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伍顿：《努力陷阱：社会结构化的奋斗与劣势的再生产》（2024）
https://mp.weixin.qq.com/s/o5wXDqc_YDe23QRx1iePSA例如，我第一次见到文森特（Vincent）和A. J.这两位研究参与者时，是在S高中的小班上。一上课，在老师的介绍下，我就向他们解释了我是一名博士生，正在研究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学生上大学是什么样子。我说，我全年都会待在S高中，我希望能跟踪一些学生进入大学一年级的情况，看看他们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以及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在田野调查的最初几天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做着这样的介绍。在秋季学期，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其中一所学校度过，上课、在食堂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参加课外活动、参加郊游和运动会。春季学期，我决定停止在H高中的观察，只专注于研究S高中。我意识到，当我日复一日地回到一所学校时，我的田野调查会带来更高的回报，而且我的理论兴趣也在不断扩大，不再像最初那样专注于比较学生自主性（autonomy）的水平。不过，我仍与H高中的一位名叫凯西（Casey）的学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当凯西和另一位参与者搬进同一所大学宿舍时，我很快决定让他继续参与研究。我的其余参与者来自S高中。最终，我招募了八名学生，他们将进入选择较少或没有选择的公立大学。这次招募的关键在于双方的亲和力。我招募了那些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而他们也喜欢和我在一起的学生。我邀请参加研究的每个学生都答应了邀约。只花大量时间与几个年轻人在一起的好处是，我能够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缺点是我无法观察几十个不同的大学新生情况。通过关注少数参与者，我的研究遵循着研究教育和社会再生产的民族学传统，对小群年轻人进行沉浸式的长期关注。这类密集的“小样本”民族志也被用于研究一系列其他主题。在定性研究中，实地接触时间的累积是衡量数据收集严格程度的一个有用标准。在本研究中，我花了2400个小时与参与者在一起。这种与他们生活的接触使我达到了关键的深度。在田野调查结束时，我彻底理解了一些参与者如何陷入了努力陷阱，而另一些参与者则如何避免这些陷阱。更多的田野调查数据不再改变我已经形成的理论图景。选择深度而不是广度，就能获得原本无法获得的洞见。要识别参与者所遇到的努力陷阱，就必须将对他们轨迹的长年观察与对他们的希望、梦想和物质条件的深入了解结合起来。假如当时我以不同的方式分配我在田野的时间，让更多的参与者参与进来，但花在每个人身上的时间更少，我不确定我是否仍能够触及本文的核心难题。参加这项研究的年轻人是谁？所有八名参与者都是黑人，都来自低收入家庭。来自S高中的参与者是一群朋友。如下表所示，参与者的职业理想、所选专业和计划就读的院校各不相同。参与者在时间和经济上所承担的外部义务的性质和程度也各不相同。
我们相信，如果不通过创造力进行自我表达，世界将一无所有。……没有创造力的世界只有黑白两色。没有灵魂。……艺术是我们的宗教。你是创作者，你的工作是通过你的创意作品向世界表达这种宗教。你传教的地方是博物馆、街道、小巷，以及你表演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我们的教会、教堂、寺庙，用来传播这种创造性的“瘟疫”。……艺术解放了我们，并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是谁。
这段话部分是他的个人信条，部分是他那一代人的战斗号召。这段话完美地体现了多里安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紧迫感和真诚。他感到一种需要填补的空白。对有需要的家庭成员的责任感也增强了参与者的愿望。文森特是一个精力充沛、快活的年轻人，留着稀疏的胡子，他非常想成为他最亲近的亲人的可靠供养者。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创业者，文森特开始在放学后和周末修剪草坪。他计划创建一些家族生意，以便将来可以雇用任何需要工作的亲戚。他的家庭经济状况稳定，但并非一直如此。他看到继父出狱后很难找到可靠的工作。他还预计，他被监禁的表弟在出狱后也会面临类似的就业挑战，他经常通过监狱运营的昂贵视频会面服务与他交谈。文森特说：“我的表弟告诉我，‘我需要你’，这就是我对自己如此严格的原因。约束自己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文森特将自己的人生视为一项高风险的创业使命，目的是为家人创造美好的未来。对于八名参与者中的五名来说，直系亲属不幸去世的记忆也增强了他们成功的愿望。象征意义和物质意义同样重要。例如，凯西在高中四年级的一场枪击事件中失去了父亲。父亲去世后，凯西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父亲对他的信心：“他不需要告诉我要努力，他已经看到了我身上的这种力量。”像许多经历过亲人或亲密朋友过早离世的同龄人一样，凯西相信他可以通过在茁壮成长来祭奠父亲的遗产：“我知道他还在天上看着我，我想让他为我感到骄傲。”这个想法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额外压力。贫困不仅增强了年轻人追求充实生活的欲望，也使他们可以投入精力的渠道增多。由于手头拮据，他们必须努力实现许多中期目标，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对于富裕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目标无需付出额外的努力即可实现。比方说，多里安知道，要实现成为专业摄影师和电影制片人的梦想，他最终需要购买昂贵的摄影设备，以及一台用于照片和电影编辑的高端计算机。他还打算在大学攻读摄影和电影专业。购买摄影设备需要多里安将精力集中在一个方面，获得学位需要他把精力集中在另一个方面。他必须选择是一次追求一个目标还是同时追求这些目标。他还必须决定为每个目标付出多大的努力。贫困使人们的愿望更加强烈，并要求人们付出努力才能实现所有愿望，这为参与者过度承诺奠定了基础。贫困培养了一种迫切而根深蒂固的冲动，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贫困还为这种冲动创造了大量诱人但又难以满足的发泄方式。基础过程之二：学校教授误导性的“努力课程”其他因素也为过度工作埋下了祸根，它们向年轻人灌输了关于努力的误导性教训。学校的努力训练强调，应对艰巨工作量的正确方法是尽最大努力。事实证明，这种训练与学生在大学里遇到的情况不相符。学校没有在大力宣传努力工作的同时，提醒他们注意节奏、节制和恢复，而这些同样重要。学校给学生训练努力的机会与他们以后将面临的非结构化、长期、无情的挑战并不相符。在我观察的两所高中，关于努力奋斗的宣传随处可见。在S高中，八名参与者中有七人就读的学校，这所学校“不找借口”，学生们被反复提醒尽最大努力的重要性。他们走进教室时，横幅上写着“深入挖掘，挑战自我”，“没有奋斗就没有进步，也没有伟大”。教师经常使用“毅力”、“紧迫”、“努力”等概念。在H高中，基于努力的宣传也相当普遍，教师和管理人员经常将“努力”、“奋斗”和“专注”与学生的成功联系起来。高中里关于努力的说辞往往很夸张，强调强度和身体上的极限。例如，开学第一天，在S高中的高年级大会上，班主任卡兹先生（Mr. Katz）举起一把巨大的金属剑，学生们倒吸一口凉气，又咯咯笑个不停。卡兹先生平静而又专注地说：“这样的剑是在一种叫做锻炉的东西里打造的，锻炉是一个非常热的烤箱。温度可以高达几千度。烤箱越热，你的剑就越利，它就越强大。”老师将锻炉的热量比作准备上大学和就业的艰苦工作。他告诉学生，“学校是你们的锻炉。锻炉很热。这是你们未来的发展。今年，我们将把温度调得更高。”他鼓励他们全心全意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他说：“这将是无悔的一年，你把你拥有的一切都投入到炉中。你将打造你的未来。”这样的信息强调，要足够努力——“把温度调得更高”，把“你拥有的一切都投入进去”，全身心的投入。但这完全忽略了对疲劳危险的警告。学生们很少有机会独立调整和调节他们在学校的努力，这使他们在大学面临长期、开放式挑战时鲜有准备。特别是在S高中，对个人努力的强调经常发生在学生几乎没有自主权的情况下，因此“努力”变成了简单地遵守非常明确的指令。教师们利用作家兼教学顾问道格·莱莫夫（Doug Lemov）推广的两种技巧（“该怎么做”和“叙述积极行为”）对学生的努力进行引导和表扬。一个典型的案例发生在一天上午的环境科学课上。老师：如果你们需要更多时间，向我示意一下。好的，如果你刚刚向我示意了，那就继续完成你们作业册中关于海浪的部分。你们有八分钟的时间。（设置计时器）我们现在要做到“零干扰”（安静地工作）。开始。杰丁：（低头继续写作业册）。多里安：（在削铅笔）。老师：第三组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他们的作业册。他们正在安静地查阅课本。很好，杰丁和德文特（Devonte）也开始安静地查阅课本了。那些在回答问题时使用了四个术语的同学，向我展示了他们已经为最后的离场小测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种结构化的课堂上，学生可以选择是否努力，但不能选择如何努力。他们在指导和规范自己的工作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大学教授不会以这种方式微观管理学生的努力。此外，这些学校没有教学生如何调整努力步伐以可持续地实现长期目标。在这个学校系统中，他们允许学生落后，然后诱导学生通过有组织的短期冲刺赶上来。这种模式与大学很不相称，因为大学对学生落后的容忍度较低。全国许多高中一样，这两所高中都奉行“精通教学”（teaching for mastery）的理念。这意味着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是否理解所教的内容，哪怕他们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如果学生在考试或作业中得分较低，他们可以重做以获得新成绩。学生通过PowerSchool等在线门户网站看他们的成绩，找出他们表现不佳的考试或作业。老师会让学生在课堂上、午餐时间或放学后重做未完成的作业。在每个季度期末成绩公布前的疯狂日子里，学生们会匆忙赶做作业。教师和管理人员经常在这项工作中营造一种紧急气氛，告诉学生他们的学业命运岌岌可危。例如，在秋季中旬，H高中的校长召集了整个高年级学生开会，发出了号召。校长：如果你们问我有多少人会按时毕业，我只能说，现在看来，不到百分之五十。学生们：（一阵惊呼和低语）Read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