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基辛格新冠疫情的这种超现实氛围，让我想起当年突出部战役时，我在84步兵师作为一名年轻人的感受。现在，正如1944年后期，能感觉到一种未成形的危险，不盯着任何具体的人，而是随意打击并毁灭。但老黄历和当下有个重要区别：美国能扛过那时候，是因为被一种终极的国家目的武装了起来。现在，在一个分裂的国家里，要去克服一个在深度和全球广度上都前所未见的困难，高效和有远见的政府是必需的。维持公众信任对社会团结来说至关重要，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上、在国际和平与稳定上，也是如此。
国家们能团结、繁荣，是基于一个信念：他们的体制可以预见灾难、控制其冲击、并恢复稳定。当新冠疫情结束后，很多国家的体制会被认为是失败的。这个论断是否客观公平，已经不重要。现实是，世界将不会再和疫情前一样。在现在去争辩过去，只会让必须要去做的事更难做。
新冠病毒打击的范围和严重程度前所未有。病毒呈指数传播，每五天美国的病例翻一倍。就在我写的时候，依然没有解药。医疗供给不足以应对正在扩大的病例波次，重症护理资源濒临极限，有些超出极限，有些已经过载崩溃。测试进度仍然不足以完成确认传染范围的工作，离扭转病毒传播还很远。一个有效的疫苗可能要12到18个月后。
美国政府已经做了扎实的工作来避免迫在眉睫的灾难。终极考验是： 遏制并扭转病毒传播的手段和效果范围，能否维系公众对美国人自我管理能力的认可。危机中的工作，不管多么繁重与必不可少，都不能挤压一个紧急任务：同时应对疫情后秩序转变的努力。
领导人们正在处理几乎牵扯全国的危机，但病毒瓦解社会的效果没有边界。在伤害人类健康（希望是暂时的）的同时，病毒所导致的政治与经济剧变可能会持续数代人。没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可以仅靠自身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病毒。要应对当下的种种挑战，必须要形成全球合作思维和执行计划的结合。如果我们无法并行做到，那么我们将面对互相之间最糟糕的一面。
从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发展中吸取经验，美国有必要在三大方向采取重要行动：
首先，加强全球对传染性疾病的抵抗能力。小儿麻痹症疫苗和消灭天花这样的医学胜利，或者人工智能依据大数据进行医疗诊断的新兴奇迹，使得我们放松警惕，进入一种危险的自满。我们需要发展新方法和新技术，能够在大规模人口数量级上实现传染病的控制和疫苗研发生产。城市、国家和地区必须始终如一地准备，用现有的、合作计划并开发的前沿科学来保护自己的人民远离疫病大流行。
其次，努力去治愈世界经济的伤口。全球领导人已经从2008金融危机中学到重要教训。现有经济危机则更复杂：从速度和全球规模来看，新冠病毒的传染进程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所有必要的公共卫生手段，例如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商业场所，都会加重经济创伤。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面对即将到来的混乱，也要有减轻对他们影响的措施。
最后，捍卫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有个建立现代政府的古老概念：一个筑有高墙的城市，被强大的统治者所保护。他们有些暴虐，有些仁慈，但总能为人民远离外部敌人提供有力保护。启蒙思想家们改造了这个概念，认为正当国家的目标是要为人民提供基本所需：安全、秩序、良好的经济，还有公正。个体无法单凭自己确保这些事情的实现。疫情刺激了一个错误：一个繁荣依赖于全球贸易和人口流动的时代里，筑有高墙的城市将要复兴，。
世界的民主国家需要捍卫并维系启蒙思想的价值观。拥有合法性的制衡力量在全球衰减，将会造成国内与国际上社会交流的解体。当然，合法性与力量这个千年问题，不会仅靠克服新冠疫情的努力就能同时解决。因此全面的制约是必要的，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外交，优先级必须得到确定。
我们从突出部战役，走进了繁荣发展和人类尊严得以巩固的的世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节点。对领导人们的历史性挑战，是要在处理危机的同时建立未来。失败会让世界陷入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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