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下一步

现在各线上组织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最大的缺点就是脱离群众，和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为了建立这个联系，在现阶段，我们一切任务的核心就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我们的组织——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我国是一个没有资本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在这里采用了最反动的法西斯式的统治形式，因为资产阶级所直接接手并且按照他们的意志改造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资产阶级改造的国家机器极其强大，以至于无所不包，没有任何政治自由，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可能。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为了实现和工人阶级的联系，我们只能以小组的形式通过艰苦的线下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区域建立起我们的关键据点。我们很清楚，仅通过知识分子的小组活动，是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结合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的。列宁说“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起来”（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在我国尤其是这样。

个别小组在工人那里建立据点，个别小组与工人建立联系，这当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结合。但这在现阶段却是唯一合理并且最紧要的工作，因为现在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列宁《怎么办？》）。在我国的条件下，没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人阶级的结合，这不是多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就像在俄国——正如列宁所说——党也是以1895-1896年兴起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为基础而于1898年建立的。

“党是联系一起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列宁《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而各个据点（它本身包含着革命组织和由革命组织直接领导的工人组织）就是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是建立在各坚实的线下据点之上，联合其他一切优秀革命组织和革命力量的总和。我们现在——当然是通过非常艰苦的奋斗——在工人阶级中建立起的那些据点，在未来自发的群众运动兴起时，完全可以起到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因为组织起来的觉悟的工人可以发挥出百倍于他的人数的力量，这些据点由于其顽强的组织方式和高超的斗争素养，会借助于群众的积极性高涨和公开的活动所创造的有利条件，迅速扩大自己的力量，迅速把自己的活动家派往本地区其他工人群众中活动，迅速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成果吸引千百万工人群众参与或者建立同样的据点。既然在没有群众公开活动的专制中国不可能进行任何深广的和公开的政治活动，那么就只能首先通过最艰苦的手工业方式（它客观上不能不是手工业的，但线上空谈家有什么理由责备现阶段进行这样的手工业工作呢？）建立起一个个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的方式教育和组织起来的各个据点，然后借助于公开的群众活动，扩大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力，实现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的结合。这样的结合即使在群众的公开活动时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自发高潮的兴起只是给我们创造了党与无产阶级结合的基础和条件，党只有在长期的斗争中才能教育无产阶级，启发无产阶级的意识，扩大和无产阶级的联系，真正成为一个阶级的政党。

至于这些的据点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样的方式联合为一个政党，那是另外的事情，一些同志把政治报（也就是俄国党在那个时代和民族的条件下特殊的联合方式）提高到了具有绝对意义的地步，以为当今在中国创办政治报具有像二十世纪的全俄政治报一样的特殊意义，我们会在后续文章分析并且驳斥这种观点。既然这些据点是为了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建立的，是（起码绝大多数是）以马列毛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那它们走向联合就是必然的，我们所要做的是积极克服小组习气，积极建立各组织的联系，积极把这样的组织联合起来。自觉性在目前的表现就在于尽一切努力去建立这样的坚实的据点，而我们现阶段的工作路线就是要全力贯彻这个自觉性。

我们把工人工作作为我们的核心，我们提出：一切优秀的觉悟的同志，只要客观条件允许都去融工。一个革命政党本来就是由少数的革命家和广大的普通党员（先进群众）组成的，一个革命组织也是如此，我们现阶段由于工人工作的不开展导致了这个区分的模糊。绝大多数人的活动（写文章，冲浪，线上宣传，搞学生组织等）本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先进群众的活动，他们客观不能算革命家，而是先进群众或者说一般党员，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导致了革命家和先进群众的区别模糊（因为中国对这两种活动都不允许），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专制制度导致了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的区别模糊（因为俄国对这两种组织都不允许）一样。因此，我们要求觉悟的同志去融工，去超越现在的活动方式，去和一般的同志区别开来，去做只有最觉悟，最有毅力的同志才愿意和有能力做的工作。为了在组织上和行动上明确划分出这种区别，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现在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求把我们的同志划分为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融工）和非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这种划分是符合我们现阶段的任务和现状的，在现阶段，通常的情况下，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就是革命家（因为在中国这些同志需要同时建立两种组织，也就是工人组织和革命组织），非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是普通的同志。这个划分当然并不是绝对的，比如一些同志虽然很优秀很觉悟，但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直接从事工人工作，或者一些同志更擅长其他工作，因此没有必要非去做工人工作。但这些例外的情况并不违反总的趋势——去做最艰巨最重要的融工工作的同志属于最觉悟的一批同志。

我们要求线上服务于线下，也就是说，一切非直接从事工人工作的同志都要服务于直接的工人工作的需要。这在客观上会导致线下越来越变为我们的重要的领导力量，在实际的工作中会形成我们新的领导形式，因此我们要求放弃线上对线下的绝对领导，我们认为要求线上对线下的绝对领导这是个别知识分子的狂妄幻想，在现阶段实际上是没有可能和必要的。这样的工作划分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完全可能。谁只要愿意去认真了解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同志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无法做直接的工人工作，但他们都表现出来对革命忠诚无私的高尚品质。他们不只是愿意，而且是急于接受觉悟的实干的同志的领导。他们愿意为这样的真正的革命工作——而不是线上空谈的工作——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他们痛恨和看不起线上空谈行为。如果让非直接的工人工作服务于直接的工人工作，我们的从事线上工作的同志会热情满满和心服口服地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并不缺少线上的力量，只是由于我们在线下的落后和我们组织划分不够明确，导致了我们无法有效利用起这些力量。我们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但却没有一篇被工人看到，我们做了很多，但我们的力量和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没有任何增长，这都是因为我们在线下的不开展导致的。如果我们建立了和工人的联系，如果我们按照线上服务于线下的路线工作，我们的线上同志就会根据工人的需要而不是毫无目的从事线上工作，一切写作，宣传材料，安全知识，新闻工作等等都可以交给线上的同志去做，线下的同志只在个别的情况下做这些工作。线下的同志应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宣传和组织上，尽量少做或者不做那些单靠线上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这样的划分只在现阶段具有意义，这个阶段的情况是，如果不到工人中去建立联系，我们的工作就无法继续开展，我们的事业就不能继续推进，可是很多知识分子热爱空谈和扮演线上革命家，不愿意亲自开展或者间接的服务于这样的工作。

我们缺少的不是职业革命家，我们缺少的是愿意到工人中去做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的革命家，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觉悟最优秀的同志。也正因为他们优秀和觉悟，也正因为我们现在最需要和工人阶级建立联系，我们现在就没有任何必要而且也没有可能让这些优秀的同志变为职业革命家。不可能指望那些喜欢卖弄列宁全集或者喜欢空谈的知识分子去做工人工作，因此在现阶段，越是优秀的同志，我们反倒要求他们去做工人工作，而不是脱离工人。摆脱手工业的方式有很多种，在1895年之后的俄国，随着组织的普遍建立和工作的开展，让最优秀的同志脱离生产去专门领导革命工作是必要的。在2023年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工人工作的开展，并且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崇尚空谈而不愿意做最紧要最艰苦的工作，摆脱手工业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最优秀最觉悟的同志都去融工，因为现在让他脱产领导（领导谁呢？我们有几个这样的同志可领导呢？现在有这样领导的必要吗？）不如他自己直接的从事融工工作更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因为这个工作只有最觉悟的同志愿意做。现在说缺少职业革命家无异于说废话，我们什么都缺，我们还缺少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缺少革命工作的经验等等，可是说这样的漂亮话有什么用呢？我们最缺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真正愿意去做工人工作的同志吗？

少说点漂亮话和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