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浩／两国论vs.一个中国？那些年，被中美夹攻的李登辉

1999年7月，李登辉总统突然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那么，李登辉的这一主张是怎么来的呢？事实上，两蒋一贯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1971年夏秋，为了确保中华民国留在联合国，蒋介石默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安理会席位，接受了美国让两个中国都加入联合国的「双重代表权」方案。

1978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与美国谈判双方断交后的关系安排时，蒋经国重申了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蒋经国不再同中共争论谁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转而强调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存在是一个国际法事实。进而推之，中华民国的国际法人格，不因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终止外交承认而有所变更。蒋经国甚至要求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的「法理」存在和法律地位。

强调两岸关系的「对等性」

李登辉主政初期，他放弃蒋经国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继续推动蒋经国晚年以「对等地位」为原则的两岸交流。为了展现善意，李登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大陆的治权。

不过为了与中国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一国两制」政策有所区隔，并强调自身的立场与原则，李登辉政府陆续提出「一国两区」（1990年）、「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1991年）、「一个中国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1993年）、「一个分治中国」（1997年）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1999年）等主张。

所有这些主张都强调「一个中国」是过去式和未来式，但不是「现在式」；这些主张在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基础上，强调两岸关系的「对等性」。不过，中共对所有这些主张统统反对。

而上述主张的脉络，可回溯至1990年10月7日，当时李登辉邀集朝野各界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研商制订《国家统一纲领》。1992年8月1日，在李登辉主持下，国统会决议「一个中国」的涵义：

1.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湾方面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2. 民国38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由于此次「国统会」的与会者，除了青年党主席李璜外，所有受邀委员都是非政党代表，就连民进党的康宁祥，也是与无党籍的高玉树、吴丰山、黄石城一样，以个人身分参加，因此此会的决议可说是国民党内部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妥协的结果。李登辉当时以「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来定位两岸关系，目的是暂时搁置主权争议，营造更宽广的两岸交互空间。

但是中国海协会针对国统会此决议，于1992年8月27日明确表示：「我会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我们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立场是一贯的。」中国方面不愿让步、不允许有模糊的空间。

中国单方面定义「一个中国原则」

1990年至1995年间，李登辉曾派密使苏志诚与中国国台办代表密会二十多次，而海基会与海协会从1992年起不断交流协商。李登辉经过多年与中国谈判后发现，中国在谈判开始就坚持设置对己有利的「一个中国原则」，此原则一旦设置，谈判结论就不出中国的掌握。

中国单方面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是著名的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在与李登辉政府谈判时，视其为地方政权，并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所有协商议题的前提，企图迫使李登辉逐步滑向「一国两制」的安排。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合法性，封杀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迫使国际社会接受中国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进而逐渐忽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两岸经过多年谈判，中国完全不同意国统会「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方案，也不接受海基会1995年以后采用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

1993年11月20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会后记者会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强调「一个中国，台湾是其一省，那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说法，中华民国总统特使江丙坤被迫回应「在将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目标下，采取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政策」。

江丙坤会如此回应，是因为中华民国外交部事前曾给江丙坤一特急密电，指出：「中华民国自1912年肇建即为一主权独立之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亦自称为主权国家，据此，国际间显已存在各拥有不同数目外交关系且互不隶属之两个主权国家，故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为一个中国（历史或地理之含意）下互不隶属的两个主权国家，乃不容任何人否认或能予无视之事实。」

中华民国外交部进而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历史或地理）境内互不隶属之主权国家，在统一条件成熟前，我政府目前所采者可谓以将来『一个中国』为指向之阶段性之两个中国政策。」

可见，在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之前，中华民国外交部早在1993年11月就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互不隶属之两个主权国家」，当时的外交部长是钱复。中国国台办立刻反对江丙坤这种「以两德模式为例的分裂国家理论」。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催生

1996年3月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前夕，中国不断文攻武吓，即使如此李登辉仍然高票当选中华民国首任直选总统。

李登辉在5月的就职演说中特别澄清自己的立场不是台独：「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在这里，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采取所谓『台独』的路线。」在这篇演讲中，他重申「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

相对的，中国只要一有机会，便会对外强调其「一个中国原则」，并采取强硬手腕，迫使他国对台施压。在中国的逼迫下，1998年6月30日，美国总统柯林顿在上海宣布「新三不」政策，即「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具有国家主权性质的国际组织」。柯林顿向北京让步、明白提出不利台湾国际地位的「新三不」政策后，美国政府的智囊纷纷提出「中程协议」（interim agreements）之类的建议，对台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因此李登辉于1998年8月在国安会下成立「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小组，研究突破中美联手限制中华民国国际地位的方法。李登辉召集蔡英文、张荣丰、林碧炤、陈必照、许宗力等多位法政学者参与研究。1999年五月，该小组提议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两岸关系定位，小组报告经国安会秘书长殷宗文，转呈李登辉。

1997年7月21日，李登辉首次公开呼吁中共务实面对「一个分治中国」的事实。1998年10月14日，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间隔五年后再次会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辜指出「一个分治的中国，既是历史事实，更是政治现实」，批评「大陆方面不肯尊重现实也不肯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而且在国际上设法阻断我方的活动空间。这种以假设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做法，只有加激台湾人民的反感，完全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

汪道涵则坚决反对辜振甫「一个分治中国」的说法，再次提出「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辜振甫访问北京后，安排汪道涵于隔年10月回访台北。但在1999年4月18日，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却在泰国访问时对国际媒体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后不久，李登辉发现江泽民打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国庆日（1999年10月1日）当着多位外国领袖的面宣布，汪道涵访台时，两岸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展开政治谈判。李登辉为了阻止江泽民对国际社会做此片面声明，因而于7月9日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匆忙提出两岸关系定位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目的基本上「是为了奠定两岸对等的基础」。

「两国论」告终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李登辉主政时期几乎重叠，是同时代的领导人，虽然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但互相都采取「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曾经多次展开对话，试图打破僵局，只是终究功败垂成。1995年夏，李登辉访美后，江泽民受到党内保守派元老和军头们的压力，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针对台湾大选的飞弹演习，一方面在外交上压缩台湾国际参与空间，但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1999年夏，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中国对其之观察期结束，对他不再抱任何幻想，认定李登辉的本质是台独，其他政策只是选举的花招、掩饰台独的烟幕。2000年9月11日，针对李登辉的「两国论」，中国主导对台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被迫提出「一个中国」新定义作为回应：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一个中国」在国际上当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但在处理两岸关系上，「一个中国」可以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内外有别」的说法似乎默认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仍然无法突破「一个中国」的迷思，不被台湾人民所接受。

其实，李登辉从来不是狂热的台独教父，他是国民党内的改革派。李登辉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推动国民党走「民主化和本土化」路线，向台湾社会主流靠拢，他主张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法体制下促进「中华民国台湾化」。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提出「两国论」时指出，历史的事实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未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李登辉进一步指出「中华民国从1912年创建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1991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李登辉曾表示「在卸任前提出国家定位后，以后不管是谁做总统，都会很好做事情」。看来，李登辉此时有意识地去冲击「上海公报体制」对台湾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地位的框限，希望为以后的总统开路，担当起现代台湾国父的角色，可惜，由于中国和美国联手激烈反对「两国论」，李登辉最终功亏一篑，没能将「两国论」入宪。

※ 本文摘自《意外的国父：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与现代台湾（全新修订版）》，更多内容请详参本书。

《意外的国父：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与现代台湾（全新修订版）》

作者：汪浩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