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安泽选市长，在华裔中不得人心？纽约客表达心声｜端传媒 Initium Media

广东台山人黄华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纽约哈莱姆区经营快餐，那时周围大多是非裔和西班牙裔。经常有人骂他：“滚回你的国家去！（Go back to your country!）”他便回敬：“你也是！（You too!）”

“其实从移民历史来看，我们华裔不会比他们晚，有170年的历史。”黄华清觉得美国社会对这些事实知之甚少，使得华裔、亚裔长年遭受排挤。因此，谈到正在进行的纽约市长选举，黄华清“最基本的愿望”就是下任市长可以“从教科书开始”，教育美国公众平等看待华裔和亚裔族群。“非裔有马丁·路德·金一直为他们呐喊。那华人的马丁·路德·金在哪呢？”他对端传媒说。

如今纽约迎来了一位华裔市长候选人——台湾移民的儿子杨安泽（Andrew Yang）。但黄华清却不甚满意。“开始的时候杨安泽没有说自己是华裔，而是说台湾裔；之后有人骂他了，他改口说自己是亚裔；要争取华人选票的时候，他说‘I'm American Chinese’。”他觉得杨安泽把种族身分变成迎合选民的符号，“非常虚”，“不实在”。

这令他想到自己和女儿吵架的情景。在美国出生的女儿曾对他说，“我的护照比你的好。”黄华清答，“不对吧？我们两个的护照明明是一样的，只有出生地（Birth Country）不同。”女儿反驳他，“我可以去竞选美国总统，但你不可以。”

黄华清来美四十多年，1992年入美国籍，在纽约政商界交游广泛，参选过地区的民主党代表，也曾为纽约市议员候选人做过竞选顾问。当年9/11事件发生后，他在纽约做了数月义工，吸了太多受污染的空气而留下肺纤维化后遗症。但女儿这么说，“意思就是她是美国人，而我不是，我是归化的。”黄华清回忆。

眼下，杨安泽是纽约市长的热门人选，但黄华清支持杨的对手、现任布鲁克林区长、非裔民主党候选人亚当斯（Eric Adams）。他称赞在亚当斯的主持下，纽约竖起了第一个中式牌楼，上书“四海一家”。“波士顿有（牌楼），澳大利亚有，新加坡有，怎么就纽约以前没有呢？”而相比起杨安泽用英文发推特说春节吃月饼，亚当斯每逢春节会在布鲁克林的华人区举办庆祝活动，黄华清觉得亚当斯更加真诚一些。

2021年5月，由几个亚裔团体举办的市长参选人论坛上，谈及华人关心的教育和特殊高中（Specialized High Schools）入学考试等议题，黄华清见亚当斯“想都没想就举手抢答”，而杨安则却迟疑不决。“很多人说‘华人要选华人’，但他选上之后，会不会真的帮你呢？”黄华清说。

“拿著亚裔的脸来骗选票”

杨安泽最初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走入公众视野，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参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华裔。当时他主打“MATH”口号，称特朗普的反义词就是一个擅长数学的亚裔，令许多人印象深刻。2021年，他加入了纽约市长的竞逐，携同是华裔的妻子吕艾玲（Evelyn Yang）和家人在纽约的大街小巷拜票、造势，誓要帮这个城市摆脱疫情带来的困境。

“杨安泽竞选总统的时候，我非常支持他，买了他的周边产品，给他捐款。在街上看到有人贴Andrew Yang的贴纸，会很兴奋。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他会选上（总统），只是觉得很好，有个亚裔愿意出来，这是对亚裔很好的代表。”在纽约市一家NGO组织工作的华人Zi对端传媒说。

但杨关于种族和身份的言论却成了许多纽约客心里过不去的坎。去年春天，纽约市被COVID-19疫情席卷，华人被视作“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杨安泽在《华盛顿邮报》刊评论文章称，亚裔要体现自己的“美国性”（Americanness），譬如穿红色、白色和蓝色（美国国旗的颜色），彰显爱国之心，才可以对抗种族歧视和偏见。一年之后，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六位亚裔女性遇害，遇害者不全是美国公民。而杨发推特称，亚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继续将种族问题放在美国国民框架之中，令许多一代移民和暂居美国的留学、工作人士心寒。

“我觉得被他背叛了。他一次又一次把人拖进‘美国性’（Americanness）的比赛，而我不想参加这个比赛，我想作为一个移民在美国堂堂正正地生活，也不想抛弃自己的外国人的特性（foreignness）。”Zi说，她是来纽约读书、工作、安家的第一代移民，“如果真的有美国性的比赛，我是有天然劣势的，亚特兰大的华人受害者也有天然劣势，但难道我们就应该被歧视了吗？这场比赛本身就是不恰当、不道德的。”

“我很失望杨的解决方案是让有色人种‘身份内卷化’，‘因为你比较美国，所以你不该被歧视’。”Zi补充。

“出现对亚裔的仇恨，不应该怪罪那些做坏事的人吗？为什么要我们再继续做好？”在曼哈顿经营中餐厅的华人业主王超对端传媒说。自疫情爆发以来，纽约是美国亚裔仇恨案件增幅最大的城市，增长超过900%，时常有亚裔被袭击和谩骂，甚至在地铁站被陌生人推下铁轨，华人被当街暴打的视频时常流传于社交网络。现在，王超随身带著电击棒和胡椒喷雾，他的一些开店的华裔朋友甚至穿了防弹背心，“我们在世界中心，又不是叙利亚，太可笑了。”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安全的话，再怎么开心，我觉得都是不幸福的。”王超学艺术出身，赴美留学的时候，“抱著极大的崇敬和希望来到纽约”，“读书的时候同学、老师帮助很多”。但开了餐厅之后，“社会的大门一下子打开，洪水猛兽全部都过来”，朝他门口丢垃圾的、砸石头的，近两年尤其明显。

2020年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时，王超的店在曼哈顿第一大道，是“天然的游行场”。“我每天诚惶诚恐地看著乌泱泱的人拍我的玻璃，当时内心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快崩溃了。”有人在店舖的玻璃上刻下字符，街上有人骂他，而此刻再看到杨安泽说“我们亚裔要自省”、“做一个‘更’模范生”，王超觉得，“这是要把软柿子捏爆吗？”

“我理想中的亚裔领袖是要有担当的，”而他觉得杨安泽“完全是一个香蕉人的表态”，“拿著亚裔的脸来骗选票”。

“会不会是前进一步，退后两步？”

在华尔街工作的华人律师Alex称自己和杨安泽早期从事的职业一样，名牌法学院毕业，在知名律师事务所供职。“杨安泽那一套对种族的理解，更像是公司大楼里的多元化项目——过去几十年自由派的一个符号。”

“杨安泽就是：什么正确，我就说什么，但我不关心这是不是真的，或者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Alex解释，“杨太熟悉这一套自由派的话语体系。这套体系让大家都感觉很好，好像有进步似的，而且杨通过这个体系活得很好，他是一个受益者。他自己甚至意识不到，也没有努力地跳出这个泡沫。”

Zi有同感。“我经常变成我们公司多元化的代表，有种族多元委员会，或者关于种族议题的公司大会，会找我来主持，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能力好，还是我的肤色，我总是被选上参加这种门面上的活动。”

“纽约市长的工作是要把不同阶层凝结在一起的。所以，（他如果当选）会不会是前进一步，后退两步？”Alex补充。

同时，Zi认为，“杨安泽的家庭形象也是有钱华人的感觉，亚裔雅痞（Asian young urban professional），是个企业家，是个JD（法律博士），高高在上的感觉，让我想到走在曼哈顿街头很容易看到哪些人是不用为生活担心的。”Zi说自己在非营利组织工作，属于纽约的普通中产阶层。“但我觉得他不会很了解在纽约年收入7、8万美元，甚至收入更低的普通人，过著怎样的生活。他缺少社区感，不是社区的一员。”

住在法拉盛的台湾移民Chanel亦评价杨安泽“家境良好、不接地气”。“许多法拉盛的人打黑工、不缴税，疫情期间难以生存，因为他们无法领取救助，而且他们很多人也无法投票⋯⋯他们是一群不被听到的人，下一任市长，会对此做点什么吗？”

杨安泽在纽约上州的Westchester长大，“我现在就住在Westchester，”Zi说，“如果我是这里长大的小孩，我可能会理解为什么杨安泽这样。这里是一个非常白的泡泡。我在的社区有一两百户人，我是唯一一个亚洲人，而且很长时间以来，我是唯一一个少数族裔。从去年才开始有非裔、拉丁裔搬进来。”

同样成长于白人小镇的华裔IT工程师沈安对端传媒说，虽然他在美国出生，“但别人会让你知道你是个外来者”。那时周围邻居问沈安“是从哪来的”，他疲于解释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背景，而懂得长话短说——“我的父母来自中国”。“我知道大部分人问我是哪来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他到纽约念大学、工作之后，认识了一些在纽约长大的亚裔，发现彼此对身份和种族的看法“很不一样”，因为纽约的多种族、多元文化，反倒加重了“我是谁”这样的身份危机感。

《纽约客》曾经撰文称，杨的成长背景让他可以很务实地谈论身份，有时甚至是用轻蔑的、开玩笑的方式——其实是一种防御机制；而这样的亚裔进入精英工作场所，再次被白人包围，往往会利用现有的机制，让自己成为受益者。

Alex觉得，相比于杨安泽比较“老派”的身份定义，和他一样的千禧一代更倾向将身份认同和更现代的政治意识结合起来。“大家首先要对自己的族裔自豪”，“我在美国生活，我有基本权利，你要尊重我。你就应该接纳我，因为接纳我是对的事情，我不需要做任何事去凸显我的美国性。”

“我是我们公司最直言不讳的人。”Zi说，“去年Black Lives Matter的时候，美国稍微左派一点的公司都会问员工的感受怎么样，提供情绪辅导的资源，大家在下面鼓掌、拍手，然后这个问题就过去了。我说，不行啊，这个问题没有过去，我就开始讲自己遇到了什么微歧视(microaggression)。”

“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你讲了，对你的职场并没有任何益处。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别人面前说，也是很难的事情，我也会有点累。但我觉得我作为社会人，我在职场里有这么个位置，这个位置也是我的发声渠道之一。而且我是亚裔女性第一代移民，有这种交叉的身分，不能指望一个政客横空出世，我们所有亚裔就不再受到歧视。”她补充。

华人社群中，有Zi和Alex等年轻一代，也有处于社会边缘、对政治冷感的劳工阶层。在曼哈顿中城工作的华人老罗对端传媒说，自己的生活“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和这个社会基本上没有接触，也看不懂英文”，但因为过去经常受到非裔的欺负，因此绝不会支持杨安泽的竞争对手、非裔候选人亚当斯。

“如果杨安泽真的是‘最亚裔’的‘亚裔’”

“华人的权益是要自己去争取，而不是靠哪一个政治人物赐给你。”来自福建永安的华人企业家邓龙对端传媒说。他上世纪90年代来到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身上只有165美金，“那时候感觉华人很被瞧不起，尤其是大陆背景的。”他读到台湾联合报系在北美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写“大陆来的人都满脸菜色，好像营养不良”，格外刺痛。他从底层做起，做装修、做贸易、开杂货店、做生鲜生意，后来他成立美国华商会，因为华裔企业家也总是被欺负。

2004年，刚刚当选纽约市议员的台湾裔政客刘醇逸（John Chun Liu）提出“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又称699议案），想要把商铺或杂货店占用门前五尺人行道摆放鲜花或水果的摊位取消掉，为行人留出更多的空间。“有摊位的基本上都是华人，”邓龙自己有三个摊位，他想要站出来反对，发动签名。“那时候没有一个华人商家愿意加入，尤其是大陆来的。他们在大陆这种政治环境出来，都很怕官、怕政府，说‘警察会把你抓起来’。”法案通过那天，要送给时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签字，邓龙联合了数家有摊位的韩国商人，一群人跑到市政府门前抗议。布隆伯格当时否决了法案。邓龙又趁机去游说市议会的议员，最终以微弱的比例将法案作废。

初尝民主的滋味之后，邓龙更密切地参与政治。2014年，邓龙出任纽约州共和党财政委员会主席，是首位担任此职位的华人，2016年曾帮助特朗普竞选筹款，也是特朗普当选后的白宫贵宾。但后来因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功夫病毒”等字眼，邓龙与其“割席”。他觉得特朗普“在疫情时做得太糟糕”，“已经把这种白人至上的火种给点起来了，这对我们少数族裔的生存是一种危机”。

“不管再好的经济、再好的财富，跟你的生命和安全比起来，那都是鸿毛。”邓龙自那开始转向民主党，他现在支持杨安泽竞选纽约市长。

“杨安泽之前说为有一张亚裔的脸感到羞耻什么的，其实就是积累在心里面的被人家歧视的压抑。”邓龙这样理解，“杨现在也开始讲中文，对所有媒体讲，我是华裔美国人。”杨安泽有一次来到邓龙的超市，邓龙看到两个顾客竖著大拇指，称赞杨“勇敢的中国人，勇敢的中国人”。

邓龙称，支持杨有另一个原因，他想培养他的儿子在未来成为美国的华裔总统。“说出来人家就是笑笑而已，觉得‘怎么可能呢’？”邓龙说，“那时杨安泽出来选总统，所有的中国人都说‘怎么可能呢’；不像奥巴马一个黑人出来选举，所有黑人都欢呼雀跃。”他表示，支持杨安泽“最重要的就是他华裔的身份”，并且，他觉得杨安泽“给人的感觉很American”，“白人喜欢他，犹太人也喜欢他，他拿了很多主流的票，不是靠华人的选票才能当选。”

“有人说杨安泽不够‘亚裔’，也有人觉得他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这样的事情在我自己身上也有发生过——有人觉得我不够‘台湾’，也有人觉得我不是真的美国人，不应该在这里。”台湾裔美国人Andy对端传媒说。他自高中起在美国生活，目前在纽约东村经营一家台湾菜馆。“如果杨安泽真的是‘最亚裔’的‘亚裔’，那他可能也没办法带来现在的那些改变了。”

“我开台湾餐馆，也从来不试图做得‘地道’，而是努力让我的菜更能让美国人接受。如果真把一个台湾的餐馆搬到这里来，生意应该不会这么好。”Andy补充。

“左派之中的‘保守之光’”

在一些纽约华裔和亚裔的社交媒体群组中，有选民点评杨安泽是“民主党中的‘特朗普’，左派之中的‘保守之光’”，因为杨的一些主张——譬如支持警队、提倡税收减免，响应了华人社群对于安全和富裕生活的渴望。

后疫情时代的纽约，亟需修复的不仅有剑拔弩张的种族问题，也有经历了十几个月疫情摧残的经济惨状。杨安泽在2020年参选美国总统时提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提议为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发1000美金。现在，他带著UBI的口号竞选纽约市长。

邓龙觉得，杨安泽的UBI想法“不完全是民主党的”，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在福利、救济方面的投入，一大部分消耗在政府审批的表格、程序之中，而没有直接进入公民的口袋。每人一千元的现金的提议令邓龙感到“眼前一亮”，“任何审批都不需要”，“像特朗普寄支票，每个人都收到了，对不对？”“这1000块已经给你保底了，你首先心里不慌了。”

但经营中餐馆的王超“觉得发钱这事非常不靠谱”。他发现，在疫情期间，因为可以领失业救济金，一些人不愿工作，餐饮业在纽约重启之后出现了用工荒，各处都招不到员工。“还不如授之以渔，教大家怎么赚钱，做技工培训，把人力真真切切投入到劳动市场。美国人本来就没有储蓄的习惯，你直接给我发钱，我花完了，下一顿怎么办？”

沈安对UBI“有兴趣”，因为觉得“会激发很多创新”。“我经常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要做个公司，提供信息安全的咨询服务，但我最讨厌的方面是销售、找顾客，如果我有基本收入，我就不会担心这个，有更多安全感。”但是，他质疑杨安泽在政府管理方面的经验，譬如杨表示要从纽约州政府夺回纽约市的公共交通管理权，却无法说出州立大都会运输署（MTA）的负债情况。“杨说得好听，但不懂细节。比如别人问他从哪拿到钱去做你要做的政策，他就说不出来。”

“杨安泽在美国国内政治里面，谈到了一些真问题。他比较早地强调了工业自动化才是美国的问题，而不是移民，他是正确的。”Alex表示，“但我觉得他的想法更适合一个全国性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市长的平台。毕竟，纽约市不掌握财政部和美联储。纽约市是没有财政自由的。”

很多左派、进步派同样不喜杨的UBI主张。“你把钱发给人，然后让市场发挥效应，这本身是个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东西。”Alex补充，“很多进步派的人认为建立理想社会是需要社区的，需要让人们的生活有目标，需要更多的培训项目。”他指出，杨的UBI会不会是在逃避问题？“相比一千美金，其实更需要的是更大的政府，把钱花在市场调节忽略的地方，比如基础设施和养老院。”

“纽约市对穷人有意义的项目，在过去四十年、五十年里已经被削减得差不多了。70年代纽约已经濒临破产过一次了。以前纽约城市学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来读书，是当时平民阶层的上升途径，培养出几任市长，但当时濒临破产的时候，联邦政府不愿意给钱。”Alex曾研究过纽约市的财政状况，“我觉得杨安泽的很多政策需要花很多钱，他可能会重蹈纽约破产的覆辙。”

目前，杨安泽已经获得了了民主党华人国会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民主党纽约州参议员刘醇逸（John Liu）和民主党纽约市议员陈倩文（Margrat Chin）的背书，也获得了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饶舌歌手欧阳靖等华人的支持。他在民调中排名前列，也极尽可能地走访纽约的街头巷尾，去唐人街吃馄吞、葱油饼，调侃自己因为没有买蛋挞回家，惹妻子生气。

“很多人骂我，说不想选杨安泽就是‘汉奸’。”黄华清感受到了来自华人社群的压力，但他觉得选市长“比选总统还厉害”，“因为什么政策出来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本身的利益”。“你要融入一个社会，首先不要怕付出，”他补充，“杨说自己在纽约住了26年，却从来没有投过票。桑蒂飓风的时候，纽约下城的唐人街都淹了，你杨安泽就在华尔街那边工作，为什么没有为这个华人社区做点事？”

民主党初选前夕，《纽约邮报》刊登了一副讽刺杨安泽的漫画——一个小眼睛的黄种人从纽约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开心地走出来，旁边的店家说“游客回来了”。漫画取材于杨安泽不久前在采访中称“时代广场是他最喜欢的地铁站”，令许多纽约客大跌眼镜，因为时代广场被普遍认为拥挤、嘈杂，是只有游客才喜欢的地方。

杨安泽抓住了此次机会，发表声明称“每一次，你们说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纽约客时，你们就是在告诉其他亚裔美国人，他们不属于这里。”

‏Source theinitiu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