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拿巴主义与习近平政权

在中国资本主义荣景不再，而社会进入巨大破浪的前景下，千千万万中国工人和年轻人们都会想要解答的一个根本性的疑惑：中共为什么存活了这么久？习近平的政权又代表了什么？还有最重要的——中共党国体制究竟会往何处去？

大家都知道中共党国是一个独裁政权。中国共产党是唯一可能掌握行政权的政党，而这个党和国家机器上是一体的。工人群众没有有意义的投票权，更没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任何讨论或发言的空间都只能在党的同意下存在，并能够立即被销毁。工人虽然仍然罢工，但法律上的罢工自由权却早已被撤除。党国无时无刻不利用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监控和镇压异议者和阶级斗争。因此，情况是有别于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的。

但更具体来说，我们也注意到中共极权的程度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量的变化。 2000年代，也就是所谓的江胡时代，的确一时之间存在了一定程度的公开政治讨论空间。当时候有各式各样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私人媒体在互联网的扩散之下可以对整个体制做出一定程度的批判。这让当时各形各色的自由派，不管保皇不保皇，都以为这正是经济的开放（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必然带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扩大。党内的不同派系也有了较为公开的政策辩论，当时薄熙来和汪洋的蛋糕辩论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但是在习近平上台后，这些空间明显地被压缩。以维稳之名各式各样的公开批判都遭到打压，任何批判也都被严密控制在对于底层或是地方官贪腐的揭发或举报的限度内。当然，我们也知道自由派的私人媒体，像是《财新》，仍然存在，而自由派所受到的打压远远不及革命左派所受到的镇压。习近平在党内独霸的过程同时也让党内的政策斗争变得越来越隐晦，外人只能靠着揣测和听床的方式来辨析党的政策意向。这一切又跟中国资本主义整体的危机、社会内部矛盾和底层压力的上升和阶级斗争的上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分析中国国家机器的变化同内部阶级斗争的关系也是此篇文章所需要澄清的关键理论知识点。

那么，我们要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理解这一切（注意，这里最重要的是方法），是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必备知识。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将理论的发展作为学习的出发点，也就是从「波拿巴主义」这个概念来延伸应用到当今具体的情势。

国家的基本角色

但是要想谈及波拿巴主义，我们就必须先从国家机器（The State）开始。

恩格斯早已解释道，国家机器的出现，源自于阶级社会的出现，也就是整个社会存在着一个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完全矛盾的。而国家则是维持着、捍卫着统治阶级的体制免于被阶级斗争摧毁的工具。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解释道：

「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那国家具体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是使用暴力，也就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及的「特殊的武装队伍」如警察和军队，以及法院、监狱等等的机构来执行特定社会体制的秩序。任何从根本上挑战既有体制的人或势力势必要面对国家暴力，而任何社会革命也势必要推翻既有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结论：

1. 任何形式的国家都是捍卫统治阶级专政地位的工具。每一个政权，包括民主政权，都会在「紧急」条件下镇压和压制被统治阶级的权利来防止革命。
2. 国家的上层建筑形式是会由于一个社会内部的客观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进程而受到调整和改变的，但所有的改变都是为了捍卫统治阶级的地位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制度。
3. 给予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者民主权利并不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就有的特质，也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改变的状态。资产阶级民主权利首先是资产阶级拥有的，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民主权利都是靠斗争从统治阶级赢来的让步，并随时有可能被国家在一定情况下收回。

这一切都证伪了我们常见的自由主义老生常谈，他们说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发展会「启发民智」、发展中产阶级、发扬「法治而非人治」的这种观念来巩固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的自由派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当下的发展为什么是如此。

从这几点看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以武力展现和捍卫统治阶级专政的潜能，而当国家在某种情况下必须开始将其自身提高于所有阶级之上，用赤裸裸的暴力来仲裁阶级冲突压制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出现。

波拿巴主义的形成，历史角色和极限

波拿巴主义诚然是以拿破仑·波拿巴为名的。这名来自科西嘉的矮子在历史上看似完全独立于所有阶级。他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夺取政权，一方面称王称帝，看似背叛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愿望，但同时也透过独裁和战争在法国和欧洲大陆上推行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扫荡了遏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制度。面对不同阶级，他在不同时段能够「拉一个，打一个」来巩固自己以及以他为首的法国国家的权利。庸俗的人看到他的生平只会说他是某种高超权谋家，但马克思已经理解，波拿巴个人的角色，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取代旧社会，并完结其不可逆转性的过程。波拿巴个人的特质和偶然人生经历让他成为了这个历史必然的执行者。

因此，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虽然波拿巴主义政权经常由某些个别人物扮演着非常明显且巨大的角色，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波拿巴主义最终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并且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不一定是需要有个克里斯马独裁者。就如同格兰特在《欧洲现在是民主的还是波拿巴主义的？答弗朗克》这篇文章内写到：

“波拿巴主义也呈现出类似的多样性。拿破仑、路易-波拿巴、施莱谢尔和帕彭、贝当以及各个转变成波拿巴政权的法西斯政府，所有这些都是波拿巴政权。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国家的独立，「个人」权力的集中，直接而公开地依赖于国家机器通过军事–警察权力进行的统治，亦即「刀剑之治」。无论政权之间存在何种差异，无论工人组织的存在在某些情况下权利被削弱或受到限制，它们都具有上述共同特征。每个国家的具体特点又取决于该国的历史、使波拿巴主义得以发展的社会矛盾的发展等等。 ”

另外，不同状态的波拿巴主义熄灭阶级斗争有着不同的目的。正如Ben Gliniecki的在《煽动者和独裁者：什么是波拿巴主义？ 》中解释道，在拿破仑和他侄子路易·波拿巴的时代，这两个政权扑灭阶级斗争的结果就是让仍然在上升的资本主义制度得到更稳定的发展和扩散。同时在那个时候，国家也可以仗以仍然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作为其群众基础来同时打击部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势力。当然我们知道，整体来说，那种时代已经是历史的过去。

而在一战前后出现的各个波拿巴主义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则是在捍卫着已经耗尽历史进步性的资本主义体制。一方面要代替统治阶级来打败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并树立新社会的尝试，但另一方面又要为已经自身摇摇欲坠的腐朽体制找到新的稳定存在。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为波拿巴主义归纳出另一个特质：它是一种过渡性的不稳定状态，是社会危机的反射和结果。也因此当我们在观察某个波拿巴主义政权时，我们必须要辨析以下几个问题：

●     是什么具体的历史进程造就了当下的波拿巴主义，产生它的背后社会进程是朝着社会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方向？

●     它主观在捍卫着什么社会体制？

●     当下具体的阶级力量对比和斗争程度又如何在演变？

应用在当今习近平中国上，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探讨另一个重要的元素，也就是过去的中国无产波拿巴主义是如何具体转型为当今资产阶级波拿巴国家的。

中共从无产波拿巴转变到资产波拿巴

1949年的中国革命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二大重要的事件，因为它的成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内扫荡了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并成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扩散于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动力。

然而透过这个革命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从一开始就没有工人民主，因为工人阶级不仅没有透过如苏维埃这样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来夺取并形成新的政权，并且反而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是被动的。夺取政权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以农民军为基础的中共透过军事胜利来驱逐既有的国民党并取得了既有国家机器的控制权。中共作为一个政党也就和中国既有的国家机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党国体制的轮廓。

中共的主观意愿甚至一开始并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而是缔造一个以共产党执政的良善资本主义体制。但是不断革命论所阐述的物质进程，迫使中共为了捍卫自己于反革命和朝鲜战争的威胁，动用国家力量征收了资产阶级，建立国有化计划经济，并促成了许多重大的生产力发展。尽管中国的计划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官僚独裁掌控的，并且经历过不少的巨大错误、冒险和混乱，我们仍然必须正视计划经济制度为中国带来的巨大进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在这些历史进程下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首先，在这个时期的波拿巴国家，跟资本主义的波拿巴国家不同。它捍卫的不是私产制，而是国有化计划经济，因为官僚们可以在蓬勃发展的计划经济中揩油来获取重大特权，官僚的生计是跟这个独裁国家所控制的计划经济连结在一起的。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虽然生活在属于他们的财产制下，但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官僚凌驾在工人阶级之上，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防止工人获得政权，在国内和国际上做出反革命的勾当，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捍卫计划经济于帝国主义或者各种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进攻，因为这也会让他们失去特权。在这两个考量上平衡于不同阶级之上，就是泰德·格兰特从托洛茨基衍生出来的「无产波拿巴主义」理论。

无产波拿巴官僚并不是一个新社会型态必须要有的阶级，（就像是资本主义必须要有资产阶级一样），而是一个寄生于计划经济上的肿瘤。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里解释道，官僚为计划经济植入了资产阶级式的分配，让一个特权阶层私自囊括和控制大部分的生产成果，这也是这样社会内的根本性矛盾。

但这是在生产力透过计划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时期的无产波拿巴主义。当计划经济由于官僚没有被推翻而持续存在而进入体制性危机的时候，无产波拿巴官僚又会怎么做呢？

托洛茨基对此做出了三个假设。一是官僚被一个革命政党和群众推翻，将工人民主注入既有的经济并将推进国际革命重新提上议程，那么这个政体就可以存活下来，脱离官僚独裁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并随着世界革命的推进茁壮。可惜的是，这并没有发生。

第二个假设则是既有的官僚国家被一个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党给推翻，旧的官僚国家被瓦解，一部分官僚被清除，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正是我们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几十年后的命运上看到的。

托洛茨基的第三个假设则是贴近于中国后来的发展，他在《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内解释道：

“官僚们仍继续统治着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凝固不动的。我们绝不能希望官僚会为社会主义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愿的牺牲自己。既然现时官僚可以不顾那些太显明的不便之处而实行等级和勋章制度，那么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

托洛茨基的远见从理论转变成现实。中共党国官僚在绝对不能容忍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前提下，也发现计划经济的停滞同样对他们的特权造成威胁。因此，越来越多部份的官僚开始导向某种向资本主义退让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最终成就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重建。

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领导层得以团结官僚机构中的决定性部分，支持逐步引入资本主义改恶。为了维持他们的政治独裁，他们非常谨慎地做了这件事。他们逐渐引入了小规模的经济市场化，同时放开了计划的许多方面。他们倚重外国投资，但没有让这些投资者在政治上主宰政权。同时，许多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瓦解，让世界资本主义体制获得独霸地位和暂时稳定。这样里应外合的环境下，计划经济最终被解体了。就业保障、免费医疗和住房完全破坏。经济变得主要由世界和中国的无政府市场波动所主导。党国的政治独裁仍然完全没有改变。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经济在1990年到2010年中期左右得到了巨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党国仍然强大但外资可以涌入的前提下，中国透过制造业发展和出口贸易快速的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是18.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如此的经济成长，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稳定的最主要来源。

诚然，中国经济的根本基础已经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由盈利动机、私有财产制和无政府市场驱动的。然而，中共维持自身政治地位的一个步骤，就是维持大部分工业和最大的银行的国有地位。现在，这些工业杠杆并不是以计划的方式运作。它们被要求像普通公司一样盈利。但它们仍然在党国的控制之下，在需要的时候，政治独裁者可以为他们的政治需要调动这些产业。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中国仍然可以利用过去计划经济的遗产来发挥其优势。

资本主义中国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由国家养出来的。因此，与被资本家收买的政党和政治家不同，中国的资本家阶层是服从于国家的。也不像以前的殖民地国家或小国，中共国家可以确保他们可以创造出不受外国帝国主义影响的大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中共政权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工人阶级、也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继续受政权的统治。

上述的情况描绘了当今中共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几个特征和极限，我们可以如下总结：

●     从前建立过巨大进步财产制度（计划经济）的党国自行重建了一个退步的财产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容许工人阶级有任何政治空间来真正地质疑如此的背叛，因此也必须维持着党国独裁制度，自然也不会给予群众资产阶级民主权利，尤其是工人阶级。

●     党国现在的波拿巴主义是平衡于国内软弱的资产阶级和巨大且没有被打败的工人阶级之间，并开始要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加剧的社会矛盾和其后果。

●     党国官僚已经跟资本主义私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连接。他们的特权跟资本主义是唇齿相怜的。因此它们出于捍卫自身生存的目的而捍卫资本主义。

习近平的崛起和现况

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危机稍为缓和一点的时候，上述社会体制中的这个波拿巴国家甚至可以有一些放松的趋势。譬如在江胡时代，政府对商业的管制非常松散，贪腐横行，但是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言论被容许发生。但是到了危机开始上升的时候，党国体制为了捍卫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就会开始采取更加权力集中来维持秩序，压制工人阶级的反抗能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震荡以后，党国开始反转之前的宽松政策，转向权力集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会出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许多方面，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没有很多证据表明他比他那一代的其他官僚明显更有能力。另外，当他担任福建和浙江的省委书记时，他被称为最亲商的省级领导之一，让他治下的资本家为所欲为。由于他在爱荷华州住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视为可能会非常亲近西方的人。

不过，他的优势在于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习仲勋是1949年领导革命的那一代人中的重要一员。事实上，毛泽东一度认为他的父亲是邓小平的强大盟友，因此在文化革命期间不得不迫害他。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让习仲勋重新进入中央。而他的父亲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八大长老之一。

这种家庭关系很重要，因为这对习近平的总体心理有影响。习近平和像他这样的最高领导人子女被称为太子党。而对这些人来说，即使他们从根本上与他们在中国重建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有联系，但他们仍认为自己是高于资本主义阶级的。他们认为：我和我的父亲给了你们这些资本家这个国家，让你们发了财，而你们现在把它搞得一团糟，我们要为你们收拾烂摊子。

总的来说，这种态度是让习近平在通往最高领导层的道路上胜出的原因。习近平最坚决地呼吁通过加强党的控制和权威来约束资产阶级阶级。反贪腐运动一下子清除了他的派系对手，同时也干掉了一些最高领导人，如周永康，他有许多公开的腐败丑闻，损害了党的威信。在他的领导下，党的干部也被要求阅读那些讲述资本主义政权垮台的书籍，去年他特别引用了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这样他就可以动员党采取遏制资本主义最过分的方面（如不平等）的措施，以稳定局势。而他的路线赢得了官僚机构的主流，他们开始理解他在做什么，因此他们顺着他取消了自己的任期限制，创造了一种个人崇拜，而邓小平的领导层实际上试图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因此，中共的这个新轨迹围绕着如下一个词：控制。他们想在中国资本主义中控制越来越多的东西，希望能保持稳定。同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仅次于美帝国主义。而他们在扩大国际影响的同时，也想投射出这种自信，但他们所做的一切还是要回到这些措施如何最终让他们在国内保持控制。

问题是，只要你的社会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其发展的逻辑就不能被永久地遏制或控制。你无法控制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在一个国家或世界各地的发生。你无法控制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出来。你无法控制不同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发生。你也无法控制阶级斗争。

中国内部矛盾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仍然看到增长放缓的总体趋势，这种趋势或多或少是线性发生的。我们看到大规模的中国私营企业的出现，迅速将财富和生产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我们看到金融和非生产性资本的作用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随之而来的是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大规模增长，就像我们在西方看到的那样。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跟西方国家内大同小异的社会危机，例如：

中国收入最低的40%家庭，人均收入为1100人民币/月（约台币4800元）。农村收入最低的20%，这1亿人的人均收入约400人民币/月（约台币1750元）。同时，实物资产最高10%家庭占有了47.1%的社会总财富。这显示了严重的社会不均问题。很多数据认为中国的贫富不均程度甚至高于美国。

中国居民债务收入比达124.4%，低收入家庭的债务规模是可支配收入的11.4倍，即便是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债务收入也高达129.5%。越是贫困地区居民的债务压力越大。

中国青年失业率目前高达20%。

平均工时不断增长，于2022年8月达到每周48小时。

同时，光是过去三年内，我们就看到很多巨大的经济危机层出不穷。从恒大以来的一系列暴雷，其规模之大甚至一度可能会引爆新一轮的世界金融风暴。又看看近年来因为供应链和能源市场化所造成的全国缺电危机，或是蔬菜水果价格一度飙升等等，都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正在不断进入更深一层的危机。

在这一切背景下，权力的进一步量的集中在习近平和中央的表现，正是中共波拿巴主义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别无他法。因此在强势形象的背后，中共党国体制上下是充满着不安、担忧和焦虑的。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就算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成功产生了一个完全以他为首的第三任期常委班子，但是高层内部也还是继续出现奇怪的更动。秦刚到底为什么被撤换现在仍然不明朗。中共火箭军的多名高级将领也被调查、整顿。我们也知道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依然没有解决。有些地方政府在缓解房地产危机政策上一时之间还跟中央唱反调。因此，所谓的独尊和权力集中并不代表总书记大爷有着呼风唤雨的力量。经济和社会危机还有底层的压力会持续拍打着党国对群众的「团结」。

中国帝国主义的极限与阶级斗争

中共需要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来自于其自身的帝国主义发展以及随之而来与美国的帝国主义竞争。美国为了维持其自身的霸主地位，现在非常积极的在贸易和其他领域上企图遏止中国的崛起。当然，这不是美国帝国主义好心在捍卫世界民主自由，而是在捍卫它自己的统治阶级能够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能力。但是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大国，当然也会努力加强自己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但这也可以帮助他们在面对外国侵略时显得越来越强大，这样他们就可以营造出他们正在使中国强大的形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南海和台湾周边等地进行更多的军事演习，他们声称这些地方是中国的历史领土，以勾起一些爱国主义沙文主义。

毋庸置疑，中国的军事力量确实已经发展起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在与中国面对面的对抗中不遭受严重的后果。我们看到，他们正在努力扩大其海军、空军和太空军事能力。他们在非洲之角和巴基斯坦周围部署了一些部队。他们现在有计划在所罗门群岛，甚至在古巴建立监听站。毫无疑问，他们会尝试做更多这样的事情。但总体而言，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远远强于中国。美国在军事上的花费仍然是中国的三倍以上。中国当然无法近期内得以在加勒比海建立海军基地，或者在地中海或美国东海岸部署整个航母打击群。

不过，除了获得更多的实际影响力之外，扩大军队的目标是为中国的群众作秀。最近，我们看到习近平一直在加强关于“统一中国（打台湾）”言论的力道，这对他们的民族主义言论和他们作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总的结论是，从根本上说，中国目前无意武统台湾，因为这将给他们带来可怕的代价和后果。他们主要还是对通过经济和间接手段征服台湾感兴趣，所有的浮夸和剑拔弩张仍然只是对中国大众的一种表演。

那中国帝国主义能够发展到超越美国的程度吗？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各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做出各种揣测。但是鲜少人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显示：中国帝国主义当下的发展，并没有对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情绪的相应减低和压制，反而成为了国内许多人质疑的一点。很多人开始认为政府宁可透过一带一路对外「大撒币」也不愿意投资在增进中国群众的生活品质上。也因此，到一定程度时，中国帝国主义的扩张会首先遭遇国内阶级斗争的阻碍。

资产阶级民主有可能出现吗？

至此，我们可以对当下中国的情势做出几个重要结论：

1. 资本主义危机只会加深。
2. 国家会透过继续权力集中来试图化解危机和阶级斗争，但他们的尝试将会是徒劳的。
3. 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仍然被钳制在党国独裁之下而无法公开组织，更遑论发动政治斗争，但是工人阶级也没有被打败会粉碎，而且它们的斗志会越来越强，2022年底的富士康斗争就是例子。

在这些基础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迈向社会革命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上，尤其是整个过程最初期的阶段内，我们可能会看到打破以往常态的大规模斗争和挫败，但是在平息一段时间后又会卷土重来，直到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成功取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并帮助他们夺取政权，或是直到野蛮主义的到来，社会各阶级兔死狗烹为止。当然，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为之奋斗的，是前一种未来。

在这边，有个理论问题就浮上台面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中共波拿巴是否会让位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是否有可能重复台湾或者南韩那样的社会进程？

资产阶级民主的稳定则取决于资本主义整体的发展。在经济状况上扬而阶级斗争下滑时代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像是经历资本主义复苏的西欧或是得利于1980年代经济发展的东亚国家，民主政权在当时可以站稳脚跟。但如果民主制是在资本主义危机持续沉沦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那就算一时有某种民主也会飞快地返回波拿巴主义的发展。不论是一战后的德国魏玛共和国还是经历过阿拉伯之春国家现在的情况，或者是当今俄罗斯的样子，都是一样的。况且，就算是之前被视为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开始陷入越发的体制性危机。显示了现在提上日程的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野蛮主义沉沦，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和波拿巴主义之间的转换。

从这些具体情况中提催出的现象，我们可以来看看当今中国。

中共波拿巴国家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最大捍卫者，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清一色是支持维护中共来防止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就算是被习近平鞭打的大资本家，像是马云，也没有任何想要推翻中共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意向，尽管他们可能私下会偏好资产阶级民主为他们带来的较大权力。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不管在海内外，也呈现了保皇和反皇派的分裂，而且在海外反中共的势力都是很清楚仇视工人阶级的人士，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当斗争相当激烈，工人阶级有机会夺取政权时，所有这些人都会乐意牺牲民主来反对工人阶级。所以我们可以很自信地段论：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既没有什么土壤，也不会为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好处。

中国革命的必要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

其实在有关于波拿巴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讨论的背后，都罔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真正的改变只有靠工人阶级真正夺取政权并缔造社会主义转型而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各何况是在资本主义早已是一个衰败过时的体制下，没有任何的改良会解决社会的矛盾和工人阶级面对的困境。

与1949年中国革命不同的是，下一次的中国革命关系的不只是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更是为全人类未来存亡与否的奋斗。上一次的中国革命以畸形的基础在没有工人掌权的情况下开启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却被建立这个体制的官僚自己扼杀了。而下一次的革命只能够透过工人阶级自己夺权，否则不可能成功。

但是工人阶级要夺取权力，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历史已经从1917年十月革命的正面例子，以及无数个负面的例子证明：只有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党才有正确的理论观点带领工人阶级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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