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生命无意义，怎么办？

▲ 青少年精神压力是全球普遍的关切。图为2024年5月，某地高中教室。（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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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充分地吃好、睡好，和家人、老师、同学关系好，心情好，这才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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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任编辑｜刘悠翔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曾带领团队，与新华社合作，于2021年底开始，调查了三十多万中国的中小学生，发现青少年普遍存在“四无”问题：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青少年精神压力是全球普遍的关切。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2021年，在全球范围内，七分之一的10-19岁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占该年龄段全球疾病负担的1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21-2022）》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2023年10月公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指出，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且呈低龄趋势，高中生和初中生的抑郁检出率分别为40%和30%。

近年来，彭凯平的课题组进行了多项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例如，一项研究采集了来自国内158所学校的数万名青少年学生的数据，发现中度至剧烈的体育运动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益，在周末或节假日进行中度至剧烈的体育运动尤为有益。

另一项研究招募了全国112所中学的2234名学生，通过大规模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对价值观的自我肯定，有助于提升中国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积极心理健康和自尊水平。不过，这种干预并没有对抑郁、焦虑和孤独感等临床测量指标产生显著影响。

“我们强调实证，个体案例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控制的条件下得出来的结果。”彭凯平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我最烦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应该要做科学验证。”

“其实自我报告式的测试是没有用的，所有跳楼的孩子都没有被测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击中率——想跳楼的被我测出来了，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彭凯平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国民心理健康意识不够，“有造假的，还有无知的。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心理活动是没有觉察的，不知道自己在嫉妒，也不知道自己在愤怒，不知道的话就无法去控制和改变的。”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实验发现，往往用不复杂的干预方法，就能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彭凯平说，很多人有个误解，以为人心的改变需要瞬间顿悟，然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类很多伟大的改变是从细节开始，从习惯开始，从具体的行为塑造开始”。

彭凯平。（受访者供图 / 图）

1

意义感其实是一种连接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的课题组会特别关注青少年？

彭凯平：因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别敏感，也容易塑造，成年人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早就形成了一定的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所以我们希望通过青少年来做干预。这也是心理学里关键期的概念，关键期更容易做，效果也比较好。

事实上社会也关注青少年。2023年5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说明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国家战略，和芯片、人工智能同等重要。我们中国人关注下一代，很多人活着也是为了下一代，自己心情好不好不重要，孩子要是不好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南方周末：2021年你们做的30万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四无”问题很突出，疫情之后，这些特征有改变吗？

彭凯平：可能在一个方面有变化，就是交往和沟通。那时候是隔离的，现在慢慢地孩子们的集体活动多了，社会交往多了，音乐会、电影院、公园可以去了，同学们的体育活动增强了。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其他方面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差不多。

南方周末：你有一个观察是一些年轻人对生命价值无感受，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彭凯平：现在自杀的倾向性越来越低龄化了，我们没有让孩子充分地体验和欣赏生活的美好，无休止的作业、无休止的要求、无休止的批评，他怎么可能留恋这样的生活？我们是体验过生活的美好的，我们吃过好的东西，去过好玩的地方，遇到过可爱的人，这些都让我们觉得生活值得留恋。如果孩子一出生家里就在打骂，学习上有无限制的要求，特别对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这种心理的压力和羞辱天天都有。本来人有求生的本能，我们是不愿意死的，但是如果他觉得生不如死那怎么办呢？

我甚至有个观点，中国一到三年级的孩子不要考试，不要给成绩，让他们享受童年的快乐。这并不表示不学知识，我们很多人以为这样做就是走极端，一这么说，他们觉得孩子就是在浪费时间。没有浪费啊，孩子继续上课，老师继续教他，家长继续关注，社会继续支持，只是不要采用排名激励加羞辱的方式。

孩子充分地吃好、睡好，和家人、老师、同学关系好，心情好，这才是最关键的。现在有个别家长居然还吹牛，连我幼儿园的孩子都在做微积分了。我说这是造孽啊，孩子如果愿意学，不排除有天赋才华的，他就是会编程、爱编程，那我们就做。不要强迫孩子去学他不喜欢学的东西，我们把重要的事情学好，就是如何调整心情，如何合作，如何处理跟他人的关系。把做人的本能学好，再去学做事。

我老觉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特别强，以为培养了几个北大、清华的学生，就说明他是教育专家。可能这几个学生是没有被他摧毁的，是幸存者偏差，反正我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是有些意见的。

南方周末：照你这样说，对生命的无意义感其实是源于不能和这个世界具体的事物连接？

彭凯平：是，你刚才讲到一个科学心理学的名言：意义感其实是一种连接。我们人类谈什么意义，其实都跟东西联系在一起。比如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等于赚钱，那是把自己的生活体验跟钱连在一起；我的生命意义是爱，那就是把它跟爱连在一起。你现在问我们孩子，你现在生活体验最突出的是什么？第一个联想是什么？他就是烦，孩子活得不开心，累。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的大脑和意义相关的事情是和积极的、美好的、高尚的、幸福的体验连接在一起，那他不就活得有意义了吗？这个连接需要在生活中不断地形成，我们大脑的神经元才会产生有意义的网络。

南方周末：意义感究竟是本能自发形成的，还是可以通过外在的干预产生？

彭凯平：当然是通过外在的。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精髓，存在先于本质。先做了事情，再去找意义，它不是上天给我们的，它也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它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活出意义感。

法国哲学家加谬有一个名言，西西弗斯做的是无聊的工作，他把石头推上山，反复推石头，但加谬认为，虽然看起来很荒谬，其实有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就是西西弗斯看见石头滚下山去，他下决心再把它推上来，这不就是意义感吗？是他在瞬间产生的意义。所以，意义感不是先设计好的，推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意义在哪。

南方周末：他的意义来自自我良好的感受和决心吗？

彭凯平：意义感无非就是往哪去，目标是干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再推上来，这就是意义感，看起来没有，但实际上也有。人生其实就是如此，先好好活着，再去找意义。

一个最有意义的连接就是快乐、幸福、美好、高尚、崇高，这些积极心理体验。人类其实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并不是说我们本能就是向上，但是我们有一种向上的动力，谁都不愿意活得很卑微。即使是那些坏人都认为自己在干好事，这也是心理学上有趣的研究，调查监狱里的犯人，70%都认为自己不是坏人，他不会说我是有意害人，都觉得自己是被迫的，是自卫。向善是一种人类的天性，谁都不想作恶，往往是在追求善的过程中间做了很多恶事。别人说他打家劫舍，他说我是劫富济贫，他也找意义。

南方周末：看来“四无”的体验是因为孩子们和消极的心理状态连接太多？

彭凯平：对，太紧密。这里面就要教孩子一些技能，你得学会保护自己，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如何不被不开心摧毁。所以他需要学习技能来保护，来调整自己的情绪，来正确地认识社会，同时要学会一些方法，产生积极的力量，转移、替代、消化负面的心理能量。

2

人类很多伟大的改变是从细节开始

南方周末：你的课题组还研究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的干预方法？

彭凯平：我们已经发了好几篇文章了。比如赵昱鲲老师是研究自我决定，他发现让孩子去做一些自我选择，而不是完全被动地做作业、听话，加上一些自我练习，比如自己安排时间，这么一个小小的干预，就能够提高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埃伦·兰格（Ellen Langer）是最早做这个实验的，她发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如果自己决定看什么电影、吃什么饭、房间里摆什么花，就比完全由医生护士来决定要好一些，这个叫做自我控制，后来的学者把它引申为自我决定论。昱鲲老师就是做自我决定论的研究，说明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是靠别人、靠家长，这未必好，给孩子一点自我决定（的空间）挺有意义、挺有价值。

另外一位我的学生叫曾光，他是做成长性思维。这是斯坦福大学一位心理学家德韦克（Carol S.Dweck）提出的理论，一切不是已经被塑造决定，一切都可以改，只要相信一切都可以变。曾光发现培养孩子们的成长性思维，可以帮助他们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

现在我们和斯坦福的教授合作，就想实验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教室里，孩子的心态和成绩是不是会更好？

这里面的研究项目挺多的，这是一个宝贵的数据库，只要有兴趣、有问题、有理论，就可以来做一些干预工作。我们想探索一下，（这）到底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帮助。

南方周末：听起来这些干预方法都不复杂？

彭凯平：很简单，但是你要花时间去做。我们的研究单位不是个体，是学校，是班级，一做就是十几万份，样本量很大，以学校为单位来看这种集体性的干预有没有效果。个体有时候很难全部达到某个效果，你得干预这个制度、干预这个社会、干预这个学校。

现在很多心理学研究都是个体干预，个体即使特别健康，但是在一个不太积极的环境里头，再优秀的个体也会变得抑郁和焦虑。所以说要改变体制，改变文化，改变整个社会群体，可能更有价值。这是我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一个基本认识。

比如我们会去测试，一个班里的孩子每天大声朗诵对他的心情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发现，朗诵的时候，声音发声引起大脑的共鸣，有人发现唱歌的人或歌剧演员心态都很好，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跟发声的头腔共鸣、歌词的积极等因素有关？这些都是心理学家要验证的问题。你不能说我有一个叔叔是歌剧演员，活了100岁，这是个体的案例，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控制的条件下得出这样的结果，它才有科学的价值。

南方周末：人们很容易怀疑，这些看似不大的干预方法，会对人的心理有那么大影响吗？

彭凯平：所以要验证，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科学态度。人类很多伟大的改变是从细节开始，从习惯开始，从具体的行为塑造开始，这个是我们心理学基本的结论。很多人都以为我有一个灵光四射、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顿悟，我们现在发现，顿悟是对一些知识问题有顿悟，但是对自己人心的改变一定要从小处开始。我把它叫做“微趋势”，这个微趋势能成为大趋势，这个就是社会的进步，我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因为很多的社会变革其实是靠少数人，不是靠大众的。

南方周末：现有得到验证的干预方法中，有没有哪些可以培训推广下去的？

彭凯平：其实我们提了好多建议，大家都愿意听，但是如果教育公权不参与进来，那就很难。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作为学者去服务社会，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有那么多人参与和支持，影响也有，但是缺乏教育部门的认可就很难推广。

南方周末：参与研究的学校有数百个，在某个地区或某学校的小规模推广，是否可能实现？

彭凯平：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但需要地方教育（部门）的领导支持。教育工作者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渴求解决方案，所以他们都愿意，都是主动的，不需要我们去宣传推广。学校很愿意，但家长们不愿意。家长觉得学校应该让孩子学技术、考好成绩，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约定俗成。他们不太配合，不想让我们去做心理实验，或者不太喜欢学校去做他们认为的课外活动。

3

我们教的都是那些做事情的技能

南方周末：你提到的很多问题都指向家长的养育方式，现在孩子的父母是80后、90后一代人，他们似乎比上一代父母接受了更多教育，在养育方式上没有进步吗？

彭凯平：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教的不是做人的技能，我们教的都是那些做事情的技能。我们很多人学的是数理化、工程、金融，培养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它没有教大家心理学的知识、社会学的知识、人文的知识。学历越高，专业越细，教育其实未必更好，不像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经历过人生的磨难，经历过政治的动荡，生活的贫穷，可能对人、对社会、对人生有非常高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大学教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家长们是受教育出来的，是学霸，竞争力强，所以他无形中间把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想传给孩子，甚至可能想在孩子身上复制自己的成功——我刻苦学习，拼死拼命考了清华，那我希望孩子也考清华。特别是有些中产阶层，他真的是靠自己的奋斗起来的。但是，这个经验在孩子身上是不是适合？不一定。你的孩子和你不一样，他的智商、他的性格、他未来的追求梦想可能跟你不一样，你强迫他走你的路，可能恰恰有适得其反的作用。

我们的社会生活对工作技能的要求会发生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的经验，学计算机、学金融容易有高工资，但如果人工智能来了，取代了我们的工作，那你不就让孩子学了一个没有前途的专业吗？一时的时尚并不代表终身的工作稳定，我经常讲，与其让孩子学那些专门的技能和课程，还不如让孩子学会积极的心态、合作的技能、说话的技能、文化的技能，而这些东西说不定可以让孩子做得更好。

有人在加拿大做过研究，发现父母教孩子做数学作业可以帮助孩子上好的中学、大学，但不能保证孩子未来一定成为社会的精英；父母帮孩子一起做语文，反而有可能让孩子将来成为社会精英。因为语文教大家一些人情世故、沟通表达、理解他人，这些能力更重要。

南方周末：能不能教育孩子成为没用但开心的人呢？

彭凯平：不是成为没用的人，而是可以学一些看起来无用的知识。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知识可能就是你的竞争优势。比如小朋友背了很多唐诗宋词，看起来真的没用，高考也考不了几句，但是你工作之后，在说话、沟通、表达、交流的时候，能够引经据典，谈吐自如，能够根据唐诗宋词创造出更多的意境，那就有价值了。

开心不是简单的傻乐，是追求有意义的快乐，由此产生的积极体验让你对生活更有意义感，因为你知道美、知道善、知道快乐，你愿意欣赏，好好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个人觉得受益更大一些。

社会一定要提倡多样性。我们应该多多宣传社会中那些多样化的优秀人才，一个人把插花做到极致，一个人把文学作品写到极致，一个人当老师上课上得极好，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去表扬的。我特别希望我们有这种多元化，多去宣传那些平凡的伟大，他做的是平凡的事，但是别人做不到，那就了不起。

4

人类的心理状况没有变得特别好起来

南方周末：近年大量国际研究和心理数据都显示，疫情之下，人的心理问题普遍有所增加。2023年生活恢复常态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否有改善？

彭凯平：现在全世界都有数据出来，在疫情刚刚解除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但有一个意外就是，全世界的心理健康水平恢复到正常状态，没有反弹得特别好。因为人类遇到的各种挑战，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它一直存在着，疫情没有了，但是有战争，有瘟疫，有各种形式的不愉快，所以人类的心理状况没有变得特别好起来。疫情刚解除的时候有一个向上的上升趋势，很快又回归到平均数。

中国人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平均状态，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加抑郁，也没有变得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抑郁。按照新的数据，中国抑郁症的比例跟国外差不多，只是说青少年抑郁症的比例没下来。

南方周末：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是全球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有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是全球普遍的吗？

彭凯平：是Z世代的共同问题，这和时代（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跟我们人类还不太适应这样新的生活方式有关。以前我们是户外，逐水草而居，是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在钢筋水泥的楼里头，是个体的孤独的生活方式，最多一家人，所以那种大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联系被破坏掉了。我经常讲，高楼大厦并不代表现代文明，它只是我们在现阶段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个生活方式降低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第二，我们的工业化和技术化使得人成为工作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去工作，由此产生生活资源。这其实是一种时代病，以前我们是随性而做、随遇而安，现在做不到，因为有KPI，有打卡，有时间要求，所以我们的自主性降低了很多。我们变成了工作的工具，而不是工作的主人。我们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奔跑。

社会攀比，以前我们最多和周围人比，现在我们和网上的那些成功人士比，本来我一个月的工资一万块钱很高兴，结果发现人家工资一个月一百万。

还有科技的干扰，我们离不开手机，上网时间太多，让我们正常的社交、正常的娱乐、正常的睡眠、正常的感情交流都被剥夺了，现在夫妻在一起看手机都不说话了，连眼睛都不看对方了。

南方周末：这种时代病为什么在年轻人身上有那么明显的体现？

彭凯平：因为年轻人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会玩手机，会上网，他们其实就是这种变化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老人家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容易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全世界的潮流都是年轻人推动的，他们本身求新求变，又特别想适应自己生活的环境，所以他们就容易成为环境（中）的被控制者。

南方周末：国内外有很多研究讨论社交网络和媒体使用对年轻人心理状况的负面影响。

彭凯平：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社交媒体本是个工具，它本身是有些特性的，但现在这个工具的特性变成了我们人的心理特性。

社交工具的特性有五个，第一个是大规模，只要是参与的人多，我们就觉得应该参与、应该去做，产生了两个新的心理疾病，一个叫做Fear of Missing Out（错失恐惧症），担心自己错过了，你们都去淄博吃烧烤，我没去，赶紧去；还有一个叫Fear of Left Out，担心我是个异类，是少数派，心里很紧张，所以不断让自己跟上潮流。这个裹挟效应是非常强的。

第二就是感染性。社交媒体以情感为主，而不是以理性为主，使得人在现实中间就是在发狂、发飙，说极端的话，不讲道理，不学习，不去钻研，不去了解事实。社交媒体还有排他性，所有的信息都是你自己挑选的，和你不一样的、不符合的，你不看不关注，造成信息茧房，我们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我们只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世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被数据化，什么都以流量为主，看流量、看用户数、看影响数目。

再一个就是廉价性。社交媒体是廉价的，现在很多人开始追求生活的便宜化，买东西找便宜的，建立感情找方便得到安慰的。如果商家、创造者没有足够的利润，怎么推动继续去做呢？比如实体店竞争不过网络的外卖店，如果都外卖的话，商场的人类体验怎么去实现呢？

社交媒体的工具特性已经潜移默化成为我们人类的心理特性，追求排他，追求廉价，追求情感导向，追求从众，追求流量，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南方周末：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你对社交网络使用的建议是什么？

彭凯平：去改变，去抑制。社交媒体还是有些好处的，可以联络亲朋好友，沟通信息，表达情感和意愿，但它的问题也很多，需要我们去管理、适应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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