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财新周刊｜从互联网大厂“毕业”后
财新互联网行业放慢发展脚步，降本增效成为主旋律，人才市场相应发生结构性调整
文｜财新周刊 关聪 沈欣悦
伴随着中国互联网公司业务层面的调整，一贯岗位多、薪资高、流动快的互联网人才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2022年6月，中国高校毕业季来临，各大互联网公司坚持“校招不缩编”的硬红线；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随着大量“新鲜血液”的输入，从2021年底开始的存量人力调整势必深化。总体来说，互联网行业的用工趋势是“降本减量”。
“今年业务上的挑战比以往大一些，大公司和小公司都在踩刹车，中高端寻访和招聘都存在需求上的锐减。”科锐国际互联网行业总监黄旭洋告诉财新。一名深圳资深互联网行业猎头也向财新感慨道：“在最近五年中，2022年才是真正的行业寒冬。”
三年多来，互联网行业经历“收缩—扩张—再收缩”的戏剧性变化。2019年前后，国内互联网行业各个垂类“风口”被资本“围猎”殆尽，估值高企、融资转冷，包容审慎监管也微妙转向，全行业人才市场开始大幅降温（参见本刊2019年第3期封面报道《互联网经济探底》）。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刺激线下需求向线上转移，为互联网公司赢得了一轮“回血”机遇期——教育、医疗、办公、社区生鲜等，这些原先最难啃的线下消费场景，骤然加速互联网化。
互联网大厂们在新业务中顺势扩张、规模快速膨胀，到2021年底，字节跳动和腾讯的用工规模均超11万人、阿里巴巴超25万人。然而，居家模式的线上红利却伴随着疫情形势转好、社会开放而快速消失。
互联网行业跑马圈地、野蛮生长的模式此刻也走到了尽头，反垄断、不正当竞争、数据审查、隐私保护、社会责任……业界多年视而不见的各类行为边界性问题，终招致一场场监管风暴，大厂们不得不停下奔跑的脚步。
互联网三大细分行业的命运尤为典型：过度资本化的在线教育行业，在“双减”政策下顿失商业模式；恶性竞争的社区团购，无法成为互联网平台可持续的引流管道；天生氪金、沉迷属性的游戏行业，则须调校其内容和盈利模式的边界。而这些行业整顿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释放出大量冗余人员。
字节跳动“断臂”教育业务，美团、滴滴、京东逐步放弃社区团购，腾讯极力调整营收结构中的游戏收入比重，提升社会责任意识。
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两大收入模式——广告和分发业务，均显露疲态，“降本增效”成为各家自救策略。政策风险高、投入高的业务首先被放弃，包括云计算等其他业务板块也开始收缩调整，人员调整成为常态化。
过去10年，互联网行业以高薪酬、扁平化管理、高股权回报等优厚条件，替代金融、公务员、外企等成为大量高端人才的第一选择。从互联网大厂离职被称为“毕业”。在繁荣时期，“毕业”并不负面：“40岁前实现财务自由、提前退休”是互联网人愿意为之“996”的强大动力；有的“毕业”则是自立门户创业，即使失败，还可以增加再入大厂的筹码；而大多数“毕业”则是人往高处走，冲着加薪、提职等更优选择而跳槽。一旦发展脚步变慢，“坑”少人多，这些人才流动链条节节断裂，很多人被迅速地淘汰。
一名字节跳动离职员工的感触颇有代表性：“经历过憧憬、兴奋和失望，‘楼起楼塌’，没有任何行业的光环是永恒的。”
“踩线”的代价
近几个月，上海、北京、杭州等特大城市疫情反复，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来不及交还电脑，就被“在线裁员”，失去登录公司邮箱等工作权限。
“今年1—2月，大家还挺乐观的，觉得‘金三银四’，会有岗位放出来。”一名美股上市K12教培公司前员工3月拿到腾讯面试的机会，但彼时腾讯已准备裁员，她申请的岗位旋即被锁，面试终止，“就业形势急转直下，3月、4月靠谱的职位已经特别少了”。
她告诉财新，自己在2021年底被裁之前，在互联网行业已有八年工作经历，但从离职到找到新工作用了整整170天。“以前每次跳槽，都能在一个月内找到新工作，薪资还会明显提升。但现在竞争激烈，岗位数量不仅少，和自己的匹配度也很低，对薪资和未来发展很难有清晰的预期。”
“我们有个大概100人的离职群，最近工作很难找，有的半年都找不到。”一名在5月被哔哩哔哩（B站）“优化”的员工告诉财新，上海“封控”期间，自己向对口岗位投了上百份简历，仅有不到10家公司给了回应，最后邀约面试的屈指可数。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春季，互联网行业招聘规模保持增长，但同比增速为13%，是2019年以来的低点；核心技术和产品类岗位仍保持密集的人才需求，互联网技术方向的人才需求也有增长，但运营和销售类岗位求职者的竞争显著加剧。
一年来，业务“价值观”出问题、“民愤”最大的互联网垂直行业首当其冲，直接踩上了监管“红线”，政策风险凸显。最典型的莫过于教育和游戏两大行业。
在线教育行业裁员突如其来，且被釜底抽薪。据拉勾网的《互联网人才招聘白皮书》，在线教育行业新增职位量在2021年3月尚达到148%的增幅；但到9月，这个行业留存的人员仅剩7.4%。
2022年6月，字节跳动在挣扎一年后，最终决定放弃六大业务板块之一的教育业务，遣散了该板块几乎所有员工。一名在本轮被裁员的员工工作刚满一年，离职后投递了近百份简历，收到反馈的岗位不到五个。她发现，“社招岗位基本要求三年以上工作经历，像我这样的新人明显吃亏”。教培从业经验甚至成为了拖累，“很多公司屏蔽教培背景的简历，技术研发岗还好一些，偏运营的受影响较大”。上述教培公司前员工透露。
疫情期间突增的居家时间让游戏公司大赚了一笔，自研和海外发行也成果颇丰。2021年初，财大气粗的游戏公司以高于30%的薪水增幅招揽人才，聚集多数新兴游戏厂商的上海“抢人”大战曾轰动一时。但到了年底，中国游戏市场在版号暂停发放、未成年人保护政策收紧后承压，无法等到新版号发放的游戏项目只能解散。
“游戏大厂裁员的消息不少，薪资也给得偏保守。”一名上海上市游戏公司招聘负责人告诉财新。
今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恢复游戏版号发放，加上6月、7月，累计发放了172个国产游戏版号，但远水难解近渴。据伽马数据统计，3—5月，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连续三个月同比下降。由于多款头部产品流水同比下滑，新游戏带来的收入增量有限，手游市场收入下降最为明显。而年初至今尚未有进口网络游戏获得版号。
中国游戏龙头腾讯已满一年未拿到新版号，今年一季度，本土市场游戏收入负增长，公司开始对人效比最高的互动娱乐事业群（IEG）裁员。一名IEG人士告诉财新，由于新版号未发放，一些发行人员实际上没有业务可做。
“疫情让游戏提前吃完了人口红利，生产力却没有同步提升，行业失去了转型契机。”一名腾讯游戏离职员工如是反思。
不赚钱就缩编
社区团购算是中国电商平台最后的风口之一，错过了“烧快钱、换流量”的时代，在不允许“补贴倾销、负毛利经营”的监管红线下，始终无法突破盈利瓶颈。从2021年底以来，社区团购裁撤业务线、裁员的消息不绝于耳。
京东是最早显示放弃社区团购迹象的大厂。京喜拼拼试水仅半年，自2021年年中起便迅速收缩，接连退出多个省份；2022年3月，再从四川、河北等省份撤出，只保留“三省一市”，即河南、湖北、山东和北京。一名京东人士告诉财新，3月这轮裁员比例约占整个京喜部门的15%。至6月，京喜拼拼可提供服务的城市仅剩下北京和河南郑州。
两名京东人士告诉财新，京东近期退出社区团购，多是出于止损的考虑。“大厂放弃一块业务的原因，除了政策就是不赚钱。”一名3月被裁员的京喜拼拼前员工称，此前部分地方团购业务赚得盆满钵满，但小店生意能否跑通为超市平台生意，则是另外一回事。
进入社区团购较早、投入比京东更重的美团，也开始收缩。2022年4月，美团优选、快驴、买菜等生鲜业务是裁员“重灾区”，员工中流传的裁员比例高达20%；美团还关闭了北京地区的社区团购业务美团优选。一名美团人士对财新称，美团早就开始测算盈利模型，计划陆续关闭不赚钱的城市；关闭北京业务，是因为这里的配送和履约成本比较高，同时社区团购模式毛利非常低，最后才考虑关停。
一名美团员工4月时告诉财新，美团优选和买菜，除了个别盈利的省份，其他地区全部转为代理模式，此后开始裁员。高临咨询（Third Bridge）一名消费分析师称，2022年初美团首先裁掉了地推人员，“全国城市开拓得差不多了，低线下沉市场多采用销配一体的代理商模式，外包给代理商做，美团自己不再需要那么多地推人员”。
上述人士分析称，其他几家社区团购平台也出现类似情况，即非核心岗位人员优化，但这不完全代表业务有大的萎缩，更多是基于人效考虑。
优化单位经济结构、降本增效，成为社区团购平台的头等大事。生鲜电商的另一主流模式前置仓亦不好过。数名每日优鲜人士对财新证实，今年以来，每日优鲜总部从1500人左右裁到目前不足1000人，减员超过三分之一。每日优鲜是前置仓生鲜电商的代表，市场份额排名第二，高峰时期全国前置仓超过1000个。
“每日优鲜的裁员几乎与上市同步，从2021年8月、9月起，为降低用工成本裁了一批一线员工；11月开启总部裁员，裁员规模越来越大。”一名2022年二季度被裁的员工告诉财新，每个部门都被给到成本指标，不达标就先裁“更贵”的人，比如中层管理岗人员。
“盈利始终是生鲜电商难解的题。”另一名每日优鲜员工称。为节省成本，每日优鲜北京总部从互联网公司集中的朝阳区望京搬到了顺义区。
不止社区团购，曾经风光无限、现已失去增长动能的直播带货行业，人力资源也在快速流出。头部主播之外，大量直播公司实际并不挣钱。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部分代播公司收缩业务、开启裁员。曾经人潮涌动的直播公司聚集地杭州，现在满是人去楼空的萧条境况。
西安一名直播间场控人员在5月初失业，至今未找到工作。他告诉财新，公司2021年11月尝试在抖音电商搭建直播间，但在西安疫情影响下，项目进展始终不顺，直至2022年4月才正式开播，当月只卖出1万元销售额，远低于预期，30人的团队在半个月内被解散。
“2021年11月底找工作时，直播带货岗位连没有经验的人都要，底薪有5000—6000元，现在不仅条件提高，底薪还降到了4000—5000元。”上述前直播间场控称，他在两个月内参加了超过40场面试，其中并没有太理想的岗位。
一系列互联网生意“消失”或者收缩，还连累了云计算行业——需求不振，盈利目标难以完成，大厂不再愿意持续投入。
华泰证券研报统计，2022年一季度，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三家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业务合计资本开支较上年四季度下降27.8%。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开始强调，以云为代表的非互联网收入占比正在提升，但云业务却是精简成本的“下刀”之处。
3月，腾讯的云和智慧产业群（CSIG）成为本轮裁员最早波及的业务。腾讯云的收入下滑，腾讯会议、腾讯文档、企业微信等SaaS（软件即服务）产品仍在亏损状态。腾讯的IaaS战略调整方向是，从追求收入增长转为减少亏损的“健康增长”。财新此前曾报道，腾讯云裁撤了盈利能力较低的团队，并将利润纳入了业绩考核的标准（参见本刊2022年第12期《腾讯瘦身》）。
阿里云曾凭在线办公软件钉钉收获不少国企客户，并覆盖了上亿学生的线上课堂。随着在线教育等行业收缩，其来自互联网行业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减少。2022财年，阿里云业务首次实现全年盈利，可收入增速却从2021财年的50%跌至26%，一季度增速再放缓至12%，原因是在线教育、娱乐等行业收入增长下降。
6月底，阿里云突击裁员，IoT（物联网）事业部和GTS（全局事务服务）业务是“重灾区”，IDC（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业务也未幸免，各部分配到的裁员指标在15%—30%不等。阿里云2022财年收入不足750亿元，一名阿里云技术人士告诉财新，业务增速萎缩，IDC这两年基本没有新需求，“今年目标是900亿元，达成估计很困难。这还不是最后一波，‘9·30’预计还要再裁”。
人员快进快出
多年高歌猛进后，互联网行业纷纷放慢业务节奏，与此对应，人员调整在加快速度。
一如崛起之快，字节跳动的风格是行事果断，业务线人力配置也随之快进快出。2020年底，字节跳动急招1万人，完成了创始人张一鸣当年初定下的10万员工目标。
时隔不到一年，2021年8月，字节跳动就开始了一轮大裁员，清北网校、瓜瓜龙英语等K12教育业务受影响最大；11月第二轮裁员接踵而至，冗员的广告直营销售团队和商业化未达预期的休闲游戏平台Ohayoo成为目标；年末，放弃互联网券商业务海豚股票，解散战略投资部，并再次收缩教育业务线。
字节跳动的最大对手腾讯，从2019年的6.29万人扩张至2021年的11.27万人；阿里巴巴同期则因并表高鑫，员工总规模接近26万人。
另一边，中国互联网用户增长见顶。据数据调研机构Quest Mobile统计，中国互联网月活规模在2022年5月达到11.87亿人，新冠疫情中的两年仅增长2300万人，年复合增长率不到1%。社交、电商、视频的渗透率都已经高达九成，多个互联网C端产品获客效率不济，营销成本却只增不减，运营数据越来越难看。
建立在用户增长基础上的扩张模式难以持续，互联网大厂们的广告收入集体陷入停滞。一季度，腾讯广告营收同比降17%，在所有收入中降幅最猛烈；阿里巴巴包含佣金和广告在内的客户管理收入仅微增0.3%。两家公司在2021年的人效比也明显下降，腾讯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和广告业务因此成为裁员“重灾区”。
“阿里巴巴广告增长捉襟见肘，包装出很多广告IP来吸金，比如‘超品日’‘小黑盒’，其实是想抢腾讯品牌广告的生意，但实际上这部分生意已经被字节跳动吃掉了。”一名前腾讯品牌营销人士坦言，“整个广告客户盘子就这么大，大家都在发愁新的增长点在哪儿，因为流量和人口红利都过了。”
即便占有最多用户时长的短视频，也受疫情影响，收入放缓。财新从多名市场人士处了解到，快手2022年二季度的广告增速预期，由此前延续数季度的两位数调低至个位数；字节跳动则下调了全年广告收入目标。
中型互联网公司也在复刻巨头快速扩张和收缩的路径。哔哩哔哩2021年在中国香港二次上市，知乎则赴美IPO，团队规模均在融资后出现超过40%的扩张。两家公司高度依赖广告收入，但今年一季度亏损额都扩大了八成以上，且人力开支仍在增长，5月先后开启裁员。接近商业化部门的知乎员工告诉财新，今年二季度，知乎广告客户的商单总体数量不如去年同期。
“我们部门人多，肯定有人要走，但没想到会裁我。”一名B站前商业化员工告诉财新，自己的业绩达标，仍以考核不合格的理由被优化，“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的工资比较高，裁掉我能抵两个人。现在HC（岗位）全锁掉了，只出不进”。他后来去面试电商企业，亦被淘汰。
大厂“卷”什么
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在压缩人员、提高人效，岗位僧多粥少，失业后再就业十分困难。
2022年春节后，哔哩哔哩、字节跳动先后出现30岁以下员工猝死的不幸事件，但这类极端劳资问题已经激不起多少行业“水花”，大厂们纷纷在明面上取消“996”，而幸存的员工必须加倍证明自己的价值。
“项目赶着上线，一个人要干两三个人的工作量，从上往下层层加压。”一名美团研发人员直言，现在美团的中层有点“虚空”，“因为中层并不参与项目的架构和设计，向上管理的思维严重，对下属缺乏培养耐心，更多是在管控风险，怕出了事故影响个人利益。”
一名字节跳动前员工说，大厂的“内卷”分两类：在核心部门或运营、产品业务部门，工作多、任务重，要拼业绩指标；边缘部门虽然到点能下班，但员工很怕没有产出就会被裁员，要自己找活儿干，让工作看起来饱和。
各类“毕业”人员进入人才市场后发现，工作经验并非竞争力，现在大厂要的是性价比高的“螺丝钉”。
“有些公司的JD（职位介绍）特别离谱。”上述教培公司前员工抱怨称，“恨不得一个人要把三四个人的事都干了，薪资范围还给得特别低，没什么性价比可言。”
据黄旭洋观察，当前社招的要求是优中选优，“原来不惜一切代价要招到人，现在要性价比高的，比如能力80分的候选人可能不如90分的，但前者要价低，录用概率更高”。
提高条件卡人，是放缓进人速度的手法之一。“2—3月，我们给字节跳动推的候选人都卡在流程里。”前述深圳资深互联网行业猎头回忆称，两年前，字节跳动的用人策略就是重金挖人，让竞争对手做不成业务，因此跳槽去字节跳动往往能拿到50%的薪酬涨幅，现在挖人政策未变，但力度大不如前，“今年的涨幅能有30%就很不错了”。
财新从多名从业者和求职者处了解到，以往靠换工作快速提薪的模式不再灵验，再就业人群10%—20%的涨幅或平薪更为常见，不少人甚至需要接受降薪。上述教培公司前员工后来转入长音频行业，薪资只有此前的一半。
大厂们缩减业务规模的同时，还需“履行社会责任”，保持校招力度、保就业。腾讯校招规模以每年2000个岗位的速度增加，2022年释放7000个岗位；字节跳动和百度分别拿出8000多个岗位，百度、阿里巴巴均宣称2022届应届生是其“史上最大规模校招”，而美团到了春招时还有超过1万个校招职位。
工作高强度、快节奏的互联网大厂，历来喜欢年轻人。“我待过的几家公司都对应届生太好了。”前述B站前员工感慨道，应届生也并不意味着身价低，“有公司一个老员工月薪20K，但应届生起薪都有30K，对老员工打击挺大的。”
黄旭洋告诉财新，过往互联网人才来源是通过快速社招实现的，包括内招和猎头渠道，抢时间抢空间，比如招100个HR（人力经理）或找猎头挖人，“校招还是可以解决降本问题，比如三个Java工程师裁掉两个，补上两个好学校毕业的应届生基本够用”。此外，在增效的要求下，校招有利于为已经成熟的业务培养梯队。
应届生主要填补的是编程等“重劳力”工种，需要运营经验的业务鲜少能够看上新人。财新了解到，诸如抖音电商的核心业务，几乎没有针对实习生和应届生转正的岗位，而在职员工普遍有数年营销行业经验。
“35岁门槛”是互联网用人潜规则，员工到了35岁左右没有抵达管理职级，将面临较大的淘汰风险。“比如在阿里巴巴，30—35岁如果没达到P7，会被认为能力和年龄不对等，连客户都会这么看。再如字节跳动就从年龄、职级来衡量潜力大小。”
转向何方
曾经，中国程序员群体是全球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加拿大、美国等国甚至在移民政策上对这一群体青眼相加。一度因“制造业回归”、货币宽松等原因人才需求旺盛的美国，今年以来却在节节攀升的经济滞胀压力下快速转冷，硅谷、西雅图的大厂正在大力裁员。
6月底，Facebook母公司Meta将2022年工程师招聘目标从1万名下调至六七千名，该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直呼正面临“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岗位数冻结两个月后，推特在7月初裁掉了30%的招聘团队；流媒体行业竞争激烈，用户数出现负增长的奈飞裁掉了300人；特斯拉的裁员规模也超过200人。
借着比特币牛市，数字货币交易平台Coinbase团队规模在一年内扩充2倍，4月在美股IPO后加密货币交易骤然降温，Coinbase不得不裁员18%，波及上千人。“我们发展得太快了。”Coinbase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坦承“过度雇佣”（over-hired）。
“回国也难、留下也难，很多同学比较纠结，权衡再三。”金一粟是硅谷职业发展咨询和教育科技公司Uoffer的创始人。他告诉财新，能在2022年求职季拿到offer的集中在研发岗位，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应届生相对更容易，其次是数据处理、算法等专业，“文科拿offer本来就很难，4、5月有些公司开始裁员，文科类的学生今年会更难”。
据金一粟观察，在海外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需要在海外市场完成本土化，倾向于吸纳有数年经验的本土员工，而一些初创公司甚至比大厂还要挑剔，“比如Coinbase停止社招之前，硅谷大厂的六级员工到它这里只对应五级。大厂的好处在于招聘量大、吞吐量高，对留学生吸引力大，入职概率较高”。
和北美一样，中国国内互联网行业的人才缺口也集中在前沿硬科技和研发，这些岗位受缩编的冲击并不明显。
“人工智能、芯片、算法、感知规划、机器人。”上述深圳资深互联网行业猎头列举了一串“供大于求”的岗位，“今年整个芯片产业链的人才需求火热程度非比寻常，其次就是生物医疗、数字货币技术等。”
据黄旭洋观察，很多传统企业有做数字化升级、布局产业互联网的需求，因此对来自互联网行业的人才需求意愿提升明显。近期回流到市场上的人才，产品运营、销售客服类的中高管理层人员较多，特点包括薪资基准比较高、相对年长、岗位可替代性比较强等，“互联网人转去数字化升级、产业互联网方向，年龄大一些未见得是劣势”。
一名美股上市互联网公司战略部门员工离职月余后，开始将再就业方向转向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岗位。她告诉财新，这类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和互联网行业相比，有四到五年的差距。“能感受到它们的确需要人才，但对人才的画像又不太清晰，薪酬也没互联网这么高，三年工作经验的薪酬和我离职前的水平相比有30%—40%的降幅。”
一名知乎前员工在离职一个月后拿到了两份offer，幸运地争取到了平薪，“但我需要转行离开内容行业，这打断了我之前的职业规划”。他直言，两个机会都不算太理想，只能先工作把社保续上。
新一轮新冠疫情形势在6月得到缓解。据拉勾网统计，一季度上海企业职位需求量远高于平均值，但4月受疫情影响减少了56%的招聘计划。上述B站前员工预期，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很可能在封控解除后再裁一拨人，“如果一个月内都没有面试机会，就去关注北京、杭州和大湾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