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以色列建国中的责任及其灾难性后果

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com/stalin-and-the-founding-of-israel.htm

1948年，巴勒斯坦人民被犹太复国主义武装民兵强行驱逐出家园，这一事件在他们的集体历史记忆中被称为“大灾难”（Nakba）。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始终设想这种发展，而所有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始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在1947年抛弃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共建一国的立场，转而支持分治并随后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呢？（本文原文于2024年7月26日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列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动意识形态。他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只能以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才能实现。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

“协约国帝国主义勾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实行欺骗的明显例子，便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巴勒斯坦所干的勾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打着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幌子，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劳动人民（其中犹太劳动者只占极少数）变成被英国剥削的牺牲品。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雏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

因此，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斯大林采取了与列宁完全相反的立场？事实上，斯大林在联合国大会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促成了臭名昭著的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以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如今，斯大林的支持者更愿意将这些事实埋葬并遗忘。他们希望维持他们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神话。另一些人则试图为斯大林背叛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上确立的基本原则寻找理由。

不幸的是，历史事实难以抹去，而真相是具体的。再多扭曲的论点也无法为斯大林的行为辩护。让我们看看这种彻底背弃列宁立场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这一关键事件如何影响了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在此之前的几年里，苏联的官方立场一直是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苏联政府继续提出两民族共建一国的观点。而中东及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也公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不久，苏联的高级外交官曾多次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物接触，表达了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支持或至少是同情。这表明，苏联政府的政策正在幕后发生变化。

记录显示，早在1940年，即1939年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瓜分波兰的条约后不久，这一方面就有所进展。由于波兰有大量的犹太人口，现在有相当数量的波兰犹太人处于苏联统治之下。在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眼中这是增加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机会。

在他的《莫斯科的惊喜：1947-1949年苏联-以色列联盟》一书中，劳伦特·鲁克（Laurent Rucker）利用苏联的档案材料，提供了苏联外交官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物接触的有趣细节。这次接触的细节来源于《苏联与以色列关系：1941-1953年文件汇编》（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2000年），第一卷，第15-17页，关于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的官方文件。

1941年1月，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与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之间的会晤非常有揭露性。根据鲁克的描述：

“……魏茨曼提到了巴勒斯坦的未来。麦斯基表示，为了安置欧洲的犹太人，巴勒斯坦将不得不进行人口交换。魏茨曼回答说，如果可以转移50万阿拉伯人，那么就可以安置200万犹太人。麦斯基似乎并不对这个主意感到震惊。”【作者强调】

鲁克继续说道：

“在随后的五个月，德国入侵苏联的灾难性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了扩大早期接触的机会。他们开始更加有力地追求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允许在苏联的波兰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二是说服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并不违背他们的利益。”

随后，1941年10月，麦斯基在伦敦会见了当时的犹太机构主席、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创始人及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大卫·本·古里安。而在1943年，麦斯基再次会见了魏茨曼，并向他保证，苏联政府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并“肯定会支持他们”（鲁克）。麦斯基甚至访问了巴勒斯坦，并会见了本·古里安，他似乎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那里所建的成就印象深刻。

正如我们所见，莫斯科已经在考虑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可能性，而这必然包括将50万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家园中驱逐出去，尽管这一点并未公开。官方立场仍然是反对仅有犹太人的国家，并支持建立一个两民族共建的国家。

1943年，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因为他早已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前景。这也是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悦当时的西方盟友，也就是丘吉尔和罗斯福。

斯大林政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苏联的外交政策完全背着各国共产党进行。因此，苏联外交官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关键领导人物之间的会晤完全不为这些党的党员和领导层所知。

1947年葛罗米科在联合国的演讲

当时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托管之下。但英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衰落，面临着失去其帝国的局面。它再也无法维持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实际上被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敌人，他们建立犹太国家的目标与当时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冲突。

英国曾多次同时向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发出可被解读为承诺巴勒斯坦的信号，这与其一贯的“分而治之”的方法一致。事实上，英国帝国主义反对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这并非出于对巴勒斯坦人的任何爱护。它主要关心的是与该地区富有石油的阿拉伯政权建立友好关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决定巴勒斯坦命运的权力掌握在华盛顿手中，而不是伦敦。

这解释了为什么1947年2月，英国政府决定放弃托管，将确立该领土未来地位的任务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

在这一背景下，1947年5月1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葛罗米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内容令忠于世界各地官方共产党的数百万共产主义者感到震惊，尤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

这是关于在巴勒斯坦设立一个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讲话。葛罗米科详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大量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所面临的困境。他显然是在为当年晚些时候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准备。

在演讲中，葛罗米科说道：

“没有任何西欧国家能够确保犹太人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他们免受法西斯刽子手的暴力，这解释了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无视这一点并剥夺犹太人民实现这一愿望的权利是不公正的。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一切，无视这一权利是不可接受的。”【作者强调】

接着他列出了四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1. 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拥有平等权利的阿拉伯-犹太联合国家；

2. 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

3. 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而不考虑犹太人口的权利；

4. 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不考虑阿拉伯人口的权利。”【作者强调】

在总结发言时，他指出，“一个独立的、双重的、民主的、同质的阿拉伯-犹太国家”是保障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唯一途径。然而，他还补充说，如果这种方案无法实现，“就必须考虑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次演讲实际上为苏联全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项目铺平了道路，即驱逐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并建立以色列——这实际上是在几年前麦斯基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讨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辞与冷酷的事实相符。在1947年至1949年之间，苏联全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他们，甚至还促进了东欧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

苏联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谢苗·查拉普金（S. Tsarapkin）于1947年10月13日在联合国发表讲话，进一步表明苏联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分治。正如鲁克所说：“苏联正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热心支持者。”

苏联支持以色列的建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即1947年11月29日，苏联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分治。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号决议，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斯大林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必须记住，对于这样的联合国决议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联大会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斯大林控制了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苏联——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当时拥有投票权的联合国成员国，且都投票支持分治。如果这五个国家投反对票，那么投票结果将是28票赞成，18票反对，10票弃权。决议将因此未能通过。这一事实无可回避。

随后的事情众所周知。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联合国决议；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力量利用权力真空，发动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旨在将他们赶出并建立以色列，随即新成立的犹太国家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战争。在此过程中，70万巴勒斯坦人被——用一个温和点的词来说——“种族清洗”，用一个较温和的词来说，就是将整个民族残酷地、血腥地驱逐出他们的家园。以色列目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性攻击可以追溯到那些悲惨的事件。

苏联不仅通过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分治帮助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它还通过其卫星国间接向新成立的以色列军队提供了武器。1948年，斯大林允许捷克斯洛伐克向新成立的以色列军队运送重型武器。从1947年底到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的犹太机构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价值2200万美元的武器，这在今天相当于四分之一亿美元。同时，苏联阻止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阿拉伯国家出售计划中的武器。

多年后，在1968年，本·古里安提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帮助时承认：“他们拯救了这个国家（以色列）；对此我毫无疑问。与捷克的武器交易是我们当时获得的最大帮助，它拯救了我们，如果没有它，我非常怀疑我们是否能撑过第一个月。”（乌里·比亚莱尔（Uri Bialer），《在东西之间：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方向，1948-1956》，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苏联还通过促进1948年前东欧犹太人的移民帮助了以色列，尤其是来自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移民。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1948年本·古里安宣布成来新国家后，苏联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在1948年5月17日发给以色列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夏里特（Moshe Sharett）的电报中，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斯大林的亲密盟友）写道：

“特此通知你们，苏联政府已决定正式承认以色列国及其临时政府。苏联政府相信，犹太人民建立其主权国家将有助于巩固巴勒斯坦和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并相信苏联与以色列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顺利发展。”【作者强调】

“和平与安全”是以色列建国后最不可能保障的东西。然而，斯大林的歹毒甚至在1948年12月进一步加剧，当时联合国提出第194-III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返回家园或获得财产损失或损坏的赔偿。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均投票反对，而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则投了赞成票！

当然，任何投票赞成该决议的国家都未能采取具体行动来执行它。当以色列最终在1949年被允许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时，其条件之一是必须同意执行第194号决议。以色列的一位代表口头上接受了这一条件，但随后他们继续无视该决议，声称那些逃离并放弃财产的人无权获得赔偿，并在1950年实施了臭名昭著的“缺席者财产法”，这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决议，用以没收所有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苏联对其亲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依附如此之深，以至于它甚至拒绝走过场支持被残酷驱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权利。

斯大林为什么支持分治？

上述事实已经清楚。但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斯大林会采取这种政策？我们只能通过理解斯大林并非受世界工人阶级利益驱动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决策并非基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前景。他的行动并非基于在全球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佳策略。他的利益远比这些狭隘得多。

他的思维是由从工人阶级手中篡夺了权力的官僚阶层的国家利益决定的，这个官僚阶层是斯大林政权的支柱。这个革命蜕变的过程——由于其在一个单一的、不发达的国家内的孤立——在托洛茨基的经典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这解释了为何在1947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能够与美国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结盟。美国方面有利益允许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的出现，因为它认为这是将英国从中东驱逐出去的一种方式，取而代之成为这个重要的石油丰富地区的主导力量。斯大林也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视为削弱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个有用杠杆，同时希望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苏联的支持点。

斯大林的支持者将他描绘成一位伟大的战略家，而那些试图为他的巴勒斯坦政策辩护的共产主义者则试图表明这背后有某种聪明的计划。然而，事实是，由于斯大林没有中东社会主义转型的远景，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一个对苏联友好的犹太国家，即一个与苏联关系友好的资本主义以色列。

这其中并没有什么聪明之处。在1989年发表在《外交史》杂志上的一篇题为《情报、间谍活动与冷战起源》的文章中，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解释道：

“人们常常忘记的是，斯大林希望以他的方式与美国人和英国人保持‘友好关系’：他的目标是确保他所统治的政权和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实现期待已久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他希望通过非战争手段，最好是与西方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强调】

加迪斯被认为是冷战历史的专家，从美国帝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评价斯大林。他对斯大林的评价证实了我们对其动机的理解。自从斯大林在1924年列宁去世后不久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来，他的思维就代表了保守官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个官僚阶层由许多非共产主义分子组成，许多人加入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物质特权，并渴望过一种可以享受这些特权的安逸生活。世界革命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与大俄罗斯官僚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观念相契合。他们将苏联及其计划经济视为维护他们自身物质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哨。他们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狭隘地等同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与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领导下所追求的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相联系。苏联在中东的政策正是由这些利益决定的。

起初，斯大林相信可以在大国之间达成并维持一种协议，各方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尊重彼此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以色列可以成为苏联的盟友。斯大林的“聪明”政策也就是如此！很快情况就变得非常明显，以色列正在成为该地区美国帝国主义的关键盟友。

以色列的许多创始人都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本·古里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国家，甚至与国家有联系的工会联合会（Histadrut），在发展经济、培育最初较为弱小的以色列资本主义阶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所有这些都被用来传播以色列是某种“社会主义实验”的神话。在东欧的犹太人中，存在着强烈的社会主义传统，许多移居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也来自这种背景。基布兹（Kibbutz）——围绕集体农场建立的定居点——被作为社会主义组织的例子。在其鼎盛时期，它们代表了相当大比例的农业生产，甚至包括数百家基布兹工厂的工业生产。

以色列可能是“社会主义实验”的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基布兹往往是以色列的武装前哨，并在殖民此前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只为犹太人服务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为阿拉伯人服务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能以这种方式建立。社会主义要么来自于全体工人阶级的统一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要么就会成为掩盖和助长社会中某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压迫的工具，最终有利于资本主义阶级。所建立的是资本主义，正因为它的孤立性和压迫性，它很快成为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据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这种“社会主义”毫无异议。

对中东各共产党的破坏性影响

正如预期的那样，斯大林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和以色列建国的决定对该地区的共产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正如印度教授穆罕默德·沙菲·阿格瓦尼（Mohammed Shafi Agwani）在其著作《阿拉伯东方的共产主义》（1969年，伦敦）中所解释的那样：

“因此，苏联突然决定支持分治，对巴勒斯坦的共产主义者产生了惊人的影响……苏联立场的急剧变化——从谴责犹太复国主义为‘帝国主义阴谋’到承认其基本主张——不仅对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者，而且对所有阿拉伯人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无论苏联改变立场的原因是什么，即使是最有才华的共产主义者也难以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下去。一旦苏联明确表明了其立场，共产主义者别无选择，只能进行调整。”

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褪化——这一过程始于1920年代中后期，并在1930年代通过斯大林大清洗得到巩固——还导致共产国际本身从一个真正的世界革命组织转变为完全由苏联政府控制的机构。后者根据苏联官僚机构的当下需求，制定其路线，这些需求决定了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

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最初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所有内部民主都被扼杀了。不再容忍异议。制定了一条路线，必须简单地遵守和执行。因此，一旦苏联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分治，该地区的共产党就不得不为苏联的新立场辩护。但正如阿格瓦尼解释的那样：

“……阿拉伯共产主义者在向追随者解释苏联立场背后的原因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共产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悲剧的这一最终行为中，从道德和政治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共产主义者内部充满了困惑。”

这导致了一种悲惨的局面，即犹太和巴勒斯坦的共产主义者在以色列成立后爆发的战争中站在了对立面，前者实际上支持以色列的“防御性战争”。在伊拉克，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忠实地支持斯大林的立场，实际上组织了支持联合国分治决议的示威，并呼吁与以色列的“民主力量”合作！另一方面，那些有勇气反对斯大林路线的阿拉伯共产主义者则参加了对以色列的战争。因此，共产主义者在真正的武装冲突中站在了对立的战壕里。

1944年初，在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不久，巴勒斯坦共产党按民族分裂，巴勒斯坦人分裂出来，成立了阿拉伯“民族解放联盟”（LNL）。

LNL反对巴勒斯坦的分治，但主张为移居该国的犹太人授予巴勒斯坦公民身份。LNL的艾米尔·图玛（Emil Tuma）在1947年5月葛罗米科发表臭名昭著的演讲后不久写信给莫斯科，批评可能支持分治的立场。

他解释说：

“……该讲话在阿拉伯世界广大阿拉伯民众中引起了怀疑和不信任，阿拉伯反动派成功地对苏联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产生了怀疑，因为巴勒斯坦问题被视为中东阿拉伯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葛罗米科的声明在共产主义者中引起了巨大的猜测。阿拉伯民众对其反应非常不好，而澄清这一问题不仅会给共产主义者带来希望，也会给中东的所有阿拉伯人民带来希望。不能忽视阿拉伯国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革命潜力。”

图玛还批评葛罗米科“……完全忽略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以及他们与中东阿拉伯人民的传统联系和纽带。”

图玛对葛罗米科讲话的主要批评则集中在他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解释道：

我们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概念，并将其视为由英国帝国主义主导的帝国主义冒险，目的是在中东制造一个特洛伊木马。因此，我们一直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主张是反动的，并不接受犹太人的历史根源是现实的。（……）

“葛罗米科同志的声明加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巩固了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群众的控制。这种加强将有助于帝国主义继续利用犹太群众作为其反对阿拉伯中东解放运动的工具。”（摘自《莫斯科的惊喜：1947-1949年苏联-以色列联盟》）

一旦分治实施后，LNL开始为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分治决议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而努力。

然而，这一目标从未实现，因为1949年战争的结果是，今天所知的西岸被并入约旦，而加沙则置于埃及的管理之下。这些领土后来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并一直持续至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葛罗米科的“两国独立”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犹太国家，以及对巴勒斯坦人任何形式国家地位的否认。事实上，正是他提出的第四个选项——一个不顾巴勒斯坦人权利的犹太国家——成为了现实。这无疑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面背叛。

我们必须在此明确指出：斯大林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为巴勒斯坦的共产主义者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制造了灾难性的局面。这对整个地区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挫折。

而且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挫折。实际上，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地，共产党办公室遭到了实质的攻击，苏联的外交使团也成为了攻击目标。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利用这种普遍的情绪，合法地禁止了共产主义组织。

所有这些不仅削弱了共产党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也削弱了它们在现实的实际力量。从1947年8月至1949年6月，黎巴嫩共产党党员人数从12,000人下降到3,500人，而叙利亚的党员人数则从8,400人减少到4,500人。于是乎，它们的力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到一半。

在伊拉克，1948年上半年见证了一场由伊拉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浪潮。以色列的宣布成立及其在5月得到苏联承认，被当局利用宣布戒严，镇压运动，政治上孤立伊拉克共产党，其领导人被逮捕、判处死刑，并于1949年2月被处决。这是斯大林“聪明战略”的悲惨结局。

斯大林政策的影响在该地区持续了多年。但它也影响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到处都是如此，共产党在巴勒斯坦分治问题上一直采取反对立场，但当苏联在1947年底投票支持分治时，它们内部开始产生混乱。

西方共产党的不讲原则的转变

多萝西·泽尔纳（Dorothy Zellner）的父母是 “世俗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移民和苏联的终生追随者”。她描述其在美国的影响时，2021年在《犹太潮流》中写道，“美国共产主义左翼陷入了困惑。”她描述了当时美国共产主义者中普遍的困惑。

另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共产党（PCI）公开支持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分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由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在是否正式承认以色列国问题上保持了模棱两可的立场，不希望损害与阿拉伯政权的关系。正如在英国一样，意大利统治阶级主要关心的是石油供应，这是二战后其经济利益的关键。它还试图进行最后的努力，保留二战前的殖民地，并为此在联合国中希望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出于这个原因，意大利政府直到1949年2月才正式承认以色列国。

另一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完全支持以色列，完全符合苏联的立场。对1946-1948年间其党报《团结报》的研究揭示了许多内容。该报将犹太复国主义者描绘成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者。1948年5月29日的一期报纸中，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声明——尽管最有可能是由当时的主编皮埃特罗·英格拉奥（Pietro Ingrao）起草的——称“犹太人的英雄抵抗”（“L’eroica resistenza degli ebrei”），实际上，当时发生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大规模种族清洗。

在1948年5月29日的《团结报》社论中，皮埃特罗·英格拉奥抨击意大利政府不承认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就在两天前，即5月27日，党领导层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立即承认以色列，认为这是“国际正义的表现，是对一个昨天受到希特勒分子威胁、今天受到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威胁的人民的团结标志”。

在1947年之前，英国的共产党一直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单一国家，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共同生活，作为阿拉伯联邦的一部分。但一旦苏联政府支持分治，该党便随之转向。

1948年，英国共产党的党报《每日工人报》发表文章支持建立犹太国家。它呼吁执行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在1948年5月，它认为以色列的建立是“向实现巴勒斯坦各民族自决迈出的重要一步”和“时代的伟大标志”（1948年5月15日《每日工人报》）。他们宣称，在巴勒斯坦与英军作战的犹太武装民兵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宣称“帝国主义的日子屈指可数了”（1948年5月22日《每日工人报》）。

当以色列最终建立时，他们表示，所有“进步力量”都应该支持它。而当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建立时发动进攻时，《每日工人报》谴责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法夫尔议员威廉·加拉赫尔呼吁承认以色列，并建议立即停止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这一切在苏联立场再次改变后发生了变化。几年后，我们发现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将以色列描述为西方帝国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桥头堡，而英国共产党突然发现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

这一切都符合苏联的政策，1950年代初，苏联的政策再次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现在变得反犹太复国主义了。而在1953年2月，苏联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因臭名昭著的“医生阴谋”爆发而中断。这是一场在苏联发起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当时一群主要是犹太医生被指控密谋暗杀苏联领导人。

正如我们所见，斯大林在这类问题上的“原则”极其灵活！世界各地共产党领导人的“原则”同样灵活，仅仅相当于“说和做斯大林告诉你做的事情”，尽管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行动可能会非常困难。如果斯大林支持以色列的建立，他们就毫无疑问地支持这一立场。而当斯大林完全转向相反方向时，他们又一次毫不犹豫地转向。

回归列宁！

这些不是列宁的方法，也不是共产国际在其前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方法，托洛茨基曾将其描述为“传授革命战略的学校”。它们是一个放弃了世界革命视角、只追求自身狭隘国家利益的官僚机构的方法。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几十年来，这种做法玷污了共产主义在该地区和全世界工人群众眼中的旗帜。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能够在二战后爆发的革命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也部分解释了诸如“复兴党主义”（ Ba’ath Socialism）等现象的出现。

随着阿拉伯人民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变得激进，这种现象在包括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等多个国家得到了体现，这些国家中，激进知识分子阶层，甚至一些军官阶层，采取了革命的反帝措施，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这种中央经济计划的理念，以及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吸引了一些更为激进的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成员。他们看到，尽管苏联的计划经济存在官僚主义的变形，但它还是使苏联发展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此外，他们也受到苏联统治下特权官僚阶层的吸引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许多国家——如埃及和叙利亚——的本地共产党人却遭到了严重镇压。

如果苏联和中东的共产党坚持捍卫“两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没有背叛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这些政党本可以在该地区发挥关键作用，领导工人群众和青年。

这段悲惨的历史事件表明，一个政党所捍卫的理念、采取的行动方式以及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可以决定它是被增强还是被削弱。这实际上可以决定这个政党的力量是创造还是毁灭。斯大林在1947-1949年期间在中东的政策大大削弱了共产党，因此为革命运动的失败和反动势力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然而，在那个历史时期，还有另一类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者——我们称之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尽管遭受了残酷的斯大林主义镇压，仍继续坚持列宁的方法和思想。他们是列昂·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英国，他们组织在革命共产主义党内。在他们的刊物《社会主义呼吁》中，他们采取了原则立场。在《一面洁净的旗帜：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1948年巴勒斯坦分治》中，我们发表了1947年11月和12月《社会主义呼声》上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在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后不久警告了分治的后果，并总结道：

“巴勒斯坦的分治在各个方面都是反动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群众都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它使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立起来，使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转变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斗争，这对帝国主义最为有利。分治分散了阿拉伯农民和工人对他们剥削者的注意力，最终有利于阿拉伯地主和资本家。解决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废除帝国主义的分治计划，立即彻底撤出所有驻扎在巴勒斯坦和中东的部队。在分治的巴勒斯坦，没有犹太人或阿拉伯人能够获得真正的独立或安全。”

在接下来的76年中，那些同志的预言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验证。自1948年以来，我们见证了无数次血腥冲突的历史。巴勒斯坦人至今仍被剥夺了家园，而以色列也远未能成为犹太人的安全港湾。

今天，我们站在1947-1948年那段历史时期的革命共产主义党同志们的肩膀上，倡导为两个民族建立家园，这只能通过在整个历史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实现，作为中东社会主义联邦的一部分，在这个联邦中，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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