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或，动荡的1920年中的绝望与乌托邦（上）

原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本文是齐泽克为Verso 2007版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答卡尔·考茨基》所作的序。
翻译：@一只非0的O，@Ludwigsama
校对：@鱼板
另：感谢 @Re Her 等友人在翻译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补充，同时感谢某位译者发布的另一版本翻译（已在想法区给出链接）。

维也纳文化评论家和编年史学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这些头衔之外，他还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精神分析自身就是其要治愈的疾病”的说法）在托洛茨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逗留(séjour)维也纳期间就认识了他。关于克劳斯的传说之一是，当他在1920年代初被告知托洛茨基组织了红军拯救了十月革命时，他大声惊叫：“谁会想到中央咖啡厅那位布朗斯坦先生(Herr Bronstein)干出这等事！”这一轶事应该以著名的庄周梦蝶的典故来阐释：并非是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在流放中在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逗留过；而是来自中央咖啡馆的平和健谈的布朗斯坦先生后来成为了可怕的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的噩梦。

还有其他一些“布朗斯坦先生”式的形象对托洛茨基进行了类似的神秘主义形变，妨碍了我们去正确理解他的重要性。首先是被贵族化的托洛茨基，这一形象被后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发扬光大：反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热月的批判者，工人自治的坚定拥护者，精神分析和现代艺术的支持者，超现实主义者之友，等等……（这个“等等”中还应包括与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的短暂恋情）这是个被驯化的形象，所以我们不要为支持布什的某些新保守分子是前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感到惊讶（此处的一个例子是《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命运：它始于1930年代，最初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喉舌；后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报刊，然后是自由派冷战政客(Cold Warriors)的器官(organ)——现在在反恐战争问题上(War on Terror)支持布什）。这样一个托洛茨基几乎要同情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智慧。

而托洛茨基的批评者又发明了另一个“布朗斯坦先生”的形象：托洛茨基是“不断革命”的“漂泊的犹太人”，他们无法安于革命后建立（重建）的新秩序。难怪在1930年代，许多保守派人士都在赞许斯大林主义的文化反革命以及驱逐托洛茨基的决定——两者都被视为放弃了先前的犹太-国际主义革命精神，并重返了俄罗斯的根基。甚至尼科莱·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aiev)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者都在1940年代——他去世前——对斯大林表示了同情，并考虑返回苏联。按照这种思路，托洛茨基似乎像是俄罗斯的切·格瓦拉，对应于菲德尔：一方面是实际的领导者，国家最高权威菲德尔，另一方面，是永恒的革命反叛者，无法安于治理国家的切。这难道不是一个托洛茨基并非作为叛徒而被驱逐的苏联吗？想象一下，如果在19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不断革命而移民并放弃了苏联公民的身份，然后在不久之后去世——他死后，斯大林会尽职尽责地把他塑造成偶像来崇拜……

这一切使得托洛茨基答复卡尔·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毒攻击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尤为重要：这本书揭露了两人的真面目。在今天恰如其分地被遗忘的考茨基在1920年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灰衣主教”(éminence grise)，也是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Bernsteinian revisionism)和左翼极端主义(leftist extremism)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时展现了一位知道如何强硬，如何施行恐怖的托洛茨基，和另一位已经准备好接受重建日常生活的任务的托洛茨基。

如此，还有第三个“布朗斯坦先生”，恰恰依赖于这本《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斯大林前身的托洛茨基，在1920年已经呼吁实施一党专政和劳动军事化……难怪从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到恩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他将其描述为托洛茨基“最糟糕的书”，是托洛茨基反民主独裁倾向的复发）的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不承认这本书。《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的某些段落似乎明确地指向了斯大林主义在1930年代实施的，通过全面工业化动员将俄罗斯从落后的泥沼里拉了出来的政策。斯大林去世后，在他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一本被反复阅读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上面满是表现了斯大林热烈的赞成的笔记——还需要什么来进一步证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这种关系呢？

这就是为什么《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理解托洛茨基的关键书目，我们绝不应该礼貌地忽略这一“症状性”文本，恰恰相反，我们要专注于此。我们必须放弃嘲弄书中（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太过明显的幻想——首当其冲的是托洛茨基对即将到来的西欧革命的信赖——所带来的犬儒的愉悦。不应忘记，这一信念是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布尔什维克所共有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的存续并不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开辟空间，而是在西欧革命在形式上能够减轻俄国革命的压力之前提供一个喘息的空间。[1]关键问题在其他地方：保卫托洛茨基之战必须在制造恐怖和进行工业动员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域中获胜：在这里，我们可以发掘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最小但至关重要的差异。

为什么要战时共产主义？

让我们从写作这本书的历史时刻开始：1920年，内战即将结束，引用托洛茨基自己坦率而诚实的描述：当时的俄罗斯“被掠夺，被削弱，精疲力竭，正分崩离析”。疾病，饥饿和寒冷席卷大地；工人的生活变得更糟，而非更好；革命的承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远——这也是托洛茨基自己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演讲中坦率承认的：

我们怀着宏伟的理想和高昂的热情进行了这场斗争，在许多人看来，共产主义那博爱的应许之地，不仅有物质生活的繁荣，更有精神生活的繁荣，比实际情况看起来要近得多。 ……应许之地——正义，自由，知足和文化进步的新王国——几乎触手可及。 ……如果在三年前我们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们肯定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不会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年后，我们的境况会如此艰难，要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如此艰辛……[2]

布尔什维克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这完全失落的时刻，当他们处于“极端的悲剧性”中时，他们没有退却并承认失败，而是坚持了下来。但是，他们为这种坚持所付出的代价，为他们的成功生存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高昂。在狂热的反共史学家，新一代的“修正主义者”乃至一些曾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自身（如多伊彻）中，关于1920年的主流故事是：俄罗斯成了“一场荒诞戏”，压抑的现实被表现得“如共产党领袖所想，如其所是”。[3]那么共产党领袖想象中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基本上是幻觉：他们对彻底的社会灾难的反应是诡异的千年极乐(millenarian euphoria)，即，对他们来说灾难为“通往共产主义的捷径”打开了可能性：“在十足的意识形态谵妄中，本世纪最庞大的经济崩溃摇身一变，成为了真实存在(really-existing)的共产主义，一篇光辉未来(hic et nunc)。[4]例如，强制征粮“在党内，从列宁开始自上而下地被认为是不仅是社会主义，更是共产主义”。[5]因此，布尔什维克“倾向于在1919-20年的战时经济中看到成熟的共产主义的雏形”。[6]如此，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显然是将战时经济同斯大林的集中营相联系：

十年后，在1920-21年曾支持列宁的“自由”政策的斯大林，会在他名字之外的一切地方都采用托洛茨基的思想。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两人的拥护者，当时无一会承认这一事实。……在托洛茨基众多的实验思想中的一条，将会成为斯大林的全部准则(alpha and omega)。[7]

因此，从托洛茨基到斯大林的路径就是从偶然性走向其重复，并提升为必然性。毁灭性的内战这一偶然现象似乎触及了在布尔什维克“无意识”中一开始就存在的某物，作为“日间余思(day residue)”（日间余思：梦中和前一天发生的事相关的元素——译者注）为其带来了生命：那种“通过施加法令实现共产主义的官僚幻想”。难怪即使在偶然的条件消失后（内战的结束），布尔什维克也无法抗拒诱惑，坚持了同一套程序：政治恐怖（无情镇压所有反对派），劳动军事化，由中央政府全面规划生产。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简洁地提出了这一结论：“从一开始，这种变态就内在于体系中。”[8]这是托洛茨基最苛刻的表述：

如果不或多或少地采用劳动军事化的方法，那么强制劳动的引进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强制劳动，有组织的经济生活就不可想象，那么就必须废除自由劳动的空想(fiction)，以强制性义务的原则代替之来实现后者，而这一原则必须由真正的强迫作为补充。……除了对国家经济力量和资源的权威监管以及与符合国家制定的总计划相一致的劳动力集中分配之外，我们别无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个人国家认为自己有权将每个工人送往需要他的地方。

就像要在伤口撒盐，托洛茨基甚至预言了臭名昭著的斯大林主义论题，即，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国家通过强化其器官（部门），特别是强制性部门而走向“消亡”：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强制……强制的原则与社会主义是矛盾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将因责任感，工作习惯，劳动的吸引力等而受到感召。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这一绝对的真理必须稍作扩展：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中不会存在强迫性的机制——即国家本身：因为它会完全熔化在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公社中。但尽管如此，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仍有一段时期会要求国家原则尽可能地强化——而你和我正处于这一时期。就像一盏灯在熄灭前会放出最明亮的火焰，国家在消失之前也呈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就是国家最残酷的形式，以威权主义形式的处理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种破坏性的幻想的制定最终只能以自我驱动(self-propelling)的暴力而告终：“战时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特征的明确标志是它持续地无视现实，直致陷入僵局，除了增加暴力的程度无法维持自身。”[9]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恢复清醒，采取务实有效的方式来应对这场灾难——退一步，引入NEP（尊重基本市场关系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向农民支付合理的价格购买产品，允许私营小企业和服务业）。经济状况迅速改善：在几个月内，饥荒和混乱结束了，商店里满是商品，国家恢复了（某种）正常运转的状态。[10]

但是，只要仔细阅读《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很快我们就能发现这个所谓的布尔什维克“谵妄”的故事出了什么问题：托洛茨基一再强调，军事化是“由一种面对国家的废墟的本能的，自保的恐惧的情境”所决定的。这里没有妄想中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捷径”，而只有对这一点的充分认识：战时共产主义是“一个被封锁的堡垒，只剩下混乱的经济和匮乏的资源”，“强制劳动被用来阻止群众死于寒冷和饥饿。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办法。而只要革命和国家的命运悬而未决，我们布尔什维克就不会动摇。”拉尔斯···T·李(Lars T. Lih)以其精湛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为何布尔什维克在这完全绝望的时刻，讨论了“过渡”和“中央计划”。不应将这点与后来的苏联的“中央计划”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相混淆：过渡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从彻底的战后废墟到水最低限度的正常运转；因此，“计划”只是为了实现该目标使一切重新运转起来。[11]如果需要证明，读者应查看托洛茨基在书中描述的“计划”的四个阶段——其中的第一步就告诉了我们一切的全貌：

首先，我们必须为工人阶级提供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即使是在最困难的状况中——从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工业中心并拯救城镇。这是一切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不希望让城镇变成农业区，整个国家转变成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就必须支撑起我们的交通，即使是最低限度。要为城镇提供面包，工业用燃料和原料，和牛的饲料。做不到这点，我们就寸步难行。因此，计划的第一部分包括改善交通，食品，原料和燃料供应，或在任何情况下都至少防止进一步的恶化。下一时期将全部集中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的劳动力的集中和分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将来打下基础。

确实，如托洛茨基本人清晰明确地承认的那样：“这里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和劳动军事化是一种绝望的短期手段，为了尽快创造能将其自行废除的条件——一年后，随着NEP的引入，这一切确实也发生了。这也是为什么对布尔什维克的标准批评“为什么内战结束后不立即采取NEP？为什么要等个灾难性的一年呢？”遗漏了其要点：为了使得NEP可以适用，社会必须最低限度地运行起来——运输，工业生产（能够为农民提供一些东西换取食物），稳定的货币，等等；这些条件是由战时共产主义所创造的。因此，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盲目恐怖转向常识性的实用主义；它们都是将国家拖出泥沼的一贯策略的一部分——战时共产主义完成其使命时，它就被抛弃了。

然而，在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者眼中，劳动军事化不过是“民主与独裁”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的一方面。实际上，这里的对比似乎不可能再清晰了——一方面，托洛茨基公开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党的专政：

我们不止一次被指责把苏维埃专政偷换成了党的专政。然而，必须完全公正地说，只有靠党的专政才使苏维埃专政成为可能。正是由于其清晰的理论前景的和强大的革命组织，党才给苏维埃提供了从无形的劳工议会转变为确立劳动至高无上的机制。在这种用党“取代”工人阶级的过程中没有一丝偶然，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取代”。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考茨基又要捍卫多党民主及其一切元素，包括新闻自由；对他而言，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胜利，他甚至提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适当政治形式是进步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联盟。（我们面临着将这种逻辑推向极端的诱惑，提出对于考茨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革命将是先举行全民公决，并至少获得51%的选民投票通过……）难怪在1920年代早期，考茨基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在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之前就早早将法西斯分子形容为“模仿犯恐怖分子(copycat terrorists)”，布尔什维克的“同卵双胞胎的敌人(fraternal adversaries)”，声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压迫手段的老师：“法西斯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模仿者；墨索里尼不过在模仿列宁。”[12]

这种根本差异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苏维埃”（政务委员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直接自组织的不同评价：对考茨基而言，苏维埃“同发达国家的政党和专业组织相似，而非一种更高级的组织，至多是由于缺乏政治组织而产生的替代品[Notbehelf]”，而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它们不仅优于议会国家的机构，而且最终优于政党本身：

如果党和工会是革命的准备组织，那么苏维埃就是革命本身的武器。在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将成为权力机关，而党和工会的作用在不降低其地位的前提下得到了根本改变。

这便揭示了这场辩论的真正意义：不仅是民主与独裁，还包括内含于议会独裁形式的阶级“专政”——这就是托洛茨基在回复中指出的要点：

专政是必要的，因为它并非关乎局部的改变，而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这一情境。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可能[与他们]达成任何协定。只有力量才是决定因素：无产阶级的专政当然不排除个别的协议或可观的让步，特别是在关乎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上。但是，无产阶级只有在掌控了国家机器之后才能在缔结这些协定时保证自己的利益，并且还能为了社会主义的总利益，自己划定能让步或不能让步的领域。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谁直接掌握权力，是一群人的合作或单独一人的“独裁”，而是整个政治进程发生的领域是如何被结构的：由政党来“反映”选民利益的议会代表制？还是工人阶级更直接的自组织，强调成员需要更积极地参与政治进程？托洛茨基对议会民主的核心批判并非它给了未受教育的群众太多权力：恰恰相反，它使群众消极化了，将主动权留给了国家权力机关（与“苏维埃”正相反，工人阶级直接动员自身并行使权力）。

这里又出现了一种基于常识的批判：为什么要称其为“专政”？为什么不用“真正的民主”，或是“权力归于无产阶级”呢？“专政”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对立面，而是民主自身的内在运作逻辑——从一开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题就预设了其与其他形式的专政相反的前提，因为国家权力的整个领域都属于专政的范畴。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将自由民主制定义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时，他们并不依赖于民主如何被某个秘密集团所操纵的简单概念，如果在民主选举中面临失去权力的威胁时，这一集团将露出真面目并直接掌控权力。他们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形式本身就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逻辑。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民主也是一种专政的意义上精确地使用“专政”一词，这是个纯粹关乎形式的定义。许多人喜欢指出自我质疑是民主制度中的构成部分，民主制度如何总是允许甚至要求我们质疑其自身。但是，这种自我指涉总会在某一点停止：即使是最“自由”的选举也不能质疑使选举合法化和组织化的法律程序，质疑保证（必要时通过武力）选举程序的国家机关，等等。国家在制度上是一个庞大的存在，不能用代表谁的利益来解释——而民主制度的幻想则是它可以；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将这种过剩阐释为国家超出其所代表事物的过剩。人们也可以用本雅明式的话来形容：尽管民主多少可以消除制度性(constituted)暴力，但它仍依赖于构成性(constitutive)暴力。

对议会民主的这种批判或许看起来像来自另一个时代，一个幻象破灭的时代。但是，在今天，当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主国家都开始对多数选民的冷漠和消极，对民主进程正逐渐丧失力量感到不满时，这一批判难道不值得我们的重新审视吗？托洛茨基对议会民主是如何使多数人消极化的见解也支持了他对考茨基的盲目信心——考茨基相信议会选举是民意的忠实“镜子”——的批判：在相对稳定的时期，人们可以认为“议会选举充分地反映了力量的对比。而帝国主义战争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感到不满，更揭示了旧标准的完全无用。”这也是考茨基的错误所在：他教导工人“相信他们的利益反映在代议民主中，即使民主之镜早已被军国主义的铁蹄粉碎。”在世界大战和危机的社会混乱中，“和平合法的催眠暗示”这一魔咒破灭了：在这样的不稳定时期，大众的心理稳定瓦解了，对大规模的创伤事件作出的反应让大多数人可以在几天之内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这一振荡是如此强烈而迅速，以至于民主的“反映”完全失去了效力：

在特定的时期，从左或从右的用力一推足以将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推向一侧或另一侧。 我们在1914年见证了这一点，当时，在帝国主义政府和社会主义爱国政党的联合压力下，工人阶级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并迅速倒向帝国主义道路。

在这样“开放”，动态并且极其不稳定的局势中，共产党员的作用不是消极地“反映”多数人的意见，而是鼓励工人阶级动员他们的力量，从而创造新的大多数：

如果议会政权即使在“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都不过是探索国家意见的原始方法，而在革命的风暴中完全丧失了跟随斗争和发展革命意思的能力，那么，更紧密，更直接，更真诚地与大多数劳苦人民联系在一起的苏维埃政权就有了意义：不是静态地反映了多数，而是动态地创造了它。

最后一点依赖于一个关键的哲学前提，使得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将知识作为“反映”的论点（这一论述由于列宁本人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广为传播）。对托洛茨基而言，考茨基担心俄罗斯工人阶级“过早”夺权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担忧暗示着一种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客观”的进程，它预先设定了政治干预的可能坐标。在这种视野下，我们无法想象激进的政治干预能够改变这些非常“客观”的坐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的成功创造条件：

在对俄罗斯的苏维埃制度——更有甚者是在对在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结构的革命尝试——的批评声中，这一基于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论点一再重复：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是乌托邦式的——“因为它不符合力量平衡”。落后的俄罗斯不可能应对这无数障碍，先进的德国或许可以。但反过来，对德国无产阶级而言，夺权无疑是疯狂的举动，因为“此时此地(at the present moment)”的行动会打破力量平衡。

这种对“力量平衡”的迷恋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在早年维也纳时期就在精妙的观察中捕捉到了这种机会主义：“在从前的美好旧时光（也并非遥遥无期），只要和警察局局长低声交谈几句，奥地利社民党的政治家就总能确切地知道，力量的平衡是否允许五月一号在维也纳进行和平的街头示威”）。托洛茨基在这里是忠于列宁的。后者在1917年的著作中为那些无休止的寻找革命的“保证”的人保留了最尖锐的讽刺。这种保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僵死的社会必要性的概念（不应过早地冒险革命；必须等待正确的时机，等条件在历史发展规律中“成熟”：“社会主义革命还为时过早，工人阶级尚未成熟”）或规范性（“民主”）的合法性（“人口的大多数不在我们一边，所以革命就不是真正民主的”）——好像在革命者冒险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应该得到某个大他者的许可（组织一次全民公投，以确保多数人支持革命）。在列宁这里，同在拉康这里一样，革命只关心自己(ne s'autorise que d'elle-même)（“only authorized by himself”；拉康的原话是“le psychanalyste ne s'autorise que de lui-même”，“精神分析家只允许（关心）自己”，精神分析师不为案主做解释，案主想要来做解释，但是分析师面对这点给出去的是禁令。按照米勒对精神分析中的诠释的讨论，分析师的禁令其实就是靠分析师的欲望推动的——译者注）：我们必须为与大他者无关的革命行为负责——害怕“过早”掌权，去寻求某种保障，就是对行为的深渊的恐惧。列宁不断谴责被他称为“机会主义”的事物的终极维度就在其中。他的赌注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本就内在于其自身，用“客观”的事实，法律或规范来掩盖对完成其行为的恐惧。列宁的答案并非参考另一套不同的“客观事实”，而是重复了罗莎·卢森堡在十年前针对考茨基的批判的论点：那些等待革命的客观条件到来的人将永远等待——客观的观察者（而不是能动的参与者）的立场本身就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列宁对针对第二步的持形式-民主立场的批评家的反驳则是，这种“纯粹民主”的选择本身就是乌托邦式的：在俄罗斯的具体情境中，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毫无生存的机会，前进一步，展开社会主义革命是保护二月革命的实际所得（例如组织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唯一“现实”方案；要不然，保皇党将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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