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所谓的“革命先锋”与“先进工业化”组织

这几天和美国同志交流时，意外地在大群的布站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在我通读了全文后忍俊不禁，这不是一篇针对我所代表的所谓"机会主义"的檄文吗？事情的起因经过，是我在7月尝试与中国的同志取得联系，因此想加入大群进行讨论。在尝试申请聊天权限后，我接触到了大群的组织。再三考虑后，我打算加入该组织，进行进一步的革命工作。然而，我在参加了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会议后就被该组织移除了会议，并且被大群机器人封禁。事后还被大群的先生们诉诸文章，批判为"机会主义者"。这个帽子，我今天想把它摘下来，还给大群的朋友们。

《暴力的秘密地下网络才是中国革命之出路》，这篇布站时事评论分区浏览量1.5K的文章就是大群先生们泼的脏水，指责我是所谓冒头的机会主义分子。要不是最近美国同志问起，我还不知道他们还写了这篇文章来给我扣帽子。当时那次会议上他们让我断绝与美国同志的联系，在我质疑其必要性和理论上的出处，发出了一长段为自己抗辩的文字，希望当时负责我的管理为我答疑解惑，并正式地要求进行另外一次会议来厘清误会时，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把我的账号直接封掉，说着什么“我们已经记录了你的发言，你的发言将作为我们批判的证据。既然你不断绝联系，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一副高高在上、拒绝讨论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做派，完全不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面对新加入的同志对于最基础、最根本的原则路线问题的疑惑，不进行任何进一步解释和交流，无视群众和新同志对于这些问题和概念“不熟悉”、“不了解”的客观事实，强迫式地、凭借个人主观愿望决定问题，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多次批判的命令主义。那么他们记录了什么样的“发言”呢？在文章里，把我的观点“为什么不能和其他革命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组织保持交流”曲解为“亦或是毛泽东同志有要求过组织成员要禁止任何联系吗？”，并且回避我关于”如果成员要在线下装作小粉红，避免一切政治交流，那要如何接触工人，建立群众路线？“的质疑。在这一切之后，终于把已经被封嘴的本人打上机会主义分子的标签，好一套风风火火的组合拳，不愧是永远正确的大群路线——因为反对派们早就说不出话了。

当时的某位同志建议我去阅读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希望让我了解了解地下党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是不能与其他组织建立联系的，是不能轻易进行线下的群众工作的。然而在我”真正“的”读完“了全书之后，不禁怀疑，这位同志真的有读过这本书吗？我当时的反驳，”...同志你推荐的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这部小说中，也有提到党内有同志正在苏联学习，这不就是实证吗？...这部小说内的三位主要角色中的两个：伊藤和须川可是有合法身份的，他们在法西斯时期的日本国内，以合法的身份，结合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在工厂内进行革命活动，而只有主角是非法的身份。而他们采取的争取群众的方式，就是和身边的工人群众内进行政治交流，不放弃，反而巩固这种政治联系。这不就是对于水浒所说的“全然”的地下革命路线的最好驳斥吗？“，最终收获的只有沉默和”you have been banned forever.“。

现在的修正主义政府，还能让阳和平这样的左派公开发言，积累70多万粉丝；对于参与佳士运动等工人运动的左翼活动家和革命者采取舆论控制而非“人道毁灭”。这些事实都证明不同于法西斯时期的日本，现在的中国有足够的空间结合合法和非法的工作。当然，这不是幻想中修政府不会出重拳打击革命者，因而选择放弃自身的隐秘性，从而采取脱离群众的冒进、短视的行动的理由——保持这种幻想的人无疑是幼稚而机会主义的。将合法和非法的工作有机结合——这应该是路线问题，而如何在保持隐秘的前提下将这一路线贯彻下去，这是实践问题，是策略问题。在这一方面，菲共的实践走在前头，他们的城市和农村，地上和地下的斗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而回到革命事业十分艰难的法西斯时代日本，日本同志也仍然是深入群众，亲身参与群众工作，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大群的“革命家”们，指望着在网上发发政治报，就能指挥中国革命，实在是令人发笑。从未参与过群众工作，在书斋中挥毫泼墨，只能反映出大群先生们机会主义的实质和小资产阶级的秉性。

说到群众路线，就不得不聊改良和改良主义了。改良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早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就有过充分阐述，在"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以及”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等议题上列宁已经说过”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糟糕的革命家 ... 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革命家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相结合的手段，既要避免放弃非法手段的右倾保守主义、改良主义，也要避免放弃合法手段的左倾冒险主义、”革命“主义。然而，在《暴力的秘密地下网络才是中国革命之出路》一文中却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我所谓”改良主义“的观点，拿些“改良主义才有出路，列宁的暴力革命当今社会走不通。”这些我从来没说过的胡话，来指认我的机会主义者身份。把改良的合法手段当作是“改良主义”——大群先生们对于”改良“和”改良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足以看出他们在理论上的薄弱和其所谓”革命主义“的实质。无怪乎如今大群又在那愤愤然地抨击童润中的“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路线了，认为他从头到脚都是错误的，看来都是依据的同样的逻辑。这里再劝劝大群的先生们，与其批判童润中的“改良主义”路线，还是多做做自我批评吧，批判下自己为什么会缺席红红火火的工人运动？当童润中帮助的工人在为工资生计而挣扎求生时，在一旁作壁上观的大群先生们又在干什么呢？想必一定不是在写着抨击童润中的小作文吧。

大群的某些同志在那一次会上言称要避免”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真是好一个自我指涉！当谈到具体路线时，谈到具体的行动方针时，对于具体的群众工作和线下工作三缄其口，而对于政治报工作和政治披露却侃侃而谈。然而谁是政治报和政治披露文章的受众呢？无产阶级和广大工人群众会翻墙吗？会英文吗？会主动搜索到相关网站和群组吗？能接触到这些的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小资产阶级。大群的政治报路线在远离中国互联网的线上自娱自乐，对实际的群众路线丝毫不提。在上面那篇文章里，大群先生们提出一个”革命家“和”革命群众“的理论，他们把”革命群众“称为”革命家“的”代办员“，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群众工作交给”革命群众“来做，而”革命家“自己却舒舒服服地待在书房里洋洋洒洒地写着政治报呢！正如他们所说：”这种组织下的革命家骨干，是整个革命机器环节中的链条的核心，是一定不能被调查的。... 同时革命群众也必须把革命家视作是珍宝来进行保护。...“。而这些”革命家“对于”革命群众“的态度呢？”举个例子，你是革命群众，可能就是一个刊印中负责装订部分，你只知道这对革命有帮助，中修把你拉去喝茶，逼问，测谎，头按水里，搞囚徒困境。对于工作之外的其他成员信息，一问三不知。最大的秘密性在于从一开始就没有信息。“。没错，”革命群众“只是可以牺牲的棋子罢了，"革命群众"本来应该只是”群众“,而非职业的、组织起来的”革命家“，然而却在大群的路线下成为了冲在革命最前线的人，承担了最大的风险，也是真正做群众工作的人，这又是一出颠三倒四的好戏了！

关于和其他革命组织的交流问题，我已在当时充分地反驳过了，然而大群的先生们却视若罔闻，在批判我的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删掉了“革命”以及“组织”的限定语。正凭借此，他们得以给我定罪为“机会主义者”。他们认为本人的观点——即我们应当与其他革命组织和群众建立联系——是机会主义的。大群先生们认为这样做会暴露组织，本质上是试图公开并合法化革命工作，在他们看来，这相当于改良主义。且不论这样的滑坡谬误是如何成立的，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如前述，就革命组织的问题，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认为在中国应当有转圜的余地，需要合法的和非法的工作结合。尤其是宣传阵地，例如阳和平老师的视频就给很多人普及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将很多不认同如陈平、沈逸和张维为之流，却苦于找不到其他道路，其他方向的群众争取了过来。而这一阵地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国际上的组织，这既是客观上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主义，而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也是主观上的需要：各个国家的左派势单力薄，需要来自世界各地同志们的支持，同时了解世界各地革命的形势，也是很好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机会。因此，这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无论现在的情势是否支持革命组织进行像阳和平那样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与其他革命组织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和合作无疑都是极其重要和有价值的。我在美国的所见所得就是美国的同志不会放弃任何一次与其他左翼团体和人士的交流机会: 他们和美国、印共毛、菲共以及某些中国国内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和个人都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甚至面对面的讨论交流；他们会参加一些左翼活动或会议，例如PSL（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举办的活动，Socialism 2024 大会以及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在这些活动的现场寻找有发展潜力的成员。这些实实在在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和教训，可比在政治报路线上一意孤行的大群先生们要接地气的多。而美国同志们对于如何在工会中争取领导权；如何建立长期的、广泛的与无产阶级工人群众的联系；如何接触工人阶级，并在其中发展新成员，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比大群先生们走得更远，经验更多。大群路线的固步自封，让他们自绝于世界革命，自绝于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革命浪潮，最终成为历史滚滚车轮下的尘埃。正如我当时所写的那样，“从线上走到线下可以是一条互联网时代以来革命组织成型、发展成员的道路。”但是线上工作是不能取代线下工作的，中国的革命组织总归是要“落地”的，大群抱残守缺守着政治报工作不接接地气，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真正革命的组织的。

再来看看大群是如何吸纳新成员的呢？只要你能找到大群，申请聊天权限，然后填写一串声明，只要你遵循那五条基本判断（其中的那条认为中国是“二流帝国主义”的判断已经是十年前的了，现在是否还符合还需打上问号）并且通过面试，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成为大群的“正式员工”了！接下来每周写一写批判文章，开一开组会，再在组会上发发言，进行“诉苦大会”，这就是大群的日常工作内容。如果有同志认为大群在面试上很严格，那么你也想多了，至少我参加会议时的与会成员，他们的很多人都还只是理论入门，有些书都还没怎么读过，甚至还有年纪轻轻的高中生。而在“是否应该断绝与国外革命组织联系”的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他们却只给了我仅仅两天的时间去联系美国同志然后做决定，这还是在不考虑时差的情况下。大群对于成员的选择的随意和对于新加入成员的独断，无视其可能存在的客观条件限制，都说明大群本质上就不是这些先生们所说的革命家的组织，不过是个群众组织罢了。而再看看在大群先生们眼中看不上的，认为是办改良主义读书会的美国同志们是如何吸纳成员的呢？他们有专门的下属的、驻在高校的学生组织，进行读书会的同时物色积极分子，而这些积极分子至少需要一个学期以上的密切关注才会被考虑吸纳成为新成员。组织中的不同同志还会多次和这些潜在的新成员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线下与线上的接触交流，从而进行评估。组织还会给他们安排一些简单的工作和任务，进一步地了解潜在成员的品性、思想和能力。虽然我反反复复地解释这个学生读书会只是该组织的一部分，旨在从进步学生中寻找新血液，他们还有其他的手段接触工人阶级，从而吸纳工人进入。以及“读书会本身只是吸纳成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参与工会斗争，以及在工厂等工作场所发展群众路线。甚至于这个读书会本身就是一个维持组织隐秘性而不得不设立的在地下和地上之间过渡的中介，是保护组织的一种策略。”但是大群的先生们似乎铁了心地认为他们就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组织，依据仅仅是因为他们“竟然”要采用合法的读书会来发展成员。

可笑的是，当我给大群的先生们介绍美国同志的工作的时候，他们非但毫不关心，反而质疑我是在参加工作面试，之所以说这些经历，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有经验，好在组织内谋求个好“职位”。现在看来真是讽刺，只有满脑子官僚主义那套的人才会时时刻刻关注着你是不是要谋权篡位。对于有实际组织经验的同志，不是欢迎，而是警惕，从这就能看出大群的成色了。我看到该文章并分享给美国同志交流后，他们普遍认为大群更像是宗派主义和贡萨罗主义的结合。在我看来，他们也的确完全不晓得什么是团结-批评-团结。就像秘鲁共产党在1980年代做的一样，PCP把进步的左翼农民组织PUM推到了敌人一边，打击中农和富农以及小资产阶级。失去了大量过去的盟友和亲共人士的支持，最后孤立了自己的力量。更不提秘共的同心圆路线和军事化党，个人崇拜及天才论的泛滥，让批评与自我批评失去了作用，最后只能沦为贩毒的军阀势力。大群对其他革命组织和同志的颐指气使、目中无人、唯我独革，都只能让大群的宗派主义、组织至上和官僚习气，更充分、更完整地暴露在所有有识的各国同志的眼中。大群蒙着头走，只能走上秘共的老路。不过万幸的是，大群只是个线上组织，指望它有军队去贩毒还是难为它了。这一点上，大群实在是做了一件好事。

在大群参加相关工作的不全是这样的宗派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也有认识到大群本质的同志主动或被动地与大群断绝联系，并批判大群的路线。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需要的正是团结-批评-团结，因为我们并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当时参加会议时，很多同志分享自己的经历，让我都感同身受，能够体会其中的压迫。这其中还包括那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在理论上很薄弱，十分需要正确的引导。然而，大群的那一撮宗派主义分子把这些同志引向歧路，占着最有影响力的大群位置，却反而把很多革命同志推得更远，实在是唏嘘而愤怒。大群自诩为是成员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互联网上的革命组织，自以为人数的多就代表真理，就能代表无产阶级。实则不过是复演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历史罢了。大群先生们自鸣得意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组织“，现在看来，既不代表”无产阶级“，也不坚持”马列毛主义“，更不是”革命组织“，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坚持贡萨罗主义机会主义的群众组织。

最后，我以当时和大群交流的最后一句话作为结尾，“水浒对于摆脱其他组织的联系如此看重，却未曾见过水浒的同志条理清晰地说明原因？从始至终水浒的同志都未正式说明过这么做的必要性，却采取如此一刀切的态度。这一点上和中修的官僚资产阶级倒是有些不谋而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