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基本的自由是退出的自由

我们喜欢从积极的角度考虑人权，所以我们经常讨论那些让我们得以接近期望的权利：投票的权利，自由集会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选择通往幸福路径的权利。然而，我在此提出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观点，即最基本的权利——使其他权利成为可能的权利——是退出的权利。

退出常常会唤起负面的意味。从小到大，我们经常听别人说「退缩者永无胜利，胜利者永无退缩。」我们应该克服困难，坚持到底。不过，我很喜欢这句话的一种改编，是我不知何时听到的：「退缩者永无胜利，胜利者永无退缩。但未尝胜利也未尝退缩者，则是愚者。」

如果把思想从竞赛的泥潭中解放（的确，弃赛是打不赢网球比赛的），转而考虑人生更长远的目标——活下去，避免伤害，寻得幸福，用符合个人价值观的方式来生活，和与我们互相尊重的群体共同生活——那么我们便会发现，退出的自由对于这些目标至关重要。这里，我所讨论的自由，是远离损害我们福祉的人群和局面的自由。

在狩猎采集者游群（band）中，退出的自由是和平、平等和民主的基础。

我思考退出之自由的关键价值，是从前几年研究狩猎采集者游群社会时开始的。这些社会没有警察、监狱等强迫个人服从规则的正式手段，但这些社会的生活却非常有序而和平。他们的重要价值观是平等（没有人是天生比其他人更优秀或更有价值的，而且也没有首领或老板之类的人），分享（食物和物质资料会在游群成员之间平等分享），自治（无论老少，无论何时，人们都有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关于这些观察的记录，请见这篇文章）。为什么强者不会剥削或奴役弱者，为己所用？是什么让人们互相关心，即便彼此并无关联？

用不同角度解释，这些问题有不少很合理的答案。但我认为，终极答案便是退出的自由。人类学家屡屡指出，狩猎采集游群是高度流动的。为了追随猎物和可食植物，游群会不断迁移，然而个人以及家庭也会在不同游群之间迁移。因为狩猎采集者不占有土地，他们所占有的个人财产也不超过个人所能携带的容量，此外每个人在不同游群都有朋友亲戚，所以他们总有游走的自由。如果有人感觉在当前所在的游群里受到了压迫，并且发现游群内部没有解决这一压迫的办法，那么他便能迅速地收拾行李，径自出走，或是加入其他游群，或是和一帮朋友建立自己的游群。

如同世界各地的人类一样，狩猎采集者也是互相扶持以求生存。没有人能独自生存，至少不能独自长久生存。然而，在一个人们可以自由来去的世界，你必须友善待人，否则他们可以一走了之。你不能强迫他们为你工作，否则他们便可以一走了之。你不能欺骗、霸凌、贬低他们——否则他们会离去。如果你想要构建众望所归、众志成城的游群以最大化生存的可能，你必须从其他游群成员的视角考虑事情，并努力让他们高兴；在意见不合时，你必须与他们妥协，而且如果有一天你有幸捕到猎物而他们没走运，你必须分享食物。

狩猎采集者以通过共识来做决策而闻名。如果某个行为会影响整个游群，他们必须把事情说清楚，并基本达成一致，之后才能行动。这时候共识是什么意味呢？共识仅仅指的是所有人都跟从决策；他们可能不是完全同意，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出走游群。所以，对于狩猎采集游群而言，民主决策，并不是清高道德哲学的结果，而是需求的产物。为了生存与发展，游群需要凝聚一心；为此，你的决策不能过度侵犯，以至成员退出。

退出的自由是现代国家里民主和人权的基础。

我们不是狩猎采集者，迁徙更为困难，但我们仍然可以迁徙，甚至在承受无尽压迫之时，跨越国家之疆界（润）。统治者惯常压迫人民的国家，往往通过制定法律束缚人们离开，从而让这些统治者有恃无恐地行其所愿。

1917 年俄国革命两个月后，新上台的政府出台法律，限制向外国移民。这便是康米政权终结任何民主可能性的开端。其他康米国家也如法炮制，比如现在朝鲜就是如此。对于无法离国的人民，政府可以肆意凌虐。如果人民可以离去，政府必须想办法让人民愿意扎根，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先离开的人，往往是能力最强最有价值的人。

退出的自由是婚姻和谐的基础。

退出原则不仅在社区和国家层面适用，而且在家庭的层面也一样。大量研究显示，家庭暴力和离婚自由之间有极强的负相关性。相比临近的农业社区，在狩猎采集者游群里，丈夫打妻子的现象更加少见。同样，主要的原因是退出的自由。如果丈夫欺凌她，狩猎采集游群中的女性可以离开，也终将离开。女性可以回到她父母所在的游群，或者去往她的亲戚朋友所在的游群，与此同时婚姻也自动终止。如果她有孩子，孩子想跟她一起走，他们可以走。因为游群里所有人共享食物，而女性和男性都会采猎，女性并不在经济上依赖丈夫，正如丈夫也不依赖于她一样。

所以，假如你是狩猎采集者游群里的男人，而你不想让妻子离开你，你必须好好对待她。在原始的农业社会里则有所不同，因为这些社会中男人占有土地，所以离开男人的女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生存。因此，女人必须尽力忍受残暴的丈夫。

显然，在现代社会里，对抗家庭暴力的主要力量是法律和经济上的离婚自由。如果离婚是违法的，那么丈夫打妻子就会很常见。如果离婚不违法，但对大部分女人来说太过昂贵，丈夫打妻子仍然会存在。只有当女人法律上和经济上都有离开丈夫的自由，丈夫大妻子的现象才会消退。这种效应最新的例子是西班牙。在 2005 年，西班牙修改法律，让离婚变得更容易，而针对女人的家庭暴力现象显著减少。这种减少不仅要归因于离婚，而且是因为那些不希望失去妻子的男人，开始更友善地对待她们。

从前，故事和歌曲会歌颂那些无论男人多坏，她都始终「对男人忠贞不渝」的女人。而因为她的爱与奉献的伟大力量，男人最终会醒悟。然而说实在的，相比妻子无论如何都会待在他身边的情况，妻子有可能离开他们的时候，男人才会变得更好。

退出的自由是雇员与奴隶的分界线

工作同样适用这条原则。如果你是雇佣者的所有物，或者法律上规定你不得辞职，或者经济上你无法离职，种种原因导致你无法放弃这份工作，那么你的雇佣者便能肆意虐待剥削而毫发无伤。如果你能一走了之，那么为了继续获取你的服务，你的雇佣者必须好好对待你。在法律和经济上有退出的能力，是保持雇佣者与雇员之间平等关系的力量。没什么神秘的。

孩子不能自由地离开学校，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通常上，孩子是最常受虐的人群，不仅因为他们年幼弱小，而且是因为他们不像成年人一样有退出的自由。人类学家告诉我，狩猎采集文化里可不是这样的，因为那里的孩子几乎和成年人一样可以自由退出。受家长不公对待的儿童，可以搬到不同的小屋和其他会对他好的大人一起住。他们甚至可以搬到不同的游群。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孩子，每个孩子都会得到整个游群的照顾，因此孩子不是负担。即使是非常年轻的孩子，若家长或者照顾者不善对待，他们也可以离去，或者由他人带走。在我们的社会里则不是这样，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是严重且猖獗的问题。

但我现在想讨论另一种暴力，即我们强迫儿童就读于学校的暴力。如果学校是强制的，那么根据定义，学校即监狱。监狱是其中的成员被强迫进入的地方，且他们没有选择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同伴的自由。儿童不能从学校一走了之，也不能离开刻薄的老师，放弃压迫而毫无意义的作业，或者可恶的同学。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唯一的出路——唯一真正的出路——就是自杀。Helen Smith 在她的书《划伤的心》中写道：「学校规定必须出席 180 天，而她已经缺席了 53% 的天数，她被告知她必须回到学校，或者在逃学小组面前出席，并被发配到青年拘留中心。她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回到她的卧室，用皮带吊死自己。过去，她本可以直接辍学，但现在她这样的孩子被强制教育困住了。」

关于校园霸凌，学生不满，无聊，犬儒主义，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没人找到解决之道。没人能找到解决方法，除非我们给予孩子退出的自由。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方法，是根除强迫。

Source: Basic Books，已授权

如果儿童有了真正离开学校的自由，那么为了延续自身，学校必须变成对孩子友好的地方。儿童喜欢学习，但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厌恶被强迫，指手画脚，不断评判。他们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学习，而不是其他人强迫他们的方式。像所有机构一样，只有他们服务的人不向监狱服刑者那样，他们才能成为道德清白的机构。如果学生有退出的自由，学校必须赋予他们其他的基本人权，比如对影响他们的选择有发言权，有自由言论的权利，有自由集会的权利，以及选择他们自己的幸福之路的权利。这样的学校，跟我们现在称之为「学校」的阴沉机构完全不一样。（更多信息请参照《玩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