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要担心的不是日本化，而是拉美化

最近，极右翼“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哈维尔·米莱以55.95%的得票率，当选为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被认为是“阿根廷版特朗普”，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祝贺其当选：“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最近40年，阿根廷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经济混乱不堪，债务危机反复，货币崩溃，通胀肆虐。最近一年，政府外债再度违约，通胀率达142.7%，阿根廷比索对美元下跌50%。

这次，阿根廷人选择米莱试图改变这一切。米莱的主张激进而疯狂：他声称要“烧掉”央行，废除比索，全面美元化；裁撤政府机构，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米莱会是阿根廷的救世主吗？他能否重振“潘帕斯雄鹰”？拉美化给欠发达经济体哪些警示？

本文以米莱当选为契机研究拉美化——比日本化更具现实价值的问题。

本文逻辑

一、哈维尔，特朗普

二、极左翼，极右翼

三、日本化，拉美化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20'，感谢分享】

01

哈维尔，特朗普

米莱跟特朗普确实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激情四射，留着类似的狂野的发型，米莱喜欢穿皮夹克，对着支持者大声演唱摇滚音乐。两个人都希望在社交媒体上“语出惊人”，以此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米莱和特朗普都被认定为极右翼人物，坚持极右翼主张。米莱的言行，可谓大胆出奇，他有些主张比特朗普还疯狂。

他认为，印钞就是偷盗，税收就是抢劫，福利就是枷锁。

他痛斥阿根廷政府滥印钞票，制造通胀，掠夺民财；主张“烧掉”央行，废除比索，全面“美元化”；还主张直接关闭一些没必要的政府机构，把中央机构从20个精简到8个，裁撤大批浪费纳税人钱的公务员，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取消国家层面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米莱还认为，监狱中的犯人必须要劳动并创造财富，不能再用纳税人的钱来供养这些犯罪分子。

米莱告诉阿根廷人：“国家不能给你任何东西，因为它什么也不生产。”

米莱坚持彻底的自由化、私有化及其产权保护，减少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的管控，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处置自己身体器官自由化，支持安乐死、卖淫合法化；婚姻自由化，允许同性婚姻、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劳动关系自由化，废除劳动法，增加雇佣和解雇的灵活性；贸易自由化，减免进出口关税，取消各种进出口配额限制。

米莱的经济思想是容易理解的，属于自由主义，也有人说是“奥派的”，说他是第一位支持奥派经济学的总统。1959年，米塞斯到访阿根廷做了六场演讲，播下了奥派的思想种子，如今收获了一群奥派年轻人和一位总统。

在外交路线上，米莱很显然是“亲美派”，对华的主张与上任政府存在明显的差异。

米莱也是一位政治素人。他1970年出生，年轻时候做过低级别联赛的守门员。80年代，阿根廷大通胀，他开始对经济感兴趣，研究经济学，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拉在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主讲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他还在汇丰银行工作过，担任过一家大型公司的顾问。另外，他主持过一档电视节目叫《拆穿神话》。

最近十年，米莱频繁地公开发表经济言论，在各类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抨击政府政策，成为一名具有攻击性的网红经济学家。他还和一群支持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阿根廷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党派，叫自由党，后来改组成自由前进党。这个党为他进入政坛做好了铺垫，2021年底他当选了国会议员，这次当选了总统。

可以确认无误，米莱就是阿根廷版的特朗普。这匹黑马是怎么能够脱颖而出的？

最近十多年，全球政治生态越来越两极化，其中极右翼政治势力快速崛起。极右翼政治势力及其支持者，对现状非常不满。从80年代债务危机以来，阿根廷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混乱不堪，债务危机反复，货币崩溃不断，通货膨胀折磨。

最新的数据显示，阿根廷过去12个月的通胀率达到142.7%，创32年来新高。阿根廷政府债务危机重重，去年年底外债27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不到320亿美元。今年阿根廷比索大跌，汇率下跌了50%，黑市下跌了100%。

国家主权信用和金融体系崩溃，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通胀危机，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

阿根廷人选择了米莱，说明他们试图改变持续了几十年的庇隆主义。很多人认为，偏左的庇隆主义导致了阿根廷负债累累、货币崩溃。这次米莱击败的正是中左翼政党的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米莱的支持者认为，恰恰是现在的失败的经济政策导致了这种糟糕的局面。他们对老政客、过去的政府非常厌恶，希望启用一个政治素人来试试，“死马当作活马医”。

米莱痛骂之前的执政者是权贵，说自己是一个电锯手，要切除体制的沉疴痼疾。

他的支持者把米莱当成是救世主，马斯克也看多米莱，认为“阿根廷的繁荣即将到来”。米莱会是阿根廷的救世主吗？能否带领阿根廷走出苦海？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阿根廷现在的核心问题是重建国家信用，首先他需要重建阿根廷比索的信用，稳住通胀和汇率，这样才可能稳住外债，以及发挥价格的作用，促进经济复苏。不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稳住货币价值是解决一切宏观经济问题的前提。

米莱的办法行不行？

米莱说要烧掉央行，废除比索，全面美元化。在实际操作中，他应该不是弃用阿根廷本币，全面使用美元，而是把美元作为阿根廷货币的锚，以此遏制通胀，稳住汇率，同时刚性约束央行超发货币。

但是，这么做的前提是米莱得有足够多的美元。阿根廷央行现在囊中羞涩，只有240亿美元外储，而且其中100亿美元还是私人部门的。另外，阿根廷央行的外汇储备不都是美元，其中价值为180亿美元的外汇是跟中国央行的人民币互换。现在，阿根廷央行的净外汇储备，其实是负数。

怎么办？

只能设法获得更多的美元。米莱团队给出的方案，主要是主权资产变现，即把政府持有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5G频谱权、未来税收收益权，通过拍卖或者抵押融资的方式获得美元。比如，政府用国有资产作为抵押发行美元债融资。阿根廷的私人部门还有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资产，米莱团队希望他们能够购买美元债支持央行融资。

这是涉及到市场对米莱重整货币信用的信心问题。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的主权资产价格要跌到相当低，投资者才愿意购买。如果价格足够低，米莱政府还能不能筹集到足够多的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熟悉阿根廷历史的人都知道，阿根廷从来不缺政治狂人，更不缺政治斗争。米莱是一个政治素人，他面临的挑战，跟之前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类似，面临残酷的政治斗，缺乏足够多的技术官僚和政治同盟帮助他、支持他。

02

极左翼，极右翼

很多人都好奇，阿根廷是如何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谁杀死了潘帕斯雄鹰？》。跟一些拉美国家类似，阿根廷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在1860年代结束长期内战后，阿根廷人从此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快活日子。整个19世纪，阿根廷坐拥世上最肥美的牧场，创造了令北美、欧洲都侧目的“牛皮文明”。

1894年，美利坚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阿根廷则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业国。

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仅次于英国、美国、意大利，高于法国和德国。当时，欧洲人流行一句话形容富得流油的人：“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

不过，大萧条终结了阿根廷人田园牧歌式的美梦。1930年，牛肉及农产品出口大幅度下跌，农场巨亏，工人失业，一场政变打破了阿根廷近70年的政治稳定，改变了国运。

此后半个世纪，阿根廷政局动荡不安，政府更迭多达25次。左翼倾向的军人政府与右翼倾向的文人政府长期斗争，民粹势力与集团势力轮番上阵，最终把国家掏空了。

很多研究把阿根廷的衰退归结为产业结构，即农业赛道，被定义为资源陷阱。有人说，阿根廷是杰斐逊主导的美利坚，如果阿根廷有一个汉密尔顿，可能会成为工业强国。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

美利坚与阿根廷几乎同时结束了内战，但美利坚的开国者们早在建国初期就完成了现代国家基本制度的构建，开了一个好头，后面的叙事自然顺畅。阿根廷人是一群封建农场主的后代，靠着农业维系着表面的稳定与繁荣，从来就没有一场彻底的制度构建/革命。

美利坚与阿根廷，一个北乔峰，一个南慕容，大萧条就像鸠摩智，是真伪现代国家的测试机。自从遭遇鸠摩智之后，南慕容日子就没好过，变得心浮气躁，患得患失，制度劣势不断放大。

大萧条期间，军人政府上台，“灰色的马”杀死了潘帕斯雄鹰。二战后，军人出生的胡安·庇隆在工会及未来第二任妻子伊娃·庇隆的簇拥下上台。

这个纳粹主义政治家，上台后喊出动听的口号：“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走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庇隆主义”。

庇隆上台后为了让自己能够连任修改了宪法，牢牢掌控了军队和工会，实施极左翼政策。庇隆大搞社会福利以获取民粹支持，然后大规模地吞食工业与资源。他搞了两个五年计划，不是发展市场经济，而是将工业经济国有化。

从1946年到1948年，庇隆高价购买了大批外资企业，如以一亿五千万英镑的代价购买了英资在阿根廷的二万四千公里铁路及其各种附属公司。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投资了66亿多比索钢铁、化工、水泥及轻工业，修建了1000公里的煤气管道。庇隆还垄断了阿根廷石油开采，成立了贸易垄断机构，猎取外汇收入。

庇隆国有化政策导致极度的政治腐败，养尊处优的国企亏损严重、浪费资源，完全丧失竞争力。

庇隆极左翼政策导致阿根廷对美关系迅速恶化，国有化行动引发外资恐慌，外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从1930年的30%下降到1949年的5%。美国政府骂庇隆是“纳粹法西斯在南美的桥头堡”。苏联也骂庇隆：“亲法西斯的军事独裁……竭力玩弄欺骗、贿赂、施舍小恩小惠以及其他手段以骗取群众支持。”

更糟糕的是，庇隆政府为了发福利讨好民众，大量印钞，引发大通胀。1951年庇隆获连任，次年阿根廷通胀率达30%，生活费用增加73%。1955年，极度腐败的政府和大通胀引发民众不满，庇隆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迫下台，流亡到巴拉圭。

庇隆政府倒台了，但是庇隆主义还在，军政府统治依然延续。70年代欧美大通胀时期，阿根廷军政府跟许多拉美国家政府一样，通过出口矿产资源和农产品获得巨额的外汇收入。但同时，军政府挥霍无度、印钞无数，制造了严重的政府赤字和通货膨胀。

1982年是阿根廷的灾难年。军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派4000名军人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结果不敌英国海军。战败的消息传来，阿根廷民众聚众抗议，迫使军人政府下台。

当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了抗击通货膨胀，大幅度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外汇市场风声鹤唳，拉美货币大幅度贬值，直接击穿了拉美国家的主权信用。

在墨西哥宣布违约后，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纷纷跟进，宣告国家主权信用破产，拉美主权债务和货币危机爆发。在1982年债务危机前夕，阿根廷外债总量已经达到了GDP总量的51.96%。债务危机爆发后，通胀水平最高达惊人的20000%，1984阿根廷比索大约仅相当于1980年的千分之一。

军人政府粗暴干预经济，大肆印钞，制造大规模赤字和债务，是阿根廷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其回忆录《坚定不移》中这样写到：

“墨西哥、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都实施了强有力的改革方案，似乎一度取得了成功。经济增长确实缓慢，这是多年来大量过度借贷和半社会主义、半封闭的专制体制造成的，不可避免。”

此后一年多，阿根廷民粹主义泛滥，政局极为动荡，更换了5位总统和7名经济部长。

1983年12月，第一位民选总统阿方辛上台，开启了文人政府。但是，阿根廷军人多次政变试图夺权，政治斗争迫使他在第二任期提前五个月下台。他无奈的说：我们（指两大政党）都敲过军队的大门。军政府的背后，仍然是传统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权派。

阿方辛推行反通胀的“奥斯特拉尔计划”，发行了新货币回收之前的比索。但是，这一政策未能奏效。1989年阿根廷的外债总额高达6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4%，通货膨胀更是达到5000%。

整个80年代是阿根廷“失去的十年”，GDP平均增长率为-0.7%，通胀率和负债率居高不下。

1989年，梅内姆接任阿方辛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他降低了贸易壁垒，全面开放市场，对庇隆时代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彻底的私有化。许多阿根廷人批判他把“整个国家都卖了”。

梅内姆一个争议巨大的改革就是金融自由化。他放开了对外资的限制，没有外汇管制和信用证的限制；同时，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阿根廷比索与美元以1:1固定挂钩。

当时经济部长卡瓦略主张锁死央行发钞之手。在固定汇率下，阿根廷央行不可以随意超发货币，每发行一比索，必须拿一美元外汇储备做抵押。同时，规定政府不得利用央行融资。

梅内姆的政策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短短几年就把高达5000%的通货膨胀率降为零，大量外资涌入，国家经济迅速转好。梅内姆任期是阿根廷经济在债务危机以来最好的时期，平均增长率达5.8%，被称为“阿根廷奇迹”。

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元加息提速，梅内姆执行的固定汇率弊端开始暴露，比索贬值压力大，需要大量美元支撑，梅内姆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大量借债。1999年他下台时，政府开支已达GDP的28.2%，政府累积外债接近1500亿美元，约为GDP的50%。

2001年，阿根廷财政赤字再创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输血，阿根廷只能赖账，主权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再次爆发。2002年1月比索大幅度贬值，最高时达75%，通胀迅速上扬，比索贬值后累积的通胀率最高达80%，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高达25%。

总结起来，大萧条终结了阿根廷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从此，阿根廷政局风云突变，“灰色的马”利用民粹主义，不断地攫取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源，制造了一个个“幽灵”，最终杀死了“潘帕斯雄鹰”。

03

日本化，拉美化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在60年代对其学生说：世界上有四种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欠发达经济体、日本和阿根廷。

一些欠发达经济体在国家转轨期间经济快速增长，当经济增速放缓时，开始担心日本化。其实，欠发达经济体完全不用担心日本化，只有发达经济体才担心日本化，他们真正要担心的是拉美化。

日本化，一般指的是日本在90年代泡沫崩溃之后长期陷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的经济现象，被认为是“消失的三十年”。

资产泡沫崩溃后，日本经济了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价格崩溃击穿了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企业从之前的借债投资转向还债缩表。为了刺激经济，日本央行将利率降到零附近依然无济于事。千禧年后，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购买日本股票。这个期间，日本老龄化加速，养老福利开支大规模增加。安倍执政时期，日本央行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将国债收益率压到零为日本政府提供融资。即便如此，日本经济也毫无起色，在今年之前依然是低通胀、低增长，同时高福利还引发了高债务。

在2022年这轮大通胀之前，欧美经济学家曾担心，欧美经济走向日本化。2016年，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特·奥布莱恩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正在日本化》的文章。奥布莱恩发现：“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世界经济正转向日本模式。”欧美国家在2008年后长期实施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同时给提供政府融资，但是经济增速和通胀依然低迷。我在2020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全球经济正加速日本化》。但是，这里的全球经济，主要是欧美经济，新兴国家与日本化的距离还相当远。

为什么说欠发达经济体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日本化，而是拉美化？

拉美化，在80年代拉美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被反复提起，它指的是像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在经济经过一轮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陷入停滞，甚至债务和货币危机反复的经济现象。这一经济现象背后是现代国家制度构建失败、政权更迭、政府腐败、民粹泛滥、社会治安恶化、贫富悬殊扩大、外交关系不稳定、经济制度不稳定、法律对产权保护不力、金融开放反复无常等等。

随着中产阶级大规模返贫、贫富悬殊扩大，阿根廷失去了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中间力量，最终政治上陷入两极斗争。

2002年，阿根廷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欠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开始集中关注和研究拉美化问题，并提出拉美化是否将成为欠发达国家的一种“流行病”。

对比日本化和拉美化后，你会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病症”：

日本化是“小”问题，聚焦在经济问题上，核心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当引发民间资产负债表衰退、通货紧缩、政府债务高企，其解决方案在于如何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提高政策的效果。

拉美化是“大”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问题，而是现代国家制度构建失败的问题、宪法无法约束政府权力的问题、法律无法保障私人财产与自由的问题、对外关系不稳定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不稳定的问题、金融市场开放不稳定的问题和现代文明观念飘忽不定的问题。

日本化不存在这些大问题，发达经济体的现代国家建制完整，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法律对产权与自由的保护有力。解决日本化问题无非就是怎么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采用利率工具还是量化宽松，抑或双管齐下；货币供应量多一些少一些，财政开支多一些少一些，公共资源如何投放。比如，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改变货币传导路径，把2万多亿美元直接发给普通家庭，支撑了家庭、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刺激了消费扩张，同时也引发了大通胀。日本也采用了类似的发红包的方式，刺激了通胀率和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化局面。这就是发达经济体担忧的事情。

但是，拉美化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当欠发达经济体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如果只是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小”问题，央行降多少利息，公共投资多少，对市场信心的提振非常有限。因为他们需要解决根本上的大问题，把现代国家制度建立起来，把私人的产权与自由保护起来，把对外关系搞好，进一步提高金融及各个领域的市场化、国际化程度。只有这些“大”问题解决了或不出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起作用。

阿根廷没有解决这些大问题，经济、金融与货币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梅内姆的自由化改革失败后，阿根廷左翼政党上台，政策又大反转，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以博取民众的支持，同时将能源、铁路等多领域的外资股份强行国有化。这导致阿根廷的国际贸易环境快速恶化，一度遭到超过40个WTO成员国以共同声明抗议。

2015年马克里为代表的右派政府上台后，一夜之间又开放了外汇管制，外汇大幅度流失。阿根廷人把资产换成美元，人均美元资产超过1500美元，是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人均持有美元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邻国的巴西人均只有6美元。

马克里试图削减公共服务开支以降低政府债务，却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接着，左派的费尔南德斯击败了马克里，经济又会成为他们手上的政治玩物。如今，极右翼的米莱当选，阿根廷何去何从？

阿根廷人自嘲说：“造物主看到这里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于是，他在这个地方放上阿根廷人。

2009年，阿根廷中央银行董事接受记者采访说道：“能从阿根廷学到的，就是不要学阿根廷”。

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日本化的门槛太高，他们真正要担心的是拉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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