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后这一年,“不被恐惧牵着走,我们可以牵着恐惧” - 端传媒 - 最新
端传媒 - 最新「恐惧连结了彼此的经历和感受,亦生长出力量。」
特约撰稿人 路粼 兴波 郭大路 尤家明 林语婕 发自新加坡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f390b0f355c14b6ab2351a5fd59a3257.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编者按:白纸运动的能量是否被延续?转移到了哪里?这是端传媒“白纸周年”专题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推出系列报导,关注行动者在被恐惧裹挟中如何艰难前行;关注白纸能量转移到海外后的具体困境;关注运动留给中国大陆行动者的巨大创伤;以及,海内外的白纸亲历者们想说给你们听的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艾歌害怕敲门声,害怕陌生来电,即使如今已身处海外,听到游行喊口号、看到游行中警车灯光晃过来,她仍会全身发抖、心跳加快。恐惧是如此日常、具体、随处可见,催生出或战或逃的应激反应。柏莉总会随手攥住一串钥匙,手指穿过钥匙扣,在脑中模拟遇到突发危险时、一拳击中施暴者太阳穴的画面。顺财则试图“洗白”自己,在朋友圈转发港区国安法的讲座,她想“做个好人”。
一年前的白纸抗议,让他们在恐惧中向前迈出一步,但紧随而来的是更猛烈的打击——被捕、被连夜审问、被拘留、被扣上“寻衅滋事”的罪名。一些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覆被问话;一些人被送回户籍所在地,不允许离开;还有一些人在关押四个月后取保候审。
沟通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无论是和他人还是和这个世界。在微信里询问一个朋友是否安全,是很不安全的行为。沉默安抚了恐惧,也切断了人与人的连结。被警察没收又退还到自己手中的电脑和手机,好像内置了一双监视的眼睛,盯得人喘不过气。获释后的几个月,艾歌不敢联络朋友,不敢翻墙,不敢搜索新闻。
在广州和上海,街上巡逻的警车比以往频密,地铁里检查手机的警察也变多了。每每遇到,宝荣都会加速绕着走,并在心里默诵警察不可随便查看公民手机的法律条文。获释后,羊艮将手机从静音调整为铃声模式,以防错过有关部门的电话。她想,要是漏了接听,警察找上房东或父母,可就更麻烦了。每当警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羊艮脑海中就会出现去年自己被警察拉走的画面——这一情形,也发生在艾歌和她的朋友们身上。
疫病感染高峰随着那个冬天的终结逐渐回落,有关白纸的记忆——与无人统计的感染病逝者一样,陷入失语。但恐惧留了下来。事实上,恐惧从未消失,它潜伏在每一个亲历者、见证者的身上,不时发作。恐惧成为他们共同面对的课题,连结了彼此的经历和感受。一些人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抵制恐惧?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bfda041c111a40b5abe007cb6c9dcff4.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恐惧穿墙而来。
3月,海外独立杂志《莽莽》的几位成员暴露在危险中——有人受到有关部门施压,被要求停止活动、透露成员信息,也有成员的家人被骚扰,被询问孩子是否参加反华活动。
2022年末在欧洲掀起的抗议浪潮,始于10月的北京四通桥事件。一些海外留学生组织了柏林集会,结束后,几位参与者决定做一本中文杂志。11月12日,《莽莽》初创团队成立。
《莽莽》的创刊介绍中写到,这是一本不受审查的中文独立杂志,“书写大离散时代中的行动、连结和历史”,“令华语创作在审查的高墙之外野蛮生长”。
随后到来的白纸运动成为第一期主题,这群书写白纸的人很快遭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据创刊成员傅梓说,到今年10月,在德国被国安找过的至少有8人,其中也包括和杂志无关的人士。傅梓20多岁,两年前来到欧洲留学。
几乎是一夜之间,《莽莽》的工作群组全数解散。
“当时就想缩起来。”傅梓把两三年来积累的海外群组资源全部切断。
由于不知道有多少成员的信息被掌握,所有人都陷入未知的恐惧。很快,有人退出、切割,或再无法联络。《莽莽》初创成员尤加去探望其他成员,“我清清楚楚看到焦虑,愁眉苦脸”。大家都在担心:未来还能回国么?家人会不会被找?
尤加想起杂志第一期出炉时,成员们带着杂志、搭地铁去聚会的地方。在途中,尤加想要一本看看,一位成员把杂志抱在胸前、如视珍宝,说抵达酒吧后大家再一起看。“没想到过了两个月,这位成员就『半死不活』,没有力气了,就因为这个恐惧。”尤加说。他20多岁,在欧洲留学。
信任感正从日常生活中流失。和朋友聊正事,尤加总是将手机开启飞行模式,把微信从后台关掉——万一会被监听呢?去到其他国家,手机上蹦出陌生来电,虽然心里知道那大概率是诈骗电话,仍会想像那是公权力的触手。倘若在外地留宿,传来预期之外的敲门声,亦会让尤加胆战心惊。
傅梓在恐惧中感受到孤独。身边的外国同学每天快乐地喝酒、玩乐、积极讨论问题,他却忧心安全。“每天活得很抽离,好像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两边都在施压,把我挤在中间。”
“我们好像变成了一个敏感词。”尤加说。恐惧一度溢出,传染到其他社群的海外行动者。一些社群原本有定期的线下聚会,也因《莽莽》的安全事件取消。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9f0dff04a1f84dcdb12b06d00bce7ad6.jpg?imageView2/1/w/1080/h/747/format/jpg)
白纸运动促使政治站队变得大胆而公开,大家在看到彼此的同时,亦加剧了恐惧和警觉。缺乏安全感的交流,也难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真实的连结。身处美国的行动者胖丁说,以前大家参加活动还愿意添加彼此的微信,现在都用 Signal、Telegram 或 Whatsapp 等相对更安全的社交软件。线上群组中,也更倾向使用匿名。胖丁在海外参与运动已有四五年,关注女权、种族、社会动员等议题。四通桥事件后,纽约在地组织“不粉红”成立,胖丁加入其中做志愿者。
“我不觉得在海外就安全,家人还在国内。我知道他们(政权)会做什么,如果暴露了,一定会牵连到家人。”航星20多岁,正在日本留学。曾将政权视为“慈祥的父亲”的她,少时使用母亲的VPN翻墙出去,了解到六四的历史:“原来慈父不仅家暴、还会撒谎。”
刚到日本时,她不信任身边所有中国人,甚至假设所有人都和秘密警察有关系,自己随时可能被举报。“秘密警察算是我最大的恐惧。我不知道话说到什么份上是不可以的,不知道在哪里说有可能会被听见。”
为了参加在日华人组织的白纸运动,航星做足了伪装。除了口罩,她也戴上帽子包住染成亮蓝色的头发,连耳朵也不落下,并专门购入优衣库当季热销衣装——穿得愈普通愈安心。背上日常使用的背包时,航星也会取下挂饰、徽章。2022年参加港人在日本举办的六四集会时,航星甚至戴了两层口罩,因为担心现场有冲突,会被人扯下口罩。
恐惧是“鸡生蛋、蛋生鸡”。“特别是在简中媒体上,过度渲染海外游行的冲突、抗议者的暴力破坏。让大家害怕暴乱、肢体冲突、警察抓人等,也就降低了出去参加身边事情的动力。”胖丁观察到,这种恐惧被一定程度放大,有参与者要求组织者创造一个绝对的安全空间,比如英国的女权脱口秀要求“全女环境”。
港区国安法落地后,顺财认定,在政府时常担忧“剿匪不力”的“新香港”,做行动要建立比“打压已相对制度化”的大陆更严格的自我保护,比如,保持匿名和使用安全的手机软件。顺财也在日常人际关系中练习区分人——哪些人不会举报我?哪些人的安全措施做得够好?
“2019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安全水平线大概在什么地方。又经过2020年,看了那么多的case(法庭案件),知道怎么去做区分。”顺财20岁出头,她一度以为自己能踩住安全线。
但这套区分系统被现实击得粉碎。年中,在港大陆学生曾雨璇被控煽动罪。曾雨璇2022年来港后参加白纸运动,又于2023年1月和6月两次被捕,第一次涉及悼念2021年“七一刺警案”的涉案者梁健辉,被保释后,又因试图于六四前夕进行纪念活动再度被捕。曾雨璇认罪后被判刑6个月,是第一位被判“煽动罪”罪成的港漂。她刑满后被香港政府遣返中国,随后音讯全无。
曾雨璇案披露的证据包括:她与八九民运人士、传媒记者、朋友等人的对话记录,以及手机备忘录写下的注意事项和紧急联络人等。相关证据被法官接纳,写入判词。
旁听曾雨璇案后,顺财的恐惧被推至最高点:“感觉距离很近。好像你和朋友之间的聊天就可以被定罪。”她开始失眠,脾气变得暴躁,“无差别攻击”亲近的人,有一两次甚至在公共场合崩溃大哭。顺财忍不住想洗白自己,把国安法讲座转发到微信朋友圈,清理社交媒体帐号里的行动相片,退出活动群组。
白纸后,在人人自危的恐惧下,海内外社群活动减少,联系也变淡了。傅梓有时觉得,“我们在社会浪潮之下,曾经有无数人站在身边,像海浪一样裹挟着冲向体制高墙。现在浪潮退下去了,我们留在沙滩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好像被抛下了。”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9c45388546c941379ed2b6970926cff6.jpg?imageView2/1/w/1080/h/742/format/jpg)
精神最紧绷的时期,羊艮依然在社交媒体转发公共议题,发完又很害怕。她自嘲“胆小又觉得要发声,发完就害怕,不发又做不到”。
傅梓也发现,局势根本不允许自己缩起来。“因为身边朋友一个个被找到。我们需要收集情况,我就承担收集风险、了解具体情况的工作。”
他“受够了活在恐惧中”,并做了最坏的打算——政治庇护。傅梓仔细研究所在地的政治避难法律、程序运作,还跑去难民营了解生活,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踏上这条路。“基于安全考虑,必要的时候要下决心,另一方面还是有很多牵扯、顾虑, 要完全和中国切断联系还蛮遗憾的。”
但不管怎么说,下定决心这个动作给了他勇气。
“你把那个东西(恐惧)想像得比你还大,你觉得它伤害你,你解除了那个误会,或把自己变强大,恐惧会消失。”柏莉曾是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在北京工作数年,参加了在北京的白纸运动。
庞大的恐惧被拆解为细小的、可应对的解方。航星为自己打造了两个身份,普通大学生和在日活动家。大多数人认识的航星,是一位大学生,过着上学、吃吃喝喝、与教授吵架的生活。在日活动家则会组织活动,运营女权相关的 Instagram 帐号,在线下办展览。航星有意识地避免合照,以防两个身份在社交媒体上相遇。
傅梓也有控制恐惧的方式。例如建立一套信任判断的标准,“看大家做的事情,哪个刑期更重。如果刑期差不多,那就可以有信任的基础。”在向不熟悉的人介绍自己时,他会优先展示不那么敏感的身分,例如先介绍自己是读者、或者向对方介绍某个平台;如果对方也是参与者,傅梓会考虑用行动者的身份介绍自己。
“你不踩线怎么知道线在哪呢?”在香港参加过白纸运动的小钱认为,红线是测出来的。“比如你看新闻和做行动就会知道,六四悼念是不行的,但是目前来看做女性(行动)还可以。”
一度徘徊在解体边缘的《莽莽》决定继续走下去。大家转移了工作平台,更加注重信息安全,日常采取信息“阅后即焚”的形式。
“我们自己也很感慨,分明是做文字的,但信息只能存在一天,24小时后就会准时删除。”傅梓说。
被恐惧缠身数月后,改变发生在六月。傅梓在英国参加六四纪念,现场不同社群的行动者们向傅梓夸赞杂志办得不错。他感受到还能在不同国家、社群之间做更多横向连结,“重新找回未来行动的可能性”。
在连结中,恐惧衍生的孤独会被切断。随着与更多NGO行动者接触,傅梓了解到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的行动者也有相似处境,孤立感随之减少。有一次,他和班上伊朗同学聊起安全问题,伊朗同学耸耸肩表示理解,然后缓缓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机。傅梓很惊讶,也从怀里掏出两部手机。两人打开手机,都开着VPN,一人在A国、一人在B国(注:均不是所在国),二人相视苦笑。
顺财认为,与恐惧共存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白纸过后,吸纳和维系社群成为面对恐惧的缓冲地带。例如,小范围做一些“人畜无害”的事,看电影、骑车、爬山。在这些不敏感的活动中,或许能发现聊得来的可靠朋友。通过建立和维系社群,打开新的窗口,也能从中了解更多本地议题。“很多“正常”的途径(游行、集会)无法实现,个人的表达力量也很小,所以不得不去通过一个『社群』的方式做一些事情。”顺财说。
这个秋天,为了接触到更多真实的人,《莽莽》举办了第一次线下分享会。在确定做线下活动前,尤加花了些时间了解和认识当地社群,心里有底后,才敢发布活动信息,“也没法100%感到安心,发布信息的群里有许多人不认识。”为了控制风险,尤加拒绝参与者空降活动现场,必须提前报名。
不过,恐惧仍会在不经意中现身。活动前,尤加忙碌于准备分享内容,在现场接触到读者,也一度让他将担忧抛至脑后。但中途出现了小插曲——一位走错门的人士突然开门、探进身子,尤加赶紧叫停线上成员的分享,气氛一度凝滞。后来经过交涉,才知道对方不是秘密警察,仅是一位找错地方的路人。
在上海,让羊艮紧张的警车巡逻已成了一种常态,她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害怕了。“你每次出门都可能会遇到,从恐惧慢慢变成习以为常。”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16f83b5c85324486b0be4dbe66e1f90d.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尤加迫切想将伙伴们从恐惧中拉出来。他提议成员们共同创作小说,通过写作为自己赋权。这些文字组成了《我们在墙的这头》,成员们化身为一群数十年前的西柏林留学生,用笔触描绘出恐惧的形状。尤加写道:
“过几天即要回去,我感到很紧张。丽莎和我合写的稿子已经都留在了雅丝明家中。刚刚重新检查了我的行李箱,只留衣服。纸笔会被检查站拦下。
我此刻彷佛是一只即将浮出水面的鱼,将要被捞起、开腮、剖肚。我的每一片鳞也将被翻起。噩梦中边检官把手电筒插入那些还未愈合的伤口,也许他们想寻找什么,发现什么。
妈妈,我希望我是一只水母,无耳鼻舌身,全聋盲哑,这样他们即使抓住我,也无法拷问我。”
“我们共写恐惧。我们不会被牵着走,我们可以牵着恐惧。”尤加说,“共写一件事,会让大家更亲密,一起成长。不会有人倒下了,你却只能看着他。”
大笑也是对抗恐惧的方法。
白纸运动后,“女子主义” 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家”的脱口秀。布景时,工作人员用纸板做成蓝色铁门,代表疫情封控期间人们被困住。那次活动鼓励观众在白纸上写下想说的话。有人写,“我想参政议政”、“我想胡说八道”,有人写“想回家”。
“女子主义”成立于纽约,是一个旨在连结海外中国女性的泛女权社群平台,平时会组织女性和女权相关话题的活动,包括辩论赛、圆桌讨论会、女权戏剧、脱口秀/开放麦等。“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女权脱口秀应该是反审查的,让大家在舞台上讲一些可能在国内、或者是在日常的华语圈子里不敢讲、但是很真实的东西。”“女子主义” 的合伙创办人淼淼说。
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网上盛传一则现场流出的视频——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警卫架走,坐在他身旁的高官们全都面无表情、目视前方。“觉得很震撼,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被带离自己的岗位,临走前还一直想拿那个小本本。”淼淼将看到画面时的震撼和恐惧写入段子中:“你的前领导人,一个白发老人被强行带走,你都无动于衷,你还是人嘛?”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1971552365cb4cd68d38cfba0f3c530d.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时,淼淼以替代词称呼某个领导人的名字,直到第一次“直呼名讳”时,听到自己声音的淼淼有点震惊,但情绪很快转化为兴奋。“开始讲了之后,也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讲?”原来讲出口也是政治脱敏的过程。政治“梗”在舞台上出现时,台下观众大多捧腹大笑,偶有不知含意的人,在了解后会倒吸一口凉气。
“讲这些东西从来不是要哗众取宠,完全因为这些压迫、痛苦,尤其清零政策下的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压在心头,成为创作动力。”淼淼说。
淼淼认为,在父权制、威权系统下,调侃一个强大的权力、对其笑出声来,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大笑可以消解恐惧。“尤其作为亚裔女性,很多时候你只要跟人交流,就有可能遇到情况,因为身形比较小,觉得自己渺小无助。但你只要盯着这个人,甚至可以笑这个人,就已经能让对方感到非常惊讶,有 empowering (赋权)的效果。”
练习面对恐惧之前,也需要主动建立安全的空间。“女子主义”在现场安排了一位 peacekeeper (调停者),在活动开始前,peacekeeper 会告知观众一些原则,例如不能拍照、录像。若现场有人让观众感到不安全,可以告知 peacekeeper,这样可以获得及时介入、调停,不必让观众独自面对冲突。
志愿者胖丁记得,四通桥事件后,有一位法国同事问,“为什么他只有一个人?”胖丁认为,这个问题背后显示出西方民主社会对中国集权审查的认知缺口。在美国的行动中,留学生和华人群体有很多“真实而抽象”的恐惧,例如身边有“小粉红”干扰行动,与其他民族、社群之间的认知、经验差异等。因为内化了恐惧,很难迈出那个坎。
能面对的方法,是组织低风险(low risk)的行动。胖丁指出,在实践中,恐惧是可以被转化成具体的安全评估,是可控制的。“不粉红”在组织一次讨论新疆的活动中,一开始没有将报名表对外发放,只在信任的社群内部分发,“活动目的是想深度聊,所以要在小和安全的空间,不需要一开始做很大。”那次线上活动,在国内的参与者没有打开摄像头,但海外参与者都开了。“聊天氛围特别好。因为是每一位参与者共同创建出来的真实和安全的空间,所以大家才能很真诚地去讨论。”胖丁说,靠不断实践“破圈”,打开和建立社群,拒绝自己成为国家机器向内和向外扩张的爪。
在法国,社群“自由广场”建造出了降低行动者心理门槛的“二层结构”。成员蒋不介绍,“一楼”公社组织沙龙和放映,讨论当代艺术和政治,人多的时候能有四、五十人参与。“二楼”便是自由广场,第一次活动是2021年六四悼念,而后陆续组织过八、九次线下示威。
从一楼走上二楼,是跨过恐惧的步伐。“我们是希望大家,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刚到来到海外,不敢参加示威,但好像听一个沙龙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想用比较温和的形式吸引一些刚开始、更温和的人,把他们吸引到二楼去。”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ffe2b90251f54858bd7d35d3d482952e.jpg?imageView2/1/w/1080/h/747/format/jpg)
柏莉抓住钥匙的习惯在今年解除了。
夏天,29岁的柏莉前往北美留学,从一名文科生成功“转码”。她所在的城市不太有政治氛围,就连市长选举时期,街上都鲜有政治宣传。“我本来以为我会讨厌所有情况下的所有警察,但我也不讨厌这边的警察,现在看到警察也不会觉得烦。”柏莉说,因为弦子案件,以及过往采访的许多法律相关事件,在北京看到法院建筑会感到反胃。现在再路过市政大楼、法院,已能当作正常的机构对待。
将傅梓包裹的恐惧和孤独感正在散去。“我们就是在黑暗之中活着,构建自己的社群,独立于系统创造一些东西。”傅梓说。
傅梓有时会想起曾在网络空间相遇的人。一些是参与去年香港集会的大陆人,活动结束后在Telegram群组互道珍重“兄弟爬山、煲底见”后,群组就解散了。一位北京女生,在大学贴上白纸后兴奋地跑来与傅梓分享感受,但很快因为辅导员查到监控,来与傅梓道别。另一位去年想去四通桥声援的女生,被警察抄下身份证后,觉得自己变得不安全,决定离开Telegram的世界。
“现在面对离别,至少会想,见过这个人的存在。 ”
傅梓现在觉得,用假名也挺开心的。真名是父母给的,在海外的行动者社群反倒有点“chosen family”(自己选择的家人/家庭,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像家人一般支持对方、共同生活)的味道。“和什么样的人认识,反正都是假名,唯一可以面对的是一起做的事情,这些才是很本质的东西。”
应受访者要求,艾歌、羊艮、柏莉、顺财、小钱、尤加、傅梓、航星、胖丁、淼淼、蒋不为化名。
本文章由 flowerss 抓取自RSS,版权归源站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