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二）：民族和阶级的日常(1)
解放报 作者：雨舟1/2
在这个系列的上一篇文章里，我们分析了新疆民族矛盾的原由，梳理了民族矛盾逐步深化和政府打压逐步升级的过程。在这一篇里，我们将讨论民族压迫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分析民族压迫被不同社会阶层逐步接受或默认的过程。由于看到这些关系的日常表现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抽象性质，这一篇文章首先将分享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均为来自拜乐《恐怖资本主义》和《在营里》两本书的节选。在三个故事之后，我们首先将讨论民族压迫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然后再分析汉族无产阶级以及少数民族精英在这样的剥削关系中的态度与作用。
故事一：维族“苦力”（《恐怖资本主义》第二章，“选择本土工作”节选）
尤苏普（音）❲1❳是在十四岁的时候首次来到城里。他说，他的家人将他送到城里是因为“生活非常艰难，我家负担不起我继续上学的费用。我家只有八亩地，连生存都困难。”尤苏普说，他哥在2008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这也是他父母让他离开学校，把他送到城市的部分原因。在他哥因在一场刀战中杀死了另一名维族青年被定罪之后，他的父母觉得在遥远的城市里的新生活将有助于保证尤苏普未来的成功。他的父母将他送去乌鲁木齐，跟一个来自附近村庄的面包师傅一起住。 最初，尤苏普说他很高兴去城市； 他不喜欢读书，觉得城市生活也似乎很精彩。 但这很快就改变了。
“工作非常艰苦。 我得早上三点起床，开始和馕面。 因为我只是个学徒，我得到的只有每个月十元工资，一个睡觉的地方，和勉强够吃的伙食。我是唯一的学徒。其余的是成年人。我真的一无所有。一年后，我离开了。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被当作一份真正的工作。是一种奴隶制。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工作，他们会打我，不给我东西吃。”
尤苏普想要的“真正的工作”是一份在劳动市场上受到重视的工作，能给他时间和空间培养自己的自我意识。在离开第一份学徒工作之后，他发现对他开放的工作都很难维持。他首先尝试了在集市把一个托盘举在头顶上卖面包，但这份工作每天只能赚大约20元，意味着他要睡在通宵网巴里。 后来，他找到了一份维族餐厅里的洗碗工作。但这份工作每月只给500元的工资，不够支撑他的生活开支。尤苏普说：
“然后我父母给我找了另一份面包店工作，但这个跟第一份一样。他们没有给我工资。当我要求给工资时，他们打我。所有其他工人都比我大，所以我无能为力。”
最终，他找到了一份做保安的工作，但他再次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他的老板拒绝支付工资。他的雇主说，给像尤苏普那样低技能，“低素质”（维语：sapasi töven）的人，提供食宿就足够了。后来，尤苏普当一名小贩或“苦力”（维语：ishlemchi）卖皮带、鞋子等商品有一点成就。他说这是他在城市那段时间最好的一份工作了。“如果皮带卖得好，可以迅速赚钱。我有一次一天之内赚了200多。那几年我什么都卖，没有不尝试的。” 但是他的成功常常是短暂的。好几次，他被供应商骗走了利润，或者没有货品可卖。
尤苏普这些不固定的工作还不够。他觉得所有人仍然把他视为没有教育的面包学徒，在当代城市里没有真正的技能。 他的地位是他家庭状况决定的。他说：
“我哥三四年级就辍学了。 他不太会读维语。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也是没有机会上学。不是他们不喜欢读书，是当时没有办法读。他们要工作才有饭吃。农村很无聊。没有未来。我想要一份好工作，想要妻子和孩子。在农村，很难找到这些。”
但同时，尤苏普说：“你在这里是被看不见的。” 他觉得只有其他学徒和“苦力”（维语：ishlemchiler）把他视为有任何价值的人。 机会在他家乡的缺乏、他所说的“无聊”结合极端贫困和高强度的乡村公安监视，使重返农村生活似乎不可能。
一个下午，他遇到了一个亲戚，其父亲在市里拥有一家酒店，以前给过他一份保安工作。我们一起坐他亲戚的车去公园吃烤肉串。在这种情况下，尤苏普似乎很自在。他负责准备肉。群体里的其他人似乎很尊重他在准备食物方面的知识。但是吃完饭之后，他回到了被他亲戚视为“落后”（维语：qalaq）的行为。他问他亲戚看对方的新苹果手机，花了四十五分钟看手机上的图片和视频。这是他自己的廉价华为手机上做不到的。 最终，他的亲戚要求拿回手机，说无聊。似乎他邀请尤苏普参加这次野餐的唯一原因是想让他为他和他的客人做饭。
在许多与更富裕的维族和汉族移民的相遇中，尤苏普被忽视或者当作次要的考虑。其他人，即使比他年轻，常常比他重要。他们经常当他不存在。发生这种事情时，他就变得更加沮丧和内向，而这种行为就会进一步强调他的无归属感，文盲状态，和无素质。更富有的维族告诉我，他们觉得尤苏普可能是“疯的”（维语：sarang），因为其他人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在旁边听着人家聊天。
尤苏普有意识到这种排斥。他知道其他人认为他“无素质”（维语：sapasi yoq），但他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看法。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卡住了。他说，在城市里，每个人似乎都在根据其他人的风格，他们拥有的东西或者在微信上发布的东西，对他们进行评判（维语：baha berme yoq），而不是根据他们在烤面包或杀羊上的知识。 这种看法是导致贫困循环的部分原因，让学徒被更严重地异化。当我跟他讲了“铁意志”的故事时❲2❳，他立即说，两个主角之间的真正问题是作者不了解当地传统的真实价值。尤苏普说：
“关于男孩的工作，故事是错误的。这个男孩不讨厌工作本身，他讨厌的是他的贫穷、富裕维族和警察对他的鄙视以及老师对他的怜悯。他只想因自己的工作知识而受到重视。”
不过，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尤苏普想脱离他的低素质地位，看到的唯一办法是试图创造一个适应市场的面相（marketable persona）。 尽管他希望自己在传统行业里的工作能得到重视，但他被迫找了一份低薪服务业工作。 为了表演现代素质，尤苏普和许多其他学徒会把很大比例的收入花费在衣服和智能手机上。 尤苏普说：
“我每个月要花200到300元买衣服。由于我是一个男人，所以我自己不洗。我直接买新的。我知道这样很贵，但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好看。我一年前还花了500元买我的安卓。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有Wi-Fi，我可以用它来看视频。 我父母不知道微信。他们也不会写短信。他们只会说话。”
[……]
在我与尤苏普彼此熟悉的2015年年底的一天，我们去见了另一位学徒，尤苏普最亲密的朋友，他的“命与肝朋友”（维语：jan-jigerdost）易卜拉欣。我们一起逛了集市，吃了萨姆萨（烘焙的肉馅饺子）。尤苏普和易卜拉欣告诉我他们以前都做过萨姆萨。他们讲述了肥和瘦肉的比率如何必须准确，如何跟洋葱和茴香搅拌。他们为我展示了吃很烫的萨姆萨的方法，先从角落咬一小咬。他们很高兴地给我分享这些以及食物本身。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他们两个都提到了以前街上的很多“苦力”都离开了城市。他们感觉以前逛的集市都空了。尤苏普说，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绿卡”便民卡系统是一个很坏的政策，逼得所有农业户口的维族要返乡。他说，很明显，围栏制度和人民反恐战争总体上是针对维族移民的，其中许多是像他和易卜拉欣这样的苦力。他说：
“[便民卡系统]毁了人民的生计，使所有人在城市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一年前，在这项新政策开始之前，小街上没有闸门，可以随便走都不用太担心。现在，他们检查我们的地方很多。住在这些小街道上的维族是好人。他们努力工作，彼此非常尊重。实际上，这些人是这个地方真正的“本土人”（维语：yerlik）。他们真的有“素质” （维语：sapa）。 跟他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很舒服，感觉真的活着。
尤苏普说，针对维族移民的围栏系统比任何其他东西更使他恐惧。 他作为维族传统的继承者的价值即将被抹去。由于他没有便民卡，他说他知道，如果在检查站被抓到，可能会被捕或被遣送回家乡，特别是如果警察将他与他正在坐牢的哥哥联系起来 。“我的工作，我的家人，我的社会，所有这些事情都让我感到压力，”他说道。“没有人以任何方式帮我。感觉每个人都只是不断地向我要东西。”
几周后，尤苏普告诉我，警察外包工在检查站抓到了易卜拉欣，逼他回了他在喀什附近的家乡。尤苏普说：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 现在我们有很多麻烦。今年绝对比上一年差。就我们的生活而言，情况越来越糟。所以现在我完全是孤立一个人。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孤立，因为你还在。也许一个很好的朋友比一百个普通朋友更强。这是我自己的谚语（维语：maqla-temsil）。一个真正的朋友是一个常常与你共度时光的人，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在。无论你走到哪里，一个真正的朋友都会跟随您；他们与你分享一切。”
当然，当他这么说时，尤苏普知道我很快就会回美国。他知道我将不再能够借钱给他，帮他支付房租或买衣服。他知道，他这个没有便民卡、没有高薪工作所需要的技能的移民身份，将赶上他。他知道他被城市和城市社会排斥。 但是，就像“铁意志”中的主角一样，他拒绝接受慈善；他只接受来自他感觉尊重他的朋友的借款。他也拒绝切割自己的“铁意志”，自己作为维族的权威，即使他尝试过然后被阻止进入服务业工作。
在易卜拉欣被迫离开的几周后，尤苏普告诉我，他失去了他在一家维族餐厅里的服务员工作。他说，他的老板说，他不能再冒险聘用没有便民卡的工人。“我还没有告诉在村里的家人。我只能告诉我的朋友。我的生活太难了，”他叹气说道。
“很少维族是真正的朋友。通常，他们只是装得像真正的朋友，但一旦你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或者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理你了。他们让我求他们要钱。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关心过我。好像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麻烦， 像他们吐在我身上。他们没有把我当一个真正的人对待。”
对于尤苏普来说，通过发展可销售的技能和面相来获得文化资本的制度似乎是一个残酷的笑话。他觉得城里人喜欢嘲笑像他那样的传统工匠。
“其他像我这样工作的人，真正的好人，对待我比他们对待我好得多了。他们是我真正的家人。很奇怪。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地方，但它们对我来说比我的家人更加亲近。”
尤苏普说，尽管有这些友谊，但他觉得墙壁围得越来越紧了。为了避免因为没有便民卡被抓和被拘留的可能性，他觉得自己好像必须返乡。这个想法让他充满恐惧，因为他觉得他将失他在城市食品行业里作为一个本土（维语：yerlik）工人的社会角色的安全感。
“如果回到村里，我将成为一个‘二流子’（维语：bikarchi）。我不必担心吃住或任何这种基本问题。但是我也会没有工作或思考自由。在那里，一切都会围绕着我的家人和政治教育。我甚至可能会被送到“黑门”后（编者注：新生再教育营系统的绰号）。在这里，我有思考和工作自由。 我一直能吃饱。我有足够的钱买新衣服。我在城市里的生活是好的。我曾经感觉自己有未来。如果我回到村里，我就永远不会有这种感觉。
尤苏普越来越感觉到他人生故事中的未来正在消失。他开始用过去时态谈论眼前事——用故事结局和放弃的语言。工作的日常规律开始淡去；维族的社会再生产似乎走到一个绝境。尤苏普和许多其他人来到城市，希望找到在被严格监管的乡村里缺失的社会自主空间。现在，这个空间似乎也被关闭了。好像传统工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广泛社会再生产在被暂停。在短篇小说《铁意志》里，学徒最终离开了在屠夫店里的工作，并开始了盗贼的犯罪生活。因为便民卡系统，尤苏普甚至没有这样的选项。因为数码围栏系统判断他错位了，他感到被迫离开自己的行业。他所有无薪的学徒劳动，作为一个少年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在国家和城市社会的眼中没有任何意义。他被告知村庄才是他的位置，如果他不接受，监狱系统是他唯一的其他选择。
几周后，尤苏普回到了家乡。与一些其他移民不同，他虽然被村里的警察问话，但他没有被捕。警察没有给他一张便民卡，所以他不再被允许出县。但他还是在县城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距离他家有十几公里。尤苏普说，他本来希望在集市上找到工作，但没有人愿意聘用，他也没有足够的钱开自己的面包或萨姆萨店。
2017年4月，我与尤苏普失联了。他的微信被删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超过一百万名维族被送入遍布整个维族故乡的政治教育营里。尤苏普很可能也被送入这个系统。 他是一个年轻，半失业的成年男性，在微信上有许多参与线上伊斯兰教活动的移民朋友。仅此一项就足以让他被拘留。
故事二：奔疆寻找未来的汉族民工（《恐怖资本主义》第二章，“低薪汉族移民的素质与社会再生产”节选）
作为一名汉族移民，杜姐在达万社区的“猪肉”牌子附近拥有一家小商店，她告诉我： “我完全可以想象在这里度过余生，只时不时回一下家乡。 在这里找工作比在安徽找容易得多，薪水也高得多。 搬过来的时候，完全不是什么大的调整。 我同时有几家业务。 如果在安徽，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她是跟着老公和其他被雇佣参加一项建筑工程的老乡来到了乌鲁木齐。 合同结束后，他们用他[老公]赚到的钱留下来，开了一家店铺，服务于附近的住宅和安全基础设施工程里工作的汉族外来建筑工。一旦店铺开始运营，就很容易雇用其他外来人口来运行，他们很快就再开设了一家店铺。由于他们在一个维族居多的社区，杜姐说，警察和当地社区监察部门很支持，让租赁店铺的过程感觉很简单。杜姐承认，安全体系带来了一些小不便，例如必须注册新的电话或身份证并参加政治教育会议。但是她说：“那些不是针对我们的，是针对他们[维族]的。社区要求我们上报任何可疑活动，方便他们用摄像头跟踪。如果他们[维族]对我们做任何事情，警察会立即反应。多数情况下，他们[警察]不会打扰我们，不会像对维族那样在街上查我们的身份证或手机。”
[……]
另一名来自河南的妇女林铭白（音）体现了在一个支持汉移民的城市里，汉族移民生活的轻松和满足感。在她的经验里，当她和丈夫与其他老乡在2000年代初的“西部大开发”基础建设繁荣期来到时，新疆的生活已经比河南好得多。 她说：
“我来自河南。 我十五年前来到这里。 在河南，我们[的土地]不到5 亩。我们种小麦，但赚的钱只够勉强糊口。 河南人很多。在那里找不到任何真正的机会。 所以我们来这儿了。 但我还是一个河南人的思想。 我们春节有时候回河南，有时候回不了。 太远了，有时候负担不起。[……] 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生了三个孩子。 他们都有工作。我丈夫还做家庭维修。 乌鲁木齐发展得这么快，我们总能找到工作。我自己从来没有工作过，但我一直可以找到一些方法赚钱。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在市场上卖一些少量的东西。 最近每天能赚大概五十块。 我们的房子很小，也太贵 [500元]，但对于我们来说足够了。”
[……]与外来人口在中国的其他城市里面临的挑战不同，她说，她的孩子进了受政府补贴的好学校。 由于她和丈夫违反了要求只生一个而不是三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社会再生产支持更让人惊讶。她说：“他们[孩子]的生活将比我们好得多。 我从没有后悔过来新疆。”
故事三：维族再教育营教师（《在营里》第三章，“两面人”）
2017年2月，随着再教育营的启动和贝穆拉特（音）的警察外包工工作的开始，来自全地区的学校教师被施压，迫使来担任营里的讲师。其中一位讲师是一位名为克必奴尔·瑟迪克的穆斯林妇女，她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小学里任教五年级中文课。克必奴尔是一个维族和乌兹别克族政府官员的女儿，她的父母意识到了作为非维族的相对安全性，因此在她的出生证上把她登记为乌兹别克族。作为一个在80年代接受中文教育的少数民族，克必奴尔被推去从事教育。1992年从地区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就在乌鲁木齐的一所小学任教。
因为她在学校是担任高级职位的，当她在2017年春节假期后收到了新的分配时，她感到惊讶。她回忆说：“2017年2月26日，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学期。”克必奴尔说：“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我需要去参加一个会议。” 在会议上，区党委书记没有提供太多细节。克必奴尔和参加会议的其他教师只是被告知，当局聚集了一群“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将要教他们中文。这群“未受过教育的人”在山上的一栋政府办公楼里。克必奴尔被告知她必须签一份“承诺书”，承诺任教六个月。然后，他们给了她另一份文件，上面说如果她把任何关于自己看到的东西说出去，她将要“承担一切责任和必要的惩罚”。她回忆道：“他们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不能拒绝或要求离开。否则，我们将受到惩罚。” 克必奴尔不需要对学校的任何人说任何关于会议的事情。上级似乎知道任务是什么。“第二天我离开学校时，我的教学任务已经被分配给了其他人。”
跟整个地区几乎所有的维族一样，克必奴尔实际上已经听说她所说的“未受过教育的移民”维族。他们最早于2015年就被送进再教育营。在她最初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她觉得听起来很可怕，但作为一个会讲汉语，有安全的乌兹别克族身份的城市女人，她觉得跟自己无关。在为新岗位做准备时，克必奴尔记起了一名来自阿克苏地区阿瓦特县的妇女跟她说过她的事情。这位女士是小学的一名老师，毕业后来到了乌鲁木齐。 她每年暑假都回家乡。
2015年，这位女士回到城市后，她非常难过，在办公室里哭了两个小时。“她告诉我，‘经常祈祷、穿长裙或身为伊玛目的人正在被拘留，’”克必奴尔回忆道。“ 阿瓦特是一个大县，拥有最大的维族群体的地方之一。 ‘但是，’她说，‘在街上再也看不到任何维族男性了。’”
她同事的三个哥哥都被带走了。一位哥哥被带走是因为他是一名虔诚伊斯兰教徒，一位是因为有人指控他有去清真寺参加周五祈祷，而第三位被带走的原因不明。她[同事]告诉克必奴尔：“他们把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厅里。警察携带了武器。人们被点名，他们的罪行被宣布，他们被判决。然后警察就将那个人带走，头上戴上一个黑色塑料袋。”多年后想起这件事，克必奴尔回忆说：“当她说这些时，我们都跟她一起哭了。”
然而，她还记得生活似乎很快恢复了正常。“我们感到震惊，但时间长了，我就忘记了那次聊天。我以为乌鲁木齐永远不会那样。”但当官员们说她被分配去教一群“未受过教育的人”时，她的同事跟她说过的故事就涌回来了。她回忆说：“我想到了这一定是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不许跟任何人说。所以我想到了会不会是我同事之前提过的那种地方，但我尽力推开这个想法。”
第二天，肚子翻滚着的克必奴尔被带到了她视为一个“集中控制的教育培训中心”的地方。被改装成“智慧”营地的政府建筑物显然跟她同事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当我来到这栋楼时，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监狱。这是一栋四层的楼栋，周围是铁丝网。我们靠刷身份证进大门。 当我们穿过了院子时，我感到非常紧张。院子被汉族警察和持步枪的士兵守护着。”克必奴尔记得她当时想到：“我必须非常小心，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有很多要消化的。时间似乎又被加快和又被放慢，但那天的景象在她的脑海中像烙印一般。“在我终于反应过来后，我记得我环顾了四周，注意到墙上的口号：与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斗争，防止宗教思想进入。”
她花了一段时间才完全搞明白了营地的布局，但她现在在脑海中重构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房间。她告诉我：“当我进入右边的楼栋时，有四名警察和一个通往二楼的楼梯。在左边，有七八个办公室，其中包括警察指挥中心，警察宿舍，护士医疗办公室以及一个为社区监察部门工作人员提供的办公室。”
这一个细节很重要，因为这告诉了她，民政部，负责社会服务和支持警察的政府部门，实际上负责监视被拘留人士的进展。克必奴尔告诉我：“来自社区监察队的十名年轻妇女轮班来协助营地工作。在五个下班后，另外五个就会接管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包括向被拘留者发包子，并把他们的表现记录到电子档案里。”
在克必奴尔在体会再教育营的气氛时，她自己作为营地工作人员的角色开始了。营里的其他穆斯林工作人员开始给她展示如何根据系统的标准行事。她回想到：“一名警察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叫马黑拉的维族警察。她告诉我她认识我，她的孩子是我学校里的学生。我当时想向这位女人请教更多关于营地的信息，但她暗示了我不应该继续问。她只说了：‘抬头’。然后我发现有几个摄像头对着我的脸。我明白了，没有再问了。她问：‘你准备好上课了吗？’我觉得没有任何选择，就说，‘是的’。”
在知道营里的“智慧”摄像头盯着她的行为的情况下，克必奴尔越过了一个将改变她的余生的门槛。“我拿起了书和水瓶，盯着铁门，看到了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门被打开，被拘留者戴着手铐走出来。他们不得不俯身从一条让门半掩着的铁链下穿过。他们走到了教室。当我看到他们时，我忍不住洛泪。”在“学生们”落座在塑料凳子上时，有人为克必奴尔送上了桌子，椅子和黑板。
克必奴尔告诉我：“在我看到他们的脸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压碎了。我向真主祈祷，防止自己在他们面前落泪。我来到了房子前面的桌子旁，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说什么。坐在我面前的人中，有留了胡须的老人。他们看似是体面人，像在清真寺里可能看到的那种老人。”作为一个从小被教导要尊重长辈的突触穆斯林，克必奴尔面临着一个选择：戴上讲中文的再教育系统的面具，表现出“绝不怜悯”，或者表现出被教导要尊重他人的真实的自己，冒着可能被标签为“两面人”的风险。这是长期跟随着每一个穆斯林人的威胁，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一直在被质疑。
“我没有思考就说了‘Assalamu Alaykum。’”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源于阿拉伯语的问候，意思为：“祝你平安。”当她这么说的时候，学生们停顿了。“他们看上去非常恐惧。我意识到我说错了什么东西。我介绍了自己，开始讲课。 我一直盯着黑板，没有回头看他们的脸。 我无法转身，因为有一些被拘留者在抽泣。一些老人的胡须被泪水淋湿了。我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我在课上完全没有回头。我只是一直在写和擦除黑板上的字。我讲完了四个不同的课程，但我感觉好像用了四年的时间。”
在这次相遇中，克必奴尔无法面对被拘留者，无法直接见证他们的痛苦。然而，由于她与他们最初的共鸣，通过念出一句被禁止的阿拉伯语，通过她的不镇定，即使她背对着被拘留者，他们很清楚，她把他们视为人，视为应得到共情的对象。在暴露的那一刻，她的再教育面具掉了，她被视为一个两面穆斯林。
“当我在休息期间去办公室时，马黑拉告诉我，要小心自己说的话。她说我应该只用中文说‘学员们好’。我出去走到了营地的草坪上。那里没有摄像头。营地的负责人是一位叫作卡迪尔的维族。他很高，被晒黑。他说，‘你要谨慎说话。你不应该说Assalamu Alaykum。说这个可以被视为犯罪，你可能会因这么说而被拘留。幸运的是，今天是我和另外两名警察值班。’”
卡迪尔对再教育任务困难的承认和他们共同的穆斯林身份使克必奴尔有了勇气多问一点关于被拘留者的信息。
“我问，‘那些是什么人？’”
“他说，‘他们是伊玛目和在清真寺里工作的人。’”
“我说，‘下次我会小心。’”
“他再次说，‘这次你很幸运，因为是我在监控室里。’”
“我问，‘那些学生是什么时候被带到这里的？’”
“他回答，‘2月14日。’”
“我问，‘他们犯了什么罪行吗？’”
“他回答，‘没有。 他们只是信教的维族。你要小心。在教室里，就在你头顶上方，有四个摄像头。’”
卡迪尔在他的回应中，推动克必奴尔把被拘留者视为与他们不同，他们是信教，因此应受到惩罚的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系统如何迫使他们不能表现出任何对其他突厥穆斯林被去人性化的认识。
克必奴尔在一个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度过了营里的第一天工作。下班后，警察将她送到了城里的某个地方，她坐了几个小时的公共车才回到了家。她回忆说：“我丈夫在家，他问我关于教育中心的一天。他问，‘学生是谁？’我哭得很凶，跟他讲了一切。我丈夫很震惊。我要求他保密。到现在为止，我的亲戚全部都不知道。”
克必奴尔开始适应在摄像头前表演的压力。有一天，在她完成了一堂课后，一位大约四十岁的被拘留者问他们能不能多待一个小时。“我问‘为什么？’他说，‘留在教室里更好。’我明白他的意思。”她瞥见过他们牢房的内部，在那个时候，安装强灯之前，有一点很昏暗，地板是光禄禄的水泥。在教室里，被拘留者可以坐在凳子上，但在他们的牢房中，他们要连续很多个小时，相互挤压地坐在水泥地上。未经许可，他们不被能站立或躺下。
克必奴尔没有回应那个男人，营里的保安立即将他带走了。克必奴尔说：“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说话会被惩罚。” 下一周，那个年轻男人没有来上课，她再也没有见过他了。这次事件之后，除了用中文回答有关课程的问题外，班上的其他人从不讲话了。
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营里正在发生一个去人性化过程。一周之内，被拘留者被剃光了头。几周后，教室被改成了牢房，为了容纳数百名新被拘留者。被拘留者多到他们不得不轮流在水泥地上睡。被拘留者非常害怕。他们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声音都在颤抖。
在采访到了这里的时候，克必奴尔在抽泣，用手擦了擦脸。“他们都很害怕。当我在课上问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会看我的脸。起初，他们的脸上还有生气。但是一周后，男人的胡须和头发被剃光了。起初，女性是有长发的，但是一周后，被剃了。他们的眼中没有活力。我不想看他们。因为每次看着它们时，我无法不难过。晚上我睡不着。当试图睡的时候，铁链的声音仍在我的耳边响着。”
时间长了，她被迫支持和执行的暴力不仅影响了她的身体，而且还影响了她的自我意识。她试图隐藏在“可信赖”的外壳下，但这最终变得不可能。在营地系统中做事的暴力把她摩疲惫了。触犯他人的人性，也触犯了她自己的尊严和自我价值感。
[……]
在克必奴尔和贝穆拉特等穆斯林总有可能不值得信任的同时，他们的汉族同事似乎没有感到同一程度上的危险。克必奴尔清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有一天，她看到一位年轻女性被居留者脸色苍白，在担架上被着急送走。那天晚上克必奴尔坐公交回家时，一名在营地教法律的汉族营地工作人员陪了她一部分路程。在公交车后方的相对安全空间里，那位讲师转向她，低声问她有没有看到那位年轻女子。克必奴尔回忆道：“我说有，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那个女人大量出血了，在去医院的路上去世了。’跟营里的所有妇女一样，她被迫服用阻止月经的药。他直白地说道：‘营里的妇女必须用药阻止她们的经期，因为学校无法为她们提供足够的卫生巾。”
克必奴尔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知道这不是完整的事实。民政部在全地区推行了一场“零非法生育”运动。 她本人四十七岁都被迫定期去检查一个政府工作人员逼她戴上的避孕环。政府文件显示，未接受结扎手术或戴环加定期检查的育龄妇女将不能被列入“可信赖”公民名单中。 非法怀孕要“尽早处置”，这指的是强制堕胎。民政部开始向任何举报违反计划生育行为的人发放接近1000元的奖金。其他政府文件显示，不少被送到营里的人，甚至接近10％的被拘留者，是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送进去的。再教育营系统启动以来，在新疆南部的某些地区，维族的生育率下降了50％至80％，部分是因为这些对穆斯林生殖权利的限制。
但是，在坐公交的时候，克必奴尔不知道能不能信任她的同事，所以她只是点了点头，说她明白了。“我保持沉默了，但我内心很痛苦。他一直抱怨。” 他告诉她：“这是什么样的‘学校’？我们的很多‘学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韩国、美国、埃及、加拿大、土耳其、日本和哈萨克斯坦等地方留过学。我甚至没有能力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不是二十一世纪吗？现在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他很愤怒。克必奴尔只是保持了沉默，看他如此直白地暗示过去集中营被当作优生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事件，她感到惊讶。在她在营里工作的剩余时间里，他们再也没有提到过他们共同的恐惧。他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被指派去做的事情。
实际上，许多参与再教育系统的汉族似乎在这场运动中产生了赋权和投入感。克必奴尔想起了另一位汉族同事，他忘了克必奴尔是半个维族，告诉她：“现在，维族跟苍蝇一样。我们只要想就可以打他们。”她的一位以前的学生告诉她，当他兄弟半夜被一群武装警察带走时，一群汉族邻居聚集了在他公寓外的走廊里鼓掌了。“他告诉我，他们大喊，‘做得很好！’‘ 请把它们全部带走！ ’”学生问她，“老师，您总是说所有种族都应该统一和和谐。他们为什么在维族被捕的时候鼓掌？”因为在他们讲话的地方有一个摄像头，所以克必奴尔感到只能告诉她的学生：“不，你肯定是没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不会那样做。也许你哥要去某个地方接受教育。”克必奴尔记得看着十岁的孩子哭泣时感到很无助，他含着眼泪说：“不要骗我。怎么可能头上戴着一个黑色塑料袋上学？如果把他当作学生，警察为什么会那样把他带走？我虽然年轻，但我不傻。”
自2014年人民反恐战争开始以来，汉公民通常会支持该系统。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一位名为孔原峰（音）的新疆汉族移民告诉我：“因为他们拘留了这么多人，许多对维族一无所知的汉族移民，以为恐怖分子肯定到处都是。”
其他人则是因为安全系统破坏了某些商业或建筑活动抱怨。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另一位来自新疆的汉女士陆殷（音）告诉我，起初，当运动于2017年开始时，她的亲戚都抱怨检查站。他们告诉她，他们觉得当公共车进入城市所有人都必须等待维族被搜查时，他们无法忍受。几个月后，“情况改善了”，因为公交车开始在检查站放下维族，把汉族继续送往城里。
陆殷诉我：“最让我惊讶的是[我的亲戚]变成了如此直白的种族主义者。大约有75％的时间，他们的谈话都在诬蔑维族。”陆殷说，这特别令人震惊是因为“当我在2016年来探访时，这些[随意的种族主义评论]每天只会出现两到三次。现在成为了大家每天要提二三十次的东西。” 每当谈话中有停顿时，她的亲戚和他们的邻居都会大声疾呼：“ 维族真坏！”然后他们会开始谈论他们的落后，忘恩负义和暴力。在她在那里的几个星期中，她觉得“他们在试图[向她]合理化发生的一切。”她听到他们说政府别无选择，必须介入。他们告诉她，维族比在电视上看到的黑人生命有价值运动中的黑人更加坏，所以这些营和再教育工作是必要的。
汉人对参与再教育运动的主要保留是不得不为这个项目牺牲自己的很多时间。那些被派去监视农村维族和哈萨克族社区的人抱怨要适应新的条件。工作很无聊，他们也怀念城市生活的热闹。他们想念家人。他们想回到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中的官僚工作，或者国营机构中的医生或编辑工作。我采访的两个人告诉我，他们或他们被派到乡下的朋友，如果拒绝参加监控项目，会失去工作，但他们也说到，如果参加，完成任务后可以升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接受任务。他们觉得参与系统的工作是作为一个好公民的本分。
克必奴尔说，她觉得系统的“邪恶”已经渗入了整个汉族，甚至开始感染她。有时候，她对每天都会看到的痛苦感到麻木。但是随后，在她任教了几个月的时候，另一件事情提醒了她，穆斯林的去人性化如何被正常化了。当她坐公交穿过乌鲁木齐南侧的一个社区时，一些汉族少年从她前面的公交车的窗户把头伸出来，对街边看到的几名维族大喊大叫，“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当公交车越过他们时，他们转向彼此，开始讨论这个社区里为什么有一些维族还没被带走。克必奴尔低头看自己的脚，什么也没有说。 “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对的。他们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让我被带走。他们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利。”
（下接《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二）：民族和阶级的日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