也冲击了全国舆论场，有很多文章出来指责打车平台，说资本杀人。我当时就觉得，这恰好说明打车平台提高了出租车行业的犯罪成本，改善了中国人的出行安全水平。如果回到十几年前的街头拦车时代，黑车司机和乘客相互提防，合法出租车出城都要专门登记，这类凶杀事件根本不会引发外地人谈论的兴趣，甚至很难破案。
唐山这件事也一样，影响力越大，说明唐山乃至全国的总体治安情况改善的越快。我读大学的时候，带我实习的老师听到东北口音和唐山口音，就开玩笑说“东北虎，唐山狼，你们那边狠人多”。就算到了10年前，烧烤摊大排档半夜发生寻衅打架，最多也就是第二天的都市晚报关注一下，根本不值得上省级的报纸。
最近七八年，网约车和快递业吸收了最后一批剩余劳动力，二代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技术明显降低了追捕成本，还有廉价的摄像头记录公共场所信息，中国城市的治安情况快速好转，所以才能让唐山这个案子上全国新闻。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治安好转的核心原因。
当然中国城市还远远不是天堂，哪个地方都有一批和当地治安机构关系不错的灰色人物，能通过基层干部当中介，花点钱和受害者妥协，避免坐牢。但是，技术进步也明显提高了这批人的操作成本，这次唐山事件全国曝光，不是因为行为有多恶劣，而是因为视频被传到了网上，产生了普遍的感性共情。如果只是靠记者文字描述，我估计影响力连现在的千分之一都没有。唐山事件影响力快速扩散到全国的过程，可以写进最近的新闻传播专业教科书，用来解释自媒体传播习惯。
2018年两次滴滴顺风车凶杀案之后，全国的打车平台解决方案都是增加车内录音和录像。现在我们也应该鼓励政府全面消灭监控死角，保证每次出现伤害事件之后，都能通过视频还原现场，追究犯罪责任。再完善的社会制度，也不能避免突发犯罪，酗酒犯罪，但只要犯罪者没有逃避责任的侥幸心态，犯罪率就会被压到最低。
从2020年180期节目开始，我连续有四五期节目跟踪过藏族网红拉姆被丈夫烧死的事件。当时我就说，历史上所有的政府，对普通公民的责任都限于惩罚犯罪，而不是全面预防犯罪。现在我们希望政府承担从未有过的责任，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就不可能指望过去的体制解决全部问题，更不应该把舆论谴责当做改善治安的主要办法。这几天我看很多媒体跟风炒作80年代的“严打”，希望治安手段倒推40年保护公民；还有的媒体继续用女权问题解读普通治安事件，这除了继续放大情绪吸引流量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唐山事件唯一的正面经验，就是技术能提供最可靠的安全保障。你如果想要公共机构保护你的安全，就必须承认要有一个公共机构能记录你的隐私数据。这些数据可能是通过每个公民随身携带的手环搜集的，也可能是通过覆盖全部公共空间的摄像头搜集的，具体的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新技术能提高人的安全感。
不过，所有新技术都可能被用来做坏事。河南地方政府最近给维权公民普遍发红色健康码，就是典型的滥用隐私数据，逃避自己的工作压力。这种行为如果不严厉惩罚，短期看，可能要破坏全国人民一起付出时间金钱建立的健康码信誉，长期来看，公民会怀疑能不能让政府掌握全面的隐私信息，治安水平就会停滞。
如果用货币来折算，河南违规红码事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不少于千亿，至少相当于去年郑州洪水的破坏力。洪水再怎么说也是天灾，红码事件是赤裸裸的人祸，就看国家怎么处理当事人了。
回到隐私数据问题，河南红码事件再次证明，身有利器，杀心自起。如果政府让同一个单位既管理隐私数据，又能随意使用数据，只要时间足够长，就一定会有脑残的地方官员滥用数据。为了给自己，给自己的单位推卸责任，他们根本不在乎给全国制造上千亿的损失。这等于允许每一个区县官员都拿着三峡大坝的自爆按钮，在管理学上是一个荒谬的配置。
反过来说，如果让记录数据的单位可以决定如何使用数据，不仅有数据滥用的危险，还有封锁数据的危险。这次唐山的案件，视频并不是从正常途径流出来的。这说明，受害者自己并不能要求政府必须向公众展示现场视频。如果嫌疑人抢先一步找关系，就可能会掏钱买谅解书，在视频上网之前把事情化解掉。
所以还是回到我在180期节目提出的观点。既然大多数公民要求政府提供前所未有的安全服务，我们就应该在现有机构之外，建立一个直属最高权力机构的隐私数据管理体系。这个新机构和政府平行，由各级人大成立专门委员会管理，负责用监控设备覆盖全社会，同时也审批数据使用。
如果执法机构、防疫机构或者是地方政府需要使用隐私数据，就要找这个委员会申请；如果是紧急情况下用了信息，回头必须要来报备。每一次个人信息的使用都必须有记录，必须有特定目标。超出目标的信息，就算看到了也不能当证据。除了人大代表日常监督之外，还应该根据身份证随机抽取一批公民代表来参与隐私委员会，投票决定哪些信息不能给，哪些信息必须公开。这样人民才能信任政府加大监控力度，用新技术保护所有人的安全。
从技术史的角度看，唐山事件的背景是摄像头明显提高了全国的治安水平，具体原因是摄像头拍下了犯罪视频。而河南红码事件的背景是智能手机普及到每一个人，具体原因是某些官员不想承担手机银行非法集资的监管责任。这两件事可能发生在2022年，也可能发生在2021年，但绝对不可能发生在2015年。他们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爆发，有一定必然性。
有历史必然性的事情，就适合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了。技术能做好事，这是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但地方政府滥用技术做坏事，这显然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必须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进步。如果只是单方面强调发展生产力，不做激烈的管理体制改革，生产力就发挥不了正面作用。所以，对唐山事件不能只做道德批判，更要看到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河南红码事件提醒我们，不能只强调技术，更要建立配套的社会管理机制。
444期节目提到新华字典问题的时候，我说这件事最恶劣的地方，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检察院突破了宪法规定的红线，以法律监督部门的身份，去直接插手执法问题。地方检察院做了违宪的事情，我们还有法律工具去批判。现在河南的隐私数据出现了问题，我们甚至没有对应的法律工具去惩罚，所以必须早点制定法律，建立一个人事上和政府隔绝的大数据管理机构。
现在洛阳市的做法显然没有做到上下一致。国家建立信访系统，就是鼓励普通公民向上级反映情况。国家建立各级法院，就是鼓励人民在不服判决的时候，寄希望于上级法院推翻基层的法律文件。依法治国，就不应该有什么父母官，不应该有上访考核标准。所以洛阳市的做法不符合整个社会的管理逻辑，是为了地方小团体利益，盗窃了全社会的信用资源。在性质上，这和滥用健康码，把维权公民都变成红色是一回事。
从现实情况来说，过去基层单位也有很多打击上访和压制上诉的潜规则，直到2018年，还有很发达的“截访公司”行业，向各地政府承揽业务。2018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有一篇特稿《截访公司的“红火生意”》，专门介绍了我家乡承德市的截访高手牛力。
但是，无论是截访，还是其他维稳潜规则，毕竟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不会得到文件确认。地方官员自己也知道需要遮掩着做，不会闹的太夸张。从性质来说，这类似于在家里装修，悄悄往下水管倒了砂子水泥，会影响别人的生活，应该制止，但不是最坏的行为。
发文件鼓励“无访社区”，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把坏事当好事鼓励，在文化和法律上抵抗整个国家的运行逻辑。如果还用装修类比，建设“无访社区”就是砸承重墙，随时可能把整座楼推倒。这种行为不能让地方自己检讨，而是必须立刻叫停，把凿墙的人送进监狱，把凿掉的墙换成钢铁支柱。
河南随便发健康红码，洛阳组建“无访社区”，这两件事放到一起看，共同点是地方干部从全国人民手里掏钱。如果有人被错发了红健康码，就算不坐火车，步行走出河南省，也会导致其他城市封城找人。如果洛阳长时间没人上访，地方干部做了其他损害全国利益的事情，也有可能多年没人上报，最后发现的时候不可收拾。所以这两件事都不是地方事件，比唐山的治安问题更值得全国人民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