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保金调查：残障者最低工资层层被克扣，真实就业退潮

文｜财新周刊 范俏佳 汤涵钰，谭晨（实习）

就业形势变化，作为劳动力市场最弱势的人群之一，残障者求职难上加难。而残保金制度推动下的就业模式，也扭曲变形。

10月底的一个周末，北京顺义区残疾人职业康复中心的一个小屋内，举行了该区2023年残疾人专场招聘会。相比同时期的北京各高校秋季招聘会，这里更显冷清。小屋内几张方桌环绕摆放，只有一家企业支起了招聘海报。“11家企业有3家没来，有1家来了没多久就离开了。”顺义区残联就业科工作人员王营说。

“以为疫情放开后情况会好点，没想到更差了。”22岁的听障者王斌今年7月大学毕业，他在各种招聘软件上累计沟通900次，投递简历120次，始终没有找到能接受他的工作。

王斌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他希望能找到一份交通方便、月薪6000至7000元之间的工作。儿时的一场意外高烧导致他听力三级、言语一级障碍，佩戴助听器也只能让他听到一点外部的声音。他在简历上备注可以通过讯飞听见或微信等实时转换文字沟通。

今年9月，经过长达三小时的线上沟通，王斌接到了一份运营岗位的面试邀请。面试前一天，他提前向对方说明自己的残障情况，但对方随后直接取消面试。此后，他把简历上的听障情况重重加粗，但还是陆续遇到了两次类似情况。

北京为残障者提供就业服务的“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旗下“职得”项目负责人傅高山表示，与小米合作的高峰期，原本有67个残疾雇员，如今还剩五十几个。“现在给我们的政策叫‘离职不补’。原来离职的话会给名额、让我们再补人，现在就是自然流失。因为他们内部也裁员，这肯定是影响很大的。”

北京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总干事李红也介绍，“融爱融乐”2013年至今共帮助超过100位心智障碍青年走上工作岗位，但目前只留下四五十位。

但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及各地汇总数据看，残疾人新增就业人数还在不断上升。在中国目前超过8500万残疾人中，有工作意愿的不在少数，但2019年至2021年，全国城乡就业年龄段的近2000万持证残疾人中，实际就业的比例始终不足45%。

不过，在持续的政策推动下，2016年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31.2万，此后基本逐年上涨，至2022年接近60万人。在“按比例就业”制度下，全国以此形式就业的残疾人数量自2016年的66.9万人波动增长，至2022年达到86.7万。2023年以来，各地亦不断传来残疾人新增就业数据和实现就业净增长的最新消息。

财新获悉，在不少地方，目前残疾人真实就业规模和收入实际呈下降趋势。数据和现实的反差何来？

中国对改善残疾人就业状况高度重视。2021年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中即指出：“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和就业质量还不高，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因此要建立多形式的残疾人就业支持体系，实现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截至2022年，中国的残疾人总数占全国总人口6.34%，涉及2.6亿家庭。其中，仍有1500万以上残疾人生活在国家级贫困线以下，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2%以上。

促就业政策不断优化和完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倡导建立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制度，即要求用人单位按在职员工数一定比例安置残障者。2015年以来，政策层面出台一系列文件促进残疾人就业，包括2016年《残疾人就业促进“十三五”实施方案》、 2019年《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及2021年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等。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设下目标，要在三年内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

促进残疾人就业，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改革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下称“残保金”）制度，推动企业主动聘用残疾人。2015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下称“财税72号文”）出台，首次明确了残保金的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具体比例由各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规定；达不到规定比例者，按未达标人数和单位年平均工资之积缴纳残保金，残保金作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主要用于帮扶残疾人就业等。（参见财新网《残保金年征收数百亿，各地如何用于残障者？》）

问题是，今年以来，企业为降本增效，减负压力更为沉重，残保金也成为首选减负项目之一。不少受访者透露，以倒卖残疾人证，据此“挂靠”在用工单位的产业链继续扩大，企业仅需向中介机构支付远低于残保金的成本，其中的真实就业微乎其微，收入也被克扣。随着“挂靠”规模扩大，残疾人原本薪酬不高的真实就业正在被逐渐替代。

“挂靠”生意

截至2021年底，中国持证残疾人中，文盲及小学、初中学历者占到87.9%。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仅约74.3万人，亦同样面临就业困境。2022年，高校残疾人毕业生29549人；2023年，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达31843人，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教育部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重点关注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建立帮扶工作台账。

工作难寻的残障者们去向何处？为了增加收入，更多人挤入一条灰色求职路——“挂靠”。

“挂职信息不限户籍，四大行卡都可以，挂在浙江，有需要的，赶快和我联系。”一个近300人的“助残就业交流群”中，群主发出上述消息。在残疾人圈子中的各类招聘群中，此类消息随处可见。

“挂靠”，即企业聘用残疾人，为其缴纳社保并支付工资（一般为当地最低基本工资），但残疾人无需为企业工作。企业能以此减免因未雇佣残疾人而需缴纳的残保金，残疾人也能拿到工资，实质为残疾人向企业出卖残疾证获取一定收益。

“挂靠”通常被视为虚假就业。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如果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与企业本身没有实质关系，即便法理上满足签订劳动合同、交齐“五险一金”等要件，仍很难称之为“真实就业”。真实就业应当符合几个标准：有真实岗位和工作内容，对员工的明确定位、日常管理，如有绩效考核、周期性培训等。

残疾人“挂靠”早已有之，随着整体经济形势变化，而今呈愈演愈烈之势。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倡导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对无法达到相应要求的企业罚缴残保金。但当时残保金的征缴执行主体多为残联——既非执法部门，又非行政部门，实际收缴困难。新世纪后，一些地方逐渐改由地税、社保部门“代征”，企业漏缴、拒缴情况大幅改善，各地征收额随之陡然上升。

2007年《残疾人就业条例》明确，不满足残疾人就业比例的企业应缴纳残保金，年缴纳额为不达标人数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下称“社平工资”）之积。200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更对“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义务”做出强制性规定。

更明显的转变则与2015年“财税72号文”有关：文件将残保金的缴费参数由当地社平工资，改为“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下称“企平工资”）。此外，首次提出对于登记注册在三年内、在职员工数不超过20人的小微企业，免征残保金。

平均薪资较低的企业减轻了负担，但高薪企业痛感强烈。例如，在北京的金融、互联网等行业，不少企业平均工资是当地社平工资的3倍左右，相较此前北京“社平工资60%”的折扣，政策调整后，缴纳的残保金数额几乎涨到原来的5倍。

高残保金模式下，更多企业尝试吸纳残疾人就业。但企业对直接聘用、管理残疾人存在多重顾虑，例如，不了解如何安排合适的残疾人岗位，办公楼缺乏无障碍设施，很多企业除了怀疑残疾人的工作能力，还担心雇佣他们可能带来风险。

“残疾人维权，企业最怕这个。”目前在IT企业就职的残障者顾智涵说：“普通员工劳动仲裁，他们不怕，但一扯上残疾人，就会从两方变成多方来干涉。”很多人力资源部门（HR）工作人员和他坦言，在面试肢体残疾和视障求职者时，他们格外担心，因为“来上班的路上出意外会算工伤”。

针对上述诸种痛点，“财税72号文”出台后，残疾人就业中介行业开始爆发式增长。至今，从用人单位，到各级中介，再到残疾人，已形成一条完整的残疾人就业产业链。

2004年注册成立的北京宜生无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宜生无忧”）即为典型案例。公司在“财税72号文”发布后发展壮大，创建了国内首家互联网残疾人就业平台，如今是行业领头者。原宜生无忧联合创始人相国良回忆，企业最初做上门推拿，因而手头有残疾人资源，但经营状况不理想。当残保金新政落地，他们抓住商机。到2015年底，该商业模式彻底跑通，2016年开始承接项目。最初是把手头的盲人按摩师送到企业为员工提供理疗服务。

入局早的宜生无忧最初几乎涉足了大部分大企业的残保金业务，包括美团、京东等。原宜生无忧销售总监潘岐河回忆，高峰时期，前端近百名销售拜访各大企业，推销这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企业仅需负责为残疾员工缴纳社保并支付工资（一般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并向中介交每月每位残疾员工1500元的服务费，中介为企业筛选、招聘、安置、管理残疾员工，协助办理各项手续，并承担用工风险。采用该方案后，企业每年能节省五到七成残保金费用。

宜生无忧公司前台的企业荣誉墙。图：范俏佳为节省工资社保开支，中介通常推荐雇佣重度残疾人——“财税72号文”规定，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宜生无忧之后，有如常、自强等众多残疾人就业中介入局，此外FESCO、中智、智联招聘等大小综合性人力资源公司也纷纷跟进残保金业务。在北京经营着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陈明伦回忆，2018年以后，北京已有数百家人力资源机构主营或涉残保金业务。对这些人力资源公司而言，增加残保金业务一方面能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是完善业务板块，增强竞争力，防止客户流失。安置残疾人的模式逐渐演化成人力资源企业通过创建残疾人就业基地的方式与用工方对接。不过，因为就业基地与企业场景脱钩，是否真实就业很难核查。

近一两年，企业经营承压，更多原先缴纳残保金的企业希望通过“聘用”残疾人或项目外包等压低用工成本。财新以咨询为由，与几位中介取得联系，中介们多提及近来很多企业前来咨询“如何减免残保金”。

宜生无忧总裁周敏向财新解释：“经济杠杆切实刺激了企业，有痛点以后、转变了思想，发现它（招聘残疾人）整体的成本就是下降的，这个绝对是有利于残疾人的。”在他看来，残疾人就业的环境在变好，例如2016—2018年，北京朝阳区企业雇佣残疾人数量实现40%—50%的增长。

据官网介绍，宜生无忧业务范围已辐射至全国100多个城市，每年服务5000家企业用户及1.6万名残疾人，每年为企业和残疾人创造数亿元收入。

企业压成本需求旺盛，也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中介之列。随着竞争者增加，中介方不断压低向企业收取的服务费价格。市场价从过去每月每人一两千元，如今压到1000元以下：对小企业约500元，竞标大企业项目价格直接压至一两百元。“现在谈生意更难了。”陈明伦说，“原来是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

灰色产业链

统计数据上实现就业的残疾人增多，当中多少为“挂靠”，未能有确切结论。多位行业受访者提醒，现实中真实就业比例微乎其微，残疾人就业产业链乱象丛生。

除了对接用人单位，大中介公司与残疾人之间还连接着成百上千的小中介。这些小中介包括盲人按摩店老板，或其他通过各种关系手握残疾人身份信息的个人。因为残疾人信息分散，就由这些小中介主动出击，向大中介兜售“资源”。

财新暗访时曾向一河南中介咨询，他表示自己不向企业收服务费，但企业发给残疾人的工资（如北京最低工资2420元），他会扣下大部分，只给残疾人留六七百元。之前他为行业内某大中介公司转介残疾人挂靠，该公司同样扣下1000元左右。这些扣款不在明面显示，账款流通很隐蔽。通常中介方要求残疾人上交银行卡和密码，“工资”流水由中介收取，扣款后每月以微信转账方式将余额发给残疾人。

签署劳动合同的同时，残疾人还要签署空白日期的离职证明。他解释，万一监管部门检查到问题或与残疾人发生争议，这方便企业撇清关系——日期由企业按需填写。

残障者王宁曾在朋友介绍下，通过前述中介企业挂靠到一大型证券公司一年。账面上每月收到约2200元，“工资”到账时，他都要录视频证明收到全部工资，但转头就要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向介绍人转账1500元。

上述模式在残疾人求职圈极为普遍。近年来行业“内卷”，中介们在残疾人端扣除的“工资”越来越多，从五六年前的每月五六百元，至今涨到每月1000元左右。除了“扣工资”模式，还有“中介费”模式，即一次性向中介交2万—3万元的中介费，中介承诺达成3—5年的长期挂靠，其间残疾人能拿到全额工资。

　据财新了解，一些中介不仅不向企业收取服务费，还予以金额返还。上海一机构工作人员称：“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年不是很好做，大家都相互‘卷’，有些人说（服务费）减半，我直接报个底价。”他还称，“残疾人出了什么问题，我这边兜底”。

但实际上，“挂靠”对企业而言风险不低。据“财税72号文”，保障金征收机关应定期对用人单位检查，发现申报不实、少缴纳保障金的，应催报并追缴保障金。

例如，2022年上半年，湖南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在办理某企业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时，发现该企业还利用虚假聘请残疾人就业的方式，少缴纳了517万元的残保金。检察院经摸排得知，这在辖区企业中并非特例，于是督促其自查、整改。

据财新了解，近期上海有关部门严查残疾人雇佣关系，有企业因残疾人多重挂靠、过多聘用外地残疾人等原因未通过审核。有知情人士透露，今年8月由上海多部门发起的一次现场检查中，多家企业合计聘用了约1000名残疾人，只有90余名实际在岗，另有400余名残疾人难以认定是否算“真实就业”，其工作内容为偶尔在小程序上领任务，或一年转发几条文章到朋友圈。“这算不算虚假用工？不好说。所以这种模式是有争议的。”

目前法律上并未明文界定“虚假用工”。前些年在医疗、建筑工程行业的企业为了满足经营资质、行政许可的要求而寻求特殊高级人才的挂证现象普遍，有关部门已出台严格规范的监督检查机制。普通岗位上企业招聘员工但不安排工作，并不能算违法行为。

宜生无忧也屡屡身陷灰色收入争议。多位前员工向财新透露，公司帮扶就业绝大多数实为挂靠，且常年克扣残疾人工资，未经报税，层层转入高管个人账户。

不过，宜生无忧对上述指责矢口否认。其回复财新称，对相关工作已通过照片、录音等全程留痕，并介绍，其开发了电话客服、数据审核等20种真实岗位。争议双方各执一词。2017年，原COO（首席运营官）相国良即与CEO（首席执行官）孙金政、合伙人周敏产生严重分歧而离职。相国良对财新证实，矛盾源于自己不同意后端向残疾人剥削收费，也不同意假挂靠。“发现挂靠挣钱太简单了，原来还是想用一些真实岗位，后来干脆变成纯挂靠。”

吴涵曾在北京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工作，该公司曾与宜生无忧合作。吴涵回忆，过去公司一直交残保金，但2017年时，有宜生无忧销售到公司推销“残保金解决方案”，才了解到这一途径。一算能节约六七成费用，遂开启合作。

用人单位与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确立正式劳动关系。但对是否清楚残疾人具体工作内容，吴涵解释，公司不会仔细考证，与宜生无忧签订的服务合同上也只写明“在就业基地安置”。公司只需负责残疾人的工资和社保，以及向宜生无忧交每人每月700—1000元服务费。

据规定，申报缴纳残保金时，企业需进入全国联网认证系统登记，需提交残疾人身份证、残疾证、学历证明、劳动合同等残疾人入职信息等，由残联审核确认，再推送至税务部门。也就是说，不同规模的中介公司只要提供准确的持证残疾人个人信息，无需职工真实到岗，即可层层分利，获取高额中介费，而薪酬水平高于平均水准的企业也免于缴纳高额残保金。

面对巨额利润，刑事案件也时有发生。今年40多岁的冯小勇原为包头市为爱公益协会会长，他双腿残疾，曾带领残友自主创业，励志故事为多家媒体报道，但后来也演变成挂靠生意。2022年初，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冯小勇诈骗案一审宣判，法院判决被告人冯小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下肢残疾的吴廉平几年前在残友活动上认识冯小勇，通过他挂靠到不同公司三年，第一年每个月领1200元工资，自己留400元，返冯小勇800元，第二年开始工资提高，自己能留近1000元。后来又有挂靠机会，吴廉平交了2万元中介费，但只发了三个月工资就没了音讯。当地30多个被骗残友一同报警，后来他了解到，加上包头等其他城市，共有1000多人被骗走中介费，总金额约4000万元。

“残疾人资源”何来

成立于1988年3月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承担了大量就业帮扶工作，也对行业乱象予以规范。

2022年，中残联办公厅发布通知，明确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跨省通办”的有关事项，一方面增加便利，同时亦打击部分倒卖残疾证的“中介”利用未打通的信息系统重复雇佣残疾人。通知提出，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将以月计算，不得以全年安排的总数平均后计入，避免企业雇佣残疾人后又在短期内辞退。周敏也提到，2019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残联加强了对企业聘用残疾人过程检查和审核。

残联在履行为残疾人服务各项职能时，也离不开与中介机构的合作。“就业是残联的一个重要工作，但因为残联体制内的人员数量不够、不足以覆盖，就由我们来帮着残联。”周敏称。

而各地中介机构掌握的残疾人信息，有不少也来自残联系统。周敏介绍，宜生无忧最初的残疾人资源来自按摩门店、残联推荐，以及残友相互介绍；业务成熟后，宜生无忧也与中国残联、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及一些省市的残联，签订了各种“战略协议”，达成深度合作，其中最核心的工作内容就是残疾人的就业和职业培训。

各式“合作”盘根错节，加之残联并不具备执法权，因此对“挂靠”业务很难全部审核到位。

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残障者自己走上“挂靠”之路，亦属无奈之举。对这个缺乏稳定就业和薪酬的群体而言，不断缩水的“挂靠金”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也十分看重“挂靠”身份带来的稳定社保待遇。

截至2022年底，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的905.5万人中，以灵活就业（265.6万）及从事农业种养者（430.0万）居多。而受企业雇佣、能够稳定由企业代缴社保和医保的“按比例就业”残疾人，从2019年至2021年，在全国城乡就业年龄段的持证残疾人中仅占约4%，不到90万人。

未就业的残障者可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各地规定有不同比例或定额的缴费资助，甚至提供全额代缴，但主要针对重度及以上残疾人。对许多残疾人来说，每年数百上千的社保费用也是一笔大开销，很多低收入者不得不放弃这项基本保障。由于办理程序复杂、担心被歧视等原因，长期以来，国内残疾人领证率低。而享受社保缴费优惠政策的前提是有残疾人证，考虑到当前不足半数的持证率，残障人群实际的社保状况可能更加脆弱。

至今，吴廉平都没追回被骗的2万元，这几乎相当于全家一年的收入总额。他今年52岁，39岁时因为车祸双腿瘫痪，在家躺了六年，靠媳妇边打工边照顾。目前，他一家四口住在一间38平方米的廉租房。吴廉平一个月做手工收入300元，跟母亲两人每月共领700多元低保，妻子打零工月收入不到2000元。选择“挂靠”也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收入。

几年前，盲人按摩师夏小春曾通过熟人交了2万元中介费，在一公司挂靠两年。他说，当时主要是为了有社保，干按摩每个月收入仅2000到5000元，农村户口的他在北京看病要自费，怕岁数大了毛病多，没钱看病。

同是农村户口的盲人按摩师李静也说，自己在北京“不敢看病，也生不起病”。她很希望能找到长期稳定的挂靠。这样的机会在2015年之前比较多，她不少朋友交了2万元中介费后，长期挂靠在京东、阿里巴巴等大企业里。但后来这样的长期职位越来越少，如今多是“挂几个月，断几个月”。

混合性脑瘫导致刘亮的肢体、言语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因此就业对34岁的他来说格外困难。2018年以后，他曾通过某社区残联介绍，在中介公司找到挂靠，薪资每月2600元左右。因为企业多是每年重新签约，他每年都要再寻新的挂靠公司。

即使工资未被克扣，比起现在的挂靠，刘亮还是更希望能找到一个真正需要自己去工作的岗位，“听说有的单位会真的培养残疾员工，里面还有智力残疾、精神残疾，比我们这种还不好找工作的人，让他们去上岗，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真实就业退潮

真实就业为何难？不在于缺乏有工作能力和意愿的残疾人，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理事李俊峰认为，关键症结在于“缺乏有效手段打开企业接纳残疾人就业的需求”。从供需关系看，目前残障就业仍处于“供大于求”，开发岗位成为主要问题。

在供应端，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立雄解释，全国有将近1000万适龄就业的残疾人，除去失去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还剩余四五百万人。而在需求端，以全国职工总数4亿人、1.5%比例计算，应提供600万残疾人就业岗位。如果排除免征残保金、不要求雇佣残疾人的小微企业，折半计算，也应有300万个安置岗位。

但傅高山提示，实际岗位需求可能更少——因为有缴纳残保金压力的大型企业在大城市为多；而在小城市，这类企业“一般都是招商引资过去的”，不仅免税，也免残保金。他估算，目前全国真实岗位需求不超过100万。

杨立雄还指出，“1.5%”的比例要求本身可能设计得太高。部分发达国家要求的比例达2%、3%，但其对残障的定义标准更低。例如，美国残疾人的比例占人口的20%，中国的残疾人占比只有6.34%左右，因此残疾人安置比例理应降低，“如果都按1.5%比例就业，符合就业条件的残疾人数量都不够”。

根据“美国残障人士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残障人士是“身体或精神的缺陷导致严重妨碍一项或多项日常活动能力的人；有过类似缺陷的记录；或被认定有类似缺陷的人”。这一标准较为宽泛，包括阅读障碍等也可纳入其中；许多老人到了晚年智力、体力大大下降，也会被列入。

中国《残疾人保障法》则定义，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傅高山解释，国内长期将残障人士视为社会负担，“所以肯定是要让进入这个范围的人越少越好”。

杨立雄因此提出，可以对企业按1%、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按2%要求。参照日本方式，“机关、事业单位要承担公共责任，应该多安置”。2022年发布的“三年行动方案”中也已指明，要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

　更多的岗位需求何来？多位受访者强调，应加大力度建设残障就业的支持体系，以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傅高山介绍，从国际经验来看，做好残疾人就业起码要有4个专业岗位，分别为岗位评估、岗位再造、个案管理以及稳岗专员。在国内，“融爱融乐”自2013年开始做心智障碍群体的支持性就业，由“就业辅导员”完成上述四个环节，即对岗位的评估和开发、对心智障碍者评估，及在其上岗后提供持续在岗支持——密集期的上岗支持从几周到数周，之后是阶段性跟踪支持，这一过程可以长达数年。

但全国对“就业辅导员”支持有限。作为少数案例之一，2017年，北京市出台《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服务办法（试行）》，提出对安排“就业辅导员”的社会机构，每服务1名残疾人给予劳务补贴2500—3000元，每有1名服务对象成功签订劳动合同并稳定就业六个月以上，给予成功支持奖励5000元。

即便如此，人才队伍仍显不足。据北京残联官网公示信息，目前，北京承接残疾人支持性就业服务的社会机构仅有五家。李红则介绍，“融爱融乐”的就业辅导员团队至今不过四五人。

顾智涵希望未来能够针对残疾人就业实施“支持试工”政策，例如刚毕业时的实习期放长，出台政策补贴，为残疾人提供学习适应职场的机会和时间。他希望残疾人不要放弃提升专业技能，要多多主动表达，打破旁人的刻板印象——“除了听，我们什么都能做。”

对脑瘫导致肢体二级残疾的胡红霞来说，一份真正的工作让她摆脱了自卑。2020年起，她通过上海一家残疾人中介企业获得一份种植胡麻的工作，每月工资2690元。她做不了重农活，而这份工作相对轻松。目前家里十亩地基本都用来种胡麻。

30多岁的胡红霞只念到小学一年级，后来村小撤并，她不方便出门，就没条件继续上学。年轻时，她曾尝试到县城宾馆里找份洗床单的工作，但对方怕“碰着了得负责”。此后，她一直赋闲在家。没有积蓄，也没钱跟人社交，胡红霞只有去幼儿园接孩子时才不得不出门。她直到有了工作以后，才第一次感觉有了点自信，能减轻丈夫的负担，还能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胡红霞把微信昵称从“黑暗里的霞”改成了“霞”。

在这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现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年来，许多像胡红霞一样的残疾人获得了一份工作。该县残联办公室主任张义介绍，全县一、二级残疾人200余名，有能力安排就业的都安排了，其中多为胡麻种植和收集销售数据的岗位。

牵线搭桥的上海灿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负责人伍群林介绍，团队的主要业务是联系企业雇佣偏远地区残疾人种植胡麻，并压榨成亚麻籽油，包装好送到企业作为礼品或员工福利。其次还安排残疾人居家就业，例如帮助企业收集销售数据，收集竞品信息等。

他向财新分析了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成本。以种植岗位为例，加工包装费用是主要成本，每人每年4500元，还有员工意外保险、体检、过节福利等共每人每年约1500元，每月需要有专人对接服务两三百名残疾人，此外还有增值税费、房租、人力等成本。如果是居家就业，还要有电脑、网络，及业务培训成本，公司为此捐助了一批电脑。目前公司安排的七成为种植岗位，居家岗位并不好安排，需要企业本身业务中有能远程操作、残疾人能胜任的工作内容。

他原本很看好这一模式，但越做越艰难。随着行业涌入越来越多的挂靠中介，企业服务费越压越低。“我每年收一万二，没法再降了，但别人更便宜，狠的还倒给企业钱。”伍群林的公司至今没盈利，“如果实在熬不过去了，我也只能退出这个领域。”

同样来自中介机构的陈明伦也认为创造残疾人真实就业太难。“我跟很多企业讲，要能够真正给工作机会，但是企业10个就有9个不关注。”

挂靠的滥用令残疾人就业环境恶化，“很多企业直接找机构估算成本，挂靠都是按最低工资发放，能省钱就不用专门再招残疾人了，很多有能力能胜任工作的残疾人，也因为岗位被挂靠名额占满了而失业。”一位残障者就业帮扶人士看到。

例如，傅高山所在的“一加一职得”，自2014年以来共培养了80多名视障员工。他们以项目外包的身份，在小米、字节等提供数据标注员、无障碍测试等服务。傅高山表示，这些视障者原先在盲校甚至没有学过汉字，但培训后，如今能自己找出产品的无障碍问题、给研发提需求，还能自己改代码。

他曾争取让这些员工在企业“转正”，改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但始终没有如愿。令傅高山难过的是，一些做“挂靠”的大型人力资源服务商，反而占据了正式名额。“我觉得比较悲哀的就是干‘真实就业’的干不过‘假就业’。”他说，“几乎就没有‘真实就业’的残疾人就业中介行业存在，懂这个的太少了。我们平时也比较孤独。”

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设下目标，要在三年内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人。

在杨立雄看来，现在各级残联都把“安置100万人”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在这个大环境下，完成任务没有问题，关键是残疾人的就业质量。“不能名义上就业了，但实际上他没有多少收入，也没有真正让残疾人家庭得到一些实惠，或者让残疾人融入到这个社会中来。”

李红也认为，挂靠式的工作只是让残疾人得到了一点象征性收入，并没有让他们真正参与社会，他们的能力发展和社会角色也没有变化。“如果这种形式也算就业，那跟国家多发一份低保的区别是什么呢？”

但李俊峰直言其中的现实困境：如果强化打击挂靠，可能让企业畏手畏脚，残疾人现有的“实惠”又少了。“可真实就业如此之困难，现在这个经营状况下，大家都多花一分钱都觉得多。”

政策与企业效益的推拉之间，大批中间商渔翁得利，而本应是扶持对象却跌入利益链底端的残疾人，未来就业将走向何方？

李丛汛对此文亦有贡献；文中夏小春、李静、王斌、刘亮、王宁、陈明伦、吴涵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