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鄧小平理論」的三篇文章

八十年代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提到了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预言，后来这些预言全都实现了。谨以此文纪念邓力群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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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媒体广泛流传的一个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这个讲话虽然篇幅很短，却是一份包括所有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文件。

其一，邓小平这个讲话极其深刻地概括了文革时代，是一个官员“事事要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这个概括极其准确，是30年来对文革性质最为准确最为深刻的历史概括。连邓小平这个级别的官员都要“事事看群众脸色”，一般官员更是可想而知。所以当邓小平上台后宣布永远不搞群众运动时，中国广大官员和文化精英激动得热泪横流，对邓小平爱到了极处，同时也对群众运动恨到了极处，中国老百姓的历史祸根便从此开始生根发芽，最终成长为遮天蔽日的残暴大树。

其二，邓小平这个讲话以他和刘少奇的实际遭遇，展示了文革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就是“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文革结束后，这种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便随之消失，后来被打倒的江青也就幸运地躲过了此类残酷迫害，十分幸福地死在了监狱里。所以30年来中国改革精英一直咒骂江青野蛮专制，歌颂邓小平文明民主。

其三，邓小平这个讲话揭示了中国改革是砍腿卖拐的“致错改革”，即先砍断你的大腿，再卖给你双拐，你就不得不买，并且买后还会如同范伟那样感谢赵本山。中国改革第一步是全面恢复苏联官僚体制，彻底铲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由于僵化保守的官僚特权体制根本无法正常运行，自然便形成了全面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步改革要求。我们在《738亿，挑战和谐社会的惊天大案》等文章中，专门分析了如何把国有企业弄到半死不活地步然后再加以侵吞的改革四个阶段，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把原本一个好端端的事物弄得弊端丛生、难以为继，然后再以改革的名义据为己有，是中国改革最终沦为抢劫的重要原因。通钢工人阶级的愤怒就是由此形成的。

其四，邓小平这个讲话说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他就是历史的罪人。为了不让邓小平成为历史罪人，于是社会主义便失去了固定含义，无论做什么和怎么做，都是社会主义。中央党校那几个教授天天撇着嘴斜着眼地与社会叫板：“哼，虽然我们说不出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从小平同志那里，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理解”这个故作禅机的胡言乱语，已成为中央党校教授的经典语言。 这是我们粗略看到的邓小平讲话中所包含的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相信大家能够从中发现更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下面是邓小平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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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在80代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　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　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

我和少奇，６６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５０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了今天。多少同志们都是高喊共产主义万岁牺牲的。我的一个战士牺牲时跟我说：“邓政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中国富裕起来。”　７４年，评《水浒》，江青在政治局讲：“你邓小平就是宋江。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你会等主席百年以后投降帝国主义。”　胡说！我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们抛弃第三世界朋友，和帝国主义同流和污，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往我们头上扔炸弹，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领土上胡作非为，我们的改革就上了邪路了。如果有一天美国人背弃上海公报，重新支持台湾，我们的政策就出问题了。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实践会检验的。

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５６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的代表的路线。第二，向世界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有人怕这怕那，祁人忧天吗。有少奇同志的书在，有我人在，不会出问题的。

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能！我们４９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

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

我们消灭黑社会３１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邓力群同志还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产党员离群众会越来越近的。

实践会检验这点的。邓力群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邓力群同志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产党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　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　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

二、小平遗嘱（一九九二年六月某日上午于邓家小院）

今天找你们三位来，是我心中有些话想对你们说。

人老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些事情。

你们三人，只有瑞林跟我快四十年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熬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了。而庆红和锦涛你们两位，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就给你们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其实，我这辈子就是冒失过来的。早年不到20岁，不懂法语、俄语，身无分文就冒失去闯法国、俄国；回国後，冒失地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后来又冒失地去广西搞百色起义，到苏区又冒失地被打成反党分子；解放战争时冒失地挺进大别山。八大以後，毛主席点我当总书记，我却多年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後，那就更冒失了。那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我把你们找来，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我认为应该交代的话。

你们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後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谈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最後的….交代。这话不确切。我今後是不会再说什麽大多的话了，但真正的….遗嘱是不会像这样弄得满城风雨的，真正核心的….交待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今天我倒想小范围地真正讲一下我的….遗嘱，或者说真正的….交代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麽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後，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於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之後，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之所在一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大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速度超过7%是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时，中国或许就成了一个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这么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动乱”问题。“动乱”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後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责任是躲不掉的。但也还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则在於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麽样的事情，或许是六四，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对历史和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该怎麽干就下决心去干。回答“动乱”这类问题，根本的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天天好起来。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什麽标准衡量。论文才飞扬，我不如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奋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会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是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动乱”有一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改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在小圈子里选江泽民，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种作法绝不能长期不变。最终的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先从基层的民主抓起。今後，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也不能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後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此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我们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一样，先从大包干抓起，而後是乡镇企业，再而後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後，是关於你们和我家一些个人问题。朴方服务於残疾人事业，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是一介书生，不善与人交往，不能让他从政和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吧。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到军队工作，努力做好泽民同志的部下。另外是关於你们两位，虽然都50岁上下，但你们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领。苏东问题爆发後，我向政治局说过，要沉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绝不冒头。这话也适用於你们。在泽民同志主政时，你们当好助手。今後你们主政时，这20个字仍是做大事要注意的。只是在20字後面，再送你们四个字：有所作为

（一九九二年六月某日上午邓家小院）

三、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讲话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

“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在这个问题上也曾有人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要求争论一下。提出争论的人特别对那个‘让’字有意见，认为如果这样提出的话，就等于说是我们以前不让人们富，不让人们过好日子，这等于否定了我们党建国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我认为，一争论，时间就争没了，一争论，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到头来还是大家一样穷。还不如干完了，等到真的有了富人了，看看到时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再争论也不迟嘛。”

“以前搞共同富裕，虽然大家享受到了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作铁饭碗、治安环境好等好处，享受到不直接受资本家剥削的主人公劳动地位的责任感。但我们人民生活普遍的生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太多了。国门打开以后，人民群众用国外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水平一比，就会自觉地认为还是资本主义好。我们要与资本主义竞争，用富裕的生活水平作标准是最有说服力的。”

“既然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指衣食住行）提高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有必要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发展方式，遵循他们的经济发展规律办事，补资本主义的课，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保证国家政权在共产党的手里，避免与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上发生冲突摩擦，避免战争，韬光养晦，争取时间发展经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期。不牢牢把握这个机遇期迅速将经济发展起来，我们将要犯重大的错误。”

“既然我们要保证外资企业、新兴私营企业能赚到钱，能够发展起来，我们在上交税率上就要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政策。国家在这些方面减少了收入，那么在社会其他福利上边就不能够像以往那样负担全民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就要改革。既然国家允许国有企业在利润提成方面留下了扩大再生产的份额，那么这些企业就应该将职工的退休劳保福利也承担起来，国家将不再负担这些方面的开支。一些企业的设备落后，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职工人口又多，企业向国家银行贷款去给工人发工资，造成严重的‘三角债’，国家负担非常大，而且这些企业还占据着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地带，又是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像这类企业应该想办法把它们尽快处理掉，要尽快制定‘破产法’。这些企业破产后能够有外资收购是最理想的途径，私营企业有能力也应该允许它们收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三角债’脱身了。我们这样做更加符合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提出的标准和要求。”

“我们搞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就是要突破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要让经济速度加快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我们鼓励一部分人打破框框，放下架子，直接投身到经济交易的市场活动中去。我们对外开放需要大批能够适应生产经济运作的企业管理人员，填补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这方面人员空缺。”

“关于富起来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经常强调的中产阶级呢？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要培养的富起来的人必须是大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富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大资本家，他们的富应该是富可敌国的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事国际间的大宗交易。中产阶级是什么样子的阶级，我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但我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麻烦事特多，他们的人一多就管不了了。他们有人说，为什么你们让一些人富而不让我富？他们说富的人都是共产党让出来的。在谁富的途径上没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条件，这将成为社会动乱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对于脱贫问题。我们一直说在本世纪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这样提未免太可怜了一点。还是把脱贫就算是能过上小康生活水平，这样的提法比较科学。要严格区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宣导。因为这两句话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要严格避免舆论导向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国家只为少数人服务，在社会上造成这句话是贫富差距的根源的认识。”

“私人个体户靠拼命奋斗，挣扎得很辛苦，今天能过上比工人和干部更好的生活也可算是小富了，我们可以统统把他们说成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样的话，那些大富的人的目标就不突出了。”

“我们不但要定出小康生活水平分标准，对富起来的人也要有一个标准去衡量。”“我认为，富起来的人应该是那些，他们的个人收入大大超过享受富裕生活消费水平的需要，他们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包括国家银行贷款）可作为再生产再投资的本钱，他们有能力掌控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当然，大型矿产、金融银行是否像东欧那样向他们开放，那还是有待研究后决定。”

“我们让他们赚钱，向他们让利（当然让利的对象还包括港澳台侨资和外资）他们就要遵守我们所制定的政策，依法缴税，不能做违法的事。”“在目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也不能对他们提出太高的要求，我们又不能够讲得太清楚，因此只好依靠他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看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合情合理，是否有能力将各方面的关系摆平而又不出漏洞、不出问题，是否能想出一些我们还来不及考虑到的问题，能够自扫门前雪。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出色成功人士，他们也将是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

“至于富起来的人，他们将来要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们就不要去管得太严太多了。这些应该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在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一管就会在社会上造成影响，造成矛盾和斗争。我们大家应该达成共识了，不能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了。”

“由于有了富起来的人，他们的生活标准肯定会比普通老百姓高很多，目前生活上的商品品种需求肯定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适当地在超高标准消费方面也要做些投资规划。这种消费同样会刺激经济的繁荣，增加就业机会也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缩小了。”

“对富起来的人要有专门的人负责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可以交给统战部去负责，他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工商联的工作吗？我们要研究他们的需求，研究他们的思想，保护他们的利益，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政策，制定新的法规。要关心他们在政治上的成长壮大，及时发挥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作用，给予他们更多的管理国家的机会，国家领导人的选拔也要考虑从他们那里挑选。”

“我们是否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呢？这是共产党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的关键。我认为，我们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我唯一的担心是这些富起来的人的素质修养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钱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没有钱。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钱想办什么事都办不成，只好依靠大家饿肚子，穷过渡。但我知道，钱又是一个很难掌控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翻船。现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依我看，他们还没学会如何真正掌控钱。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明显地缺少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和行为，而是一种土匪流氓的形象。他们不知如何去花赚来的钱，如何对待为他们赚钱的人。他们只想到了赚第一笔钱，而没有想到如何使用第一笔钱。不知道如何能够把钱一直赚下去。他们并不是全心全意地去考虑再生产再投资，而一味摆阔气，撑排场，做些毫无价值的低俗行为，那只是些招人妒忌的行为。要求他们学会具有真正资产阶级所应具备的素质是要花一番苦功的，我们的宣传口也要配合做些引导工作。如果富起来的人在那些只能按小康水平奋斗的人们面前继续呈现出那种流氓习气，他们再次被打倒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

还有：

“根据当前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来看，要按照西方国家或香港台湾的生活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在短时间内要让所有人都能够达到那种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承认了不可能让大家同时一起都富起来，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而且它还能够起到在实行改革开放的短期目的方面作为最为关键最为具体并且是绕不过去的先行手段发挥实际作用。要在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形态上培养起一批富人来，那么总会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也就会有人大富，有人小富。政府可以动用国库主动培养几位大富先富，在社会上将走向富裕的道路带起来。”

“要让大多数人能过上小康生活水平当然还需要有一段过程，我们可以采取三步走的部署并制定成国策实施。小部分人大富起来的可能性是有的，也一直是存在的。在现阶段培养造就一小批新型的企业家，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了富起来的人才可以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搞活经济。从香港的一些情况看来，国营企业办不到的事情，到了他们的手里一下就办成了，尤其是在国家物质价格正在改革调整时期更需要多条脚走路。我看只要能够抓住机会，我们很快就能够让他们富起来。”

“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让什么人先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在这方面如果确实不能实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中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

“一个企业不可能全部人都富起来，都富起来了，谁还会去干那些脏重体力活呢？低劳力的投资环境也就不存在了。他们只会一起上街游行罢工要求福利待遇。”

“要考虑保证企业的领导人先富起来，总经理都富不起来，谁还富得起来呢？打工族就没有奔头了，下面的人就没有奋斗目标了。脏重活可以考虑从内地贫困地区招募临工，这就可以解决大量低收入的劳力问题，企业的收益为此就会提高，还解决了贫困地区的脱贫的难题。”

“对于民工大量流动可能会出现‘民工潮’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家可以组织交通部门统一安排解决，可以提供一些货柜车皮送他们能回家过春节，什么事就都没有了。”

“富的标准是很灵活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富，是指在国家层面上能够掌握巨额资本能够组织生产的富。而对于民工来说，富就是指他们努力干活有了工资收入，回到贫困地区可以做小买卖，比原来的生活提高了，这就算富起来了。无论那种富，对于国家政府的税收方面来说都会增加，国家也会很快就富起来了。国家有了钱就好办事了。过往的经验证明，国家手头是需要有巨额现款有些事情才是能够办到的。国际关系交往中，大型工业项目是我们手中外交谈判的牌，每次谈判没有几个这样的牌子作为交易，人家总是欺负你。汽车生产线、购买大飞机都是我们手中的牌子。我们延迟制造生产大飞机就有这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