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花阴谋论”背后是什么心态?

“献花阴谋论”背后是什么心态?

维舟

uq“我最好的朋友全走了。”

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体育馆屋顶坍塌事件后,幸存下来的一位女生伤心欲绝。她的11位朝夕相处的队员和教练,以及他们长久以来的排球梦想,都在那轰隆一声巨响中被埋葬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换作是谁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受不了。对遇难者的亲友、乃至对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终生难愈的创伤记忆。这两天,在事发地的校门口,堆满了鲜花,人们以此为死难者送上最后一程。

然而,在微博上也有人怀疑,这一献花行为本身隐藏着阴谋:

这种无凭无据的揣测让许多人为之震惊:“这是得多恶毒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有人则愤恨之余称之为“蛆”、“半兽人”,悲叹这样“反智”的逻辑正说明了国内网络舆论的险恶:“互联网没有辩论,只有这类肮脏的诽攻。”

然而,气愤归气愤,这并不能驳倒这位的观点,她反倒对论敌嗤之以鼻:“没文化,真可怕。”不仅如此,她断言此事并不单纯:“这种出事就是‘老百姓’出来献花的手段,妥妥就是外国人搞颜色革命的那一套,你们又有几个是真的替死去的人着想。”

就像她的论敌们一样,她也想到了两年前的成都49中事件,当时就有传闻,献花者当中有港台口音,她看来对此笃信不疑:但凡这样的事,都是需要“时刻警惕着”的。

有一点确实不假:近年来每次悲剧发生之后的献花悼念活动,都有这样的阴谋论出现,但这些人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想?

必须承认,这样的心态在我们的社会广泛存在,太多人虽然是普通人,但却会自动代入“当家人”的视角,产生一种“对权力的共情”。这样,哪怕你遭遇什么不幸,但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关起门来哭,让这事悄无声息地过去。

这种视角的出发点并非个人处境,而是集体利益。在他们眼里,世界按照群体的边界一分为二:内部才是栖身之所,而外部则是危机四伏的暗黑森林,因此,对外部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与内部的绝对服从和拥护,乃是一体两面。

既然如此,集体内部就必须紧密团结,至少不能给外部“递刀”。这势必带来对个人行为的严格约束,就像格伦·古尔德所说的,“一旦要求人们紧密团结,那么一定会有人窒息而死”,但对这些人来说,这不过是必要的代价,因为重要的不是哪个人,而是集体的存续——他们假定世界是一个残酷的斗兽场,只有沙丁鱼罐头那样紧密无间,才能活下来。

这样一想你就能理解,它为什么不认可任何自发行为,因为只有你完全按照集体的利益行事,才能积累道德资本。这样的逻辑推到极致,就意味着压制乃至消灭自然的情感,你的个人情感应当屈从于集体要求——至少,不能公开表露出来,以免对集体不利。

顺着这种家长制的逻辑,它进而相信,个体是无法自主的,如果它竟然有什么逾越“本分”的行为,那必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教唆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些话的人虽然经常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但实际上他们却又蔑视普通人,仿佛那只是些愚蠢的孩子。

既然人不应有自发的情感和行为,而只应按指令行事,那么人和人的自发联结也就无从谈起——这种横向联结从好里说是没必要,往坏里说甚至会被看作一种威胁。不难想见,由此出现的是一群散沙化的工具人,他们不应有自己的感情,像工蜂那样为集体劳作就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体的共情是谈不上的,那会被轻蔑地看作“妇人之仁”,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似乎有一种惊人的天真,那就是相信别人所遭遇的不幸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然,万一这样的事降临,他们也将得不到同情——就像商鞅,最终发现成了自己变法的受害者,无可遁逃。

《魔道祖师》

说到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位微博主的ID“蓝二哥哥无羡弟弟”,想来出自著名耽美玄幻小说《魔道祖师》里的蓝忘机、魏无羡。这对同性恋角色的设定本身是反主流的,作者“墨香铜臭”甚至一度入狱,一个非主流文化的爱好者,却又如此激烈地拥护主流价值观,这是什么缝合怪?她为什么相信自己可以幸免?

我当然不认识她,但我见过不少像这样的人。他们大多成长于一个保守化的社会环境中,有的还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对现实的“中二”态度有时单纯到令人同情:他们真心相信现实就是自己所抱有的那套狭隘的信念,并且固执地把异议者都看作是愚蠢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认为现实生活的事件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被人为操纵的秩序。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蔑视反驳者“没文化”,因为按照这种信念,“你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你看到的只是表象,她自信自己才看到了真相——然而她所以为的“真相”,其实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直觉。

从这一意义上说,像这样的人是无法被驳倒的,《狂热分子》一书对这类人有极好的观察描述:

热情依附是他盲目献身与笃信的根本,被他视为一切德性与力量的源泉。虽然他这种一心一意的奉献究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支撑,但他往往会把自己视为他所依附的神圣伟业的捍卫者。……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这或许就是问题的根本:狂信的背后,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个体,出于情感依附的渴求而拥抱某个强有力的支撑。看上去咄咄逼人的恶毒语言,换个视角来看,却是当事人捍卫自我信念的防御,他们在融入集体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力量感。说起来,这是相当可怜又可悲的处境。

像这样与其生命历程绑定的一整套逻辑自洽的信念,是很难三言两语就有所触动的,遑论转变。常有人说,“被社会毒打了才会醒”,这或许倒不无道理,因为这样的人往往对权威抱有某种伦理期待,相信它会回应自己的信仰。那种破灭是相当痛苦的,但真正的改变,只有在这痛苦之后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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