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明末的对外战争是正义的，为什么老百姓不支持？ - 知乎

因为老百姓要吃饭，再“正义”的战争把群众搞到没饭吃、要杀头了，那不管你是什么性质、什么政策，他们都得造你的反。

就比方说，解放战争是否正义？自然正义，但是，在旷日持久的大战下，战争需要的人力物力与日俱增、人民群众的负担日渐增长、“要兵”“要粮”的指示越下越多，那最后让群众吃不上饭了，那群众一样会“不支持”，私底下恨你恨得咬牙，乃至发动“武装批评”和“武装请愿”。

比如说，1947年3月，冀中区清苑县的征兵里，被征兵者即有不满，认为自己是被干部害了，如若自己死在战场，那便是刘士荣（动员他的干部）把他害死的，令家人务必为他“报仇”

1947年3月，清苑县扩军，北辛力村刘士隐参军，刘士隐在家庭会议上说：“这次扩兵是刘士荣逼我的，我要是死了，你们要给我报仇。”

这样的情况并非是只有“群众不懂事”、不愿当兵造成的，不少干部对征兵问题的见解是相似的，即征兵就是要逼人、就是要强迫。这样的思想在冀中区普遍存在，我们接着看

1947年，冀中扩军，有村干部过低估计群众的政治觉悟，以为非强迫命令不行。直至1948年，冀中大城组干部依然强调，“什么工作不强迫命令我也能接受，要说扩兵出勤，多会不强迫命令不行。”

这种因征兵而起的矛盾，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947年在新解放的邯郸，干脆就发生了抗兵暴动，数千人包围县委

今春邯郸扩兵，原布置一千二百人，两月内完成了一千六百人，县委又布置一千六百人，一礼拜内又完成了，于是又布置二千人。县委同志为了超过任务热情很好，但人民负担加重，致引起数千人武装请愿，县政府临时处置不好，群众伤亡八人，对我影响极坏。 《关于扩兵要担架造成人民负担过重情况的通报》 1947年6月22日 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1

即使是在华中、山东这样的老根据地，群众也对征兵行动极为不满，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发起了数十场武装批评

一般特务和地主每每策动暴动，拒绝当兵和出夫，前后暴动不下数十次（仅苏中一地，即有三十余镇暴动过）…山东暴乱亦时有发生，均次第平息。 《华东野战军关于扩兵经验的报告》1947年7月19日 载于《粟裕文选》第二卷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除了征兵，大战所需的财粮征收同样会引发群众的不满。

今天人津津乐道“大兵团作战，纪律要严”，但在真正的战争中，“大兵团作战”不光要看重纪律问题，军粮问题更是重中之重。1948年4月18日，粟裕便在报告里指出大兵团作战下的粮食危机：部队每天都在向群众要粮，形成了与民争食的局面，这让粟裕想起1945年在天目山的斗争，因部队对粮食的极大需求，致使当地群众之粮被搜刮殆尽，以至于至今仍有“不良影响”

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敌我往返拉锯，双方均须寻求大量粮食，形成与民争食（新区地方工作很难供给大军粮草）。如是每个连队每天都向群众要粮（因情况等关系，跟很难做到完全统筹），侵犯了群众利益，更影响待群众之发动。回忆我军一九四五年在天目山时不足两万人，控制纵横近五百里地区，仅三个月之久，已弄得民穷财尽。在战斗最紧张时（孝丰战斗）连贫雇农之粮食也取之殆尽，至今在该地人民中尚留下极深刻之不良影响。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报军委并华东局电》 收录于《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 载于《粟裕军事文集》

这样的情况，不单是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时会出现的，解放战争作为一场三十年来未有的大战争，战争的烈度与规模愈发激烈愈发巨大，军队对粮食的消耗也在不断攀升。在山东根据地，1946年11月，荣成县的报告中便提到，群众已对交公粮满腹闹骚

荣成县反映，有关征收的传言颇多，雨山区某集上群众抱怨“算盘子一响，地级一涨，公粮一纳，圈钱一幢”，甚至传言发生了农户因纳不起公粮而上吊的恶性事件。

这一情况到次年仍未好转，1947年正是战争的高峰时刻，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鲁西南拉锯数月，军粮的需求再度增大，根据地开始进行公粮之外的“借粮”，干群之间因公粮引发的冲突也愈演愈烈。1947年，临朐县即发生干部冲入群众家中强借粮食的现象

如临朐县李家营村，由于村民不肯借粮，征收人员和村干部就直接到村民家中强行翻粮。

同时期，1947年1月5日，西海专署更发生了群众中因公粮问题搞起的武装批评，扣留了征收员

有的群众组织暴动，昌乐县x孙家把征收员扣起来一天多。

到一年后，1948年的8月8日，潘复生在冀鲁豫区党委干部会议上干脆直接讲明，现在战争的需要已把群众压得喘不过气，如不注意群众之生活，群众就要表达不满，来做“武装批评”了

另外，战勤负担很重，（黄）河北始终驻满大军，后方的群众负担很重，现在烧柴都没有了…群众的负担是有限的，否则，群众会起会门，以武装批评我们的。 《潘复生同志在八月区党委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 1948年8月8日 载于《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文献部分•下）

除了占主要地位的征粮征兵两项工作，战争里地方官吏还有一大工作：出夫，即我们今天喜欢说的“五百万小推车”。动员农村群众赶牲口大车、抗担架为军队充当后勤队伍，同样是对群众的一项沉重负担。

1948年4月13日，滕代远便在济源县做了调研，指出劳役负担是除公粮之外群众最大的负担，群众中都有牢骚，讲支前不如讨饭。

第二，劳力负担，全县全劳力二万人，去秋参军四千五百人，实有一万五千五百人。去年陈谢大军南下，迄今，共出修船工二万个（四百个全劳力）。运一百五十万斤粮（缺劳力统计）。六七两区，运柴草八百四十万斤（其余五个区无材料）。去临汾担架二千四百人。为陈、谢运弹药，及担架等，达一万零七百六十人（以上均是全劳力出差），只邵源一地，平均每个全劳力，每月二十五天以上出差。此次运粮给郑洛作战，均是妇女儿童，老汉背一斗粮食走八十里，空着肚子来回。群众普遍反映，“支前到是好，可不能光是紧着裤带去支”。“在家不如出去，出去还可动弹”（即到外乡去讨饭吃）。

而在这份报告之前，中央也早已注意到了支前输送给群众造成的困扰。在1947年6月22日中央转发给各中央局的文件中，便提到冀南地区支前要求过度，直接引发了武邑县民兵哗变、民众出逃

豫北前线，限七天向冀南要担架三千付，豫南后勤指挥部加了一倍（六千付），并限两日内完成，命令到了分区后，只剩一个期限了，只好强迫指派，加之过去担架到部队后长期不归，（常备民夫）于是就舆论大哗，致引起武邑一带党员民兵，领导群众向冀中逃走打游击，武邑一县即八百人逃走。 《关于扩兵要担架造成人民负担过重情况的通报》 1947年6月22日 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1

从以上案例，我们也就不难看出，一场“农业国内战”会对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让百姓多么不满。

在革命战争里，革命政权不仅自身远较封建官府廉洁，且已经是尽最大努力去保障群众生活，让群众能活得像“人”。可即使如此，沉重的战争负担也仍然让不少群众产生怨言，更有甚者激发了“武装批评”。得罪了群众，那他们就是会不满，就是会揭竿而起。

而明末那些贪官污吏，其立场之反动、为官之腐败是世人皆知，他们哪里考虑老百姓会不会饿死、老百姓又是什么心态，他们大都数只会趁着上头摊派“三饷”时狠狠揩油，对群众敲骨吸髓，让自己脑满肠肥。那么，老百姓为何要支持朱明朝廷的“正义战争”？为何要为朱明朝廷的“大局”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