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6：总理逝世后的青年习近平

1975年的秋天，年轻的习近平与梁家河的父老乡亲们含泪告别，带着满腔热血，走进了中国最顶尖的学府——清华大学，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习近平入校的1975年，正值整顿国民经济的重要时期，全中国在历经九年文革后，迎来了第一个“小阳春”。而清华大学，在红太阳的炙烤下，竟也难能可贵地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习近平在日后回忆这一段日子时表示，正因为这难得的历史缝隙期，他在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许可下，得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清华大学深造。然而那时的清华大学，政治氛围波谲云诡。踏入清华园时的习近平恐怕不知道，围绕着校领导刘冰，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将在校园内，乃至全中国掀起惊涛骇浪；而他大概更没想到，数月后，周恩来总理逝世，他、他的弟弟习远平，和清华大学师生即将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见证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

在1975年的政治背景下，随着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原本铁板一块的清华大学领导层也出现了分歧。迟群，通过镇压清华大学造反派而获重用，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却于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中意外落选中央委员。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柳一安看到了机会。在1975年8月，他找到副书记惠宪钧、军代表吕方正，与第一副书记刘冰联名，共同起草了一封关于迟群政治作风问题的信件，通过邓小平办公室提交给毛泽东。但毛泽东留中不发，通过江青将此信转给了迟群，使得四人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处境困难的四人于10月再次起草了一封信，增加了关于当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的政治问题，并再次通过邓小平办公室提交给毛泽东。由于谢静宜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主席认为这是四人与邓小平联手，针对他个人生活的攻击。于是邓小平再次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四人也因此遭到隔离审查，失去自由。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也正式开始。

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也许对于这其中的政治斗争色彩无从知晓。他们只知道“小阳春”转瞬即逝。而历经了九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林彪事件后早已是强弩之末。难得有机会喘息的他们，却再次被卷入又一场政治运动。在他们眼里，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早已破产，而红色恐怖却再一次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当时因为文革停课的习近平胞弟习远平，在清华大学开展批判刘冰的时候，来到同为黑五类的中央党校教师林青山家中串门时说：“林叔叔，清华大学正在批判刘冰，这矛头很可能对着邓小平。” 习近平在充满希望的时刻走入校园，却又一次不经意地站在了政治漩涡的中心。 

一个多月后的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的周密部署下，终于去世。当天，一位清华大学的老师走上讲台，还没开口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颤抖地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最后他才说：“同学们，请原谅我，今天我讲不了课了。”清华大学的师生在教室里挂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遗像，设立灵堂，佩戴起了白花黑纱。随后，北京的黑布白纸脱销了。

成功击退政治对手的迟群、谢静宜意识到全民悼念总理背后的情绪，在清华下达了限制悼念活动的命令。1月9日，其他单位都主动降半旗，唯独清华大学没有。迟群的一个亲信公开庆祝周恩来总理之死是“辩证法的胜利“，引发众怒，在迟群的保护下险些遭到学生们的围殴。位于郊区的清华200号科研机构党支部扎了花圈，在没有汽车的情况下，半夜用三轮车往天安门广场送，走了30多里，被单位的汽车追了回去。

习近平的青年生活与总理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62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事件，在邓小平、康生等中央领导的集体出手下，身陷囹圄。总理提出，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那里学习，中央接受了总理的意见。1963年组织安排习仲勋到中央党校学习，将其独自监禁于"西宫所"。而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大姐，在习近平五六岁之时开始就在中央党校工作。虽然一家人未能团聚，但在地理距离上，齐心大姐和仲勋老人更近了。两年后，周总理又向中央提出，可以安排习仲勋到基层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中央同意了总理的意见。1965年，中央把习仲勋下放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这一系列暖心的安排，让习近平铭记于心。

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也对周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1976年1月11日，从位于西城区文津街甲13号的北京305医院起灵的总理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安葬。从文津街到八宝山沿途，百万北京市民肃立严冬的街头，在绵延十里的长安街上，送别敬爱的周总理。清华大学电子系五三一班全班冲破阻拦，从清华园步行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于晚八点左右抵达天安门广场。他们赢得了在场群众的欢呼。“清华大学，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里的师生想送花圈却不能出校门，这朵白花是几名学员冲破阻挠送来的，上面还有一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现在我以纪录速度广播……”一位在场悼念的群众高声疾呼。刚念完，片刻的沉默。即刻是雷鸣般的掌声和“再念一遍！再念一遍！”的呼唤。十点许，一位解放军战士向在场群众通风报信，警告在场清华师生有人向清华告密，大抓捕即将开始。随后，“清华小白花”在当天深夜被清收掉了。1月15日，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致悼词，会后随即在毛泽东命令下被软禁。此后，从3月底开始，随着学校重新开学，外放的青年收假返京，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其中甚至还有标语引用《“五七一工程纪要”》，直指毛泽东，称“秦始皇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这一系列悼念活动，在4月5日达到了最高潮。

4月5日凌晨时分，大批军警与民兵带着200辆车冲进广场，毫不留情地摧毁了群众的花圈，将其运往八宝山焚烧。守卫花圈的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一些被带走。清晨，更多的人发现花圈不见了，义愤填膺。北京市172中的学生来献花圈，却被警察阻止，群众的愤怒直指警察。在众人的支持下，学生们冲破封锁，成功将花圈献上。突然，有人公然侮辱周总理，群众愤怒不已，纷纷涌向人民大会堂寻求公正，却被挡在门外。群众的口号震天响：“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随后，宣传车的到来与错误的宣传更加点燃了群众的愤怒，广场上的群众反击，将宣传车推翻。民兵的到来未能平息事态，反而加剧了群众的愤怒。消息传来，中山公园还有花圈，人群涌向公园并找回花圈，随后又将矛头指向指挥部“小灰楼”，要求归还花圈和释放被捕群众。谈判失败，愤怒的群众点燃了指挥部门前的汽车，甚至冲入楼内寻找“黑材料”。深夜，民兵再度出动，封锁了通往广场的道路，令人感觉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随后，由北京各工厂基干民兵组成的清场队伍，手舞“文攻武卫棒”，对在场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而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吴德，则认为他在处理北京市民悼念活动中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对悼念群众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为了防止矛盾升级，市委推荐在各单位内举行悼念活动，但大多数人仍选择前往天安门广场。3月30日至4月3日，天安门广场的参与人次超过一百万。北京市委和其他政府机构试图维持秩序，但也意识到广泛的公众情感，努力避免激化矛盾。4月4日至5日，正值清明节。江青认为，“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吴德担心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清场，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然而在华国锋等政治局领导的好言相劝下，他不得不执行。1976年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猛批邓小平后转向对天安门事件的讨论，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批示，指事件性质已变。王洪文则提议调动十万民兵，但吴德则告知北京最多只能从工厂的基干民兵中调动两三万，且担心会增加混乱。张春桥和江青提出用广播动员群众离场。政治局最终决定由吴德通过广播动员群众离开，将讲话录音播放，以试图缓解天安门广场的紧张局势，并决定于8时出动民兵。为执行出动民兵的决定，吴德与倪志福离开会场，与负责政法工作的吴忠讨论民兵出动事宜，二人都担忧可能引发流血事件。尽管8时是出动民兵的决定时间，但由于担心广场上的群众太多，他们决定延后出动。华国锋和陈锡联多次催促出动民兵，但吴忠坚持等群众散去后再行动。晚11时，广场人数减至约一千，吴忠通知吴德现在可以出动清场。清场行动中，虽有暴力发生，但未造成人员死亡。

习近平大致没有参与1月11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但他和弟弟习远平在4月5日当天是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的。事后，热心的习远平曾对习仲勋及习仲勋的忘年交杨屏回忆道：“……那天我和哥哥都去天安门了，不是事先约好的，是在那儿碰上的，没有说几句话，哥哥就撵我走，别让谁给我们拍照了，将来惹麻烦。我刚回家，单位就通知我去厂里，我是基干民兵啊，每人发一根文攻武卫棒，就奔天安门广场了，让我们武力驱散人群。他们真有拿棒子往学生身上打的呀，我绝对不会打他们，枪口抬高一寸。”

习近平是同情参与悼念活动的学生的，同时也保持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当时，习近平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合成系有五二班，他任班党支部宣传委员。习近平的几位北京同学积极参与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他给那几个同学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注意策略，保护自己。习近平班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仵西居在事后负责了班上的清查活动，正因如此，当日在天安门的几位同学都未遭到政治迫害，顺利过关。四五天安门事件后，清华大学进一步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各级成立写作组撰写批邓文章，仵西居邀请他参他与写作，以不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1983年10月20日，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对第三梯队备选进行考察，同为清华校友的时任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地方处干事的阎淮、李志民，在时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青干局局长的李锐要求下，来到河北省正定县为习近平保驾护航，对其进行考察。习近平在清华时未参与批邓，在正定时又积极支持改革，盘活资源，修建“大观园”，深受两位改革派学长的赏识。随后的1984年，李锐卸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后来到正定与习近平漫谈。同年，习近平与其好友栗战书进入河北省“第三梯队”名单。习近平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运动时表现出来的政治冷静与政治智慧，最终奠定了他的政治基础。

1975年10月，在习近平步入清华园的几乎同时，国家文物管理局派出杨伯达，单士元，李怀尧，王剑英和徐平芳五位专家到安徽凤阳对明朝中都皇城进行考察。在凤阳县文化馆，一位年轻的知识青年遇见了来自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考古学专家王剑英。这位知青看见王剑英手上拿的一本书，对他探问道：“你这书是从那家图书馆借的吧？”专家顿觉这位知青是个人才，便与其交谈起来。他发现这位知青对历史典故非常精通，遂与其结为忘年交。

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四五事件后的第二年，这名知青参加了文革后首次高考，成功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随后的1978年，这位知青未来的妻子程红，通过高考，考上了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在步入校园后，她将自己名字中的“红”改为“虹”。同一年，与她同时进入洛阳外国语学院的，还有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 

46年后的2023年10月27日，当年的这位知识青年溘然长逝。11月2日，已是党内一尊的习近平破例携夫人彭丽媛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当年的这位知识青年——他十五年的老同事李克强做最后的告别。同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破例在当日下午的新闻直播间栏目，而不是标准的晚七点新闻联播，播送了李故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生平和生平照片。

当年的这位知青猝然离世后，突闻噩耗，中华大地上的群众们再次用鲜花与诗歌寄托对他的哀思。不过，11月3日，在合肥市红星路80号文史馆宿舍，他曾度过童年时光和少年时代的故居，昨日的鲜花与诗歌，在蓝马甲与警戒线下，终于今日的喑哑。而在推特上，一位群众于一方白纸上写下几行黑字道尽这位知识青年的政治生涯：

“权虽倾众庶不得伟业安社稷
力固逊一尊终以微言动苍生”。

勘误：本文第一稿发布时，误将王剑英写作王健英，其身份也非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而是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李克强与王剑英第一次结识应于1975年10月。